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為慶祝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日，音樂劇《猶太人在上海》在上海文化廣場上演。據說，猶太人永遠感恩上海人在二戰期間對他們的幫助。但到底是誰幫了他們？自顧不暇的上海市民真有餘力大規模幫忙猶太人嗎？大象公會的一篇舊文《上海猶太人該感謝誰》也許能更好地解答這個問題。 (2015-09-05 大象公會)

上海猶太人該感謝誰

2014年8月1日 李清末 (大象公會)

二戰期間，上海慷慨地給予猶太人庇護，譜寫了民族間的友誼讚歌。但在這些猶太人的回憶錄中，卻很少提及這段恩情，一些人提到最感激日本人。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一個月前，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辦「猶太難民與上海」圖片展，二戰期間「拯救猶太人」的舊事再度出現在輿論視野中，國內相關報導多以「大屠殺親歷者淚謝中國」作為標題，在強調中國人善良、樂於助人的同時，有的還捎帶了日本人的凶殘、蠻橫。

1933年 ~ 1941年，有3萬猶太人為躲避納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國只接收了20萬猶太人。猶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 ~ 1939年英國殖民當局宣佈未來5年內只接受7.5萬猶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國爆發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後，上海幾乎是全世界唯一對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城市。

上海猶太難民留下的大量回憶文獻中，不少人表現出對上海的眷戀，但很少看到他們對上海或上海人表達感恩之情的文字。這與中國的相關報導差異很大。

為什麼是上海

上海無意中成為了猶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納粹上台後，對前途悲觀的猶太人紛紛逃離德國，嚴格來說他們是僑民而非難民。「水晶之夜」後，納粹德國突然加速清除猶太人，那些在「事情不會那麼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來觀望的猶太人，突然發現自己已變成難民，並且全世界幾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羅斯福牽頭在法國埃維昂萊班組織討論接收猶太難民的國際會議，但32個與會國中，除多米尼加外，其餘國家皆不願接收猶太人，牽頭者美國也不例外。當時西方盛行反猶主義，即使是對猶太人最友好的美國，也有上百個反猶太團體。

反猶壓力使得猶太人即使逃到美國也無法入境，最典型的是「聖路易斯」號郵輪悲劇。1939年5月，九百名猶太難民被納粹德國用「聖路易斯」號郵輪送至古巴，結果被古巴拒絕，停靠邁阿密登陸又被美國拒絕，只好返回歐洲。他們當中有六百人後來死於集中營。1980年代中國曾引進的美國電影《苦海餘生》即以該事件為原型。

雖然多米尼加表態接納10萬猶太人，但它無力籌措巨額安置費，而猶太人也不願去生活環境貧窮且與歐洲相去甚遠的國家。此時，萬里之外的中國上海因為多重因素疊加，成為唯一選擇。

首先是上海租界「國中之國」的獨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後，逐漸形成英美等國租界合併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獨立於中國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國領事管轄的公共租界，屬於由外國僑民自治的獨特地方實體。

由於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國初，外國人旅居上海無需任何手續，1932年，民國政府開始對吳淞口和上海登陸的外國人增設查驗護照簽證程序，由於傳統習慣，上海實際上對任何人都實行落地簽，是世界最著名的開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國民政府無法行使行政管轄，而日本還未組建傀儡政權管理上海，進入上海的簽證管轄權被虛置，租界無意中扮演了難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滬會戰時，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被日軍控制，這部分後被稱為「日租界」）。

所以，從1937年八一三抗戰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為猶太人敞開了大門：無需簽證、無需有人宣誓擔保，無需警方證明，無需保證經濟獨立。

上海不僅有猶太人入境的便利，還有先期定居猶太人的財力。當時上海有兩個猶太人集團，一個是英國的巴格達商人，他們中有沙遜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個是俄國猶太人，他們雖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頗有財力。

在外灘16鋪碼頭登陸的猶太人並不很像難民，至少從歐洲到上海的逃難並不狼狽，甚至算得上奢侈。他們購買頭等艙的船票，在船上開Party，吃高檔西餐。在許多猶太人的回憶中，綵帶、日本樂隊、專用乘務員、蛋糕是他們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戰爭期間的背井離鄉畢竟不同於旅行，上岸後，他們很快就典當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濟。巴格達猶太富商第一個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們組建了第一個援助猶太人的COMA委員會，不但提供公寓，還向每位難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證難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進入上海的猶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這時美國猶太人社團組織JDC聯合慈善力量，成為救助難民的主要機構。

