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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朱光潛的《談讀書》-2
2025/10/07 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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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朱光潛的《談讀書》-2
書名：談讀書
作者：朱光潛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24/02
【Excerpt】
〈漫談日記〉
這世界不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卻也不是一個陳腐單調的世界。因為這個緣故，記日記與讀日記都永遠是件有趣的事。
就體裁說，日記脫胎於編年紀事史。在史部著述中，編年紀事體起來最早。史是窮究本源的學問，給過去事實以因果線索的說明。要尋溯因果線索，先要搜羅孤立雜陳的事實。近代學者所謂「資料」。所以搜羅事實是史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史的發展中最初為史家看重的工作。說明因果線索是史學上比較晚起的觀念，古代人大半只據實直書。中國古代史有專官，官有專掌。「左史記言，右史記行。」記的方法大半是遇到一件事情發生，随時就記下來，一事一條，如登流水賬，先後次第就依事情發生的年月安排。這便是編年紀事。《春秋》是這個體裁的典型。西方各國史的著述也多起於chronicles（即編年紀事）。例如著名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紀事》，就是英國的最早的史乘。這部書不像中國古史出於史官，它成於中世紀寺院的僧侶，作者以私人的資格逐年逐月記載國家的大事。
這種以私人資格寫成的編年紀事實在就已經是日記。但是它和日記究竟有一個重要的分別：編年紀事以一國為中心，例如《春秋》中的「我」就是魯國：日記以作者私人為中心，其中的「我」只是作者自己。「中心」與「觀點」不同。任何史籍都必採取一個觀點，而那個觀點都必是作者個人的觀點，我謂「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現存的《春秋》是孔子站在他自己的尊周尊魯的觀點上，以魯國為中心，去記載當時天下大事。日記是作者站在他的資稟、經驗、修養所形成的觀點上，以自己為中心，記載每日所見所聞。自己所見所聞可能爲天下國家大事，也可能爲私人瑣事。在這一點上日記與編年紀事又有不同：編年紀事不記私人瑣事，縱然偶爾破例，也必因為私人瑣事有關國家大事，《春秋》、《左傳》記齊姜、夏徵舒、靈轍、杜隗諸人的瑣事，可以爲證。
編年紀事起來很早，照理日記也應該如此。但是事實不然，日記起來很晚。在西方，希臘的ephemeris（意謂「日記」）還是官書，記載軍隊行動或是國王起居羅馬的diarium（「日記」）只是記載奴僕的配給賬目，都與後來的日記（diary）沒有直接的淵源。最早的近代語言寫的日記起於文藝復興時代，法國有兩部最早的日記都不著作者的姓名。一部的作者是一位牧師，另一部的題名是《一位巴黎市民的日記》。西方寫日記的風氣到十七世紀才盛，英國兩位極著名的日記作者愛文林（Evelyn）和斐匹斯（Pepys）都生在這個時期。在中國，《四庫全書》中子部雜家類，史部雜史與傳記類，集部別集類（日記可能隸屬的部門）都不列日記為一目。據個人所知道的來說，清朝才逐漸有日記出現，比較為人所知的是陸清獻公（隴其）日記，臧庸拜經日記、錢大昕竹汀日記（這幾種實在是論學筆記，與尋常日記有別）、曾文正公（國藩）日記、李文忠公（鴻章）日記，李慈銘《越縵草堂日記》數種。這當然不能證明前人不寫日記，很可能有寫的不印行，但是這可以證明從前人不很重視日記，不認爲它有流傳的價值。
在日記起來之前還有一個過渡的體裁，就是筆記。它的內容無異於日記，只是不逐日安排。古代許多零星瑣碎的私家著述，實在都要歸於筆記一類。像《論語》、《檀弓》、《韓詩外傳》、《晏子春秋》、劉向《說苑》之類，可能都是隨時記載，日積月累起來，似有系統又似無系統的。唐人說部盛行起來以後，筆記更日漸發達。
