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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合作：互助交流的儀式、愉悅與政治》
2025/03/12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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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合作：互助交流的儀式、愉悅與政治》
近期多讀了一些理查·桑內特的書的作品。而本書《合作》可以說是繼《棲居》和《匠人》之後，「創造者專案」三部曲的最終曲。
本書暢談合作的政治社會意義，也包含個人的社交問題，〈不合作的自我：遠離的心理〉這個章節提及焦慮、遠離、自戀、自滿種種問題，相對有趣，但最終，以「蒙田的貓」做為〈結語〉的部分可能更有意思，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合作：互助交流的儀式、愉悅與政治
Together : 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作者：理查‧桑內特
原文作者：Richard Sennett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24/0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77812
內容簡介
理查．桑內特經典力作《合作》中，探討了我們如何在我們所居住的激烈的部落、競爭和自利的文化中學會合作。是當今民間社會面臨的最迫切的挑戰。在社交方面，我們傾向於避免與自己不同的人交往，而現代政治鼓勵部落政治而不是城市政治。在這本發人深省的書中，理查•桑內特討論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及可以採取哪些措施。桑內特認為，合作是一門手藝，熟練合作的基礎在於學會傾聽和討論，而不是爭論。
本書中，他探討了人們如何在網路、街頭、學校、工作中合作，以及地方政治。他追溯了合作儀式從中世紀到今天的演變，以及在奴隸社區、巴黎社會主義團體和華爾街工人等不同情況下的演變。本書探討了合作的本質、合作為何變弱及如何加強合作。桑內特警告說，如果我們想讓複雜的社會繁榮，我們必須學會合作的技巧，但他向我們保證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合作的能力根植於人性之中。
【Excerpt】
〈結語：蒙田的貓〉(Coda: Montaigne’s Cat)
哲學家蒙田（1533-1592）晚年時，在多年前寫的文章中添加了一個問題，「我與愛貓玩耍時，我怎麼知道她不是在跟我玩呢？」（When I am Playing with my Cat, How do I Know She is Not Playing with Me?）這個問題一語道盡了蒙田長期以來的信念：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探索他者的內心世界，無論對方是貓，還是人。蒙田的貓可以用來象徵本書探索的那種辛苦的合作。我針對合作提出的前提是，我們往往不了解共事者內心與腦中的狀態。然而，就像蒙田依然和他那隻神秘的貓玩耍一樣，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該阻止我們與他人互動，我們想要一起完成事情。這是我希望讀者從這項複雜的研究中得出的簡單結論。
蒙田為本書提供了一個恰當的結尾，因為他是對話式思維的大師。他出生那年，正好是霍爾拜因 (Holbein )繪製《出訪英國宮廷的法國大使》(The Ambassadors) 那年。蒙田年少的時候，就像畫中那兩位派往英國的年輕使者一樣，接受了政治教育，是波爾多上訴法院（法語parlement，由知名人士組成的地方司法機構）的成員。他像那兩位使者一樣，近距離了解了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宗教衝突。十六世紀中葉的宗教內戰震撼了波爾多地區，威脅到他家族領地所在的村莊。宗教型的部落主義導致有人放火焚燒敵方的土地、圍攻城鎮以餓死他們，以及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謀殺。雖然蒙田是站在新教領袖亨利四世（Henri de Navarre）那邊，但他的心既不在宗教的教義上，也對專職搞政治毫無興趣。一五七〇年，在父親過世兩年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莊園，退縮到莊園東南角的一座塔樓內，在那裡設立一個房間，用來思考及寫作。在那個房間裡，他開始嘗試以對話的方式寫作，並思考如何把它應用在日常合作中。
