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2 南方都市報/林賢治

地下出版是專制制度的產物

地下出版物產生於專制制度，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個地道的專制國度未必就有地下出版物。比如納粹德國，一面焚書，一面迫害猶太作家，對人類文化的摧殘不可謂不暴虐，但是，由於統治時間太短，而且整個國家一直處於戰爭的動盪之中，地下出版物未及出現。看來，地下出版也跟「地上」一樣，需要一定的社會穩定性。

 考出版史，19世紀末歐洲的出版壟斷及審查制度已經基本終結。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不料又有一批地下出版物，在蘇聯的政治高壓下湧現而出。這批出版物最早以手抄本、打字稿和油印稿的形式，在知識分子的小範圍內流傳，後來由莫斯科、列寧格勒擴展到其他一些城市，具有廣泛而有組織的活動的特徵，並因此獲得一個叫做「薩米亞特」（samizdat）的名稱。薩米亞特，俄語的意思是「自發性刊物」。五十年代中期，「解凍文學」出現，六十年代形勢嚴重倒退，開始鎮壓知識分子。1965年，蘇聯兩位年輕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尤里．達尼爾因在西方發表小說而被捕，次年被送進勞改營，引發國內外的抗議。這一年，私人出版物明顯多了起來，「薩米亞特」活動變得特別高漲，後來的許多持不同政見者，都曾出現在這起事件的抗議活動中。由此可見，薩米亞特表面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其實自始至終都同現實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

也許是出於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及薩米亞特的影響，也許是固有的體制的產物，至七十年代，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也出現了一批地下出版物，這樣，薩米亞特一詞隨之進入這些蘇聯的「衛星國」，而且為西方所採用，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用語了。

薩米亞特在蘇聯

在蘇聯，薩米亞特開始僅限於文學作品，詩和小說最常見，後來從多少帶點曖昧性的形式，逐漸變得暴露起來，涉及政治、宗教、思想領域，「顛覆性」愈加明顯。以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為例，帕斯捷爾納克的著名小說《齊瓦哥醫生》在西方有多種譯本而在國內被嚴禁出版，薩米亞特即根據從國外偷運入境的原文版進行翻印；索忍尼辛除了頭一個中篇《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因為赫魯雪夫格外開恩而得到公開出版外，其他所有著作都由薩米亞特有計劃地翻印。薩米亞特發表了不少叛逆詩人的作品，包括33歲死於勞改營的加蘭斯科夫的詩集和通信集；曼德爾施塔姆夫人的回憶錄《一線希望》最先也是出現在這上面，然後流出國外而獲得巨大的聲譽。

薩米亞特還致力於報導國內的政治事件，揭露黑暗的社會現實，比如關於精神病院、勞改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KGB，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英文：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政治審判、書報審查、民族自治問題、人權問題等等。六七十年代，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以群體的形式登上舞台，薩米亞特成了他們的忠實而有力的夥伴。它定期出版「時事編年史」，提供相關的報導、評論、檔案和摘要，這些內容一度成為國際社會了解蘇聯國內政治鬥爭情況的唯一的消息來源。此外，發表著名科學家、人權委員會創始人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薩哈羅夫的談話、聲明和著作，披露其他持不同政見者被迫害的消息；同時，還把西方傳媒中有關索忍尼辛等一批流亡者的最新政見公布於世，打破蘇聯當局的新聞封鎖。正是由於有了薩米亞特的源源不斷的資料，《蘇聯人權編年史》才得以在美國定期出版。

所有這些地下出版物，都叫薩米亞特。許多最初由薩米亞特秘密送往國外的作品，後來又作為「違禁品」運回國內，在地下翻印傳播，形成一種近於「回流」的現象。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專政的國家，蘇聯當局當然不可能容忍這種地下出版活動，對此，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採取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在嚴厲的打擊下，薩米亞特的活動在1975年以後便漸趨式微了。

薩米亞特在東歐

此時，東歐國家的地下出版物幾乎同時出現並迅速活躍起來。不同國家的作者互相影響，互相支持，常常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發生共振，彷彿存在著一個「薩米亞特共同體」。當捷克的《七七憲章》（Charter 77，1977，由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等人發起）剛剛出現，東歐國家的知識分子即刻表示支持；當「七七憲章派」遭到政府當局的拘捕和審訊時，他們又隨即發起簽名抗議，這其中許多都是薩米亞特的作者。

