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喬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 1913-2011）

我恨莎士比亞書店。我本不該恨的，但我真的恨。

我恨它沒有洗手間，以及La Fourmi Ailée的侍者看見你走進去的時候頭也不抬，因為他們知道你只是去那裡，用他們的廁所。我恨我們睡在書架之間，睡在古老的、鋪著薄薄毯子的木門上。毯子很髒，因為其他人以前曾睡於其上──任何外國人都可以睡著喬治的店裡，只要他們答應為他「工作」，這工作通常意味著當遊客們想找《永別了，武器》的時候指一指。

喬治不怎麼在乎你是誰或者你在巴黎做什麼。如果你想在巴黎聖母院附近晃悠，和老外喝喝紅酒，讀高深莫測的詩，偶爾掃掃地，你就可以既做他的房客，又做他的雇員。

我恨它不再是1919年西維亞．碧奇創辦的那家莎士比亞書店了，開張三年後它出版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我不知怎麼的，感覺受騙。我恨我想起了亨利．米勒和勞倫斯．弗林蓋蒂，他們過著比我想像的更大膽的生活。我也恨那些，用些許憂鬱的厭倦談論心碎的年長些的外國人，他們引用保羅．策蘭就好像他是位老友，他們抽好彩煙──他們全部都抽好彩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連咳嗽也不咳。

而掌控所有這一切的便是喬治：久遠的，費解的，祝福的。

八卦稱他是華特．惠特曼的親戚；說他在剛健之年曾與至少幾位女性「雇員」睡過；說那些我們稱作文學經典的東西，在很久以前被他叫作「星期六之夜」。我遇見他時，他差不多90歲，但除了那些使他看起來像正憂鬱思考著的巴吉度獵犬的那些深深的皺紋外，他有著19歲的少年心。他沒完沒了地辦詩歌朗讀會，喝著酒，煞費苦心地令書店兼作藝術家的樂土以及旅遊景點。

喬治是巴黎的；我是新英格蘭鄉下的。對塞納河之城充滿恨意的我，回到了我康乃狄克的傷心小村莊。

多年來我都沒有回到巴黎。有一次，我去那裡一星期，但我避開了莎士比亞書店，就好像那是個可怕的犯罪現場。但隨後，三年前，我第三次與妻子一起去巴黎，她堅持要去喬治的傳奇書店。我明白這件事沒有商量餘地。地圖展開，我們越過塞納河。

書店還在那裡，由喬治的女兒希爾維亞管理。他也在那裡，儘管老了些，他本質上依舊未變。書店仍明白無誤帶有他的印記，儘管它變得更乾淨了一點點，對觀光客稍微不友好了那麼一點，也在愛荷華遊客的「必去」清單上變得更有名望了一點。

我們待了差不多一個小時，而我第一次在莎士比亞書店買了一本書──一本貝克特的戲劇選集，內頁上蓋有書店的著名印章。我找到了我曾睡過的那張「床」，我坐在同一棵樹下，我第一次去莎士比亞的那個下午就坐在那裡，那時來自中西部的、討厭的背包客們會對著巴士上的日本旅行團敲打邦戈鼓。

就這樣我和喬治和解了。我不把它看成對於成長、成熟或與自身身分的和解。我的意思只是，這愛書的傢伙堅持了那麼久，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在那個他願意在的城市裡做──而他本可以販賣他的故事，或乾脆把店賣掉、讓發展商把書店變成設計酒店來賺上一大筆。

而我很肯定，喬治一定知道，卡拉．布呂尼的巴黎不是西蒙．德．波娃的巴黎。寫一個Facebook的貼子，毋需在蒙巴納斯的單人閣樓裡塗寫短篇小說時那存在主義式的勇氣。

毫無疑問，喬治知道所有這些。同樣毫無疑問，他不介意。這個書店證明了他的樂觀主義，對年輕的信仰，對文學依舊、並永遠要緊的確信，當巴黎的黃昏變成紅酒的顏色，有人用蹩腳的法語念著波德萊爾的時候，文學從未如此更要緊過。

永別了，喬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