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旗兵們在武昌起義中沒有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裡，四大滿姓家族（扎、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旗人們的屍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而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全國登記的滿族人口由清末的500萬減少到建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50萬左右。

讓無辜者有辜：被刻意掩蔽的辛亥屠戮現象

2011-05-25 金滿樓

辛亥革命是一場由民族主義激發而來的革命，而民族主義又極容易發展成種族的仇殺主義，這種傾向在武昌起義的一開始就表現得十分明顯。參與起事的革命士兵呂中秋回憶說，最先發難的工程營在起事之前公議「禁令十條」，其中即有「勾結滿人者斬」、「私藏旗人者斬」兩條。起義爆發後，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松景，後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據第三十標的革命士兵魯祖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於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後面，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旗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大概150人）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大概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領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佈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儘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裡，四大滿姓家族（扎、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旗人們的屍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槍斃，很少倖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後，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後，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後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人趁火打劫，同學蕭傑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面某住宅內，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餘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共進會員郭寄生說，「我以曾在街上親見便衣數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殺旗籍婦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權，挽救危亡，若任意殺戮，甚至婦孺不免。此則暴徒行為，不但為國際上所反對，且必定惹起種族仇恨。」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群眾不善推理，卻急於採取行動。……那些教條，具有不容討論的專橫武斷的力量」。起義後，省諮議局遭不明射擊，革命士兵查抄了附近的寶瑛公館（寶瑛為荊州駐防旗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做過湖北新軍的標統，後調任陸軍小學總辦），當時公館中只有寶瑛妹妹一人，後被殺死並拖到閱馬場陳屍示眾，為反抗革命者戒。此事在革命黨人蔡寄鷗的回憶中記載甚詳，實則寶瑛及其妹何嘗反抗過革命。

諮議局的被襲引發了對武昌倖存旗人的大清洗，革命軍在大街上任意攔下行人並盤查他們是否滿人，據革命黨人李廉方的記載，「那些頭後部扁平的人都被要求讀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們讀niu而不是讀liu，那麼他們就會被殺頭。」

但據革命士兵萬業才所說，「在當時，革命黨人並不懂得『優待俘虜』、『繳槍不殺』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大多處死。有的旗兵被捉後不講話，有的學『湖北腔』應付盤查。革命黨人想出一個辦法，出入城門者，都要念『六百六十六』後方能出進。『六百六十六』湖北語音為「loubelousilou」,不是武漢土生土長的人，是不容易學的一模一樣的」。以發音判斷是否旗人的方法未必是最科學的，因為它會使得那些發音並不是那麼標準的人（特別是在直隸一帶呆的時間比較長的人）遭受莫名的危險；再者，荊州旗兵也不講滿語而說的是荊州土話，但凡來自荊州一帶的人，其危險程度就越高。

萬業才親身參與了起義當晚搜索旗兵的行動，「午夜過後，我們聽見有一處蘆葦沙沙作響。我們大聲喝叫：『哪一個？快出來！』毫無反應。我們又喊：『再不出來開槍了！』接著對準草動處開了一槍。果然草叢裡爬出兩個人來，遍體污泥、渾身顫抖。我們問他：『做什麼的？為麼事黑夜躲在這裡？』一個不開腔，另一個嚇得結結巴巴，好一會兒說不成一句話來。從語音上判別，顯然是個旗兵。原來三十標的旗兵多半是從東北三省中的滿族內徵調而來，語音很容易辨別。天亮之後，將此二人送到軍政府處決了」。

毋庸諱言，革命總是伴隨著血腥、殺戮與混亂的，即便是號稱「和平的、代價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一些並不是那麼值得頌揚的東西。武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熊秉坤曾回憶說，12日的反滿暴力達到了頂峰，那天的殺戮是如此的駭人聽聞，以至於一百多名紳商聯合起來，一致要求湖北軍政府阻止其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旗人，但軍政府卻以軍事需要為藉口而拒絕了，直到漢口的11名外國領事出面干涉後，軍政府才於13日下令停止這種殺戮。儘管他們心裡並不願意，但出於外交上的考慮，列強在這場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於14日來到武昌，他「發現到處都是滿人屍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後估計有四五百名旗人在起義後的前三天被殺，由於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屍體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旗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旗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如果旗兵被殺是因為他們具有潛在危險的話，那麼殺害婦孺似乎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路康樂的《滿與漢》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一個將要被殺害的旗人婦女可憐的哀求：『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憎恨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虐待漢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殺死我們這些沒用的婦女和孩子，你們能得到什麼呢？為什麼不釋放我們以顯示你們的寬宏大量呢？』士兵們雖然有所觸動，但不敢回應，還是將她們殺死了。」

