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李歐梵的《西潮的彼岸》

續讀李歐梵的《西潮的彼岸》。

其中一篇〈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正是李歐梵長期研究及關注的主題，他的另一本大作《現代性的想像：從晚清到五四》，或可說是延續這一篇論文。

以1969年的本文對比後來的研究專論，已顯大膽及宏觀，值得一讀。

書名：西潮的彼岸
作者：李歐梵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1982/10/31

【Excerpt】
〈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

五十多年的時間，使「五四」成了歷史，也把廿世紀中國的知識份子分成了兩代：「五四時代」和「六十年代」。從「六十年代」的立足點看「五四」，所能得到的是一個歷史的視野和角度（perspective），但却並不是全然客觀的，因為我們都是「五四時代」人的子女，幼年時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都離不了「五四」的影響。也許在此時全盤整理「五四」的「文化遺產」，為時尚早，但是由於五十多年來時間與空間的變遷，這一代也該對上一代有所感觸。

一
我覺得「五四」對於中國影響最深的不是科學，而是文學。「五四運動」本身是政治性的學生運動，由「五四」而引起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則與交學——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高呼的「文學革命」——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
在「五四」以後的十年間，白話文風行，文學雜誌如雨後春筍，文學團體紛紛成立，集中在兩大城市：起先是北京，後來是上海。風氣首開於此二城，但迅即風起雲湧，傳遍各省，於是重要省城重鎭如廣州、長沙、武漢、濟南、杭州等市，也成了「新文學」的中心。「五四」文學界的故事，可以寫出一部「雙城記」，但也可以像晚年的魯迅一樣，住定上海，專看這個上海「文壇」——這個衆星羣集、五花八門的十里洋場——上的「才子加流氓」。
魯迅當年雖然罵的是創造社，用「才子加流氓」一語也未免刻薄，但他的紹興師爺的一枝尖筆，畢竟勾描出一個文壇上的重要現象——「文人」。本文所論的主要對象也是上海的「文人」。
……

雖然常言「文人相輕，自古皆然」，上海文人間之「相輕」，却反出應另一種新的現象。當然，文章是自己的好，但廿年代的文人，却要在自己的文章內，加上不少名詞，以表示自己之「新」，恰如上海時髦的紳士淑女們，要在中國長袍內穿西装褲、旗袍領要高，以示瀟洒、旖麗、合乎潮流。這些新的文學名詞層出不窮，從「文學研究會」所創出的「為人生而文學」、早期「創造社」的「爲藝術而藝術」，到後期「創造社」和「太陽社小夥子」們的「革命文學」、「普羅文學」；從「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人性主義」「浪漫主義」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從「烟士披里純」到「奥伏赫變」，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因此，上海的文人非但「相輕」，而且也非常「自重」——自以爲是，自以爲了不起，自以爲走在時代的前面，自以爲自己的掙扎奮闘，心理上的煎熬，感情上的磨折，不受當時人——特別其他「文人」」—的瞭解和體恤。於是，文壇上充滿了「傾訴」性的文學作品：日記（郁達夫的「日記九種」、章衣萍的「倚枕日記」、徐志摩的「志摩日記」、以及後來謝冰瑩的「從軍日記」）、書信或情書（徐志摩的「愛眉小扎」、章衣萍的「情書一束」、蔣光慈的「紀念碑」），自傳（王獨清「長安城中的少年」、「我在歐洲的生活」、「沈從文自傳」、）、傳記（沈從文的「記丁玲」、「記胡也頻」）、遊記（孫伏園、郁達夫、朱自清）、隨筆，以及無以計數的「新詩」。這些作品，大都以作者自己爲「主人翁」，自己也就是「英雄」。英雄不受知於時代（雖然自己的日記却一版而再版）是一個共通的題目——由於社會的紊亂，生活的不安定，政治上的不滿，途導至各式各樣「自哀自憐」的現象：郁達夫酗酒、魯迅自嘲、徐志摩自築「象牙塔」（「翡冷翠的一夜」、「巴黎鱗爪」）、張資平，葉靈鳳寫其半黃色的小說，李叔同出家。
這種種類廢、逃避、自哀自憐的現象，雖各有其個人的原因，但從歷史的眼光看來，這些個人小問題的背後却隱現着一個「時代」的大徵象——中國知識份子，有史以來第一次集體感受到與政治社會的疏離（alienation）、郁達夫在一篇短文中把這個現象很沉痛地道了出來：