相比蘇聯，東歐國家的薩米亞特有一個多出的部分，就是反對蘇聯的殖民主義。當然，這部分內容與反抗原有的政治體制及意識形態不是沒有關聯的。從目前的介紹看，東歐私下出版的大型文學作品似不多見，主要是政治評論和思想隨筆。哈威爾和米奇尼克是最好的例子，他們的文章後來有中譯本出版，當然也是薩米亞特。迄今為止，中國介紹東歐薩米亞特的公開出版物，只有花城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隨筆集：《地下》。

在《地下》中可以看到，這些薩米亞特作者反對複製蘇聯類型的制度，南斯拉夫作家契斯公然表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文化與文學的統一比在奧匈帝國君主政體下更加破碎。」在這一制度下，自由和民主的狀況是他們最為關注，也是最感憂慮和憤慨的。匈牙利著名作家康拉德有一篇文章叫《民主的哲學》，談到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係，其中有一段話極富啟發的意義，他說：「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不是齊頭並進的；在任何既定社會裡，可能一方正在進步而另一方卻在趨於倒退。」在國家經濟做出相當程度的改革開放而在政治方面仍然堅持封閉保守的時候，這種反差尤其明顯。一個缺乏民主的社會，政治權力對法律的干預是必然發生的，所謂「法治」，只能說是一個空殼。克里瑪把道德和法律，信任社會與法治社會聯繫起來考察，說：「當一個犯罪的政權瓦解了法律的準則，當罪行受到鼓勵，當一些高居於法律之上的人企圖剝奪他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人們的道德就會深受影響。犯罪的政權知道這一點，試圖透過恐怖來維持合乎道德的行為，因為如果沒有合乎道德的行為，就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甚至是這類強權統治的社會──能夠正常運行。但是事實表明，一旦人們失去了道德行為的動機，恐怖也收效甚微。」又說：「一個建立在不誠實基礎上的社會，一個將罪行看成正常行為的一部分而保持容忍的社會，即使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階層之間；同時，這個社會又剝奪另一些人（無論這些人多麼少）的尊嚴，甚至生存的權利，這樣的社會注定要道德敗壞，最終徹底崩潰。」捷克作家十分看重個人道德，《七七憲章》就是基於個體道德──包括責任感──之上的對政治的籲求。像這樣把個人置於國家之上的觀念意識，本來就是反東方（蘇聯）的，純歐洲的。當時，他們力求讓捷克「返回歐洲」，瓦楚利克寫道：「個人比國家更重要，國家只不過是一個人為的、可以改變的人類發明，這就是人們之所以不斷試圖對它進行改革的原因。有一次，我告訴他們中的一個人：『衡量公民自由的程度不是看國家如何對待那些贊同它的大多數人，而是，這樣說吧，看國家如何看待那些反對它的極少數人』……在那些完全一致的地方，自由是不會產生的──哪裡有不同意見，哪裡才會有自由。」事實上，人們都習慣地把國家看成是固定的，由來如此的，看成巨大的偶像加以崇拜，於是，一種廉價的「愛國主義」由此得以產生，而且像傳染病般在社會流行。

南斯拉夫流亡學者米哈耶羅夫把意識形態當做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對蘇聯式的制度展開批判。他指出，許多「前共產主義者」在幻想破滅後沒有把賬算在「意識形態神話」上面，而是轉移到俄國歷史和民族性上面，這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格羅斯曼小說中的話說：西方的發展是由自由的成長造成的，而俄國的發展則是由奴隸制的成長造成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奴隸制將會超越俄國國境，把俄國發展的法則變成為全世界的法則。他還引用伯林科夫的話說：在那樣的國度，從來不知道自由為何物，也從來不需要什麼自由，俄國歷史的主要使命總是努力扼殺自由。致命的是，俄國的知識分子總是協助官方而盡種種努力。米哈耶羅夫指出：對極權的渴望，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第一推動力。由於極權政府實際上不可能控制精神世界，只好極力摧毀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虛構的東西去填補精神世界的空白。雖然，虛構的歷史最終不能取代真實的歷史，可是足以讓人們放棄思考，導致精神奴役。他還使用雷達里赫創造的術語說，歷史上奴隸制度限制了人的自由，而蘇聯則是歷史上第一個「積極不自由」的社會，因為在蘇聯，不僅要求人民順從，而且還要人民積極參與它所編造的謊言和虛構。在《非意識形態的荒謬》一文中，他特別提出警惕「非意識形態」的問題。他指出，由於東方長期經受意識形態的極權教條主義的轄制，西方受到實用物質主義的影響，所以會出現「非意識形態」的迷誤。其中，有人甚至斷言：極權主義的偽精神信仰，單靠經濟發展、消費社會的創建就可以輕易打破。許多知識分子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迷誤，他為此引以為「不幸」，概而言之：「缺乏一種新的、全面對抗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這個時代的悲哀。」

