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客》聖徒威廉‧蕭恩（五）
2007/01/06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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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22 中國經濟網
在評價E‧B‧懷特的一部書信集時，《紐約時報書評》提到了一張《紐約客》（New Yorker）的作家群像（讀者們很少能見到）：「……從照片上看來，他們一個比一個憂鬱靦腆，一個比一個眉頭緊鎖、態度畏縮，一聽到細微的聲音便如驚弓之鳥，平常則處於蟄伏狀態。」
沒有人比懷特更能代表《紐約客》在20世紀30、40年代的風格了。這個一參加公眾活動就頭昏腦脹並且胃痛的男人，輕而易舉地在文字中尋找聲音、維度、旋律的完美搭配。幽默感、敏銳的緊張、孤獨的憂傷、脈脈溫情、行雲流水……這些詞彙似乎都不足以說明懷特的風格，懷特知道如何將這些元素比例協調地攪拌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推敲這種分寸感──左右徬徨、小心翼翼。懷特無法創造宏篇巨作，這不僅因為才華與韌性的欠缺，還因為他令人絕望的完美主義所致。不過，如果一個人能夠將給送牛奶人的信寫得令很多作家徹夜不眠而寫出的作品黯然失色的話，那他也不該抱怨什麼了。
當威廉‧蕭恩（William Shawn，見上圖）在1935年成 為《紐約客》的一名編輯時，這本以幽默感見長的文藝雜誌正在走向第一個繁榮期。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它仍是喧鬧的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產物。當哈羅德‧羅斯在打橋牌的搭檔佛雷西曼的資助下於1925年創辦《紐約客》時，前者的志向是記錄正在蓬勃興旺的大都市文化，包括令年輕人陶醉的爵士樂、百老匯歌舞劇 等，當然還有羅斯與那幫記者、明星、藝術家們在阿爾貢京飯店裡那些有趣甚至有些不無低級的玩笑。
喜歡在辦公室裡吵吵嚷嚷的羅斯具有天才鑑賞力。他有時粗俗的舉止不妨礙他寫信給尚未成名的年輕作家法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紐約派重要詩人）：「我不知道你未來會怎樣，但如果我是你，我會一直堅持下去。」所以你可以想像羅斯發現懷特時的驚喜，他可能隱隱意識到這個傢伙正是急於確立自己獨特風格的《紐約客》所需要的人，懷特與他最著名的追隨者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一起締造了「紐約客」文風。
威廉‧蕭恩要命地喜歡《紐約客》，所以當這位26歲的年輕人從歐洲歸來後，就加入了它。他喜歡寫作，但肯定缺乏懷特那樣的才華，所以在短暫地為「本城絮語」欄目撰稿後，羅斯讓他當了編輯。因為誰都看得出來他的頭腦是多麼清晰，多麼善於看出文章的弱點所在，並教導作者修改。
沉默寡言卻敏銳而勤奮的蕭恩成了熱衷於更換編輯的羅斯的最得力助手。前者幾乎每天工作18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作家莉莉安‧羅絲在1945年去《紐約客》求職時注意到執行主編（managing editor）蕭恩滿臉孩子氣，遲疑地不知該問些什麼。他穿白色的襯衫，繫藍黑色的領結，著灰色外套，每個鈕扣都扣好。對於E‧B‧懷特仰慕之至的莉莉安並不清楚對面這個人是誰，但是他的安靜、紳士風度與通常充滿吵鬧聲和煙霧瀰漫的編輯室內的編輯們截然不同。但正是這個安靜略顯膽怯的人，幫助哈羅德‧羅斯將《紐約客》由一本較純粹的幽默文藝雜誌轉向更寬闊的領域。
1945年，蕭恩說服羅斯用一整期《紐約客》刊登了約翰‧赫西（John Hersey）長達 31,247字的文章《廣島》（Hiroshima），這篇卓絕的報告文學描述了原子彈爆炸的威力與被這種恐怖力量摧毀的居民的命運。它不僅成了新聞史與文學史上的一篇標誌性作品，也成了《紐約客》的轉捩點。《先驅論壇報》評論說，這本雜誌已經摒棄了「習慣的諧噱、諷刺與漫畫式的傳統」。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詹姆斯‧瑟伯在回憶錄中說，「倘若沒有蕭恩的艱苦工作與經常性的建議，羅斯是無法創造在二戰期間精彩絕倫的編輯成就的。」到1952年羅斯去世時，幾乎沒有人會懷疑43歲的蕭恩是必然的接班人，正如當時的編輯吉爾所說：「我們不可能認為還有別人可以接受這個位置。」