「自去年多天以來，我的情懷，只是憂鬱的連續。我抱了絕大的希望想到俄國去作勞働者的想頭，也曾有過，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虚無的觀念，在揚子江邊，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過，但是柔順無智的我的女人，勸我終止了。清明節那一天送女人同了新江，我想於月明之夜，吃一箇醉飽，圖一箇痛快的自殺，但是幾箇朋友，又互相牽連的敎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現在的心裏，還是苦悶得和半年前一樣。
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敎育割勞後的我這零餘者，教我能够做些什麼？」

郁達夫有意或無意之間，用了十九世紀俄國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意象——「零餘者」（Superfluous Man）。這個名詞首見於屠格涅夫的小說「零餘者的日記」，也是一針見血，刻繪出十九世紀俄國知識份子的心情，他們和政治脫了節，對於社會現實（農奴）有沉重的罪惡感，但他們能做些什麼？大多數的人在沙龍裏喝酒，談黑格爾，也是同樣地自暴自棄，頹廢渡日，後來，終於有些年輕知識份子掙出了「零餘者」的牢籠，要改變政治和社會現實，於是變成了「虛無黨」的恐怖份子，或參加所謂「人民主義」（Populist）運動，到農村去爲農民服務。早期的列寧，就深受這種氣氛的影響。
都達夫的自我懺悔，反映出廿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相似的現象。郁達夫和所有其他的知識份子，皆困擾於同一個問題：「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他們能侈做些什麼？
回顧歷史上的中國知識份子，這一個「疏離」的現象，並不完全存在，因爲「學而優則仕」，考試制度為古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搭好了一座溝通政治與社會的橋樑，古代知識份子的問題，不是「能做些什麼」？而是「怎樣做」？在平常時期，他們常徬徨於「忠孝難兩全」的困境；在非常時期，他們徘徊於「仕與不仕」的選擇，五代的馮道，可以從容不迫的事十主，而宋末的文天祥，却以遺臣盡前朝，爲「正氣」而死。知識份子必須在社會上「做些事情」，對國家文化盡責，這是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所以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名句。西方各國，恐怕只有法國自Les Philosophes 之後，才有這一個傳統，法國「文人」至今仍不離沙特所謂的「Engagement」（承擔精神），對人生如此，對社會文化更是如此。
廿世紀的中國，政治上動盪不安，早期軍閥割據，使得大部份知識份子與政治脫了節，「五四」後大批文人由北京擁入上海，泰半也是這個原因。於是，在十里洋場，租界仍未撤除的上海，這些文人能够做些什麼？古代受了教育幾乎就等於可以做官，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廢除後，知識份子已不再有制度上的橋樑，於是，教育非但沒有帶來「權力」，却使受過教有的人感到「割勢」，其所割之「勢」，豈非中國兩千年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政治之「勢」？
……

ニ
早在一九二六年，梁實秋先生在紐約當學生的時候，就會寫過一篇長文，名曰：「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對於他同時代的新文學，有不少一針見血的見解。梁先生認爲中國新文學運動，有幾個特徵：
（一）新文學運動根本的受外國影響；
（二）新文學運動是推崇情感、輕視理性；
（三）新文學運動所採取的對人生的態度是印象的；
（四）新文學運動主張皈依自然並側重獨創。

梁先生提出的這四點，筆者完全同意。梁先生師崇白壁德（Irving Babbitt），而白壁德師崇阿諾（Matthew Arnold），是抨擊浪漫主義最烈的人，梁先生對中國新文學的浪漫趨勢，當然頗多微詞。也許學歷史的人可以在此爲文學批評家提供一點「時代背景」。
……