在這場風暴中，旗人婦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為她們的頭髮、服飾和漢人女子有較大的差別。更要命的是，即使這些可以改扮，但她們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旗人女子不纏足，她們原本引以為為自豪的天足，這時卻成了危險的來源。

相比而言，武昌起義中被殺的旗人並不算多，最嚴重的是陝西西安。西安的旗人大概有2萬多人，城牆很高，防禦堅固。1910年，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到陝西遊歷訪問時，他對當時的滿城和旗人頗不以為然:「在西安，如今的八旗子弟居住區城牆東倒西歪，空氣沉悶，到處是雜亂和腐爛的景象。在一個軍事演習的大場地，清朝高級軍事官員正在一旁檢閱邊奔跑邊打靶的騎兵。那些懶洋洋的享有特權的八旗子弟雖然曾在軍隊裡受過所謂的訓練，但畢竟缺乏堅強的意志和戰鬥力，行軍二十英里他們就會垮下來」。

在革命軍攻打了一天一夜後，西安滿城終於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從南面和西面湧入，並將城內的所有居民視為敵人加以攻擊（或者說殺戮），據一位名叫J.C.凱特的英國傳教士事後的調查，「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樣被殺…… 房子被燒光搶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暴露。革命軍在一堵矮牆後，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韃靼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進入漢城的人，一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兩名新軍的年輕軍官後來回顧時承認：『沒有必要殺死這麼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屬。』」

殺戮極其殘酷而且徹底。據凱特的記錄：「當滿人發現抵抗徒勞無益，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請求革命軍放他們一條生路。當他們跪下時，他們就被射死了。有時，整整一排都被射殺。在一個門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這樣被無情的殺死了。」

三天後，革命軍下令停止屠殺，據凱特的估計，旗人死亡的人數「不下萬人，他們為了避免更悲慘的命運，要麼被殺死，要麼自殺」，換句話說，至少有一半的旗人被殺。整個滿城也被搶劫一空，而存活下來的人，有錢人被敲詐，小女孩被綁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輕的婦女則被迫成為窮苦漢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驅逐出西安。

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說，「1911年10月22日，陝西省首府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在事後的回憶中，陝西革命士兵黨自新也不無隱晦的承認，攻破西安滿城後，各戰鬥隊伍分成若干小隊在城內逐巷逐院的進行搜索戰，在此其間，一些士兵和領隊官殺死了一些不必要殺死的旗兵和家屬（這段話可與前面凱特所說的相呼應）。

李約翰在《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中引用英國外交文件稱，西安為革命黨所佔據，男女老少約有一二萬人的駐防旗營（滿蒙八旗）實際上被全部消滅，8名外國僑民也在混亂中被殺（這些文件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根據當地傳教士的報告後發給外相格雷爵士的電報）。李約翰是知名傳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館之圍中年齡最小的外國避難者，當年中外間的血腥殺戮想必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濫殺，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事的江湖會黨所造成的。據陝西革命黨人張奚若的回憶，革命後的西安完全被哥老會所控制，就算是革命黨出城也須經會黨首領同意。領導陝西革命的分別為會首張雲山及同盟會張風翙，張雲山混跡兵營多年，後在陝西新軍中開香堂，吸收上千名新軍士兵，勢力很大。但是，會黨是一群騷動不安而極其凶險的烏合之眾，由其充當主力（哪怕是會黨士兵）的革命難免出現各種混亂，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殺戮。

與其他各省革命不同的是，陝西革命因為會黨色彩濃厚，他們不但攻擊旗人，而且攻擊洋人。23日晚，當地哥老會攻擊並燒燬了位於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會學校，2名外國傳教士和6名外國學生被殺，史稱「南關教案」。受此影響，其他教會也遭到攻擊，一些傳教士被打傷，教會學堂被燒燬。

