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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魯迅VIII：魯迅雜文全集》
2024/08/04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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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魯迅VIII：魯迅雜文全集》
書名：魯迅雜文全集VIII
作者：魯迅
出版社：好優文化
出版日期：2022/08
《集外集拾遺補編》於一九五二年，由魯迅的學生皆伴侶許廣平編輯出版。收錄魯迅在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三六年之間撰寫，未收錄至其他雜文集的作品。
【Excerpt】
〈我的自傳〉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的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o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爲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是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到一九二六年，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說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語堂的幫助，逃到廈門大學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廣東，做了中山大學教授，四月辭職，九月出廣東，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一個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一本論文，一本回憶記，一本散文詩，四本短評，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和一本編定的《唐宋傳奇集》。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
本篇據手稿編入。牠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所作《自敘傳略》（收入《集外集》）的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的。
〈自傳〉
魯迅，以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之紹興城內姓周的一個大家族裡。父親是秀才；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學作品的程度。家裡原有祖遺的四五十畝田，但在父親死掉之前，已經賣完了。這時我大約十三四歲，但還勉強讀了三四年多的中國書。
因為沒有錢，就得尋不用學費的學校，於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進了水師學堂。不久，分在管輪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艙面了，便走出，另考進了礦路學堂，在那裡畢業，被送往日本留學。但我又變計，改而學醫，學了兩年，又變計，要弄文學了。於是看些文學書，一面翻譯，也作些論文，設法在刊物上發表。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親無法生活，這才回國，在杭州師范學校作助教，次年在紹興中學作監學。一九一二年革命後，被任為紹興師范學校校長。
但紹興革命軍的首領是強盜出身，我不滿意他的行為，他說要殺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辦事，由此進北京，做到社會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長。一九一八年「文學革命」運動起，我始用「魯迅」的筆名作小說，登在《新青年》上，以後就時時作些短篇小說和短評；一面也做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的講師。因為做評論，敵人就多起來，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並且還要逮捕我。我只好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約有半年，和校長以及別的幾個教授沖突了，便到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教務長兼文科教授。
又約半年，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譯及編輯的不算外，創作的有短篇小說集二本，散文詩一本，回憶記一本，論文集一本，短評八本，中國小說史略一本。
本篇據手稿編人，原無標題。
〈做「雜文」也不易〉
「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文學產生」這問題，還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說了一通，沒有結果。這問題自然還是存在，秋涼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燈火倍可親」的
時節，頭腦一冷靜，有幾位作家便又記起這一個大問題來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談》上，渾人先生告訴我們道：「偉大的作品在廢紙簏裏！」為什麼呢？渾人先生解釋說：「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們，他們都是抱着『門羅主義」的，……他們發現稿上是署着一個與他們沒有關係的人底姓名時，看也沒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廢紙簏了。」
偉大的作品是產生的，然而不能發表，這罪孽全在編輯先生。不過廢紙簏如果難以檢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較有意思，較有作用的還是《現代》九月號卷頭「文藝獨白」裏的林希雋先生的大作《雜文和雜文家》。他並不歸咎于編輯先生，只以為中國的沒有大著作產生，是因為最近一雖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種「容易下筆」，容易成名的「雜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棄其任務，即便是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替代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了。
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汙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並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現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來做例子罷，那開頭是——
「最近以來，有些雜誌報章副刊上很時行的爭相刊載着一種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隨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絕對無定型，不受任何文學製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則無所不談，範圍更少有限制。為其如此，故很難加以某種文學作品的稱呼；在這里，就暫且名之為雜文吧。」
「沉默，金也。」有一些人，是往往會「開口見喉嚨」的，林先生也逃不出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義，是並非中國舊日的所謂「駢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現在文學上和「韻文」相對的不拘韻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糊里糊塗。但他的所謂「嚴肅的工作」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學製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要有所不談；範圍要有限制。這「嚴肅的工作」是什麼呢？就是「制藝」，普通叫「八股」。
做這樣的文章，抱這樣的「文學觀」的林希雋先生反對着「雜文」，已經可以不必多說，明白「雜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務的重要了；雜誌報章上的缺不了牠，「雜文家」的放不掉牠，也可見正非「投機取巧」，「客觀上」是大有必要的。
況且《現代》九月號卷頭的三篇大作，雖然自名為「文藝獨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來判斷，「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實也正是「雜文」。但這並不是矛盾。用「雜文」攻擊「雜文」，就等于「以殺止殺」。先前新月社宣言裏說，他們主張寬容，但對于不寬容者，卻不寬容，也正是這意思。那時曾有一個「雜文家」批評他們說，那就是劊子手，他是不殺人的，他的偶然殺人，是因為世上有殺人者。但這未免「無所不談」，太不「嚴肅」了。
林先生臨末還問中國的作家：「俄國為什麼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產