羅斯固執地認為，傑出人士必須遭受寵愛與縱容，所以《紐約客》的編輯部內充斥著一些神經兮兮的大孩子，他們隨時可能翻臉，也隨時可能做出奇怪的舉動。E‧B‧懷特在其盛年離開了一手締造的《紐約客》，因為他想一個人清靜清靜，類似的奇特行為還發生在後來的J‧D‧塞林格（J. D. Salinger，見上圖）身上……蕭恩卻在這群刻薄而敏感的藝術家與作家中獲得了幾近一致性的尊崇。
成為《紐約客》總編輯的威廉‧蕭恩 先生看起來依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儘管他編輯著一本或許是英語世界中最傑出的雜誌。他的身材矮小且毫無吸引力，他從不過夜生活，他認為一頓豐盛的午餐不過是在阿爾貢京飯店的「羅斯廳」（紀念哈羅德‧羅斯）點上一杯橙汁與一份燕麥片。他還受不了自動電梯，多年之後《紐約客》的辦公樓依舊專門為他保持一架人工的電梯。
當25歲的年輕作家韋德‧梅塔第一次與威廉‧蕭恩通電話時，他甚至不知道對方是誰，儘管他是如此崇拜《紐約客》。因為蕭恩從不允許自己的名字刊登在雜誌上，作為他倔強性格的反映，他從不在《紐約客》上刊登自己的電話。除了向大學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麼在乎廣告商。蕭恩 先生也儘量避免談論自己，除了他最親近的朋友，沒人知道他的出身狀況。與E‧B‧懷特一樣，他不接受採訪，只是偶爾會接受演講的邀請，不過只有在說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長大」時，他才言語流暢。
在哈佛唸書的韋德‧梅塔有一次與同學曾在校園裡遇到蕭恩一家，他覺得他們一家彷彿來自小人國，他們是那麼不起眼。他多麼希望告訴身邊的同學，這就是編輯出《紐約客》的人。
蕭恩與羅斯太不相同了，這種差異之大類似於後來的蒂娜‧布朗（Tina Brown）與蕭恩。蕭恩也喜歡幽默，但是幽默在蕭恩時代卻已不再是《紐約客》的標籤了。一方面是因為那一代傑出的幽默作家E‧B‧懷特與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還無法把握住他們的神韻；另一方面，蕭恩個人比羅斯更具有嚴肅的社會意識。正如E‧B‧懷特曾寫道的，羅斯是20世紀20年代的產物，那是一個喧鬧的年代，而蕭恩則是30年代的產物，那是人們在街頭兜售蘋果的悽慘歲月。
《紐約客》在蕭恩的年代除了保持了固有的文學成就外，它更變成了探討嚴肅社會議題的輿論領袖。當然，蕭恩從來不把自己當作領袖看待，他願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與藝術家們分享。後來成為他終身的親密伴侶的作家莉莉安‧羅絲說，蕭恩是一個詩人與小說家，並終身保持著對寫作的渴望，但當他成為編輯後，他便將這種才華完全貢獻給了他的作家，所以他比別的編輯更能體會到當作家的障礙與歡欣。他是那麼的低調，他稱所有的人為「先生」，並保持著父親般的奉獻精神，很多《紐約客》的作家們在其著作上寫明「獻給蕭恩 先生」。韋德‧梅塔在剛開始為《紐約客》工作時，發現蕭恩 先生竟然會在任何時刻都耐心地給他打電話，為了一個不那麼重要的細節而反復討論，這使梅塔覺得似乎蕭恩只對他這一名作家負責，他常常懷疑蕭恩怎麼會有那麼多時間去與那麼多作家進行類似的交流。
蕭恩的完美主義使《紐約客》成了新聞界的「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經過一年以上的反復修改之後而完成的。儘管一些作家抱怨終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這的確將錯誤減少到最低。蕭恩將一本雜誌推向了它不應該具有的位置──它甚至比書籍更耐讀與準確。美國的幾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簡潔方式是在《紐約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想像23歲的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美國著名作家）因為在《紐約客》上發表小說就名揚四海了嗎？就像韋德‧梅塔回憶的，你在這本雜誌上發表文章，就意味著你被廣泛地談論。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美國小說家）、J‧D‧塞林格等，戰後美國最好的作家們都與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塞林格稱蕭恩是「最不可思議的天才藝術家編輯」。
