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4.8  東方早報/石劍峰

出版社這樣介紹張大春：1957年生，山東人，好故事、會說書、擅書法、愛賦詩。事實確實如此，甚至還應該加上「喜對子、愛喝酒」。一場兩個半小時的媒體見面會、玩到凌晨3點的舞文弄墨、兩場大學演講、媒體車輪大戰般的專訪，這就是臺灣作家張大春在上海的兩天，來滬前在北京還有壓縮餅乾式的宣傳活動，不由讓人佩服張大春的體力，但在接受採訪和在復旦大學的演講中，記者還是感覺到了他的疲憊。

大可堂 關於父親

張大春在上海的首次公開露面是在大可堂，張大春記錄家族記憶的《聆聽父親》是此次兩個半小時媒體見面會的主要內容，「父親」又是其中主要話題。張大春說：「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現在是我哥哥。有時候和父親吵架，妻子勸我不要對父親那麼兇，我對她說，『你懂什麼，他是我朋友，他不該這樣對朋友。』」

而《聆聽父親》的寫作也是緣於父親10年前的一次意外，「1997年除夕，父親突然摔倒，從此沒有再站起來自己走路。我父親特別高大，1米83的他在我面前就是個巨人。他每天下午都打3個小時網球，直到摔倒不能起來的前一天。」父親的意外癱瘓，讓張大春決定整理數十年來從父親和其他長輩那裡聽到的家族故事。張大春祖籍山東濟南張家「懋德堂」，在濟南也算是個顯赫家族。張大春說，父親如果有一天突然離去，那些關於他的經歷、從小聽到的家族記憶也都將隨他而去，「我做這件事的意義就在於將這些行將消失的家族記憶搶救並重新整理出來。」慣於在文字間嬉鬧、炫技的張大春在這部家族回憶錄中深沉、平實起來。

張大春父親是1949年從內地去臺灣的第一代外省人，他用並不豐厚的薪水供張大春在私立學校念書。「我們的家規一共五條：第一條，肚子痛的時候去大便；第二，多吃維生素；第三，這一輩子不准騎摩托車，因為危險；第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人一多，聚集的品質就很壞。第五條是我老婆定的，就是不要定太多家規。」

無論是《聆聽父親》，還是在聊天中，張大春總是自嘲數學極其差，高中數學經常「鴨蛋」，聯考數學補考7次才通過。張大春知道，自己只對國文感興趣，聯考填志願全部是中文系，在輔仁大學中文系經常是第一名。父親希望自己的兒子是大學教師，他就做了大學教師。辭去大學教職，張大春說重要原因是「臺灣學生又懶又沒禮貌」。

張大春還在1992年到1995年間做過一檔讀書類節目，採訪和重現了數百位華人作家的生活，「做到最後我都可以不用剪輯一口氣拍下來，這個經歷給了我寫作很大的啟發。」1999年，張大春又接到一家新成立電臺的邀請開始說書，透過這檔節目他也成了臺灣「碩果僅存的傳統文化傳承者」。每個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5時播出，播出內容都是傳統歷史小說──《隋唐演義》、《三國演義》等。他那句標誌性的開場白「說書人張大春，今天伺候您一段兒」，聽眾們彷彿回到了千年前的群雄爭霸時代。

文化沙龍 酒下肚對聯出

在滬上一著名文化人家中再次見到張大春時，大頭張正在興致勃勃地為每個人題字寫對聯。大家夥兒也挖空心思為難這位傳說中擅對子的臺灣作家。遇到難度頗高的對子時，張大春總是興奮又孩子般地大聲喊，「先喝酒！」半杯威士卡下肚，來了興致，隨手一揮，獻上墨寶贈給在場的友人。那一晚的張大春是極其高興的，房間中所有人都聚焦在這個精力極其旺盛的臺灣作家身上，整個晚上的所有活動就是看著張大春舞文弄墨。

張大春後來說，其實他也知道大陸的這些文化人可能是出於對自己的尊重而容忍他寫了一個晚上的毛筆字。「在臺灣文化圈也會有這樣的活動，一般也都是在我家裡，在別人家沒有過。但大部分我的好朋友們不喜歡寫字，也懶得看我寫字。這裡的朋友應該也是如此，但因為我第一次來，所以他們又特別容忍我。要是不喝點酒，卻是不敢太造次。」

