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民調就是人民給領袖打分數，「九萬兆」這輩子，成績沒像這幾個月來這麼爛過。

　　台灣官員的成績之好、學歷之高，是世界有名的。六位民選正副總統，一半是博士，另一半也都系出名校；現在的兩大兩小黨，加上消失的親民黨，五位黨主席，個個學歷都很好；從五院院長到內閣大官，不是有大學校長的頭銜，就是拖著長長的學術履歷。假如政府平均學歷愈好，國家的經濟成就愈高，那台灣一定是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之一。

　　實際上，當然不是這樣。雖然台灣的官員都很會念書，國家如今卻困在一個又一個難題中無法掙脫；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官員們，學歷差到不行，經濟卻紛紛起飛。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偏愛高學歷人才的現象，我們也能在日本企業界看見。多年以來，日本大商社招考的人員，都是一流大學畢業，而且成績要很好的。企業的規模愈大、歷史愈久遠，對學歷與成績也愈會錙銖必較。照理說，這麼嚴格的要求高學歷，找來的應該都是同輩中的佼佼者，有了這些人才，企業的營運應該好得不得了。但是從結果來看，也是同樣令人失望的，這些千挑萬選出來的高學歷工作者，未必有能力把公司經營好。相反的，從煤炭到電影，許多在日本紅極一時的產業，都在這些高學歷人才的帶領下，邁向衰敗。

　　很多年前，日本財經趨勢大師屋 堺 太一就批判說，以學歷與成績取人，取的就是「考試的能力」，問題是：會考試的人，就是人才嗎？比別人會考試，就比別人有能力處理考場以外的難題嗎？當然不。 堺 屋太一指出，考試這件事，有兩個特徵，其實是問題的根源。

　　第一，在考試的時候，有考題，就會有答案。考生們只要記憶力好一些，多花時間準備，或是揣摩到出題者的心意，就有可能找到出題者想要的答案。「但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九成以上的問題根本不知道有沒有標準答案，」 堺 屋太一說，無論是經營上的創新，技術上的開發，趨勢的研判，景氣的好壞，都不像考試中的考題那麼容易應付，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出題者的偏好讓你猜。只擅長考試，在實際生活歷練上不足的人，往往無法理解與解決生活中這些實際的難題。

　　其次，上過補習班，或是那些天生就會考試的人都知道：要考好成績，除了努力念書，也需要好的「考試」技巧。例如，先挑容易的作答，確保基本的分數，然後再挑比較有把握的難題。這樣，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得高分的把握，成績通常也比較好。

　　 堺 屋太一發現，很多成績好的人進入職場之後，往往會不自覺地用這種習慣來解決問題，比方說，在眾多的困難中，先挑自己能夠理解、看起來好搞定的處理，其他不理解的、很複雜的、很棘手的，都用「再議」、「再研究」的態度面對。這些帶著考試習慣面對工作的人，並不理解的是，儘管這種技巧在考試上很好用，在現實生活中卻會讓他們把時間花在好解決的問題上，讓真正該解決的問題在自己的遲疑中惡化。

　　台灣眼前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中，有許多就是沒有標準答案、不易解決，偏偏又不宜拖延的。首先，要怎樣才能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如何讓窮人翻身、讓中產階級安心、不讓極少數有錢人繼續掠奪？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全世界都在困擾，但不等於就可以迴避不談。

　　再來，有些問題，該怎麼做其實答案很清楚，只是會有強大的阻礙，不容易完成。從能源補貼政策，到證所稅的恢復課徵，都是眼前高學歷官員們不斷用「再議」拖延的難題。同樣的，難歸難，卻是不應繼續閃躲的。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財經世界，跟執政菁英們過去求學時所理解的世界，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金融工具來來去去就那幾樣；現在，衍生性金融商品複雜到幾近失控，一不小心，就會釀禍，要怎樣保護人民？以前，世界貿易舞台上只有幾個有影響力的國家；現在，看看不久前在日內瓦舉行的高峰會就能發現，從印度、中國、巴西到委內瑞拉，窮國們都爭相對強國嗆聲。我們要怎樣生存於其中？

　　治理企業與國家想拿高分，就得勇敢面對這種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