從1945年的《廣島》報導之後，蕭恩繼續使《紐約客》保持著社會良心的領導角色。儘管他從來都是那樣溫和，但卻暗暗使《紐約客》承載了教育的使命。20世紀60年代初，雜誌發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伯德溫關於黑人悽慘命運的小說，成為民權運動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爾‧卡爾森（Rachel L. Carson，美國生物學家）的作品《寂靜的春天》也是最初在《紐約客》發表並掀起了環保主義風潮的。一次，蕭恩邀請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為雜誌撰寫關於極權主義的文章，後者則擔心這樣的題目是否對讀者來說太艱深了，但我們的蕭恩 先生則用他著名的緩慢語氣回答說：「不，他們需 要讀這些。」
在文學形式上，蕭恩則加強了《紐約客》「文學性新聞」（literary journalism）的影響力。1965年，杜魯門‧卡波特在此發表了紀實性小說《冷血》。這部以一樁離奇的兇殺案為題材的冷靜而富有想像力的作品，除了給卡波特帶來巨大的榮譽外，也使「新新聞寫作」成為20世紀60年代最有影響的文學與新聞界的變革。
當不知深淺的湯姆‧伍爾夫（Tom Wolfe）以蕭恩為題撰寫了人物特寫《小不點木乃伊》並準備發表在《先驅論壇報》時，蕭恩寫信給《先驅論壇報》的發行人約翰‧海‧惠特尼，請求壓下這篇稿子。伍爾夫的編輯菲爾克公開了這封信。文章發表後，整個新聞界以前所未有的莊嚴感自發地向伍爾夫展開了全面的討伐。約瑟夫‧阿爾索普（Joseph Alsop, 1910-1989，美國著名記者）、莫利‧開普頓、奈特‧漢多夫公開詛咒這篇文章；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文學批評家）則在《紐約書評》上發表文章，攻擊伍爾夫；華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絲毫不諱言地說他視伍爾夫為「一頭無能的驢子」；已經退隱的 J‧D‧塞林格用一封只有一句話的電報向惠特尼開火，宣佈將與這件事有關的所有人永遠為敵。據說菲爾克因其所作所為被世紀俱樂部拒之門外〔這是對他的罪行的正當懲罰〕，而《先驅論壇報》在此事後不久確實關門倒閉，《紐約客》則賣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廣告。
美國新聞界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類似於20年代的重大變革。隨著越來越多的媒體公司將自己推向華爾街，新聞業的純真年代結束了。媒體不再僅僅是編輯記者們的手工品，它更被股東與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蕭恩主持下的《紐約客》卻似乎依舊保持著哈羅德‧羅斯時代的單純。羅斯對於編輯人員的溺愛簡直令人難以想像，他從不允許經營部門走進編輯部的大門，似乎也從不考慮他的商業合夥人佛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紐約客》賺了更多的錢，那麼就必須提供更好的報酬給作家們。強勢的羅斯使佛雷西曼無可爭辯，但隨著雜誌的成功，後者也的確賺了更多的錢。到了佛雷西曼的兒子彼得‧佛雷西曼與蕭恩搭檔時，前者對後者的尊敬猶如兒子之於父親，沒人質疑這是一本以編輯部為核心的雜誌，或者說這是一本蕭恩個性的雜誌。蕭恩幾乎一個人完成所有的工作，他很少考慮是否該把工作分給別人。當小佛雷西曼在1974年的股東大會上被人問道「蕭恩 先生是否有副手時」，這位發行人不能肯定地支吾道：「我想他沒有」，他的確不了解編輯部的情況。