……
蒙田那隻有象徵意義的神祕貓咪，可說是他這項計畫的核心。與我們合作的人在想些什麼呢？蒙田把這個問題與合作的其他面向連起來：有技巧、非正式、有同理心的對話。卓越的作家往往讓我們覺得他們和我們是同時代的，直接對我們說話，當然這樣想是有危險的。儘管如此，蒙田對這些合作要素的含義，確實有先知先覺的理解。
布萊思·巴斯卡（Blaise Pascal）特別提到，蒙田是「無與倫比的作家，擅長『對話的藝術』」( ‘the incomparable author of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對蒙田來說，交談的「藝術」其實是成為良好傾聽者的技巧，誠如我們在本書中探討過的，那既要注意對方說了什麼，也要注意對方的預設立場。蒙田在一篇文章中，把善於聆聽者比喻成偵探。他討厭威廉士說的那種講者的「自信癖」。蒙田說，激烈的主張直接壓制了聽者，辯論者只想獲得認同。蒙田在文章中提到，在社會上，說話者大刺刺地宣告自己的過人知識與權威，會讓聽者懷疑他的判斷力。被動服從這種弊病，是源自於受到威嚇而畏縮。
蒙田認為，巧妙地察覺對方沒有明講出來的言下之意，並不是傑出人士的專長。他堅稱，這種偵查與沉思的技能是每個人都有的潛力，只是被權威的主張所壓制了。基於這個原因，他應該會覺得日常交際的概念很合理。人一旦從由上而下的命令中解放出來，就需要一些技巧，以便在適當時機保持沉默、展現機智、化解分歧（卡斯蒂廖內所謂的sprezzatura）——至少在蒙田莊園所在的小鎮上，當政治權威因宗教戰爭而崩解時，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唯有謹慎地落實日常交際，才能讓鎮上居民繼續在街頭生活。
身為在當地社區四處走動的人，蒙田喜歡做我們所說的對話式交流，而非辯證式爭論，因為對他來說，所有的爭論都有可能演變成暴力衝突。他在寫作中也採用這種對話方式，他的文章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有時看似漫無目的地繞來繞去，但讀者讀完每篇文章時，都會覺得作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開啟了一個主題，而不是局限在幾個狹隘的論點上。
「對話學」其實是一種非常古老敘事法的現代名稱。古代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運用這種方法，創造出一種由斷簡殘篇拼湊出來的連貫整體，就像蒙田的散文一樣。但我覺得，蒙田是第一個巧妙運用這種文學技巧的人：零碎的敘述可以減少讀者的攻擊性。例如，他有一篇談「殘酷」的文章就是這樣做。藉由幫讀者降低情感溫度，他希望殘酷的缺點因其純粹的不合理性而變得更加明顯。誠如他所說的，他希望讀者透過這種方式來「重新了解邪惡」。對蒙田來說，這是對話的重點：全面地看待事物，以看到任何議題或作法的許多面向。焦點的轉移使人們的反應變得更冷靜、更客觀。
身為他那個年代的人，蒙田對技術性的技能非常著迷。他對霍爾拜因那幅畫的桌上所擺放的精密天文設備反倒沒有多大的興趣，對日常的技藝比較感興趣，例如，木工的車床、新的烹飪工具（比如用來烘烤的機械烤肉叉），尤其對建築的管路系統最感興趣。觀賞性噴泉及牛飲水槽的水泵令他特別著迷。他把這些平淡無奇的興趣寫進兩篇文章中：〈習慣〉（Habit）與〈同樣的設計：不同的結果〉（Same Design: Different Outcomes）。他說，習慣可以穩固技能，但死守著習慣不變則如同暴政。好的習慣可讓人自由地產生不同的「結果」。他主張，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機器與人類。他覺得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所以只是隨口提出這個主張，沒有多做闡述。我們在本書中做了更深入的探討以顯示，人只要調整習慣，就可以提高互動性，無論是在探索物件方面，還是在人際接觸方面。在我們對製造及修復實體物件與社交關係的探索中，技藝的理想一直為我們指引方向。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指出，蒙田是謙虛哲學家的典範，尤其他所展現的自我克制有助於人際互動。「謙遜」概括了蒙田的禮儀概念，但他主張的禮儀與愛里亞斯對禮儀的描述沒有相似之處。