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摘錄自『袁氏當國』，唐德剛著，遠流出版。

…………….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做『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歷史學家則叫它做＜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型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再者，這種社會政治型態的轉移，卻是一轉百轉的，時間至少要拖長至兩百年之久。哪能在數年，甚或數十年之內，就能『畢其功於一役』呢？但是不論時間要拖得多久，在中華民族今後的歷史上，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民治時代』，是必然會出現的。今日不出現，明日一定會出現﹔明日不出現，後日一定會出現﹔後日不出現，遲早會出現....。這個遲早會出現，便是個歷史上的『必然』。這個歷史上的『必然』，是客觀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變不了的。這就叫做『客觀實在』。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的社會政治結構(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體型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的歐美建制？或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的『後現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知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型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憔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只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型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揉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鍊成鋼，慢慢地錘鍊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縣制，都是根據機運和智慧，相激相盪，慢慢地磨鍊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制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型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序，慢慢地磨鍊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型態，最早恐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日，『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
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社會政治體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後，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 (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上立刻就可聳入雲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拜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布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