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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2025/03/23 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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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本書收錄了一九六七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大會演說〈文學與小國〉與一九八三年發表的評論〈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以下摘要分享〈文學與小國〉這一篇演說稿。
書名：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作者：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譯者：尉遲秀
出版社：大田
出版日期：2024/08
【Excerpt】
〈文學與小國〉
親愛的朋友們，儘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從遠古就存在於地球，而國族概念也是相對現代的，但大多數國家都認為自己的存在理所當然，是上帝或自然的恩賜，是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所以這些人民將自己的文化、政治體系甚至邊界定義為自己的創造。這正是提問的源頭，或是問題的根源，然而他們卻認為自己作為國家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史實。捷克的國族歷史斷斷續續，備嘗艱辛，屢屢從死神的門廳走過，所以捷克人並未受到這種錯覺的欺騙。從來沒有人認為捷克國族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而這種非理所當然的存在，正是捷克國族的一個重要屬性。
在十九世紀初期，這樣的現象尤為明顯，當時有一小群知識分子首先試圖復興幾乎被遺忘的捷克語，然後在下一個世代，復興已經半滅絕的捷克民族。這種復興是深思熟慮的行動，也和所有行動一樣，是在贊成與反對之間做出的選擇。即使捷克國家復興運動的知識分子傾向「贊成」，他們也明白論辯的重量是往相反的方向傾斜。他們知道——像馬圖斯·克拉塞爾（Matouš Klácel）就說過——日耳曼化會讓捷克人的生活變得容易，會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更多機會。這些知識分子也知道，歸屬於一個更大的國家，會讓所有思想性的工作更有影響力，影響的範圍也會擴大，而用捷克語表述的科學（容我引用克拉塞爾的話）囿限了我們勤奮的工作得到的認可。這些知識分子知道小國的人民會遇到什麼樣的困擾，就像揚．寇拉爾（Ján Kollár）說的，小國的人民只能思考一半，只能感受一半，他們的教育水準——我要再引用寇拉爾的話——經常是平庸又貧乏；沒有生命力，只是倖存，不生長也不發芽，只是勉強長出植物，不會成樹，只會長出荊棘。
對於這些論點以及反對論點的充分認識，確立了捷克國族存在於現代世界的一個基本問題：「存在或不存在以及為什麼？」國族覺醒的先行者如此推動這個存在，這就成了一個對於未來的重大賭注。先行者們讓捷克人民面對了自身的責任——捷克人民必須在未來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捷克國族的存在並非理所當然。正是在這樣的邏輯裡，一八八六年，休伯特．戈登．紹爾（Hubert Gordon Schauer）向年輕的捷克社會（當時已經開始沉溺於自身的渺小之中）直接抛出這個令人震驚的問題：如果將我們的創造力與一個文化更發達、更成熟的強大民族的創造力結合在一起（畢竟捷克的文化還在萌芽階段），我們是否會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為了復興民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否值得？我們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否足夠偉大，足以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此外，還有一個問題：這種價值本身，是否能在未來讓國族的存在免於遭受主權喪失的風險？
捷克狹隘的本土主義（provincialisme tchèque）滿足於苟延殘喘而不是好好活著，他們將這種取代虛假自信的質問視為對國族的攻擊，因此決定將紹爾排除在國族之外。然而五年後，年輕的評論家薩爾達稱紹爾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並將他的文章譽為愛國的典範。薩爾達沒有錯。紹爾只是將所有捷克國族覺醒運動的領導人都意識到的困境推到極致。弗朗齊歇克·帕拉茨基寫道：「如果我們不將國族精神提升到比鄰國更偉大、崇高的活動中，那麼，我們連自己的存在都將無法保證。」揚·聶魯達更進一步說：「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國族提升到世界意識與世界教育的水準，才能不只確保國族的聲望，也確保國族的生存。」