蕭恩自己也清楚《紐約客》雜誌多麼與眾不同，它從不需要取悅市場，也沒有經營的壓力，並且它還盈利，且利潤豐厚。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致編輯人員的一封信中，蕭恩承認，《紐約客》的編輯部簡直是在一種完全理想的狀況下運行的。別的地方是以商業分析為導向，而這裡完全是另一個極端。而在此之前與在此之後，這種情況都不可能得以維繫。當越來越多的人為蕭恩之後的《紐約客》擔憂時，蕭恩卻沒有做好尋找接班人的工作。他挑選了年輕的編輯喬納森‧秉漢姆作為繼承人，但後者雖是一個傑出的記者卻非一名好的主編。他刻意模倣蕭恩，卻不了解蕭恩的真正魅力所在，這個試探性的任命在一片抗議聲中夭折。
到了20世紀80年代，《紐約客》面臨著一個越來越嚴峻的生存環境。媒體世界已經變得龐雜無比，電視而非過去的印刷品才是核心力量。人們也越來越追逐有趣的東西，在1974年創刊的、以電視明星為報道對象的《人物》（People）雜誌大獲全勝。《紐約客》嚴肅的報導方式雖然依舊盈利，但是利潤卻越來越微薄。早在1974年它的銷路已跌至每期48.5萬份，1983年雖增至51萬份，但1年以後又跌至50萬份。
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關於《紐約客》將被出售的傳聞已經出現。貝克夏投資公司的華倫‧巴菲特與福特基金會的負責人麥喬治‧邦迪都曾私下與蕭恩聯繫，倘若出現意外，他們願意出資幫助蕭恩，以延續《紐約客》的傳統。蕭恩婉言謝絕，並從未將此事告訴發行人彼得‧佛雷西曼。
但最終彼得‧佛雷西曼還是抵制不住紐豪斯出版集團1.42億美元的出價。1985年，以出版小報與空洞的時尚雜誌為主業的士毅‧紐豪斯擁有了他垂涎已久的《紐約客》。這項交易最初並未激起蕭恩與其他作家們的憤怒。因為紐豪斯已經信誓旦旦地承諾將繼續保持《紐約客》的傳統，他還公開宣稱蕭恩是他的精神導師之一。而蕭恩也一直對士毅‧紐豪斯不無好感，他覺得在20世紀60年代時自己曾在某個俱樂部見過這個孩子。而他的信心也反映在當期的《紐約客》中。他破例在雜誌上寫道：「《紐約客》商業經營的所有權或可以易手，但是《紐約客》的基本構想──《紐約客》的傳統、《紐約客》的精神──從來不曾為任何個人所擁有過。它是不能被買賣的。它存在於許多作家、藝術家、編輯和編輯助理們的心底深處，他們為了文學、新聞、美學、道德原則的共同理想而結合在一起工作。」
在1987年1月的一封公開信中，紐豪斯強迫蕭恩在當年3月1日 退休，並選擇格特利布而非蕭恩推薦的查爾斯‧麥格拉斯（Charles Mcgrath）作為繼承人。這個令人震驚的聲明，使蕭恩感覺到一種背叛感。比蕭恩更憤怒的是《紐約客》的150多名藝術家與作家。一種類似於亞特蘭提斯島沉沒的絕望感撲面而來。整整35年來，蕭恩指導著《紐約客》有條不紊地運轉著，他幾乎要克服年齡的障礙，似乎要將這種指導永久性地持續下去，因為人們暗暗意識到，那是蕭恩的職位，會有合格的繼承人出現嗎？
那次發生在《紐約客》總部的抗議成了全美新聞報導的中心。同情《紐約客》作家群的媒體哀嘆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反駁者則相信，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人事變更了，那些抗議的作家們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實在不夠成熟。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華盛頓郵報》的著名專欄作者）在《華盛頓郵報》刻薄地寫道：「《紐約客》的作家，其中一些你可能認為早已死掉了，其他一些作家則像逝去的人一樣寫作，他們抗議蕭恩被突然性地替換了──經過僅僅35年之後。」
紐豪斯的舉動使蕭恩最後兩年的任期看起來像是一個過度，他在1985年表達的對蕭恩的推崇似乎完全是為了穩定人心。但是據莉莉安‧羅絲回憶，蕭恩從未責怪過紐豪斯，他對後者依舊充滿著某種父親式的情感。蕭恩的告別書瀰漫著一個79歲老人的傷感，並暗暗地流露出他所推崇的那些品質正在變得不合時代節拍：「在這混亂的時刻裡，我五味陳雜而茫然不知所措，幾乎靜不下心來 和諸位道別……我們用誠實和愛心完成了我們的工作。《紐約客》……，曾經是最高雅的雜誌，或許可以稱它是空前最偉大的雜誌，但是這份工作上的成就比起我與諸 君之間的情誼，它的意義變得微不足道。真正最重要的，在於你我曾經共同工作……，我們曾經不斷地努力，試圖發覺事實、傳播真理。」