身為一個男人，蒙田很隨性地看待自己的身體，他常在文章中寫到自己的身體，甚至詳細地描述他的尿味或何時喜歡排便。謙虛而不羞恥：某種程度上，蒙田對禮儀的看法是，只要我們對自己感到自在，就能與他人自在相處。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非正式性，他寫道「人不管處於什麼位置，都會自然而然地想辦法聚在一起與保持聯繫，就像一組扔進袋子裡的物體，會自己找到連接與配對方式一樣，那往往比刻意安排的更好」(‘in whatever position they are placed, men pile up and arrange themselves by moving and shuffling about, just as a group of objects thrown into a bag find their own way to join and fit together, often better than they could have been arranged deliberately.’)。這些話看起來也很像阿林斯基或湯瑪斯會寫出來的東西。這些話當初應該用來引導Google Wave的程式設計師。
……
蒙田的貓，就像霍爾拜恩那幅畫中的桌子，是現代早期的一個象徵，象徵著一系列的可能性。那張桌子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製造東西的新方法，蒙田的貓則是代表一起生活的新方式。那隻貓的背景故事是蒙田與拉博埃西的政治：合作的生活，不受高層指揮。這些現代性的承諾到哪裡去了？現代的社會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以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宣稱，「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他的具體意思是，社會未能了解它創造的技術。在霍爾拜因創作那幅畫近四個世紀以後，那張桌子上的工具仍是神秘的物件。關於合作，我想修改拉圖的宣言：我們「尚未」進入現代。蒙田的貓代表著社會尚未培養出來的人類能力。
二十世紀以團結的名義扭曲了合作。以團結為名的政權不只是暴政而已，對團結的渴望本身就會招致來自高層的支配與操縱。這是考茨基從政治左派轉向社會左派的過程中，所記取的慘痛教訓。在他之後，也有許多人記取了同樣的教訓。在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中，團結的扭曲力量仍以「我們對抗他們」的形式存在。例如，歐洲人對移民的態度就是如此，他們覺得移民似乎威脅到社會團結；或者美國人要求回歸「家庭價值觀」也是一例。團結的扭曲力量很早就在孩子身上體現了，那影響了他們交友及看待異己的方式。
團結一直是左派因應資本主義邪惡的傳統方式，合作本身從未真正成為一種抵抗策略。儘管這種強調某種程度上是切合實際的，但它也削弱了左派的力量。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強調短期勞力及制度分裂（筒倉化）。這種經濟體系的影響是，工人無法維持相互支持的社交關係。在西方國家，隨著不平等在英美等新自由主義政權中變得更加明顯，菁英與大眾之間的距離正在拉大。這些社會成員的共同命運越來越少。新資本主義允許權力脫離權威，允許生活在全球的菁英脫離對在地其他人的責任，尤其在經濟危機時期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當普通人被迫自力更生、自生自滅時，這也難怪他們會渴望某種形式的團結——「我們對抗他們」這種破壞性的團結正是為他們量身打造的。
這也難怪，這種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交織，會孕育出一種獨特的性格類型。這種性格類型試圖緩解焦慮的經驗。拉博埃西如果今天還活著的話，托克維爾描述的那種個人主義在他看來可能是一種新的自願奴役，個人被自己的焦慮所束縛，在熟悉的事物中尋找安全感。但我認為，「個人主義」這個詞不僅代表一種個人衝動，也代表一種社會缺陷：也就是說，儀式不見了。在所有的人類文化中，儀式的作用是透過共同的象徵性行為把人們向外轉，從而舒緩及化解焦慮。現代社會削弱了這些透過儀式建立的連結。世俗的儀式，尤其是那些以合作為重點的儀式，已經證明太過薄弱，無法提供這種支援。
