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學家去做口述歷史，看來容易其實很難。做口述歷史的人除了要有起碼的史學訓練，還要有起碼的史德－－也就是至少心中沒有成見、沒有怨恨、不偏聽、不武斷。同時對被訪問者的身世、社會背景，要有深入的瞭解，被訪問的人因為記憶、情緒、立場、個性等因素，故其敘述常常錯誤百出，做口述歷史的人除了忠實地記載口述者的敘述外同時要有本領挑出口述者的錯誤。

    因為口述歷史錯誤百出，所以要許多學者至今質疑口述歷史的價值。如澳大利亞史學家帕德里克．歐弗雷爾(PATRICKO FARRELL)說：「口述歷史正在涉入想像、個人記得和完全主觀的世界－－它將把我們帶向何處？那不是歷史而是神話。」質疑口述歷史的價值主要是因為記憶力之不可靠，記憶不可靠之原因：

記憶的不可靠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受訪者失去對過去的記憶。因為口述歷史訪談一般是在時間發生若干年後才進行，有的時間跨度達七十至八十年。因而，口述歷史追溯的時間越遠，流傳的時間越久，失真也就越大。其次，便是由於懷舊主義和個人感情色彩而故意扭曲記憶。比如，當接受受訪者的不幸經歷時，他們或者拒絕回答，或者把過去描繪得很好。因為他們灸願意回到過去的「陰影」之中，那些給他們帶來太多的痛苦。出於個人感情的考慮，總是極力維護自己的國家、民族、親戚朋友等的聲譽。例如，一九八二年國外出版了琳娜．里德．班克斯的口述歷史著作──（撕裂的國家：以色列獨立戰爭口述史）。由於這次戰爭涉及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因而他們的回答總是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辯護，甚至連作者也毫不猶疑地說：「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以色列同情者，對我來說，要做到客觀和公正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三，口述者的回憶時可以明顯地反映出口述者的個人心理變化。正如很多歷史學家在評價湯普森的（愛德華時代的人）時，都認為活下來的生活在「愛德華時代的人」，後來變成了「喬治時代的人」，現在又變成了「伊莉莎白時代的人」。---楊祥銀《口述歷史學》

除了記憶的問題「故意扭曲」記憶問題更嚴重，甚至有比史學家譏笑口述歷史是用「佛洛依德式」的方法來搞歷史。

    口述歷史的不精確性問題固然嚴重，但是史學家的功力，工作態度是可以彌補這些缺點的，我們從唐德剛先生的「李宗仁回憶錄」為例。唐德剛先生用哥倫比亞大學的經費做李宗仁的口述歷史與李宗仁朝夕相處近七年之久，我們看唐德剛做李宗仁同述歷史的三大原則：

一、那必須是「李宗仁的故事」；雖然在他的口述歷史之外，所有成筐成簍的著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編纂。

二、盡可能保持他口述桂林官話的原語氣，和他對政敵、戰友的基本態度。李先生說故事時雖亦手舞足蹈、有聲宥色，但本質上是心平氣和的，極少謾罵和憤激之辭。他對他底老政敵蔣公的批評是淋漓盡致的，但是每提到蔣公他總用「蔣先生」或「委員長」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惡言惡語的稱謂。提到其他人，他直呼其名了──這大概也是少年習慣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筆者撰稿時，亦絕對以他的語氣為依歸，斷不亂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許文字上的改寫，我也盡量保持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樸素文體，以存其實。只是有時文章組織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訛錯，非改不可之時，我才加以改寫。例如李氏專喜用「幾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輩子也未把這個詞用對過，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後再經他核閱認可。取回後，我再把初稿交予小楷寫的尚稱端正的內子吳昭文，用複寫紙膽寫全份（那時尚無廉價複印機），我留下正本，以副本李氏保留備查，這就算是我們的清稿了。---唐德剛《史學與紅學》

我們再看：

就以他在「護國軍」裡「炒排骨」（當「排長」）那段經驗為例來說罷，我們在大學裡教過「中國近代史」的人，對當年反袁「護國軍」背景的了解，總要比那時軍中的一員少尉排長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勸他在這段自述裡，少談國家大事或政治哲學，而「炒排骨」的小事，則說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說的大事，凡是與史實不符的地方，我就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我箍的太多了，他老人家有點怏怏然。我為著慢慢地說服他，便帶了些《護國軍記實》一類的史籍，和民國初出版的一些報章雜誌給他看。我甚至把《民國史演義》也借給他讀。這部《演義》雖是小說，但是全書大綱節目，倒是按史實寫的。李先生對這種書也頗感興趣，也有意閱讀。我為他再解釋哪些是「信史」可用、哪些是「裨官」要刪。俗語說，「教拳容易改拳難」，要幫助一位老將軍寫歷史，實在也煞費苦心。---唐德剛《史學與紅學》

    從唐德剛做李宗仁口述歷史的態度，我們可能歸納幾個要點做為口述歷史的範例：

一、時間長達近七年之久，五十五萬字之多，許多時間化在勘誤求證上，可見態度嚴謹。

二、唐剛德充份瞭解李宗仁的歷史，充分瞭解李宗仁時代的歷史背景，也充分瞭解要從李宗仁口中知道些什麼，所以對李在護國軍當排長的經驗，包括芝麻小事都希望李說得越多越好，因為當排長的回憶是討袁時代青年軍官的一手資料，其史料價值遠超過李對當時國政大局的談論，因為談到反袁「護國軍」，以當時一個小排長的地位，能瞭解多少？所以唐德剛勸李「少談國家大事或政治哲學。」

三、唐德剛在做口述歷史的過程對李宗仁口述的錯誤也毫不客氣地糾正，甚至刪除。李宗仁對唐德剛的事實求是從「怏怏然」到坦然接受。

由「李宗仁回憶錄」可以證明一個史學家的功力可以克服許多口述歷史的先天缺點，張學良口述歷史則是相反的案例。

林博文在評哥倫比亞大學張之丙、張之宇作的「張學良口述歷史」說：因為張之丙的中文太差。

張之丙、張之宇中國近代史專業訓練不足，所以：

把北投寫成「北頭」、王新衡寫成「王興恆」、廣田三原則誤為「三圓澤」、溪口變成「西口」、孫銘九誤為「孫明久」。

又因張氏姊妹的史學訓練不足，所以對張學良的「老邁」記憶力衰退引起混亂、錯誤；對於張老精神狀況引起的思慮矛盾、反覆都無力處理。

所以「張學良口述歷史」是一部失敗之作。

相對我們的二二八口述歷史。不但粗糙、錯誤多、而且做口述歷史的工作者只是一個紀錄而已，其作品非但不經整理、核對、也不考證口述者的謬誤，甚至有擅改、修飾口述歷史之情事。最令人驚訝的是解嚴、政黨輪替大量的資料出現後，綠色學者依然只引用口述歷史的資料，以口述歷史「被害人」的史觀為史觀來寫二二八史。口述歷史被綠色學者這樣搞法，口述歷史只能停在被懷疑、被譏笑的階段。這樣搞法遲早會毀了口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