在與蕭恩長達半生的相處中，莉莉安‧羅絲發現這個男人總是被一種死亡感壓迫著，他很少有放鬆感，他必須時刻透過工作來對抗死亡對他的召喚。他有自己的妻子與兩個孩子，他的家人與朋友知道他與莉莉安的情人關係，因為他與她都不喜歡虛偽的隱瞞。他熱衷於音樂，他的家是《紐約客》作家們喜歡去的地方，他為客人們彈鋼琴。在他年輕的時候，他的音樂天賦使他成為《紐約客》作家聚會時的明星。他幾乎從不外出渡假，書桌是他自認為最好的休息場所。
現在他退休了，他的確有點興奮地重操舊業，他開始寫作劇本。35年以來，蕭恩 先生與《紐約客》緊緊相連，後者誘惑與吞噬了他的全部精力與時間，而他本人也成了新聞史上最溫柔、最偉大的獨裁者，一些作家聲稱竟然在他身上發現了丘吉爾式的特質。
但一直到1992年12月8日 死亡之日降臨前夕，蕭恩還打算與新總編蒂娜‧布朗（見圖）一起探討《紐約客》的未來。在格特利布繼任後，雜誌的銷量與廣告依然不見起色。蕭恩甚至一直期待紐豪斯能夠再次詢問他的意見，他隨時準備再次投入全部精力幫助這本雜誌。當以拯救《名利場》（Vanity Fair，《浮華世界》）而著名的蒂娜‧布朗繼任格特利布之職時，紐豪斯已準備要完全拋棄蕭恩那一套了。但蕭恩對他的繼任者並沒有發表過任何負面的評價，他總是期待能夠提供自己的幫助，但從未有人問過他。
1992年10月5日 ，在蒂娜‧布朗主編的第一期《紐約客》的封面上出現了龐克的形象。這已是一個令85歲的蕭恩不安的世界了，人們尋求的是明星、刺激而非雋永的文字天堂，今日的主編追求的是將自己包裝成明星，而非兢兢業業地為作家服務。那些羞澀、敏感、莫名其妙的同輩們已經離去，E‧B‧懷特、詹姆斯‧瑟伯都已不再，而J‧D‧塞林格也躲進了森林中不願出來。只有跟他們在一起，蕭恩 先生才能感到從容。
2002年的《紐約客》依舊是一本美妙的雜誌，依舊令人尊敬，它甚至在2001年的國家雜誌獎中獲得了5項大獎。但是誰都清楚，它不可能再像蕭恩時代那樣無可匹敵了。正如蕭恩自己都承認的，他任期內的《紐約客》，沒有前人，也不可能被延續。
在評價E‧B‧懷特的一部書信集時，《紐約時報書評》提到了一張《紐約客》（New Yorker）的作家群像（讀者們很少能見到）：「……從照片上看來，他們一個比一個憂鬱靦腆，一個比一個眉頭緊鎖、態度畏縮，一聽到細微的聲音便如驚弓之鳥，平常則處於蟄伏狀態。」
沒有人比懷特更能代表《紐約客》在20世紀30、40年代的風格了。這個一參加公眾活動就頭昏腦脹並且胃痛的男人，輕而易舉地在文字中尋找聲音、維度、旋律的完美搭配。幽默感、敏銳的緊張、孤獨的憂傷、脈脈溫情、行雲流水……這些詞彙似乎都不足以說明懷特的風格，懷特知道如何將這些元素比例協調地攪拌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推敲這種分寸感──左右徬徨、小心翼翼。懷特無法創造宏篇巨作，這不僅因為才華與韌性的欠缺，還因為他令人絕望的完美主義所致。不過，如果一個人能夠將給送牛奶人的信寫得令很多作家徹夜不眠而寫出的作品黯然失色的話，那他也不該抱怨什麼了。
當威廉‧蕭恩（William Shawn，見上圖）在1935年成 為《紐約客》的一名編輯時，這本以幽默感見長的文藝雜誌正在走向第一個繁榮期。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它仍是喧鬧的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產物。當哈羅德‧羅斯在打橋牌的搭檔佛雷西曼的資助下於1925年創辦《紐約客》時，前者的志向是記錄正在蓬勃興旺的大都市文化，包括令年輕人陶醉的爵士樂、百老匯歌舞劇 等，當然還有羅斯與那幫記者、明星、藝術家們在阿爾貢京飯店裡那些有趣甚至有些不無低級的玩笑。
喜歡在辦公室裡吵吵嚷嚷的羅斯具有天才鑑賞力。他有時粗俗的舉止不妨礙他寫信給尚未成名的年輕作家法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紐約派重要詩人）：「我不知道你未來會怎樣，但如果我是你，我會一直堅持下去。」所以你可以想像羅斯發現懷特時的驚喜，他可能隱隱意識到這個傢伙正是急於確立自己獨特風格的《紐約客》所需要的人，懷特與他最著名的追隨者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一起締造了「紐約客」文風。