這一種浪漫性的文學的特徵，梁實秋先生已經說明在先，其精神，可以用希臘神話上的兩個字代表：一是Promethean（Prometheus），一是尼采借用過的Dionysian（Dionysus）。前者所代表的精神是：勇敢、進取，自覺的努力、奮鬪，發揮人的一切潛能和熱情，甚而爲人類犧牲自己，關於這一個西方傳統，嚴復在譯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時候，就已經覺察到了，林琴南之敬佩史考特（Walter Scott）和哈格（Rider Haggard），梁啓超的「新民說」，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揭槳的「新青年」，所推崇的皆是同一種精神。文人羣中，魯迅、徐志摩、蕭軍等大部份人也在盡力鼓吹這一個新傳統，（雜誌名稱如「太陽」「創造」「萌芽」；茅盾的一篇小說中，其禿翁名「强」，叫「猛」，號「惟力」〕，一反過去「文人」之弱不禁風，白面書生的舊典型。第二種精神則以「愛」爲出發點——肉體和性靈的愛衝破一切繁文褥節，不受任何理性的控制，要「親身體驗」，要熱情奔放，愛要瘋狂地，赤裸裸地呈現自我（日記體、懺悔文學，梁實秋所謂的「印象主義」，裸體總畫因而大盛），最後要熔成一團火，燒遍所有年輕人的身心，把傳統焚爲灰燼，然後才有「鳳凰涅槃」，新中華重生。徐志摩的「青年運動」一文，是把這兩種精神混爲一爐的最好的寫照。
「在葡萄叢中高歌歡舞的一種Dionysian madnes，已經在時間的灰爐裏埋着，眞生命活潑的血液的循環，已經被文明的毒質瘀住……所以我們要求的是『澈底的來過』；我們要爲我們新的潔淨的靈魂造一個新的軀體，要為我們新的潔淨軀體造一個新的潔淨靈魂，我們也要爲這新的潔淨的靈魂與肉體造一個新的潔淨的生活——我們要求一個『完全的再生』。
……

蔣光慈的「飄泊」，與郁達夫的「零餘」，可說是「五四」文人的兩大歷史特徵，表現在文學裏，就是梁實秋先生所不满的「浪漫的趨勢」。這一種趨勢，因抗日及中共的興起而似乎是暫時告終，文人們紛紛捲入政治，有的去重慶大後方抗戰，有的到延安去「革命」，但由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浪漫新傳統，並沒有全然消毁，而是轉變了方面，改换了味口，加上了新面具。研究中國的左翼文學，勢須先把這一個浪漫的背景弄清楚。中外學人中，唯有已故世的夏濟安先生注意到這一種關連。

三
……
「五四」上一代的「西化」，留給這一代最大的危機，是這一代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Identity）。上一代在打倒「孔家店」，燒盡傳統文化之後，留下來的却是一片眞空，於是知識份子拼命吸收西方文化，希望能彌補這一個眞空，創造新的傳統。即如魯迅，也在一篇「靑年必讀書」中公然宣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其影響所及之下，中國青年一味洋化，到了美國後，更是如飲蜜糖，爭作美國人，在美安居樂業以後，終於有一天空然感覺到自己還是黃皮膚的中國人，但自己對於中國文化所知道的到底有多少？上一代的反傳統的狂熱，使得下一代對於本國文化的距離更遠。一個海外知識份子的alienation，是雙重的：他（她）既感到自己在美國物質文明下的「非人」，又苦於對中國文化社會的疏離，於是，遂有於梨華女士小說中所描寫的「無根的一代」。
「六十年代」人是否無可作爲？二三十年代」的浪漫精神對我們是否仍有意義？這一代的人如何整理上一代的遺產?如何向廿一世紀的中國歷史家交待?這些問題，只好作為另一篇文章的題目。
六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勢須承認「五四」就是我們的文化背景，正如晚清的「國學」是「五四」時代知識份子的文化背景。五十年時過境遷，一切恩怨都已隨風而逝之後，希望這一代的「女人」，不再「相輕」上一代的文人，我們可以批評，可以重新估價，可以平心靜氣討論，却不能輕視上一代，不願上一代的文化遺產。「五四」雖已成歷史，但對於一個在公元二〇〇一年寫中國史的人，我們這一代的人何嘗也不是歷史？我們雖可視「五四」為歷史，却無法置身於歷史範疇之外，因此本文也免不了爲將來的歷史家，廿一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一篇充滿了個人偏見的「原始資料」。

——一九六九年於美國達特茅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