生？……而我們的作家呢，豈就永遠寫寫雜文而引為莫大的滿足麼？」我們為這暫時的「雜文家」發愁的也只在這一點：現在竟也累得來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採取」的「雜文」，不至于忘記研究「俄國為什麼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產生」麼？
但願這只是我們的「杞憂」，他的「雜文」也許獨不會「非特絲毫無需要之處，反且是一種惡劣的傾向」。
本篇最初南四號「文學論壇」欄，署名直。
書名：魯迅雜文全集VIII
作者：魯迅
出版社：好優文化
出版日期：2022/08
《集外集拾遺補編》於一九五二年，由魯迅的學生皆伴侶許廣平編輯出版。收錄魯迅在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三六年之間撰寫，未收錄至其他雜文集的作品。
【Excerpt】
〈我的自傳〉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的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o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爲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是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到一九二六年，有幾個學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說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語堂的幫助，逃到廈門大學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廣東，做了中山大學教授，四月辭職，九月出廣東，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一個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有兩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一本論文，一本回憶記，一本散文詩，四本短評，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和一本編定的《唐宋傳奇集》。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
本篇據手稿編入。牠是作者在一九二五年所作《自敘傳略》（收入《集外集》）的基礎上增補修訂而成的。
〈自傳〉
魯迅，以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之紹興城內姓周的一個大家族裡。父親是秀才；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學作品的程度。家裡原有祖遺的四五十畝田，但在父親死掉之前，已經賣完了。這時我大約十三四歲，但還勉強讀了三四年多的中國書。
因為沒有錢，就得尋不用學費的學校，於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進了水師學堂。不久，分在管輪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艙面了，便走出，另考進了礦路學堂，在那裡畢業，被送往日本留學。但我又變計，改而學醫，學了兩年，又變計，要弄文學了。於是看些文學書，一面翻譯，也作些論文，設法在刊物上發表。直到一九一〇年，我的母親無法生活，這才回國，在杭州師范學校作助教，次年在紹興中學作監學。一九一二年革命後，被任為紹興師范學校校長。
但紹興革命軍的首領是強盜出身，我不滿意他的行為，他說要殺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辦事，由此進北京，做到社會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長。一九一八年「文學革命」運動起，我始用「魯迅」的筆名作小說，登在《新青年》上，以後就時時作些短篇小說和短評；一面也做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的講師。因為做評論，敵人就多起來，北京大學教授陳源開始發表這「魯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將我撤職，並且還要逮捕我。我只好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做教授；約有半年，和校長以及別的幾個教授沖突了，便到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教務長兼文科教授。
又約半年，國民黨北伐分明很順利，廈門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廣州來了，不久就清黨，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但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譯及編輯的不算外，創作的有短篇小說集二本，散文詩一本，回憶記一本，論文集一本，短評八本，中國小說史略一本。
本篇據手稿編人，原無標題。
〈做「雜文」也不易〉
「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文學產生」這問題，還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說了一通，沒有結果。這問題自然還是存在，秋涼了，好像也真是到了「燈火倍可親」的
時節，頭腦一冷靜，有幾位作家便又記起這一個大問題來了。
八月三十日的《自由談》上，渾人先生告訴我們道：「偉大的作品在廢紙簏裏！」為什麼呢？渾人先生解釋說：「各刊物的編輯先生們，他們都是抱着『門羅主義」的，……他們發現稿上是署着一個與他們沒有關係的人底姓名時，看也沒有工夫一看便塞下廢紙簏了。」
偉大的作品是產生的，然而不能發表，這罪孽全在編輯先生。不過廢紙簏如果難以檢查，也就成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疑案。較有意思，較有作用的還是《現代》九月號卷頭「文藝獨白」裏的林希雋先生的大作《雜文和雜文家》。他並不歸咎于編輯先生，只以為中國的沒有大著作產生，是因為最近一雖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着一種「容易下筆」，容易成名的「雜文」，所以倘不是「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棄其任務，即便是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替代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了。
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臺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汙穢，甚而至于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和人生有關，並且也不十分容易做。現在就用林先生自己的文章來做例子罷，那開頭是——
「最近以來，有些雜誌報章副刊上很時行的爭相刊載着一種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隨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絕對無定型，不受任何文學製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則無所不談，範圍更少有限制。為其如此，故很難加以某種文學作品的稱呼；在這里，就暫且名之為雜文吧。」
「沉默，金也。」有一些人，是往往會「開口見喉嚨」的，林先生也逃不出這例子。他的「散文」的定義，是並非中國舊日的所謂「駢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現在文學上和「韻文」相對的不拘韻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糊里糊塗。但他的所謂「嚴肅的工作」是說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學製作之體裁的束縛」；內容要有所不談；範圍要有限制。這「嚴肅的工作」是什麼呢？就是「制藝」，普通叫「八股」。
做這樣的文章，抱這樣的「文學觀」的林希雋先生反對着「雜文」，已經可以不必多說，明白「雜文」的不容易做，而且那任務的重要了；雜誌報章上的缺不了牠，「雜文家」的放不掉牠，也可見正非「投機取巧」，「客觀上」是大有必要的。
況且《現代》九月號卷頭的三篇大作，雖然自名為「文藝獨白」，但照林先生的看法來判斷，「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實也正是「雜文」。但這並不是矛盾。用「雜文」攻擊「雜文」，就等于「以殺止殺」。先前新月社宣言裏說，他們主張寬容，但對于不寬容者，卻不寬容，也正是這意思。那時曾有一個「雜文家」批評他們說，那就是劊子手，他是不殺人的，他的偶然殺人，是因為世上有殺人者。但這未免「無所不談」，太不「嚴肅」了。
林先生臨末還問中國的作家：「俄國為什麼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產
生？……而我們的作家呢，豈就永遠寫寫雜文而引為莫大的滿足麼？」我們為這暫時的「雜文家」發愁的也只在這一點：現在竟也累得來做「在材料的捃摭上尤是俯拾皆是，用不着挖空心思去搜集採取」的「雜文」，不至于忘記研究「俄國為什麼能夠有《和平與戰爭》這類偉大的作品產生」麼？
但願這只是我們的「杞憂」，他的「雜文」也許獨不會「非特絲毫無需要之處，反且是一種惡劣的傾向」。
本篇最初南四號「文學論壇」欄，署名直。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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