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把現代稱為「冷酷簡化者的時代」(‘age of brutal simplifiers’)。如今在經濟不安下，人們渴望令人放心的團結，這導致社會生活變得極其簡化：我們對抗他們（也就是說，與其他群體劃清界限），再加上孤軍奮戰、只能靠自己的感覺。但我堅持認為，我們仍停留在「尚未」的狀態。現代的冷酷簡化可能會壓制及扭曲我們一起生活的能力，但不會、也無法摧毀這種能力。身為群居動物，我們能夠比現有的社會秩序所預設的更深入地合作，因為我們的體內都駐守著蒙田那隻象徵性的神祕貓咪。
近期多讀了一些理查·桑內特的書的作品。而本書《合作》可以說是繼《棲居》和《匠人》之後，「創造者專案」三部曲的最終曲。
本書暢談合作的政治社會意義，也包含個人的社交問題，〈不合作的自我：遠離的心理〉這個章節提及焦慮、遠離、自戀、自滿種種問題，相對有趣，但最終，以「蒙田的貓」做為〈結語〉的部分可能更有意思，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合作：互助交流的儀式、愉悅與政治
Together : 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作者：理查‧桑內特
原文作者：Richard Sennett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日期：2024/0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77812
內容簡介
理查．桑內特經典力作《合作》中，探討了我們如何在我們所居住的激烈的部落、競爭和自利的文化中學會合作。是當今民間社會面臨的最迫切的挑戰。在社交方面，我們傾向於避免與自己不同的人交往，而現代政治鼓勵部落政治而不是城市政治。在這本發人深省的書中，理查•桑內特討論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及可以採取哪些措施。桑內特認為，合作是一門手藝，熟練合作的基礎在於學會傾聽和討論，而不是爭論。
本書中，他探討了人們如何在網路、街頭、學校、工作中合作，以及地方政治。他追溯了合作儀式從中世紀到今天的演變，以及在奴隸社區、巴黎社會主義團體和華爾街工人等不同情況下的演變。本書探討了合作的本質、合作為何變弱及如何加強合作。桑內特警告說，如果我們想讓複雜的社會繁榮，我們必須學會合作的技巧，但他向我們保證我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合作的能力根植於人性之中。
【Excerpt】
〈結語：蒙田的貓〉(Coda: Montaigne’s Cat)
哲學家蒙田（1533-1592）晚年時，在多年前寫的文章中添加了一個問題，「我與愛貓玩耍時，我怎麼知道她不是在跟我玩呢？」（When I am Playing with my Cat, How do I Know She is Not Playing with Me?）這個問題一語道盡了蒙田長期以來的信念：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探索他者的內心世界，無論對方是貓，還是人。蒙田的貓可以用來象徵本書探索的那種辛苦的合作。我針對合作提出的前提是，我們往往不了解共事者內心與腦中的狀態。然而，就像蒙田依然和他那隻神秘的貓玩耍一樣，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該阻止我們與他人互動，我們想要一起完成事情。這是我希望讀者從這項複雜的研究中得出的簡單結論。
蒙田為本書提供了一個恰當的結尾，因為他是對話式思維的大師。他出生那年，正好是霍爾拜因 (Holbein )繪製《出訪英國宮廷的法國大使》(The Ambassadors) 那年。蒙田年少的時候，就像畫中那兩位派往英國的年輕使者一樣，接受了政治教育，是波爾多上訴法院（法語parlement，由知名人士組成的地方司法機構）的成員。他像那兩位使者一樣，近距離了解了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宗教衝突。十六世紀中葉的宗教內戰震撼了波爾多地區，威脅到他家族領地所在的村莊。宗教型的部落主義導致有人放火焚燒敵方的土地、圍攻城鎮以餓死他們，以及不分青紅皂白的恐怖謀殺。雖然蒙田是站在新教領袖亨利四世（Henri de Navarre）那邊，但他的心既不在宗教的教義上，也對專職搞政治毫無興趣。一五七〇年，在父親過世兩年後，他回到了自己的莊園，退縮到莊園東南角的一座塔樓內，在那裡設立一個房間，用來思考及寫作。在那個房間裡，他開始嘗試以對話的方式寫作，並思考如何把它應用在日常合作中。
……