像《北夢瑣言》、《歸田錄》、《見聞錄》、《涑水記聞》、《侯鯖錄》、《夢溪筆談》、《池北偶談》、《容庵筆記》之類，或記異聞，或談瑣事，或品評人物，或討論詩文，或記載朝政，或描寫風俗，不拘一格，不避燕瑣。其實都是筆記而近於日記。在西方也是如此，記事的多於「備忘錄」（memoirs）一類，羅馬大將凱撒的《備忘錄》（commentaris）記載他自己所經過的戰爭，是最早的例子。十六、七、八世紀，寫「備忘錄」的風氣最盛，許多政治家退休或文藝家告老時，只要境遇安逸，時間富裕，都寫一部「備忘錄」，類似「自傳」而涉及當時一般掌故。記言的則取隨感錄、筆記、對談錄各種形式。像馬爾庫斯·奧勒利烏斯的《冥思錄》，瓊森的《發現錄》（Ben Jonson: Discoveries），布萊克（Blake）、柯爾律治（Coleridge）一類文人的筆記（notebook），歌德的《與愛克曼談話》之類作品，其中內容若是擺在日記裡也都很合適。
不過這些作品雖近於日記而終非日記，不僅因為它們不標明年月日，尤其重要的是它們大半是作者存心著述，有意要流傳給後人的。最好的日記像愛文林和斐匹斯兩人的作品，都是作者死後多年才被人發現印行。作者自己當初無意藉此傳世享名。斐匹斯記了九年的日記，不但從來沒有向至親好友談過，時常把它當作一種祕密文件謹愼地藏起，而且用當時人所不熟悉的而後人須費一番研究才發現出來的一種速寫字體記錄。他彷彿深怕人知道他寫過這部日記或是拿它公布。許多日記作者也都這樣謹守祕密。這是日記的一個特色，作者是在自言自語，爲自己的方便或樂趣而寫作，無心問世。惟其如此，他毫無拘束，毫無隱瞞避諱，無須把話說得委婉些，漂亮些。只須赤裸裸地直說事實或感想。他只對自己「披肝瀝膽」（confidential），所以他想寫的眞正是「親切的」（intimate）。例如斐匹斯早年同情於革命黨，查理第二復辟後，他在一六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有這樣一段記載：
我們和兩三位鄉紳在一塊吃飯，其中有我的老同學克里斯馬君，我和他談了很多。他還記得我在年輕時是一個劇烈的革命黨，我深怕他會記得皇帝（注：查理第一）砍頭那一天我所説的話（那話是「如果我要當牧師向他布道，我的題目應該是『惡人的過去史須毀爛去』」）。但是後來我發現他在那時已離開學校。
這話是不能告訴人的，說出來有生命的危險，在日記中他居然說出來了。在另一日記中他記下這樣一段：
今早我去了禮拜堂。牧師的演講甚好，但是前一排一位漂亮小姐的背影惹得我心花意亂。我拿一本誦聖詩給她，好使她回過頭來。照面看去頗失望，她像不高興。收捐用盤子不用勸施囊。真討厭。要給半皇冠幣（注：銀幣值二先令六便士）。以後要記得放些六便士小銀幣在口袋裡。
這樣的坦白在一般自傳中頗不易看到。寥寥數語叫我們馬上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日記的好處在洩露作者的深心的祕密。怕洩露祕密，那就失去日記的好處。惟其如此，不但作者自己，就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往往不肯輕於讓一部日記公布，一則怕作者自己的不大好看的一面性格現了出來，一則怕觸忌諱，裡面可能有許多使旁人不大好看的話。有些作者不免在日記裡發洩私人的忿恨和忌妒，李慈銘在《越縵草堂日記》裡對他所不高興的同時文人學者常愛信口雌黃，就很惹起一些指責。連斐匹斯日記的編輯者也很謹愼地刪去原文許多有失體面的話。這種對於作者的虔敬雖然可佩，究竟不免淆亂日記的真面目。
日記雖然本來不是拿來發表的，可是發表了出來，用處卻是很多。第一，它是很好的歷史資料。正史通常有兩個大缺陷。它只記國家大事，只傳風雲變化中主要人物，對於一般社會內層的風俗習慣以及不影響到政教大端的而卻具有特性、値得記憶的人物，或是一概抹煞，或是語焉不詳。其次，它往往出自史官之手，或是依據官書，偏袒忌諱，常所不免。這兩個缺陷都可以藉私人日記來彌補。法國十四、五世紀那兩部無名氏的日記，提供我們許多關於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的知識。英國十七世紀許多大事像倫敦大疫、大火，以及革命內戰之類，在愛文林和斐匹斯的日記裡都有很翔實的記載。從這些日記裡我們對於當時英法兩國社會人情風俗比從正史裡還能得到更具體的印象。第二，與史實相關的是傳記的資料。替一個人作傳記或年譜，如果他有日記留傳，我們就有最原始可靠的證據。尤其是一個人的內心生活在日記裡比在他的一般言行裡可以看得更清楚。日記作風的傾向頗類似小說，在十七、八世紀以前，一般日記與小說都側重浮面的事態變動，近來這兩類作品日漸變成「內省的」，愛作深微的心理描寫。曾經轟動一時的俄國女藝術家巴西柯塞夫（Marie Bashkirtseff）的日記（一八六○年至一八八四年），就是一部極好的内心生活的自傳。第三，它是文學研究的好資料。詩人華效華斯的妹妹多羅西（Dorothy）的日記就是一個好例。
