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9.29 新華網

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Yehuda Amichai, 1924-2000,耶胡達.阿米哈依)9月22日在耶路撒冷不幸病逝。噩耗傳開,上千名以色列各界人湧向醫院和墓地弔唁。
據報導,阿米亥1924年出生在德國烏爾茲堡的一個篤信猶太教的家庭。希特勒上台後奉行排猶政策,阿米亥於1935年隨同父母移居到當時在英國託管下的巴勒斯坦,定居在耶路撒冷。1942年,他參加英國軍隊中的猶太支隊,先後在埃及、利比亞等地同德國法西斯軍隊作戰。1948年,他參加以色列突擊隊,為即將誕生的猶太國家的創建而奮鬥。以色列建國後,他退役,轉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讀書。他熱愛教育事業,大學畢業後一直執教,先後在大學和中學教授聖經和希伯來文學。1981年退休在家,「除買菜、做飯、散步之外,全部精力用於文學創作」。
阿米亥從20幾歲開始發表詩作,1955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現在和往昔》。集中的詩大多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希伯來語,描寫以色列人的日常心態,顯得清新、親切,頗受讀者好評。
終其一生,阿米亥出版有20多部詩集。其中,1980年以前出版的詩集主要有《兩個希望之遙》(1958)、《在公園裡》(1959)、《此時在騷動》(1968)、《切不必銘記》(1971)、《耶路撒冷和我自己的歌》(1973)、《在這一切之後有厚福》(1974)、《阿門》(1977)、《時間》(1979)。這些詩,不但題材豐富,而且形式多樣,初步確立了他作為希伯來新詩開拓者的地位。1980年之後,他擺脫教職集中精力進行創作,詩思如泉湧,先後出版有《大沉靜》(1980)、《情詩集》(1982)、《寬限的時辰》(1982)、《你本是人,當回歸於人》(1985)、《遊記》(1986)、《耶路撒冷詩抄》(1988)、《拳頭曾是五指伸開的手》(1990)。這些詩作,進一步提高了他的聲譽,被稱為「以色列當代最優秀的詩人」。他的詩作被譯成3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廣泛傳播。

【阿米亥詩選】
打開、關閉、打開。在我們出生之前,一切
都在沒有我們的宇宙裡開著。在我們活著的時候,一切
都在我們身體裡閉著。當我們死去,一切重又打開。
打開、關閉、打開,我們就是這樣。
──《我不是六百萬人之一:我的壽數有多長》(黃福海譯)
露絲,露絲,露絲,我童年時的小女孩──
如今她已是他性的替身。
他性即是死亡,死亡即是他性。
你會不會回到我身邊,如同死人
有時候會回到人間,好像再次出生?
──《名字、名字,在他日,在如今》(黃福海譯)

愛是唯一的庇護所
1924年5月3日,耶胡達.阿米亥生於德國巴伐利亞的烏爾茲堡,「耶胡達」是個典型的希伯來名字,乃「猶大」一名的現代拉丁拼法,但「阿米亥」不是他的本姓──他出生時有個德國姓氏:普佛伊費爾(Pfeuffer),只是在1936年移民到巴勒斯坦後,他篤信正統宗教的商人父親,才給全家擇定了新的希伯來姓氏。阿米亥的意思是「吾民生存」。
定居巴勒斯坦,使阿米亥一家逃脫了600萬猶太人遭難其中的大屠殺,這本屬不幸中的萬幸,但阿米亥無法擺脫心靈深處的內疚。他不斷地在詩中寫到這種感覺:
我不是死在大屠殺中的六百萬人之一,
我也不是其中的倖存著。
我也不是出埃及的六十萬人之一。
我從海上來到應許之地。
──《我不是六百萬人之一:我的壽數有多長?》(黃福海譯)
從兒童時代起,阿米亥便開始學習希伯來文,後來上宗教學校,研習猶太教典籍,尤其是祈禱書。當他在12歲隨父母移民耶路撒冷時,已能講一口流利的希伯來語。
進入青春反叛期的阿米亥,開始對正統的猶太教信仰產生拒斥,令其父母大為沮喪。好在反叛的日子沒有延續太久,二戰期間,他應召進入英軍的猶太旅,與法西斯戰於北非。1946年,他加入了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地下武裝突擊隊帕馬奇(Palmach),並參加了1948年的獨立戰爭,在內蓋夫沙漠地區與阿拉伯軍隊作戰。
戰爭結束後,阿米亥進入了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研讀《聖經》和希伯來文學。但他涉獵廣泛,大量閱讀英國現代詩人的作品,如T.S.艾略特、狄蘭.湯瑪斯和W.H.奧登(後入籍美國),尤其是奧登,阿米亥不僅在詩歌創作上受到他的很大影響,兩人日後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不過奧登比他複雜得多,就外表簡潔這一點而言,阿米亥也許更像另一位美國詩人羅伯特.佛羅斯特。而特德.休斯一度被稱為阿米亥的「發現者」,因為他最早在1970年代便將這位希伯來語詩人介紹到了西方世界。

