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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平路的《香港已成往事》
2024/09/14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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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平路的《香港已成往事

書名:香港已成往事
作者:平路
出版社: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09/07/01

Excerpt
〈碎屑九〇〉

有一次,從一本英文書上看見,觸目驚心的一句話,all that was lost was found again,所有丢掉的都找到了,那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將來,在下個千禧年的某一天,如果有所謂「時空膠囊」,找到了關於九十年代,關於九十年代與台灣,在地震殘留物之間,會不會也有一塊飛機碎屑?
其實,是我習慣把自己的人生碎片想成餅乾,都裝在一個餅乾筒裏:像是許多年前的「金雞餅乾」,鐵皮筒上畫着金亮的大公雞,我的人生是碎成一塊一塊的餅乾屑,有一塊碎屑當然跟飛機失事有關係。
我的九〇年代,那件空難是一處分水嶺。
俄羅斯航一架空中巴士,從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亞飛香港,在天空中碎裂,變成雪地上閃着光的金屬殘骸。那場空難之前我住在美國,既不是我的土地,也不是我的關懷,但對我,卻提供了一種家居的安逸,我總是不想分清楚現實與想像,是自閉?那是一種刻意的禁錮?或者是我替自己選擇過日子的方式:實現了小説世界的自給自足。
我尤其喜歡美東的冬天。十二月,從窗子裏望出去,窗外的積雪一寸寸堆高,隔着玻璃,我養的胖貓咪用前爪輕撓那棉花糖似的積雪。歲月這般靜好,回想起來,屋子裏飄着聖誕樹的松香,樹下有包得漂漂亮亮的禮物……我的美國歲月總帶着一種聖誕卡的光澤,或者是因為回憶,或者,因為是自己放棄了的生活,記憶中帶着讓人依戀的暖度。那之前,已經有幾年時光,縮居在自己的書房裏,一邊為美洲《中時週刊》寫社論,一邊正專注於自己的長篇:以孫中山與宋慶齡為主人翁的《行道天涯》
若不是突然接到報社的指令,説是余先生希望我盡快去到莫斯科;若不是戈巴喬夫應《聯合報》邀請來到台北,而《中國時報》也希望在版面上做出相等重量的俄羅斯專輯;若不是之前那一年我已經去到莫斯科,待了一個多月,一方面做當年革命金童布哈林遺孀的專訪,一方面補足我小説《行道天涯》的蛛絲馬跡;若不是我有過那樣的行腳,建立了一些新聞界的人脈,我不會突然被交付那樣的重任。
我從美國直飛,兩位台灣來的同事與我在莫斯科會合。那一次,手氣順極了,在我做專訪的經驗裏從沒有遇上的好運道,想要找的俄羅斯政要都手到擒來。新聞戰場上,應該是打了極漂亮一場仗。
我應該為戰績而頗感高興,但有什麼地方不對?只覺得莫斯科這個城市的基調與快慰的心情不相符合。對我而言,莫斯科總帶着悲涼的美感:宋慶齡的在雪地裏的踽踽身影,與上次訪問的安娜·布哈林的影像重合在一起,或者還有讓自己耽溺的文學想像;旅館窗戶見得到結冰的一條河,樹枝上結了冰花,寂靜的銀白裏,環繞我的應該是舊俄文學作品的沉哀。
從台北來的同事早一日離開,我打算第二天再訂機票,因為最後一篇稿子還沒有完成。同事在飛機場還跟我打電話,我們並肩作戰的三個夥伴要在台北為 自己慶功。
當天晚上,我跟當時《時代雜誌》駐莫斯科的bureau chief 吃晚飯。
睡夢之中被電話鈴吵醒。
「他們,有沒有可能沒上飛機?」採訪主任胡鴻仁,在電話那一端。
我含糊着語音,回答不可能,十幾小時之前,他們還在機場給我打電話。
鴻仁在電話裏略顯遲疑:「他們,出事了。」我頓時睡意全無。出事?莫斯科不是平靜的地方,機場也不安全。他們在機場跟我通完電話,難道接着就遭 人打劫?