這兩位兄妹常在一起，遇到一個新鮮有趣的境界或人物，兄寫成詩，妹就用散文寫在日記裡。藉著這種日記我們知道華茲華斯的許多詩是在什麼情境之下寫成的。還有另一類日記，像法國龔古爾兄弟（Frères Goncourt）和紀德（Gide），英國曼斯菲爾德（Manstfield），以及美國愛默生（Emerson）諸人的作品，常流露作者對於人生，、自然與文藝的深切的感想，也有助於文藝的了解與欣賞。最後，我們不要忘記日記對於近代小說發展的影響也很大。較早一點的像意大利名著《愛的教育》（有夏丐尊譯本）就是用日記體寫的近來像喬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 Ulysses）和吳爾夫的《黛洛維夫人》（Virgnia Woolf: Mrs Dalloway）兩部劃時代的小說名著在形式上都是一日的日記，把一天裡的外界印象與內心變化極細微地描寫出來，篇幅到了幾百頁之長，這可以說是日記體的登峰造極了。
我們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個最強烈的要求，我們都有很濃厚的好奇心，要窺探自己的深心的祕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祕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們博取同情也寄予同情。我們驚喜發現旁人與自己有許多相同，也有許多不同。這世界不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卻也不是一個陳腐單調的世界。因爲這個緣故，記日記與讀日記都永遠是一件有趣的事。
（原題〈日記——小品文略談之一〉，載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天津國民日報》）
書名：談讀書
作者：朱光潛
出版社：五南圖書
出版日期：2024/02
【Excerpt】
〈漫談日記〉
這世界不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卻也不是一個陳腐單調的世界。因為這個緣故，記日記與讀日記都永遠是件有趣的事。
就體裁說，日記脫胎於編年紀事史。在史部著述中，編年紀事體起來最早。史是窮究本源的學問，給過去事實以因果線索的說明。要尋溯因果線索，先要搜羅孤立雜陳的事實。近代學者所謂「資料」。所以搜羅事實是史的第一步工作，也是史的發展中最初為史家看重的工作。說明因果線索是史學上比較晚起的觀念，古代人大半只據實直書。中國古代史有專官，官有專掌。「左史記言，右史記行。」記的方法大半是遇到一件事情發生，随時就記下來，一事一條，如登流水賬，先後次第就依事情發生的年月安排。這便是編年紀事。《春秋》是這個體裁的典型。西方各國史的著述也多起於chronicles（即編年紀事）。例如著名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紀事》，就是英國的最早的史乘。這部書不像中國古史出於史官，它成於中世紀寺院的僧侶，作者以私人的資格逐年逐月記載國家的大事。
這種以私人資格寫成的編年紀事實在就已經是日記。但是它和日記究竟有一個重要的分別：編年紀事以一國為中心，例如《春秋》中的「我」就是魯國：日記以作者私人為中心，其中的「我」只是作者自己。「中心」與「觀點」不同。任何史籍都必採取一個觀點，而那個觀點都必是作者個人的觀點，我謂「客觀的歷史」並不存在。現存的《春秋》是孔子站在他自己的尊周尊魯的觀點上，以魯國為中心，去記載當時天下大事。日記是作者站在他的資稟、經驗、修養所形成的觀點上，以自己為中心，記載每日所見所聞。自己所見所聞可能爲天下國家大事，也可能爲私人瑣事。在這一點上日記與編年紀事又有不同：編年紀事不記私人瑣事，縱然偶爾破例，也必因為私人瑣事有關國家大事，《春秋》、《左傳》記齊姜、夏徵舒、靈轍、杜隗諸人的瑣事，可以爲證。