蒙田那隻有象徵意義的神祕貓咪，可說是他這項計畫的核心。與我們合作的人在想些什麼呢？蒙田把這個問題與合作的其他面向連起來：有技巧、非正式、有同理心的對話。卓越的作家往往讓我們覺得他們和我們是同時代的，直接對我們說話，當然這樣想是有危險的。儘管如此，蒙田對這些合作要素的含義，確實有先知先覺的理解。
布萊思·巴斯卡（Blaise Pascal）特別提到，蒙田是「無與倫比的作家，擅長『對話的藝術』」( ‘the incomparable author of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對蒙田來說，交談的「藝術」其實是成為良好傾聽者的技巧，誠如我們在本書中探討過的，那既要注意對方說了什麼，也要注意對方的預設立場。蒙田在一篇文章中，把善於聆聽者比喻成偵探。他討厭威廉士說的那種講者的「自信癖」。蒙田說，激烈的主張直接壓制了聽者，辯論者只想獲得認同。蒙田在文章中提到，在社會上，說話者大刺刺地宣告自己的過人知識與權威，會讓聽者懷疑他的判斷力。被動服從這種弊病，是源自於受到威嚇而畏縮。
蒙田認為，巧妙地察覺對方沒有明講出來的言下之意，並不是傑出人士的專長。他堅稱，這種偵查與沉思的技能是每個人都有的潛力，只是被權威的主張所壓制了。基於這個原因，他應該會覺得日常交際的概念很合理。人一旦從由上而下的命令中解放出來，就需要一些技巧，以便在適當時機保持沉默、展現機智、化解分歧（卡斯蒂廖內所謂的sprezzatura）——至少在蒙田莊園所在的小鎮上，當政治權威因宗教戰爭而崩解時，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唯有謹慎地落實日常交際，才能讓鎮上居民繼續在街頭生活。
身為在當地社區四處走動的人，蒙田喜歡做我們所說的對話式交流，而非辯證式爭論，因為對他來說，所有的爭論都有可能演變成暴力衝突。他在寫作中也採用這種對話方式，他的文章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主題，有時看似漫無目的地繞來繞去，但讀者讀完每篇文章時，都會覺得作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開啟了一個主題，而不是局限在幾個狹隘的論點上。
「對話學」其實是一種非常古老敘事法的現代名稱。古代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運用這種方法，創造出一種由斷簡殘篇拼湊出來的連貫整體，就像蒙田的散文一樣。但我覺得，蒙田是第一個巧妙運用這種文學技巧的人：零碎的敘述可以減少讀者的攻擊性。例如，他有一篇談「殘酷」的文章就是這樣做。藉由幫讀者降低情感溫度，他希望殘酷的缺點因其純粹的不合理性而變得更加明顯。誠如他所說的，他希望讀者透過這種方式來「重新了解邪惡」。對蒙田來說，這是對話的重點：全面地看待事物，以看到任何議題或作法的許多面向。焦點的轉移使人們的反應變得更冷靜、更客觀。
身為他那個年代的人，蒙田對技術性的技能非常著迷。他對霍爾拜因那幅畫的桌上所擺放的精密天文設備反倒沒有多大的興趣，對日常的技藝比較感興趣，例如，木工的車床、新的烹飪工具（比如用來烘烤的機械烤肉叉），尤其對建築的管路系統最感興趣。觀賞性噴泉及牛飲水槽的水泵令他特別著迷。他把這些平淡無奇的興趣寫進兩篇文章中：〈習慣〉（Habit）與〈同樣的設計：不同的結果〉（Same Design: Different Outcomes）。他說，習慣可以穩固技能，但死守著習慣不變則如同暴政。好的習慣可讓人自由地產生不同的「結果」。他主張，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機器與人類。他覺得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所以只是隨口提出這個主張，沒有多做闡述。我們在本書中做了更深入的探討以顯示，人只要調整習慣，就可以提高互動性，無論是在探索物件方面，還是在人際接觸方面。在我們對製造及修復實體物件與社交關係的探索中，技藝的理想一直為我們指引方向。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指出，蒙田是謙虛哲學家的典範，尤其他所展現的自我克制有助於人際互動。「謙遜」概括了蒙田的禮儀概念，但他主張的禮儀與愛里亞斯對禮儀的描述沒有相似之處。身為一個男人，蒙田很隨性地看待自己的身體，他常在文章中寫到自己的身體，甚至詳細地描述他的尿味或何時喜歡排便。謙虛而不羞恥：某種程度上，蒙田對禮儀的看法是，只要我們對自己感到自在，就能與他人自在相處。