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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汎森的《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2023/06/05 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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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王汎森的《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從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李歐梵的著作，又繼續找到王汎森的《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雖然，如同書名的這個疑問在文章中可能沒有具體答案，但作者的一些思考內容應該值得我們參考。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0015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
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9/11/12
內容簡介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Alfred L. Kroeber語）的「為何」這個問題，我並未作比較全面的回答，因為那並不是當初下筆寫這篇短文的用意。我原來想做的是針對華人學術界一向缺乏寬鬆、自由，帶啟發性的對話環境而發，絕未曾想對「為何」作一比較完整的陳述。如果把「天才為何成群而來」這個問題轉換成傑出的人才為何成群地來，那麼，我個人認為以下幾點相當重要：物質條件與心理質素的強大支持、「群聚效應」、「帶跑者」所發揮的效應，還有同儕之間健康的「競爭」兼「合作」關係的激發等。
過去一、二十年，除了專業研究之外，我曾作過一些通俗演講、寫過一些散篇文章，這些演講或文章大多與我專業沒有直接關係，卻多少表達了我對這個時代學術、文化狀況的觀察。本書以「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作為書題，副標題則是「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大多是從人文優先的角度出發看事情，從科技實證之外的人文精神層次出發考量問題，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前提去考慮現代社會的發展，或是考慮知識創造過程中的人文面向。為往日的所思所感留下一點紀錄。
作者簡介
王汎森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史學家，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教授研究的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學術專書。
【Excerpt】
〈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粗定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循環爲用。
我想從幾個事件說起。幾年前我與一位留學英國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爲什麼還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我所說的成日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中，即有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但是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伯林莫屬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頁的小冊子《刺猬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1953），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傳誦最遠。
有一本伯林的傳記說，當時英國頗有人擔心他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利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後來柏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爲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偶然發現用「刺猬」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猬與狐狸》爲標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在談論中激發火花的例子，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西方簡直是不可勝數。十九世紀末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爲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裡。譬如維也納的Café Griensteidl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褚威格（Stefan Zweig，《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作者）等大人物們。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會影響，與別林斯基（V. G. Belinsky）爲中心的文藝圈子是分不開的。我對二十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家的「週末派」（Weber Circle），一群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在一起談論，也感到印象深刻。後來韋伯的一個學生移民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書，而留給我們一份相當生動的記載。在「週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樣的大學者（像盧卡奇， György Lukács），甚至還包括一位後來的德國總統。
再回到維也納。林毓生先生說，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海耶克、Eric Voegelin等大師。
綜合這些「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事例，我有一種感觸。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二〇〇○年代初，我因爲特殊機緣，有機會參與許多研究計畫的審査，我覺得各種審査會中有兩種氣氛隱隱然在競爭著。一種認爲申請計畫的計畫書中所寫的，應該與後來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種觀念則認爲如果做出來的成果皆在計畫書的預測中，這種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會太多。我個人所取的態度是「因其已知，發現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設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許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計畫之外的。線性的推進很要緊，但是從旁邊撞進來的東西，也不能小看。歷史上許多「無用之用，是爲大用」的發明（如X光），也不一定是從縱向的、線性的推衍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縱、橫交叉，與自己原先的構思方案不經意碰撞、引會的產物。我願意把這一點提出來，以供有意營造富有創造力的學術環境者參考。