編年紀事起來很早，照理日記也應該如此。但是事實不然，日記起來很晚。在西方，希臘的ephemeris（意謂「日記」）還是官書，記載軍隊行動或是國王起居羅馬的diarium（「日記」）只是記載奴僕的配給賬目，都與後來的日記（diary）沒有直接的淵源。最早的近代語言寫的日記起於文藝復興時代，法國有兩部最早的日記都不著作者的姓名。一部的作者是一位牧師，另一部的題名是《一位巴黎市民的日記》。西方寫日記的風氣到十七世紀才盛，英國兩位極著名的日記作者愛文林（Evelyn）和斐匹斯（Pepys）都生在這個時期。在中國，《四庫全書》中子部雜家類，史部雜史與傳記類，集部別集類（日記可能隸屬的部門）都不列日記為一目。據個人所知道的來說，清朝才逐漸有日記出現，比較為人所知的是陸清獻公（隴其）日記，臧庸拜經日記、錢大昕竹汀日記（這幾種實在是論學筆記，與尋常日記有別）、曾文正公（國藩）日記、李文忠公（鴻章）日記，李慈銘《越縵草堂日記》數種。這當然不能證明前人不寫日記，很可能有寫的不印行，但是這可以證明從前人不很重視日記，不認爲它有流傳的價值。
在日記起來之前還有一個過渡的體裁，就是筆記。它的內容無異於日記，只是不逐日安排。古代許多零星瑣碎的私家著述，實在都要歸於筆記一類。像《論語》、《檀弓》、《韓詩外傳》、《晏子春秋》、劉向《說苑》之類，可能都是隨時記載，日積月累起來，似有系統又似無系統的。唐人說部盛行起來以後，筆記更日漸發達。
像《北夢瑣言》、《歸田錄》、《見聞錄》、《涑水記聞》、《侯鯖錄》、《夢溪筆談》、《池北偶談》、《容庵筆記》之類，或記異聞，或談瑣事，或品評人物，或討論詩文，或記載朝政，或描寫風俗，不拘一格，不避燕瑣。其實都是筆記而近於日記。在西方也是如此，記事的多於「備忘錄」（memoirs）一類，羅馬大將凱撒的《備忘錄》（commentaris）記載他自己所經過的戰爭，是最早的例子。十六、七、八世紀，寫「備忘錄」的風氣最盛，許多政治家退休或文藝家告老時，只要境遇安逸，時間富裕，都寫一部「備忘錄」，類似「自傳」而涉及當時一般掌故。記言的則取隨感錄、筆記、對談錄各種形式。像馬爾庫斯·奧勒利烏斯的《冥思錄》，瓊森的《發現錄》（Ben Jonson: Discoveries），布萊克（Blake）、柯爾律治（Coleridge）一類文人的筆記（notebook），歌德的《與愛克曼談話》之類作品，其中內容若是擺在日記裡也都很合適。
不過這些作品雖近於日記而終非日記，不僅因為它們不標明年月日，尤其重要的是它們大半是作者存心著述，有意要流傳給後人的。最好的日記像愛文林和斐匹斯兩人的作品，都是作者死後多年才被人發現印行。作者自己當初無意藉此傳世享名。斐匹斯記了九年的日記，不但從來沒有向至親好友談過，時常把它當作一種祕密文件謹愼地藏起，而且用當時人所不熟悉的而後人須費一番研究才發現出來的一種速寫字體記錄。他彷彿深怕人知道他寫過這部日記或是拿它公布。許多日記作者也都這樣謹守祕密。這是日記的一個特色，作者是在自言自語，爲自己的方便或樂趣而寫作，無心問世。惟其如此，他毫無拘束，毫無隱瞞避諱，無須把話說得委婉些，漂亮些。只須赤裸裸地直說事實或感想。他只對自己「披肝瀝膽」（confidential），所以他想寫的眞正是「親切的」（intimate）。例如斐匹斯早年同情於革命黨，查理第二復辟後，他在一六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有這樣一段記載：
我們和兩三位鄉紳在一塊吃飯，其中有我的老同學克里斯馬君，我和他談了很多。他還記得我在年輕時是一個劇烈的革命黨，我深怕他會記得皇帝（注：查理第一）砍頭那一天我所説的話（那話是「如果我要當牧師向他布道，我的題目應該是『惡人的過去史須毀爛去』」）。但是後來我發現他在那時已離開學校。
這話是不能告訴人的，說出來有生命的危險，在日記中他居然說出來了。在另一日記中他記下這樣一段：
今早我去了禮拜堂。牧師的演講甚好，但是前一排一位漂亮小姐的背影惹得我心花意亂。我拿一本誦聖詩給她，好使她回過頭來。照面看去頗失望，她像不高興。收捐用盤子不用勸施囊。真討厭。要給半皇冠幣（注：銀幣值二先令六便士）。以後要記得放些六便士小銀幣在口袋裡。