正因為如此，各國公使加強了對西安事件的關注，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收集了一些傳教士的報告並轉發給了外長格雷爵士，其中包括這樣幾封電報：「傳教士肖樂克先生11月11日的來信，該信說，…… 西安府的滿洲人幾乎已被殲滅淨盡」；「至於西安府的情況，曼勒斯先生證實了我們已經收到的關於在頭兩三天內屠殺滿洲人的報導。他估計普通的滿洲居民有兩萬人，並確證了肖樂克先生所說的大約一萬人被殺一事」；「蓋士利主教來函中的一份中文附件說：西安的…… 滿城遭到攻擊，所有的滿洲人除了六名在四川陸軍部隊服役者外，幾乎統統被屠殺。」

革命中的西安無疑發生了一場大悲劇。這是一場類似於太平天國期間發生在南京和杭州的悲劇，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帶有種族屠殺性質的屠城行為。一週以後，與陝西毗鄰的山西太原也發生了類似的悲劇，不過太原滿城的規模比西安要小很多，那裡只有644名旗兵及數千名旗人。在10月29日的革命中，太原滿城遭到了革命軍的大炮轟擊，旗兵並沒有組織抵抗，但當地「滿城被屠甚為慘烈」，「當亂起之時，該滿城地居城之東北隅，並未得有消息。迨聞炮聲，始知事變，遂始逃奔。迨奔至營門，已被圍住。是時炮彈如雨，營內房舍盡毀，全城無一逃生者」。「無一逃生」的說法當然略顯誇張，但滿人傷亡嚴重、滿城被焚燬卻是事實。

勒龐在《革命心理學》中說，「儘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純粹理性的，但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除非理性轉化為情感，否則革命醞釀過程中的理性不會對大眾有什麼影響」，「例如在法國大革命中，哲學家利用理性邏輯來指責舊制度的弊端，激發人們改革的願望，神秘主義邏輯依靠一個社團，根據某種原則來發展其會員，激發人們的信仰；情感邏輯則釋放了人們多少個世代以來一直受到禁錮的熱情，並導致最惡劣的放縱」；

為證明革命的合法性，辛亥年對旗人的殺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有意隱去，但歷史終究是歷史，革命也具有多樣性，它不可能像處女一樣的清白。辛亥年，凡是有滿城的地方，都出現過濫殺的情況，只是程度上往往因地而異。當然，同樣不可否認的是，辛亥年悲劇發生時還是有很多漢人設法去保護那些無辜旗人的，如武昌的士紳要求軍政府禁止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旗人，一些西安倖存的旗人也在事後回憶稱為漢人老百姓所救。在鮮血與生命的面前，人性的善良終究要高於那些莫名的革命衝動與無邏輯的理念。

客觀的說，非理性的「驅逐韃虜」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為此負責，特別是起義醞釀期的「排滿」宣傳，其負面效應極大。武昌起義後，以鄂軍都督黎元洪名義發佈的佈告中就直截了當的指明:「須知今日滿賊，並非我漢家兒」；「藏匿滿奴者斬」；「能搜獻滿人及接濟軍械、保護外人生命財產者，均有賞」。陝西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張鈁也在《辛亥西安東征舉義日記》中說：「西安革命黨人起義後，行至街中，向空中放槍數百響，到處宣言此舉排滿，與我漢人商民無關，爾等勿驚。識者門口備茶水，貼興漢滅旗字樣。」

激變時期的民眾心態與和平時期不同，在革命者的潛意識裡，殺滿是為了給「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漢人復仇，這種一而貫之的宣傳使得革命者在屠殺中喪失了罪惡感，相反，他們在從事時心中充滿了神聖感甚至正義感。這恐怕就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了。事實上，不分青紅皂白的殺戮與滅絕性的宣傳不僅令旗人驚恐萬狀，其他民族和漢人士紳也為此感到大為不安，曾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古者督軍元戎，而舉仁義之師，大兵到處無不以民命為重，諒仁者之師，必能開恩赦宥於無辜。剛刀雖利，而不殺投降之卒，為何有不容滿軍投誠之令命？」

無紀律約束的會黨分子造成革命中的濫殺，但在很多時候，他們也會成為被殺戮的對象。譬如在四川，引發革命大潮的「保路同志軍」多為「袍哥部隊」，據時人所見，他們或擁一城或踞一寨，稱都督號大王，擁眾自雄，莫能相下，「他們的裝束打扮都很奇特而複雜，有的頭纏白帕，有的打著英雄結，有的戴瓜皮小帽、斗笠、草帽、藏袍、短褂，或將長衫剪去一截，有帶紅綢結花的腰刀或腰插短槍匕首，有穿麻耳草鞋，上結紅花或穿元口平鞋、濫衣破裳，真是五光十色，甚至戲裝，幾乎應有盡有」。各哥老會進城後，什麼「公口」、「茶哨」、「辦事處」的燈籠都掛了出來並勒令商民富戶繳納餉需，而各派之間又意見不和，互相仇殺幾無寧日。