威廉‧蕭恩要命地喜歡《紐約客》，所以當這位26歲的年輕人從歐洲歸來後，就加入了它。他喜歡寫作，但肯定缺乏懷特那樣的才華，所以在短暫地為「本城絮語」欄目撰稿後，羅斯讓他當了編輯。因為誰都看得出來他的頭腦是多麼清晰，多麼善於看出文章的弱點所在，並教導作者修改。
沉默寡言卻敏銳而勤奮的蕭恩成了熱衷於更換編輯的羅斯的最得力助手。前者幾乎每天工作18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作家莉莉安‧羅絲在1945年去《紐約客》求職時注意到執行主編（managing editor）蕭恩滿臉孩子氣，遲疑地不知該問些什麼。他穿白色的襯衫，繫藍黑色的領結，著灰色外套，每個鈕扣都扣好。對於E‧B‧懷特仰慕之至的莉莉安並不清楚對面這個人是誰，但是他的安靜、紳士風度與通常充滿吵鬧聲和煙霧瀰漫的編輯室內的編輯們截然不同。但正是這個安靜略顯膽怯的人，幫助哈羅德‧羅斯將《紐約客》由一本較純粹的幽默文藝雜誌轉向更寬闊的領域。
1945年，蕭恩說服羅斯用一整期《紐約客》刊登了約翰‧赫西（John Hersey）長達 31,247字的文章《廣島》（Hiroshima），這篇卓絕的報告文學描述了原子彈爆炸的威力與被這種恐怖力量摧毀的居民的命運。它不僅成了新聞史與文學史上的一篇標誌性作品，也成了《紐約客》的轉捩點。《先驅論壇報》評論說，這本雜誌已經摒棄了「習慣的諧噱、諷刺與漫畫式的傳統」。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詹姆斯‧瑟伯在回憶錄中說，「倘若沒有蕭恩的艱苦工作與經常性的建議，羅斯是無法創造在二戰期間精彩絕倫的編輯成就的。」到1952年羅斯去世時，幾乎沒有人會懷疑43歲的蕭恩是必然的接班人，正如當時的編輯吉爾所說：「我們不可能認為還有別人可以接受這個位置。」
成為《紐約客》總編輯的威廉‧
當25歲的年輕作家韋德‧梅塔第一次與威廉‧蕭恩通電話時，他甚至不知道對方是誰，儘管他是如此崇拜《紐約客》。因為蕭恩從不允許自己的名字刊登在雜誌上，作為他倔強性格的反映，他從不在《紐約客》上刊登自己的電話。除了向大學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麼在乎廣告商。
在哈佛唸書的韋德‧梅塔有一次與同學曾在校園裡遇到蕭恩一家，他覺得他們一家彷彿來自小人國，他們是那麼不起眼。他多麼希望告訴身邊的同學，這就是編輯出《紐約客》的人。
蕭恩與羅斯太不相同了，這種差異之大類似於後來的蒂娜‧布朗（Tina Brown）與蕭恩。蕭恩也喜歡幽默，但是幽默在蕭恩時代卻已不再是《紐約客》的標籤了。一方面是因為那一代傑出的幽默作家E‧B‧懷特與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還無法把握住他們的神韻；另一方面，蕭恩個人比羅斯更具有嚴肅的社會意識。正如E‧B‧懷特曾寫道的，羅斯是20世紀20年代的產物，那是一個喧鬧的年代，而蕭恩則是30年代的產物，那是人們在街頭兜售蘋果的悽慘歲月。
《紐約客》在蕭恩的年代除了保持了固有的文學成就外，它更變成了探討嚴肅社會議題的輿論領袖。當然，蕭恩從來不把自己當作領袖看待，他願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與藝術家們分享。後來成為他終身的親密伴侶的作家莉莉安‧羅絲說，蕭恩是一個詩人與小說家，並終身保持著對寫作的渴望，但當他成為編輯後，他便將這種才華完全貢獻給了他的作家，所以他比別的編輯更能體會到當作家的障礙與歡欣。他是那麼的低調，他稱所有的人為「先生」，並保持著父親般的奉獻精神，很多《紐約客》的作家們在其著作上寫明「獻給
蕭恩的完美主義使《紐約客》成了新聞界的「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經過一年以上的反復修改之後而完成的。儘管一些作家抱怨終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這的確將錯誤減少到最低。蕭恩將一本雜誌推向了它不應該具有的位置──它甚至比書籍更耐讀與準確。美國的幾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簡潔方式是在《紐約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想像23歲的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美國著名作家）因為在《紐約客》上發表小說就名揚四海了嗎？就像韋德‧梅塔回憶的，你在這本雜誌上發表文章，就意味著你被廣泛地談論。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國現實主義文學大師）、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美國小說家）、J‧D‧塞林格等，戰後美國最好的作家們都與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塞林格稱蕭恩是「最不可思議的天才藝術家編輯」。