《南方周末》，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從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李歐梵的著作，又繼續找到王汎森的《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雖然，如同書名的這個疑問在文章中可能沒有具體答案，但作者的一些思考內容應該值得我們參考。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0015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
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9/11/12
內容簡介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Alfred L. Kroeber語）的「為何」這個問題，我並未作比較全面的回答，因為那並不是當初下筆寫這篇短文的用意。我原來想做的是針對華人學術界一向缺乏寬鬆、自由，帶啟發性的對話環境而發，絕未曾想對「為何」作一比較完整的陳述。如果把「天才為何成群而來」這個問題轉換成傑出的人才為何成群地來，那麼，我個人認為以下幾點相當重要：物質條件與心理質素的強大支持、「群聚效應」、「帶跑者」所發揮的效應，還有同儕之間健康的「競爭」兼「合作」關係的激發等。
過去一、二十年，除了專業研究之外，我曾作過一些通俗演講、寫過一些散篇文章，這些演講或文章大多與我專業沒有直接關係，卻多少表達了我對這個時代學術、文化狀況的觀察。本書以「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作為書題，副標題則是「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大多是從人文優先的角度出發看事情，從科技實證之外的人文精神層次出發考量問題，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前提去考慮現代社會的發展，或是考慮知識創造過程中的人文面向。為往日的所思所感留下一點紀錄。
作者簡介
王汎森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史學家，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教授研究的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學術專書。
【Excerpt】
〈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最近我應邀到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作一場大規模的通識教育講座，我粗定的講題是「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地來？——漫談學術環境的營造」，在演講中我提到：我們太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傳習與聽受，往往忽略橫向的、從側面撞進來的資源，事實上這兩者缺一不可，應該交叉循環爲用。
我想從幾個事件說起。幾年前我與一位留學英國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爲什麼還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群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群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我所說的成日社交宴會的英國思想家中，即有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但是如果我的記憶沒錯，曾經有人說，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伯林莫屬了。伯林有一本八、九十頁的小冊子《刺猬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1953），在伯林的所有著作中傳誦最遠。
有一本伯林的傳記說，當時英國頗有人擔心他過度頻繁的社交生活會影響到他的學問，但實際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場合。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利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後來柏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爲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伯林偶然發現用「刺猬」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伯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猬與狐狸》爲標題印成小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在談論中激發火花的例子，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西方簡直是不可勝數。十九世紀末歐洲思想之都維也納正是「天才成群地來」的地方，維也納城大量的咖啡館成爲繁星們的養成之所，往往體現了一群人如何把一個人的學問及思想境界往上「頂」的實況。當時維也納的小咖啡館，點一杯咖啡可以坐一天，甚至信件可以寄到咖啡館，晚禮服也可以寄放在那裡。譬如維也納的Café Griensteidl咖啡館就有包括了褚威格（Stefan Zweig，《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作者）等大人物們。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發展以及其巨大的政治社會影響，與別林斯基（V. G. Belinsky）爲中心的文藝圈子是分不開的。我對二十世紀初，海德堡城中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家的「週末派」（Weber Circle），一群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在一起談論，也感到印象深刻。後來韋伯的一個學生移民到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書，而留給我們一份相當生動的記載。在「週末派」中出了各式各樣的大學者（像盧卡奇， György Lukács），甚至還包括一位後來的德國總統。
再回到維也納。林毓生先生說，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群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海耶克、Eric Voegelin等大師。
綜合這些「一群人把一個人往上頂」的事例，我有一種感觸。凡是一個學派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時，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著「白首太玄經」的工作，同時不拘形式地圍繞著一、兩個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對話。龔自珍〈釋風〉篇中說，「風」是「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學風的形成。「風」的形成不只是老師對學生縱向的講授，而是有「縱」、有「橫」，有「傳習」而得、也有來自四面八方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那些不經意的一句話，對深陷局中、全力「參話頭」而充滿「疑情」的人而言，可能正是「四兩撥千斤」的一撥。
二〇〇○年代初，我因爲特殊機緣，有機會參與許多研究計畫的審査，我覺得各種審査會中有兩種氣氛隱隱然在競爭著。一種認爲申請計畫的計畫書中所寫的，應該與後來的研究成果相符合。另一種觀念則認爲如果做出來的成果皆在計畫書的預測中，這種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不會太多。我個人所取的態度是「因其已知，發現未知」，如果期待一切皆是原先所未曾設想到的，未免太不可能；但是許多重大突破又是在計畫之外的。線性的推進很要緊，但是從旁邊撞進來的東西，也不能小看。歷史上許多「無用之用，是爲大用」的發明（如X光），也不一定是從縱向的、線性的推衍所產生的結果，往往是縱、橫交叉，與自己原先的構思方案不經意碰撞、引會的產物。我願意把這一點提出來，以供有意營造富有創造力的學術環境者參考。
《南方周末》，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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