……
對於那些擁有所謂正統歷史的歐洲大國來說，它們的歷史演進所依循的歐洲框架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捷克人由於清醒與沉睡的時期數度交替，錯過了歐洲精神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因此每次都必須自行適應歐洲的文化框架，將這個框架據為已有，並且重構這個框架。對捷克人來說，不論他們的語言或他們對歐洲的認同，從來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形成一種無可爭議的成就。捷克人的歐洲認同可以歸結為兩個選項之間的永恆抉擇：要麼讓捷克語弱化到最終淪為單純的歐洲方言——而捷克文化淪為單純的民俗——要麼成為一個具備一切條件的歐洲國家。
只有第二種選擇才能保證真實的存在，然而，對於一個在整個十九世紀將最重要的能量都投入建設其基礎——從中學教育到編寫百科全書——的民族來說，這樣的存在經常是非常艱苦的。可是，早在二十世紀初，尤其是兩次大戰之間，我們就經歷了一次捷克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躍起。在二十年的時間裡，一整群天才人物致力於創作，在這段非常短的時間裡，他們第一次——自康米紐斯（Comenius）以來——將捷克文化提升到歐洲的水準，同時還保存了捷克文化的特色。
這個重要的時期如此短暫，又如此激烈，總是讓人感到懷念。然而它更像是青春期，而非成年期。因為捷克文學才剛剛起步，具有濃厚的抒情性格，它的發展最需要的就是長久不間斷的和平時光。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如此脆弱的文化的成長被擊碎了，先是占領，然後是史達林主義，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將捷克文化隔絕於世界之外，削弱文化內在的多元傳統，讓捷克文化淪為單純的宣傳工具。這是一場悲劇，它有可能再次將捷克國族流放到歐洲文化的邊緣，而這次將是永久徹底的降格。這幾年，捷克文化重獲生機，現在無疑已成為我們獲取成功的重要活動領域，許多優秀的作品問世，而且有些藝術——例如捷克電影——正在經歷它們的黃金時代，這正是近年捷克的現實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只是，我們的國族共同體是否清楚意識到這一切？我們是否理解，捷克國族可以和我們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文學，和這令人難忘的青春期重新連結，而這是國族共同體的一個絕佳機會？捷克國族是否知道它自身的命運必須仰賴國族文化的命運？還是說，我們最終否認了這些捷克復興運動領導人的看法——如果沒有強大的文化價值，民族的生存根本無法獲得保障？
……
最關鍵的是，整個捷克社會都要充分意識到捷克文化和捷克文學的根本作用。捷克文學是非常不貴族的——這是它的另一個特點；捷克文學是一種與國族的廣大讀者緊密結合的平民文學。這既展現了捷克文學的力量，也是捷克文學的弱點。它的力量在於它背後的堅實基礎，它的話語在那裡得到強烈的共鳴；它的弱點在於它不夠解放，在於教育水準、思想開放程度以及捷克社會或有可能出現的文化素質低下的表現，而捷克文學又是如此緊密地依賴捷克社會。有時我會擔心我們當代的教育會失去歐洲特色，而這正是我們的人文主義者和捷克國族復興運動的領導人非常重視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和基督信仰是歐洲思想的兩大基本源頭，它們激發了歐洲思想向外擴張的張力，但它們幾乎已經在年輕的捷克知識分子的意識裡消失了；這是無法重新填補的失落。然而，歐洲思想在經歷了所有思想革命之後，依然存在某種堅實的連續性，這種思想建立了自己的詞彙、術語、寓言、神話以及它所捍衛的根本原則，如果無法掌握這些要素，歐洲知識分子就無法相互理解。我剛剛讀到一份令人沮喪的報告，內容是關於未來的捷克語教師對歐洲文學的認識，我寧願不知道他們對世界歷史掌握到什麼程度。本土主義不僅存在於我們的文學傾向之中，而且更是一個連結到整個社會的生活、教育和新聞等等的問題。
……
伏爾泰在他給哲學家艾爾維修（Helvétius）的信裡寫了這句話：「我不同意您所說的，但我會誓死捍衛您說出這些話的權利。」(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I do not agree with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這句話表述了我們現代文化的基本倫理原則。誰要是倒退到這個原則誕生之前的歷史，誰就是離開了啟蒙運動，退回到中世紀。任何對某種意見的壓制，包括對錯誤意見的粗暴壓制，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在反對真理，這種真理只有在自由平等的意見交鋒中才找得到。任何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干渉——無論這種審査制度採用什麼方法、什麼名稱——都是二十世紀的一大恥辱，對我們盛放的文學來說，也是個沉重的負擔。