從1945年的《廣島》報導之後，蕭恩繼續使《紐約客》保持著社會良心的領導角色。儘管他從來都是那樣溫和，但卻暗暗使《紐約客》承載了教育的使命。20世紀60年代初，雜誌發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伯德溫關於黑人悽慘命運的小說，成為民權運動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爾‧卡爾森（Rachel L. Carson，美國生物學家）的作品《寂靜的春天》也是最初在《紐約客》發表並掀起了環保主義風潮的。一次，蕭恩邀請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為雜誌撰寫關於極權主義的文章，後者則擔心這樣的題目是否對讀者來說太艱深了，但我們的
當不知深淺的湯姆‧伍爾夫（Tom Wolfe）以蕭恩為題撰寫了人物特寫《小不點木乃伊》並準備發表在《先驅論壇報》時，蕭恩寫信給《先驅論壇報》的發行人約翰‧海‧惠特尼，請求壓下這篇稿子。伍爾夫的編輯菲爾克公開了這封信。文章發表後，整個新聞界以前所未有的莊嚴感自發地向伍爾夫展開了全面的討伐。約瑟夫‧阿爾索普（Joseph Alsop, 1910-1989，美國著名記者）、莫利‧開普頓、奈特‧漢多夫公開詛咒這篇文章；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文學批評家）則在《紐約書評》上發表文章，攻擊伍爾夫；華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美國著名專欄作家）絲毫不諱言地說他視伍爾夫為「一頭無能的驢子」；已經退隱的 J‧D‧塞林格用一封只有一句話的電報向惠特尼開火，宣佈將與這件事有關的所有人永遠為敵。據說菲爾克因其所作所為被世紀俱樂部拒之門外〔這是對他的罪行的正當懲罰〕，而《先驅論壇報》在此事後不久確實關門倒閉，《紐約客》則賣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廣告。
美國新聞界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類似於20年代的重大變革。隨著越來越多的媒體公司將自己推向華爾街，新聞業的純真年代結束了。媒體不再僅僅是編輯記者們的手工品，它更被股東與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蕭恩主持下的《紐約客》卻似乎依舊保持著哈羅德‧羅斯時代的單純。羅斯對於編輯人員的溺愛簡直令人難以想像，他從不允許經營部門走進編輯部的大門，似乎也從不考慮他的商業合夥人佛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紐約客》賺了更多的錢，那麼就必須提供更好的報酬給作家們。強勢的羅斯使佛雷西曼無可爭辯，但隨著雜誌的成功，後者也的確賺了更多的錢。到了佛雷西曼的兒子彼得‧佛雷西曼與蕭恩搭檔時，前者對後者的尊敬猶如兒子之於父親，沒人質疑這是一本以編輯部為核心的雜誌，或者說這是一本蕭恩個性的雜誌。蕭恩幾乎一個人完成所有的工作，他很少考慮是否該把工作分給別人。當小佛雷西曼在1974年的股東大會上被人問道「
蕭恩自己也清楚《紐約客》雜誌多麼與眾不同，它從不需要取悅市場，也沒有經營的壓力，並且它還盈利，且利潤豐厚。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致編輯人員的一封信中，蕭恩承認，《紐約客》的編輯部簡直是在一種完全理想的狀況下運行的。別的地方是以商業分析為導向，而這裡完全是另一個極端。而在此之前與在此之後，這種情況都不可能得以維繫。當越來越多的人為蕭恩之後的《紐約客》擔憂時，蕭恩卻沒有做好尋找接班人的工作。他挑選了年輕的編輯喬納森‧秉漢姆作為繼承人，但後者雖是一個傑出的記者卻非一名好的主編。他刻意模倣蕭恩，卻不了解蕭恩的真正魅力所在，這個試探性的任命在一片抗議聲中夭折。