這樣的坦白在一般自傳中頗不易看到。寥寥數語叫我們馬上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日記的好處在洩露作者的深心的祕密。怕洩露祕密，那就失去日記的好處。惟其如此，不但作者自己，就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往往不肯輕於讓一部日記公布，一則怕作者自己的不大好看的一面性格現了出來，一則怕觸忌諱，裡面可能有許多使旁人不大好看的話。有些作者不免在日記裡發洩私人的忿恨和忌妒，李慈銘在《越縵草堂日記》裡對他所不高興的同時文人學者常愛信口雌黃，就很惹起一些指責。連斐匹斯日記的編輯者也很謹愼地刪去原文許多有失體面的話。這種對於作者的虔敬雖然可佩，究竟不免淆亂日記的真面目。
日記雖然本來不是拿來發表的，可是發表了出來，用處卻是很多。第一，它是很好的歷史資料。正史通常有兩個大缺陷。它只記國家大事，只傳風雲變化中主要人物，對於一般社會內層的風俗習慣以及不影響到政教大端的而卻具有特性、値得記憶的人物，或是一概抹煞，或是語焉不詳。其次，它往往出自史官之手，或是依據官書，偏袒忌諱，常所不免。這兩個缺陷都可以藉私人日記來彌補。法國十四、五世紀那兩部無名氏的日記，提供我們許多關於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的知識。英國十七世紀許多大事像倫敦大疫、大火，以及革命內戰之類，在愛文林和斐匹斯的日記裡都有很翔實的記載。從這些日記裡我們對於當時英法兩國社會人情風俗比從正史裡還能得到更具體的印象。第二，與史實相關的是傳記的資料。替一個人作傳記或年譜，如果他有日記留傳，我們就有最原始可靠的證據。尤其是一個人的內心生活在日記裡比在他的一般言行裡可以看得更清楚。日記作風的傾向頗類似小說，在十七、八世紀以前，一般日記與小說都側重浮面的事態變動，近來這兩類作品日漸變成「內省的」，愛作深微的心理描寫。曾經轟動一時的俄國女藝術家巴西柯塞夫（Marie Bashkirtseff）的日記（一八六○年至一八八四年），就是一部極好的内心生活的自傳。第三，它是文學研究的好資料。詩人華效華斯的妹妹多羅西（Dorothy）的日記就是一個好例。
這兩位兄妹常在一起，遇到一個新鮮有趣的境界或人物，兄寫成詩，妹就用散文寫在日記裡。藉著這種日記我們知道華茲華斯的許多詩是在什麼情境之下寫成的。還有另一類日記，像法國龔古爾兄弟（Frères Goncourt）和紀德（Gide），英國曼斯菲爾德（Manstfield），以及美國愛默生（Emerson）諸人的作品，常流露作者對於人生，、自然與文藝的深切的感想，也有助於文藝的了解與欣賞。最後，我們不要忘記日記對於近代小說發展的影響也很大。較早一點的像意大利名著《愛的教育》（有夏丐尊譯本）就是用日記體寫的近來像喬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 Ulysses）和吳爾夫的《黛洛維夫人》（Virgnia Woolf: Mrs Dalloway）兩部劃時代的小說名著在形式上都是一日的日記，把一天裡的外界印象與內心變化極細微地描寫出來，篇幅到了幾百頁之長，這可以說是日記體的登峰造極了。
我們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個最強烈的要求，我們都有很濃厚的好奇心，要窺探自己的深心的祕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祕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們博取同情也寄予同情。我們驚喜發現旁人與自己有許多相同，也有許多不同。這世界不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卻也不是一個陳腐單調的世界。因爲這個緣故，記日記與讀日記都永遠是一件有趣的事。
（原題〈日記——小品文略談之一〉，載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天津國民日報》）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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