無論如何，猶太難民過得遠比上海當地人要好，亞洲式的貧困令他們印象深刻：「那些拉著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閒逛的中國車伕簡直不是人，冬天他們沒有暖氣，很多中國人在街頭被凍死，第二天垃圾車來的時候，屍體直接被拋到了車上。」

日本佔領下中國人的不幸同樣讓他們印象深刻：「日本人對待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差別很大，每當中國人過橋時，總會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們，或用菸頭燒，但是中國人更厲害，他們回頭對傷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來，這是中國人打敗日本人的標誌。」

兄弟、恩人與謀略

日本也許是當時世界上對猶太人最有好感的國家，他們對猶太人的好感源遠流長，它是妄想、陰謀論和感恩的奇特混合。

早在明治時期，蘇格蘭傳教士麥克勞德為了方便日本傳教，提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假說：日本人是猶太「失散的10個部落」的後裔，這成為後來「日猶同祖論」的起源。

麥克勞德的學說曾在日本頗受歡迎，當時日本處於「一種被視為遠東孤島和異教國家的不光彩地位」，「日猶同祖論」可讓日本人從西歐世界中「並無過錯卻遭排斥」的猶太人那裡找到共情基礎。

日本神學家也加入到這個「偉大理論」的構建：中田重治在《聖經中的日本》裡論證日本人與猶太人同是「神的子民」；佐伯好郎則提出，日本古代望族秦氏到日本後，定居京都郊外的「太秦」，而「太秦」日語讀法為「uzu massa」，那麼「太（uzu)」即是希伯來語中的「i-shu（耶穌）」，「秦（masa）」則指「彌賽亞」。

和猶太人拉上關係，至少為日本近代受西方歧視與欺辱提供了一個自我神話的完美回答：猶太人因為在宗教起源上有先於基督教的「宗教史上的長子權」而受欺負，日本在宗教上也是一個藐視歐美各國的「神州帝國」，所以我們同自己的「兄弟」一樣，不斷受到歐美各國的欺辱。

歷史證明，日本人沒有白認這個「猶太人兄弟」。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時任日本帝國銀行副總裁的高橋是清赴倫敦籌款，他的遊說毫無成效，直到偶遇美國猶太富商雅各布.亨利.希夫。後者對沙皇俄國的排猶主義恨之入骨，當即答應借給日本500萬英鎊，在雅各布的幫助下，日本最終籌到共4.5億美元。雅各布由此獲得了由明治天皇頒發的旭日章。

日俄戰爭中被日軍俘獲的俄軍有不少猶太人，他們得到了日本人的特殊優待，這些在俄國備受歧視的猶太人由此對日本深懷感激，其中一些人最後定居日本。

1903年，沙俄曾出版過一本反猶著作《猶太賢士議定書》，它是猶太人操控世界陰謀的集大成。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它又成為猶太陰謀的新證據（布爾什維克早期領袖有很多猶太人），白軍大量印刷了這本反猶著作。當時日本參與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受此書影響，日軍從上到下都深信猶太「兄弟」兼恩人暗中操控著世界。

德國開始反猶後，當年將《猶太賢士議定書》譯為日文的「猶太專家」很快有了利用德國猶太人的資本和技術開發滿洲的設想，這個1934年提出的想法即「河豚計畫」~ 猶太人猶如河豚，如果有好的廚師，河豚便是美味，否則就可能是毒藥。

並非只有日本有利用德國猶太人的想法，1939年，國民政府立法院也曾有過吸引10萬德國猶太人定居西南的提案，它比日本吸引5萬德國猶太人的想法更宏大，只是當時中國根本沒有機會付諸行動。