一個極權國家有沒有可能自動蛻變為一個民主國家呢？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對此，歷盡滄桑的倖存者作家克里瑪解讀說：「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裡，當權者的統治方式是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們可以控制、消滅個人和整個民族。只要這個方式存在，我們的世界就仍然會是一個恐怖的世界。」他以敏銳過人的洞察力指出：「一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決定謀殺的權力，即使它後來改變了其道德品行，試圖忘記他們的過去，或否認他們的過去，這個犯罪的權力過去是、將來仍然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一個威脅。」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問題。由於克里瑪對極權國家的本質有著如此清醒的認識，所以在《有權者與無權者》這篇文章中明確提出：與父輩僅僅關注貧窮、失業和饑餓等社會問題不同的是，我們這代人關注的是正義問題，是權力者將正義懸置的犯罪行為。但是，正如父輩處於經濟蕭條時感到個人的無助一樣，我們這代人在面對極權主義國家的罪惡或兇殘的暴政時，個人同樣會陷於無助的絕望之中。

《地下》，是東歐多個國家的作家的一部選集，相當於一個合唱團，在多人輪唱中間，會有不同的調子，不同的聲音，但那種如捷克作家塞梅契卡說的「捍衛自己的現實，以抗拒由政府和意識形態支持的現實」這一基調，在薩米亞特中則是一致的。是人的命運和世界的存在決定人的思想呢，還是人的思想決定人的命運和世界的存在呢？米哈耶羅夫肯定思想的決定性質，他指出薩米亞特存在的重要性，正在於思想和思想傳播本身。

地下：寫作與出版

在極權國家裡，寫作是一種充滿禁忌和風險的事業，作家成為整個社會面臨絕境的一個象徵。蘇聯流亡學者安德列．西尼亞夫斯基描述說：「一個俄國作家如果不願意按照國家的命令去寫作，他就會處在一個地下作家所處的非常危險的噩夢般的境遇之中，面臨各種粗暴的鎮壓和懲罰的措施。」誠如索忍尼辛說的：「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不足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這才是咄咄怪事。」不過，應當承認，在羅網密布、斧鉞高懸的地方，只要有「地下作家」在活動，說明文學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它的創作者深具人類的良知和堅持的勇氣。

當所有作家保持怯懦的緘默而不敢公開地說和寫的時候，薩米亞特作家將寫作轉入地下，是其中最不自由的一群。他們必須隨時警惕告密者、安全員警，提防抄家，把作品和將來適時發表的希望一起收藏起來。索忍尼辛自白說：「我只有一個希望：怎樣保住這些作品不被發現，與此同時也就保住了自己。」但是，由於他們決心與當局對抗到底而拒不公開發表，所以寫作時也就毫無顧忌，恢復了精神的本源狀態。對此，索忍尼辛深有體會，說：「地下作家一個強有力的優越性在於他的筆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用想像書刊檢查官，也不用想像編輯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沒有他物，除了真理，再沒有什麼在他頭上回蕩。」事實和真理在地下寫作中沒有保密性可言，這些作品，相反表現出公開出版物所沒有的開敞性、公開性。索忍尼辛的經驗，在地下作家中是較為普遍的；他們都有一種風險意識，為了保持時代真實和思想自由，寧願擔受智慧的痛苦和行動的不自由。

地下寫作不能等同於地下出版。寫作可以收藏，而出版則必須流通。地下寫作，在某種意義上也未嘗不可以稱為「自由寫作」，即在自由感支配下的寫作，一種對抗性寫作。這種對抗不自由的自由，永遠存在於寫作主體的精神體驗之中。由於出版作為一種行為方式並不具備寫作的精神性，所以地下出版不能稱為「自由出版」；至於有人稱地下出版物為「自由出版物」，實質上是針對語境的不自由、公開出版物普遍的意識形態化，而就地下出版物自由的內在質性而言的。所以，無論在專制社會還是在民主社會裡，所謂「寫作自由」都是一個偽問題，「出版自由」才是真問題。

公開出版物的「地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