「怎麼了?」我急着問。
鴻仁要我打開電視。
接下去幾日,螢光幕上都是空拍鏡頭。後來,救難人員也趕到了現場。積雪刺目的白,一塊一塊的飛機殘骸,還有散落的衣物。記得我閉鎖在旅館裏,剛有睡意又立即驚醒,再用顫抖的手打開電視:西伯利亞的雪原,點綴着機翼的幾點橘紅。移開目光,觸目就是旅館房間粉白的牆壁。貼着牆壁,我記得他們站在那裏,還像幾天以前一樣站在那裏,商量今晚三個人要去哪裏逛一逛。
溫熱的身軀裂成肉塊?碎成在稀薄空氣裏的粉屑?張旭昇與李黎顏,他們都有清晨曙光一般的名字。難道,名字中相似的寓意註定了相伴的最後一程?
或者,它們都有相關,只是我們不曾有機會理解。這件事與那件事,之間都有神秘的連線,甚至我人生直到如今的周折。他們走後數日,我從莫斯科回到台北,直奔《中國時報》編輯部。甬道上已經佈置了他們的靈堂,我只知道自己很恍惚,我腦袋需要重新組裝,像電腦需要re-format!醉,大概是讓腦袋更新軟體的唯一方法。總之我亟需爛醉一場,至少讓酒精拭去一些感覺也好。在和平東路的小酒館,朋友們為我斟酒,包括現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叔明。我朦朦朧朧地伏案、朦朦朧朧地望着,沒有見過更加善體人意的朋友。在前世,眼前的朋友是我的手足?還是比家人更親的知己?
那之前,我沒有真正見識過死亡。
跟死神打了一個照面,原來可以是某種催逼。讓人覺得時日無多。1994年夏天,我搬回台灣,多年來難做的決定竟是如此容易。
那時候的台灣,充滿了社會改革的期待,處在公民參與的衝撞期,而一連串社會運動要從八年代末講起:1988年三月《中時晚報》創刊,五月發生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接着1989年,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1990年三月間,中正紀念堂前掀起了「野百合」學運……。幾年間,街頭戰士與鎮暴警察的衝突不斷,媒體朋友在街頭疾走,在青春激情之下,許多人誤以為世界就此改變,社會將變得正義而公平。等我回到台灣定居,或許是缺席多年的罪惡感,我更自覺已經遲了,會不會已經遲了?一時之間,恨不得目睹許多事在一夕間發生。
剛回到台灣,當時,我只有一張書桌,一個寫字間大小的斗室。幾件外出衣服用一根粗鐵條懸掛床頭。趴在桌前,我急着寫出對台灣社會的期待,也忙着參與所有正在發生的事。回頭去看,我其實在自我滿足作為知識份子的想像。對着桌前的大叠稿紙:一堆是未完的小説稿,一堆是起了頭的評論稿,多希望像葉慈的志業,知識分子終於能夠「讀書而涉世」;也多希望像葉慈的詩裏:「唱民謠、故事、韻文、歌曲/把愛爾蘭的冤錯化為甜美」。總憂慮着時間不夠,自以為全方位的關心,也誤以為就這樣站上了全方位的戰鬥位置:人權運動、和平運動,性別運動、同志運動……,除了在各種刊物發表自己的意見,還有數不清的講座、讀書會、寫作班、公聽會等等……
1997
年,發生了白曉燕撕票案。我在《時報》的「時論廣場」,寫了一篇「所謂壞人的人權」,大意是嘆惋幾位嫌疑犯周邊的人,包括陳進興的妻子,在未定罪之前已經被株連,只因為是惡人的親屬就被當作十惡不赦,而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在某個意義上,才會讓台灣社會止於冤冤相報的循環。因為陳進興等人作案手法太過兇殘,我的文章逆反於當時台灣的社會氣氛,接着幾天,有人打電話編輯室叫罵,有人在寫給我的信裏封上大叠冥紙,還有人詛咒我與我的家人……。陳進興終於在97年底落網,不久之後,又是重新開庭的蘇建和案,既然這個案件讓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位年輕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判了死刑,在土城看守所已耗掉漫長的八年,除了質疑判案過程的瑕疵,更希望因為一件可能的冤案,可以唤起眾人的覺知,終於開始進行廢除死刑的討論。我們幾個朋友在「人權促進會」的組織下,探監、寫文章、去法庭旁聽、在教堂外繞行,因為這件事符合我所相信的社會正義,而我們的熱情如此源源不絕。