「河豚計畫」提出後，日本迅速終止了侵奪滿洲俄裔猶太人財富 ~ 九一八事變後俄裔猶太人受此影響紛紛南下，導致他們成為上海猶太人的主體。

盧溝橋事變前後，日本開始越來越「親猶」，他們派代表團公關美國的猶太教拉比（類似神父）~ 介紹猶太教與神道教的類似之處。日本人還希望吸引美國新聞業和好萊塢的好感，他們認為猶太人即使沒有完全控制，起碼也強烈地影響著這兩個行業。

日本的努力得到中國俄裔猶太人社團的積極響應，他們先後召開三次遠東猶太人大會，肯定日本治下的種族平等，積極表示參與滿洲國的建設，俄裔猶太社團還主動向世界各地猶太人組織傳遞日本的親善。

1938年12月8日，日本「五大臣會議」制定了最高對猶政策，它希望在不得罪德國的前提下，積極利用猶太人的資本和技術力量建設滿洲，同時希望利用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改變美國對日本不友好的態度。

它最異想天開的構想是，希望套取美國猶太人的巨額資本支持，在日本佔領的中國領土上建立猶太人定居點，幫助建設大東亞共榮圈。

報恩是個複雜的問題

日本人堅信猶太人的神通，不但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們試圖通過美國猶太人來調和日美關係，甚至1944年還想讓美國猶太人幫助說服羅斯福與日本和談。問題是，猶太人的影響力只是日本的想像，而且美國猶太人與中國猶太人的立場完全不同。

美國猶太人社團領袖斯蒂芬‧魏斯對中國猶太人社團的遊說斬釘截鐵：「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太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你們正在幹一件對猶太人極其有害的事。」

1939年，由於美國猶太人社團的援助開始減少，先期到達上海的猶太人向日本佔領軍提出控制猶太人流入上海的要求，日本遂於1939年9月開始限制猶太人入境數量並收入500美元的保證金。

逃到中國的猶太人讓日本人大失所望 ~ 並沒有傳說中腰纏萬貫的猶太富商。更令日本人沮喪的是，他們無人響應滿洲猶太社團開發滿洲的召喚。

1941年12月7日，日軍襲擊珍珠港，次日，日軍攻佔上海租界，在華西方人和幾百萬中國人的避難孤島沉沒。受衝擊最大的倒不是中國人，而是除德、意之外的西方人。日本不但劫奪了他們的財產，還把他們關進了集中營。

猶太人也被波及，巴格達猶太人因為英國國籍，和滯留上海的美國JDC成員一同被送進集中營。失去外援的猶太難民生活水準急劇下降。雪上加霜的是，更多猶太人抵達上海，包括日本接收的波蘭、立陶宛猶太人。不過，猶太人仍有自由，他們創辦了三份報紙，甚至可以宣傳猶太復國主義。

日本對美英等國宣戰後，納粹德國不斷向日本施壓，1942年6月，德國提出徹底「清除」上海猶太人的「梅辛格計畫」，日本不得不有所表示，1943年2月18日，上海猶太人被驅趕到虹口區的「無國籍難民隔離區」。

這個隔離區有大量中國居民，既沒有圍牆也沒有路障，猶太人在隔離區不但可自由行事，還可憑路條出入隔離區，而日本哨兵並不阻攔猶太人。

隔離區內大約有1.5萬猶太人，由於俄裔猶太人一直積極響應日本，故隔離對象並不包括俄裔猶太人。1943年—1945年，隔離區曾出現過「上海發燒」等流行病，且有猶太難民因營養不良或疾病死亡，但期間最讓猶太人恐懼的是1945年後美軍對上海的轟炸。有31個猶太難民和數百中國鄰居被炸死。

相比之下，猶太人的生活是值得英美等國僑民羨慕的，後者失去了一切自由，集中營每天只分配0.4斤大米和其他食物 ~ 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軍投降，上海的意大利人立即成為集中營的新房客。

或許日本人最納悶的是，猶太人被限制在隔離區前，雖然生活已相當困難，卻想方設法幫助集中營裡的美英法僑民 ~ 在猶太難民看來，這是他們報恩的方式。

猶太人當然是知恩圖報的民族。

二戰期間，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和日本駐立陶宛代理領事杉原千畝向猶太人大量發放簽證，拯救了許多人性命 ~ 當時的奧地利和蘇聯，猶太人若無簽證將無法離境。何鳳山和杉原千畝由此獲得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國際義人」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