一個晚上，張大春寫了十多幅對聯，也消滅了大半瓶威士卡。

「到我們這一輩，文人的舞文弄墨已經談不上傳統了。現在我們造對子，玩上聯下聯，開玩笑的成分更大些。」張大春坦白說，「許多對子拿到清代也要給轟出門來。清代之後，我們已經沒有了真正的文字遊戲了。」談到這，張大春略感失落，但事實上他也不是什麼非常老派的文人。

那晚，張大春的毛筆字得到了在場所有人的喝彩，也許是真心也許是客氣，但張大春說，平時在家中每兩天臨帖一次，「臨得最多的是歐陽詢，連我姑父的我都臨。」張大春的姑父就是赫赫有名的書法家歐陽中石。從1988年張大春首次回大陸以來，張大春經常到北京向姑父討教書法，「我昨晚的幾筆是向姑父學來的。」張大春得意地說。

當然，張大春碰到最難的對子是為「豈有此女」找下半句，再多杯酒下肚才勉強讓旁人滿意地對出了「渾無他人」。「最得意的還是『互相給面子，輪流吃苦頭』。」這個送給出版人的對子倒是諧趣地反映了作者和出版人的微妙關係。

「寫對子，只是一種訓練。」張大春說，「寫對子玩的成分更多些，我每天早上還寫兩首古體詩，晚上再寫兩首，最初僅僅是為了認字，那些不常用的字，後來慢慢成了習慣。我也從寫詩中體悟過去沒有過的情感。這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張大春自己在重新認字確實不假，在即將引進的張大春作品中，就有他頗為得意的認字著作《認得幾個字》。

復旦大學 童言無忌

在復旦大學的專訪中，張大春不僅是眷戀父親的兒子，舞文弄墨的騷客，對許多事，張大春其實是非常犀利，甚至毫不留情的，他的言語有時坦率得像個童言無忌的孩子。

龍應台是張大春多年的好友，但他依然可以對著記者的面指出對老友的某些不滿，甚至下意識喊了粗口，「龍應台是我的好朋友。」張大春說，「後來媒體發現，龍應台連選舉投票都不會，她這些年投的都是廢票。她這些年來一直在講什麼公民意識，這是『屁』。

這點看出來，她不是個公民，我非常不喜歡這點。她還敢跟人家誇誇其談要民主，這太可惡了，渾蛋麼，原來你多年以來都沒有投過好票。」

張大春曾在大學教授文學，但談到文學史，他卻說文學史根本就不應該存在，它是虛構出來的東西，「文學史是近代大學虛構出來的東西。如果真的有文學史的話，文學史應該是活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範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評價標準。」張大春說，「文學史這個東西太怪了，我對它百思不得其解。我認為它不應該存在，文學史把我們誇張到不可思議、不能承受的地步。讓我學寫文學史，還不如讓我當道士煉丹呢！」

十多年前的張大春曾經是街頭運動的主將，「1997年我推動了文化界人士反對李登輝『修憲』，」張大春說，「但後來我發現，這沒用！『紅衫軍運動』讓我講話，我就是不講，沒用。現在覺得，如果我跳上臺說話，感覺上只是在成就自己成名的欲望。所以，現在超過三個人以上參與的事情，我都躲得遠遠的。」

有一首廣為流傳的臺灣流行歌曲《明天會更好》，詞作者赫然寫著「張大春」，但張大春卻極力否認：「我人生有兩大恥辱，一個是我被署名為《明天會更好》的詞作者，我原先的意思是批判性的，最後全改了，成了歌功頌德的歌，連標點都不是我的。另一個是我寫了《干將莫邪》電影劇本，後來拍出來的電影成了色情片，但編劇依然寫著我的名字。」張大春曾經也創作過《刺馬》（《投名狀》）的電影劇本，「好在陳可辛沒有用我的版本，否則肯定賣不好。」

而談到剛剛結束的臺灣總統大選，張大春說：「這標誌著臺灣要開門了，有大量的人走出來，我們也同時開門迎接客人，而且是高興地開門。時代沒有大小，我隱隱感覺到變化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