那時候,誠品書店剛開始一期連續兩三個月的「誠品講堂」,我自定的講題是「虛構/解構/建構」,每一個子題講好幾堂課。從那三個子題,大致可以回想起那幾年之間自己思維的脈絡:面對台灣社會諸多僵化的既有架構,總希望先一樣一樣將之「虛構」,再試圖「解構」,一條一條析出其中的理路,然後再重新「建構」更理想的社會模型。
實際上,我們對於人性的認知何其膚淺,而我們的反省何其欠缺深度。那些年間,在某種童騃性的樂觀之下,忽略了任何變革,其實需要紮實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許多事,而是實現了1999年冬季盛行的末世預言:這個世界的許多地方,包括我們台灣,將在除夕夜讀秒時毀滅,而電腦大當機之後,相關的記錄文獻與「千禧年病毒」也一起碎成灰燼。那麼許多年後,有人或將在一處廢墟中找到些證據,那十年間的台灣,人們相信處身的社會正趨美好,而我們台灣似乎也在一厢情願的念力下真的趨於美好。就像同樣在九〇年代,許多人從字面上誤讀那位福山(Dr. Francis Fukuyama)博士其實隱含深意的推論,歷史已經終結、剩下都是一些瑣碎的問題。
瑣碎的問題?問題不大,但問題真的很大。
年代後半,包括凱達格蘭大道的命名、市長官邸的公共化,台灣社會在趨向自由/開放/進步的氣氛之中,似乎所有的事都在愈趨理想。講到未來,這「未來」兩個字似乎也鑲着玫瑰色的動人光輝。我們
鼓吹、我們參與,時時處在一種童騃性的樂觀之中。
我甚至忘記了回頭去看。
1989
年我寫「台灣奇蹟」,小説裏,我寫過:「如今,不論站在世界任何角落,我從未離開過那不斷生長與擴張的島嶼」,所有的事情,在台灣,失去了它的邊界,失去了它的分際……
回頭看,我甚至忘了應該懔然於小説中的預言性。或者,小説作者也只有在無意識的迷濛中,才是道出準確預言的卡珊卓拉!
再回看九年代,許多事都失去了它的分際,直到我們心底的浪漫也失去了它的邊界。
檢討起來,最關鍵的是,錯估了政治人物、錯估了其中某些人大到吞噬一切的貪慾與私心。是的,重新回溯,就在那時候,無聲無息地,像葉慈在「1916復活節」裏説的:「一種恐怖之美已經誕生」。
回頭去看,更恐怖地是,那時候,我們也未曾驚覺於葉慈在同一首詩的另一句:什麼是“excess of love”,什麼是那個超過了分際的“excess”,什麼是What if excess of love, Bewildered them till they died”……
那一段時間,在一種童騃性地樂觀裏,人們被高張的熱情bewildered了嗎?竟以為更理想的台灣已經近在咫尺。那幾年,感覺上飛得很高,好像希臘神話裏的Daedalus,後來,一切嘎然而止。以為是那對翅膀的錯,不,是我們飛得太高,才會忘記了翅膀是蠟做的,將在高溫下解體。在我迴繞不去的夢魘裏,迎着陽光的翅膀,融成為飛機爆炸後的星點碎屑。
當年,乘着那對即將碎裂的翅膀,又好像踏風火輪乘虛御空。後來,必須開腸破肚,重新刮乾淨骨肉,才能夠償還因為輕忽種下的罪孽。
回溯起來,如果可以重新來過,社會運動的着力可以更加細膩。包括女性主義的討論應該更加深化、而實踐上要深入草根社區;人權運動的推行尤需要從學校教育着力,先讓人權價值在台灣社會生根(譬如説,廢除死刑的訴求通過各種公聽會,經由討論的過程,以消除群眾的疑慮),還要顧到司法機制與檢警系統等多方面的配套。最為重要的是,怎麼樣讓社會運動的理念變成台灣人民的普遍價值!而當時最讓人痛惜地,竟然沒有預作防範,以至於社會運動的某些辛苦耕耘,在根基穩固之前,就被政治激情輕易地席捲而去……
到今天,後來發生的,回過頭來定義了之前所發生的意義。九〇年代,包括那份帶着真摯心願的樂觀,證明的 ……可能多是當年的輕忽。
是的,就在九年代,我們未曾預見許多原該預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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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站分類:知識學習 隨堂筆記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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