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今日我們的藝術之所以繁榮發展，是因為思想自由的進步。現在捷克文學的命運緊密依存於這種自由的範圍。我知道，只要一提到自由，就會有人感到不安，並且開始抗議說，一個社會主義文學的自由應該有其限度。很清楚的，所有自由都有其限度，這些限度是由知識狀況、偏見程度、教育水準等等所決定的。然而，沒有一個進步的新時代是由其自身的局限來定義的！文藝復興時期並沒有以其理性主義的狹隘天真來定義自己——這種天真只有在事後才變得明顯可見——而是以一種理性主義的方式從過去的邊界解放出來，藉此來自我定義。浪漫主義以超越古典主義的正統以及它越過舊邊界之後所能掌握的新素材來定義自己。同樣的，只有當社會主義文學也實現了同樣的自由解放，這個詞彙才會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
……
在這個世紀裡，我們的民族比起其他許多民族，無疑是經歷了更多的考驗，而儘管我們民族的特性一直在休眠，此刻我們或許可以做得更多。這種更大的經驗能轉化為打破種種舊邊界的一種解放力量，超越人及其命運現有認識之局限的一種，從而讓捷克文化更有意義，更偉大，更成熟。目前，這可能只是一個機會，一些潛在的可能，然而這些年，捷克藝術家創作的許多作品見證了這樣的美好機遇確實是現實。
不過，我還是要問：我們的國族共同體是否意識到這個機會？是否知道這個機會屬於它？是否知道這樣的歷史機遇不會再出現第二次？是否知道錯過這個機會可能就錯過了捷克人民的二十世紀？
就像帕拉茨基所寫的：「人們普遍認為，捷克作家讓我們的國族免於滅亡，他們唤醒了我們的國族，並且確立了國族應該努力實現的崇高目標。」捷克作家對我們人民的生存責任重大，直到今日依然如此，因為捷克人民的生存問題很大程度取決於捷克文學的品質，取決於它的偉大或渺小，它的勇敢或懦弱，它的本土主義或普世性。
但是，捷克國族的存續值得嗎？國族語言的存續也值得嗎？這些根本的問題，放在這個國族現代存在的基礎上，依然等待著最終的答案。所以，任何人如果因為偏執盲信、破壞文物的野蠻心態（vandalisme）、文化素養低下或心胸狭隘而阻擋正在散發光芒的文化發展，就是在阻擋國族存在的前進之路。
馬丁·達內斯（Martin Daneš）譯自捷克文
捷克作家、翻譯家、記者，以捷、法雙語寫作。二〇一六年獲法國國家圖書中心小說創作獎助，以一九四五年死於集中營的捷克猶太作家卡雷爾·波拉切克（Karel Poláček）為主人翁，寫成《破碎的詞句》（Les mots brisés）一書，並翻譯波拉切克的兩部小說在法國出版。
本書收錄了一九六七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大會演說〈文學與小國〉與一九八三年發表的評論〈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以下摘要分享〈文學與小國〉這一篇演說稿。
書名：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或中歐的悲劇
作者：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譯者：尉遲秀
出版社：大田
出版日期：2024/08
【Excerpt】
〈文學與小國〉
親愛的朋友們，儘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從遠古就存在於地球，而國族概念也是相對現代的，但大多數國家都認為自己的存在理所當然，是上帝或自然的恩賜，是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所以這些人民將自己的文化、政治體系甚至邊界定義為自己的創造。這正是提問的源頭，或是問題的根源，然而他們卻認為自己作為國家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史實。捷克的國族歷史斷斷續續，備嘗艱辛，屢屢從死神的門廳走過，所以捷克人並未受到這種錯覺的欺騙。從來沒有人認為捷克國族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而這種非理所當然的存在，正是捷克國族的一個重要屬性。
在十九世紀初期，這樣的現象尤為明顯，當時有一小群知識分子首先試圖復興幾乎被遺忘的捷克語，然後在下一個世代，復興已經半滅絕的捷克民族。這種復興是深思熟慮的行動，也和所有行動一樣，是在贊成與反對之間做出的選擇。即使捷克國家復興運動的知識分子傾向「贊成」，他們也明白論辯的重量是往相反的方向傾斜。他們知道——像馬圖斯·克拉塞爾（Matouš Klácel）就說過——日耳曼化會讓捷克人的生活變得容易，會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更多機會。這些知識分子也知道，歸屬於一個更大的國家，會讓所有思想性的工作更有影響力，影響的範圍也會擴大，而用捷克語表述的科學（容我引用克拉塞爾的話）囿限了我們勤奮的工作得到的認可。這些知識分子知道小國的人民會遇到什麼樣的困擾，就像揚．寇拉爾（Ján Kollár）說的，小國的人民只能思考一半，只能感受一半，他們的教育水準——我要再引用寇拉爾的話——經常是平庸又貧乏；沒有生命力，只是倖存，不生長也不發芽，只是勉強長出植物，不會成樹，只會長出荊棘。