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非正式性，他寫道「人不管處於什麼位置，都會自然而然地想辦法聚在一起與保持聯繫，就像一組扔進袋子裡的物體，會自己找到連接與配對方式一樣，那往往比刻意安排的更好」(‘in whatever position they are placed, men pile up and arrange themselves by moving and shuffling about, just as a group of objects thrown into a bag find their own way to join and fit together, often better than they could have been arranged deliberately.’)。這些話看起來也很像阿林斯基或湯瑪斯會寫出來的東西。這些話當初應該用來引導Google Wave的程式設計師。
……
蒙田的貓，就像霍爾拜恩那幅畫中的桌子，是現代早期的一個象徵，象徵著一系列的可能性。那張桌子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製造東西的新方法，蒙田的貓則是代表一起生活的新方式。那隻貓的背景故事是蒙田與拉博埃西的政治：合作的生活，不受高層指揮。這些現代性的承諾到哪裡去了？現代的社會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以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宣稱，「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他的具體意思是，社會未能了解它創造的技術。在霍爾拜因創作那幅畫近四個世紀以後，那張桌子上的工具仍是神秘的物件。關於合作，我想修改拉圖的宣言：我們「尚未」進入現代。蒙田的貓代表著社會尚未培養出來的人類能力。
二十世紀以團結的名義扭曲了合作。以團結為名的政權不只是暴政而已，對團結的渴望本身就會招致來自高層的支配與操縱。這是考茨基從政治左派轉向社會左派的過程中，所記取的慘痛教訓。在他之後，也有許多人記取了同樣的教訓。在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中，團結的扭曲力量仍以「我們對抗他們」的形式存在。例如，歐洲人對移民的態度就是如此，他們覺得移民似乎威脅到社會團結；或者美國人要求回歸「家庭價值觀」也是一例。團結的扭曲力量很早就在孩子身上體現了，那影響了他們交友及看待異己的方式。
團結一直是左派因應資本主義邪惡的傳統方式，合作本身從未真正成為一種抵抗策略。儘管這種強調某種程度上是切合實際的，但它也削弱了左派的力量。新形式的資本主義，強調短期勞力及制度分裂（筒倉化）。這種經濟體系的影響是，工人無法維持相互支持的社交關係。在西方國家，隨著不平等在英美等新自由主義政權中變得更加明顯，菁英與大眾之間的距離正在拉大。這些社會成員的共同命運越來越少。新資本主義允許權力脫離權威，允許生活在全球的菁英脫離對在地其他人的責任，尤其在經濟危機時期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當普通人被迫自力更生、自生自滅時，這也難怪他們會渴望某種形式的團結——「我們對抗他們」這種破壞性的團結正是為他們量身打造的。
這也難怪，這種政治與經濟權力的交織，會孕育出一種獨特的性格類型。這種性格類型試圖緩解焦慮的經驗。拉博埃西如果今天還活著的話，托克維爾描述的那種個人主義在他看來可能是一種新的自願奴役，個人被自己的焦慮所束縛，在熟悉的事物中尋找安全感。但我認為，「個人主義」這個詞不僅代表一種個人衝動，也代表一種社會缺陷：也就是說，儀式不見了。在所有的人類文化中，儀式的作用是透過共同的象徵性行為把人們向外轉，從而舒緩及化解焦慮。現代社會削弱了這些透過儀式建立的連結。世俗的儀式，尤其是那些以合作為重點的儀式，已經證明太過薄弱，無法提供這種支援。
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把現代稱為「冷酷簡化者的時代」(‘age of brutal simplifiers’)。如今在經濟不安下，人們渴望令人放心的團結，這導致社會生活變得極其簡化：我們對抗他們（也就是說，與其他群體劃清界限），再加上孤軍奮戰、只能靠自己的感覺。但我堅持認為，我們仍停留在「尚未」的狀態。現代的冷酷簡化可能會壓制及扭曲我們一起生活的能力，但不會、也無法摧毀這種能力。身為群居動物，我們能夠比現有的社會秩序所預設的更深入地合作，因為我們的體內都駐守著蒙田那隻象徵性的神祕貓咪。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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