廣州光復也是如此，進駐省城的各路革命軍五光十色，俯拾皆是。據估計，當時的革命軍約有十萬之數，而其成員又以會黨、綠林及貧苦農民為主。在這些革命軍統領中，以石字營統領石錦泉最為凶惡。此人原是打石匠，後兼營頭發生意，曾用頭髮包運軍械接濟革命黨人，有些許功勞。石與新軍標統秦覺有嫌怨，革命後，秦畏懼石的凶焰躲進諮議局第一師司令部（第一師師長鐘鼎基與秦為日本士官第六期同學），誰料一出局門，便被石的黨羽劫持，當場將秦生剖（警察鄭家森在革命後也被生剖，因其捉拿了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的革命烈士溫生財）。除石錦泉外，還有一個叫「百二友」的民團（或稱會黨）也在街上橫行無忌，導致廣州秩序異常紊亂，商民叫苦不迭。

在胡漢民走往南京後，繼任都督陳炯明痛下殺手，先是石錦泉與其參謀長自尋死路，其手攜土製炸彈衝進都督府索要餉項，結果被衛隊官兵捆起，當天下午即執行槍斃，石字營被強行解散；接著，王和順、楊萬夫、關仁甫的司令部被新軍用炮轟毀，強壓之下，其他民團繳槍的繳槍，解散的解散，廣州這才得以安靖。至於那些「百二友」，也被廣州警察廳長陳景華消滅得八八九九。陳的命令，凡是穿白鞋、綠襪、吊帶和頭上前留一小撮頭髮的，都是「百二友」，一經捕獲，即綁去東校場槍決。

據時人所述，東校場分作四個殺人區域：一個是陸司令的，一個是海軍司的，一個是廣陽綏靖處的，一個是廣州警察廳的，各區域都豎有幾根黑旗，押到囚犯，各就黑旗旁邊槍決，以綏靖處和警察廳兩個區域殺人最多。

沈從文在《辛亥革命的一課》中曾這樣描述了家鄉湘西鳳凰縣的辛亥年:十歲的他，「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計數那一片死屍的數目……」。

一個甲子以前，太平軍時曾國藩以殺止暴，革命本以暴力為最後仲裁，能止暴者者，唯有更具組織之暴力，清亡後武夫秉國，結局可想而知。辛亥年中崛起的山西都督閻錫山，他後來追論當日死於新軍槍下的山西巡撫陸鐘琦時，也承認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們敬佩」，因為「立場是各別的，人格是共同的」。但是，革命是無理由的，因而陸鐘琦的被殺也是不能夠解釋的。革命只是一時，歷史要追問的是，殺死滿城裡那些沒有抵抗能力或者說根本就是無辜受害的旗人（特別是老人婦孺），革命黨人 ~ 不管是做宣傳的還是親自動手的 ~ 他們在事後會不會在心裡感到有一絲不安的呢？

後人們必須要思考的是，歷史上的殺戮，各種各樣的殺戮，各族之間的殺戮，是否可以成為下一個新的殺戮的理由？如果是這樣，歷史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它是讓人明智還是讓人愚蠢甚至是凶殘？如果是後者，那歷史本身也應該是「有罪」的 ~ 只知道教給人們仇恨的歷史，不要也罷 ~ 但更多的情況是，歷史往往被政治所利用，最終淪為政治的犧牲品，在偏激甚至有意誤導下的歷史觀指導下，如何能培養民眾的理性思維並進而營造一個理性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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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滿樓，原名金松，字海樓，海派70後作家。99年畢業於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06年畢業於上海社科院亞太研究所。現為《新京報》、《新金融觀察》等報刊專欄作家，專注於歷史寫作與時政評論，已出版《辛亥殘夢：帝國崩潰的前夜》、《晚清的最後十年》、《女人當國》、《北洋往事》、《民國原來是這樣》、《百年前的巨變》（台灣版）等十部作品。

2007年開始入駐天涯社區，主要活躍在關天茶社、煮酒論史、天涯雜談和國際觀察版，發表了很多膾炙人口的時評和史評。

2010年受邀擔任湖南教育電視台《湖湘講堂》十七集《北洋軍閥秘史》電視講座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