對於這些論點以及反對論點的充分認識，確立了捷克國族存在於現代世界的一個基本問題：「存在或不存在以及為什麼？」國族覺醒的先行者如此推動這個存在，這就成了一個對於未來的重大賭注。先行者們讓捷克人民面對了自身的責任——捷克人民必須在未來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捷克國族的存在並非理所當然。正是在這樣的邏輯裡，一八八六年，休伯特．戈登．紹爾（Hubert Gordon Schauer）向年輕的捷克社會（當時已經開始沉溺於自身的渺小之中）直接抛出這個令人震驚的問題：如果將我們的創造力與一個文化更發達、更成熟的強大民族的創造力結合在一起（畢竟捷克的文化還在萌芽階段），我們是否會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為了復興民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否值得？我們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否足夠偉大，足以證明其存在的正當性？此外，還有一個問題：這種價值本身，是否能在未來讓國族的存在免於遭受主權喪失的風險？
捷克狹隘的本土主義（provincialisme tchèque）滿足於苟延殘喘而不是好好活著，他們將這種取代虛假自信的質問視為對國族的攻擊，因此決定將紹爾排除在國族之外。然而五年後，年輕的評論家薩爾達稱紹爾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並將他的文章譽為愛國的典範。薩爾達沒有錯。紹爾只是將所有捷克國族覺醒運動的領導人都意識到的困境推到極致。弗朗齊歇克·帕拉茨基寫道：「如果我們不將國族精神提升到比鄰國更偉大、崇高的活動中，那麼，我們連自己的存在都將無法保證。」揚·聶魯達更進一步說：「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國族提升到世界意識與世界教育的水準，才能不只確保國族的聲望，也確保國族的生存。」
……
對於那些擁有所謂正統歷史的歐洲大國來說，它們的歷史演進所依循的歐洲框架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捷克人由於清醒與沉睡的時期數度交替，錯過了歐洲精神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因此每次都必須自行適應歐洲的文化框架，將這個框架據為已有，並且重構這個框架。對捷克人來說，不論他們的語言或他們對歐洲的認同，從來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形成一種無可爭議的成就。捷克人的歐洲認同可以歸結為兩個選項之間的永恆抉擇：要麼讓捷克語弱化到最終淪為單純的歐洲方言——而捷克文化淪為單純的民俗——要麼成為一個具備一切條件的歐洲國家。
只有第二種選擇才能保證真實的存在，然而，對於一個在整個十九世紀將最重要的能量都投入建設其基礎——從中學教育到編寫百科全書——的民族來說，這樣的存在經常是非常艱苦的。可是，早在二十世紀初，尤其是兩次大戰之間，我們就經歷了一次捷克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躍起。在二十年的時間裡，一整群天才人物致力於創作，在這段非常短的時間裡，他們第一次——自康米紐斯（Comenius）以來——將捷克文化提升到歐洲的水準，同時還保存了捷克文化的特色。
這個重要的時期如此短暫，又如此激烈，總是讓人感到懷念。然而它更像是青春期，而非成年期。因為捷克文學才剛剛起步，具有濃厚的抒情性格，它的發展最需要的就是長久不間斷的和平時光。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如此脆弱的文化的成長被擊碎了，先是占領，然後是史達林主義，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將捷克文化隔絕於世界之外，削弱文化內在的多元傳統，讓捷克文化淪為單純的宣傳工具。這是一場悲劇，它有可能再次將捷克國族流放到歐洲文化的邊緣，而這次將是永久徹底的降格。這幾年，捷克文化重獲生機，現在無疑已成為我們獲取成功的重要活動領域，許多優秀的作品問世，而且有些藝術——例如捷克電影——正在經歷它們的黃金時代，這正是近年捷克的現實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只是，我們的國族共同體是否清楚意識到這一切？我們是否理解，捷克國族可以和我們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文學，和這令人難忘的青春期重新連結，而這是國族共同體的一個絕佳機會？捷克國族是否知道它自身的命運必須仰賴國族文化的命運？還是說，我們最終否認了這些捷克復興運動領導人的看法——如果沒有強大的文化價值，民族的生存根本無法獲得保障？