到了20世紀80年代，《紐約客》面臨著一個越來越嚴峻的生存環境。媒體世界已經變得龐雜無比，電視而非過去的印刷品才是核心力量。人們也越來越追逐有趣的東西，在1974年創刊的、以電視明星為報道對象的《人物》（People）雜誌大獲全勝。《紐約客》嚴肅的報導方式雖然依舊盈利，但是利潤卻越來越微薄。早在1974年它的銷路已跌至每期48.5萬份，1983年雖增至51萬份，但1年以後又跌至50萬份。
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關於《紐約客》將被出售的傳聞已經出現。貝克夏投資公司的華倫‧巴菲特與福特基金會的負責人麥喬治‧邦迪都曾私下與蕭恩聯繫，倘若出現意外，他們願意出資幫助蕭恩，以延續《紐約客》的傳統。蕭恩婉言謝絕，並從未將此事告訴發行人彼得‧佛雷西曼。
但最終彼得‧佛雷西曼還是抵制不住紐豪斯出版集團1.42億美元的出價。1985年，以出版小報與空洞的時尚雜誌為主業的士毅‧紐豪斯擁有了他垂涎已久的《紐約客》。這項交易最初並未激起蕭恩與其他作家們的憤怒。因為紐豪斯已經信誓旦旦地承諾將繼續保持《紐約客》的傳統，他還公開宣稱蕭恩是他的精神導師之一。而蕭恩也一直對士毅‧紐豪斯不無好感，他覺得在20世紀60年代時自己曾在某個俱樂部見過這個孩子。而他的信心也反映在當期的《紐約客》中。他破例在雜誌上寫道：「《紐約客》商業經營的所有權或可以易手，但是《紐約客》的基本構想──《紐約客》的傳統、《紐約客》的精神──從來不曾為任何個人所擁有過。它是不能被買賣的。它存在於許多作家、藝術家、編輯和編輯助理們的心底深處，他們為了文學、新聞、美學、道德原則的共同理想而結合在一起工作。」
在1987年1月的一封公開信中，紐豪斯強迫蕭恩在當年
那次發生在《紐約客》總部的抗議成了全美新聞報導的中心。同情《紐約客》作家群的媒體哀嘆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反駁者則相信，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人事變更了，那些抗議的作家們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實在不夠成熟。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華盛頓郵報》的著名專欄作者）在《華盛頓郵報》刻薄地寫道：「《紐約客》的作家，其中一些你可能認為早已死掉了，其他一些作家則像逝去的人一樣寫作，他們抗議蕭恩被突然性地替換了──經過僅僅35年之後。」
紐豪斯的舉動使蕭恩最後兩年的任期看起來像是一個過度，他在1985年表達的對蕭恩的推崇似乎完全是為了穩定人心。但是據莉莉安‧羅絲回憶，蕭恩從未責怪過紐豪斯，他對後者依舊充滿著某種父親式的情感。蕭恩的告別書瀰漫著一個79歲老人的傷感，並暗暗地流露出他所推崇的那些品質正在變得不合時代節拍：「在這混亂的時刻裡，我五味陳雜而茫然不知所措，幾乎靜不下心來 和諸位道別……我們用誠實和愛心完成了我們的工作。《紐約客》……，曾經是最高雅的雜誌，或許可以稱它是空前最偉大的雜誌，但是這份工作上的成就比起我與
在與蕭恩長達半生的相處中，莉莉安‧羅絲發現這個男人總是被一種死亡感壓迫著，他很少有放鬆感，他必須時刻透過工作來對抗死亡對他的召喚。他有自己的妻子與兩個孩子，他的家人與朋友知道他與莉莉安的情人關係，因為他與她都不喜歡虛偽的隱瞞。他熱衷於音樂，他的家是《紐約客》作家們喜歡去的地方，他為客人們彈鋼琴。在他年輕的時候，他的音樂天賦使他成為《紐約客》作家聚會時的明星。他幾乎從不外出渡假，書桌是他自認為最好的休息場所。
現在他退休了，他的確有點興奮地重操舊業，他開始寫作劇本。35年以來，
2002年的《紐約客》依舊是一本美妙的雜誌，依舊令人尊敬，它甚至在2001年的國家雜誌獎中獲得了5項大獎。但是誰都清楚，它不可能再像蕭恩時代那樣無可匹敵了。正如蕭恩自己都承認的，他任期內的《紐約客》，沒有前人，也不可能被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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