……
最關鍵的是，整個捷克社會都要充分意識到捷克文化和捷克文學的根本作用。捷克文學是非常不貴族的——這是它的另一個特點；捷克文學是一種與國族的廣大讀者緊密結合的平民文學。這既展現了捷克文學的力量，也是捷克文學的弱點。它的力量在於它背後的堅實基礎，它的話語在那裡得到強烈的共鳴；它的弱點在於它不夠解放，在於教育水準、思想開放程度以及捷克社會或有可能出現的文化素質低下的表現，而捷克文學又是如此緊密地依賴捷克社會。有時我會擔心我們當代的教育會失去歐洲特色，而這正是我們的人文主義者和捷克國族復興運動的領導人非常重視的。古希臘羅馬文明和基督信仰是歐洲思想的兩大基本源頭，它們激發了歐洲思想向外擴張的張力，但它們幾乎已經在年輕的捷克知識分子的意識裡消失了；這是無法重新填補的失落。然而，歐洲思想在經歷了所有思想革命之後，依然存在某種堅實的連續性，這種思想建立了自己的詞彙、術語、寓言、神話以及它所捍衛的根本原則，如果無法掌握這些要素，歐洲知識分子就無法相互理解。我剛剛讀到一份令人沮喪的報告，內容是關於未來的捷克語教師對歐洲文學的認識，我寧願不知道他們對世界歷史掌握到什麼程度。本土主義不僅存在於我們的文學傾向之中，而且更是一個連結到整個社會的生活、教育和新聞等等的問題。
……
伏爾泰在他給哲學家艾爾維修（Helvétius）的信裡寫了這句話：「我不同意您所說的，但我會誓死捍衛您說出這些話的權利。」(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I do not agree with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這句話表述了我們現代文化的基本倫理原則。誰要是倒退到這個原則誕生之前的歷史，誰就是離開了啟蒙運動，退回到中世紀。任何對某種意見的壓制，包括對錯誤意見的粗暴壓制，從根本上來說，都是在反對真理，這種真理只有在自由平等的意見交鋒中才找得到。任何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干渉——無論這種審査制度採用什麼方法、什麼名稱——都是二十世紀的一大恥辱，對我們盛放的文學來說，也是個沉重的負擔。
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今日我們的藝術之所以繁榮發展，是因為思想自由的進步。現在捷克文學的命運緊密依存於這種自由的範圍。我知道，只要一提到自由，就會有人感到不安，並且開始抗議說，一個社會主義文學的自由應該有其限度。很清楚的，所有自由都有其限度，這些限度是由知識狀況、偏見程度、教育水準等等所決定的。然而，沒有一個進步的新時代是由其自身的局限來定義的！文藝復興時期並沒有以其理性主義的狹隘天真來定義自己——這種天真只有在事後才變得明顯可見——而是以一種理性主義的方式從過去的邊界解放出來，藉此來自我定義。浪漫主義以超越古典主義的正統以及它越過舊邊界之後所能掌握的新素材來定義自己。同樣的，只有當社會主義文學也實現了同樣的自由解放，這個詞彙才會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
……
在這個世紀裡，我們的民族比起其他許多民族，無疑是經歷了更多的考驗，而儘管我們民族的特性一直在休眠，此刻我們或許可以做得更多。這種更大的經驗能轉化為打破種種舊邊界的一種解放力量，超越人及其命運現有認識之局限的一種，從而讓捷克文化更有意義，更偉大，更成熟。目前，這可能只是一個機會，一些潛在的可能，然而這些年，捷克藝術家創作的許多作品見證了這樣的美好機遇確實是現實。
不過，我還是要問：我們的國族共同體是否意識到這個機會？是否知道這個機會屬於它？是否知道這樣的歷史機遇不會再出現第二次？是否知道錯過這個機會可能就錯過了捷克人民的二十世紀？
就像帕拉茨基所寫的：「人們普遍認為，捷克作家讓我們的國族免於滅亡，他們唤醒了我們的國族，並且確立了國族應該努力實現的崇高目標。」捷克作家對我們人民的生存責任重大，直到今日依然如此，因為捷克人民的生存問題很大程度取決於捷克文學的品質，取決於它的偉大或渺小，它的勇敢或懦弱，它的本土主義或普世性。
但是，捷克國族的存續值得嗎？國族語言的存續也值得嗎？這些根本的問題，放在這個國族現代存在的基礎上，依然等待著最終的答案。所以，任何人如果因為偏執盲信、破壞文物的野蠻心態（vandalisme）、文化素養低下或心胸狭隘而阻擋正在散發光芒的文化發展，就是在阻擋國族存在的前進之路。
馬丁·達內斯（Martin Daneš）譯自捷克文
捷克作家、翻譯家、記者，以捷、法雙語寫作。二〇一六年獲法國國家圖書中心小說創作獎助，以一九四五年死於集中營的捷克猶太作家卡雷爾·波拉切克（Karel Poláček）為主人翁，寫成《破碎的詞句》（Les mots brisés）一書，並翻譯波拉切克的兩部小說在法國出版。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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