非凡的詩歌人生
1955年,阿米亥大學畢業,在耶路撒冷一中學內謀得教職。同年,在開始詩歌創作六年之後,他出版了自己的首本詩集《現在及他日》(Now and in Other Days,《現在和往昔》),其詩風讓人耳目一新。《現在及他日》是以色列文學史上第一代口語化的希伯來語詩歌,標誌著一種全新風格的誕生。
1956年,由於蘇伊士運河危機,阿以之間再度開戰,史稱第二次中東戰爭,阿米亥又從軍上前線。
他這一時期的詩歌表現出明顯的愛國主義,以及對新生的以色列國家的認同,詩中大量用典,包括聖經語彙,且廣涉猶太人的歷史。但他隨後的作品愈加簡潔,口語化的特色更為明顯,評論家指出,這明顯是受了英國詩風的影響。
1958年,阿米亥的第二部詩集《兩種分離的希望》(Two Hopes Apart,《兩個希望之遙》)出版,從此奠定了他在以色列詩壇和作為「帕馬奇一代」(指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有從軍經歷的作家)代表人物的地位。此時的阿米亥,在詩藝上的革命性姿態更為明顯,對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成了詩作的主體,那些傳統上被認為不宜入詩的語彙,如坦克、飛機、汽油,以及某些專業術語,都出現在他的詩中,並混以《聖經》的句式,或祈禱書的語氣,以及德國的抒情詩風和英國詩的現代主義。一方面,他讓古老的希伯來語煥發了青春;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方式肢解和重構著古老的希伯來習語。他的詩完全是現代的。

阿米亥堅信,現代詩萬不可回避現代主題,但又不能完全脫離傳統。他以十足的個人化和口語化,與希伯來詩歌數千年來面對民族苦難時的集體聲音決裂。他第一次用希伯來語唱出了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歌。
阿米亥十分多產,一生寫有1,000餘首詩,出版了25本詩集,兩本小說和一本短篇小說集。他不僅僅是詩人,還是小說家、劇作家、隨筆家,甚至兒童文學作家。
1962年,阿米亥發表了劇本《尼尼微之旅》(Journey to Nineveh),並陸續出版了數本小說,包括1963年的《非此時,非此地》(Not of This Time,Not of This Place),它以複雜的敍述結構,講述一個猶太移民到以色列尋找身分的過程,被視作以色列後現代文學的先驅。此後,他先後出版了詩集《耶路撒冷》(Jerusalem, 1967)和《詩集》(Poems, 1969),受到評論界高度評價。
20世紀70-80年代是他詩藝和出版的高峰。1971年到1976年,他到了美國,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做訪問教授,其間,1973年10月阿以戰火再起,史稱贖罪日戰爭,他又一次回國從軍。
1971年,他發表了第二部小說《野店》(Hotel in the Wilderness),並先後出版了《耶路撒冷和我自己的詩》(Poems
of Jerusalem and of Myself, 1973),《阿門》(Amen, 1977)、《時間》(Time, 1979)、《情詩》(Love Poems, 1981)、《大寧靜:問與答》(The Great Tranquility:Questions and Answers, 1983)、《世界是屋及其他故事》(The World Is a Room and Other Stories, 1984)、《你本是人,仍要歸於人》(Of Man Thou Art, and Unto Man Shalt Thou Return, 1985)、《耶路撒冷詩篇》(Poems of Jerusalem, 1988),以及《甚至拳頭也曾是五指伸開的手掌》(Even
a Fist Was Once an Open Palm with Fingers, 1989)。
1982年,因為「在詩歌語言上的革命性變化」,阿米亥獲得了本國最高榮譽「以色列獎」(Israel Prize)。
他晚年的作品在形式上變得更為鬆散,主題亦不再那麼精確,甚至放棄了主題。1998年,他出版了生前的最後一部詩集《開.閉.開》(Open Closed Open)。2000年9月22日,耶胡達.阿米亥因患癌不治,在耶路撒冷去世。

諾貝爾文學獎之謎
阿米亥的詩歌已被譯成30餘種語言,羅伯特.奧爾特(Robert Alter)甚至說,他是自《聖經》時代的大衛王以來,被翻譯最多的希伯來語詩人。他在英語國家影響極大,幾乎所有詩集都曾被譯成英文。在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他都有大量讀者。在人口只有幾百萬的以色列,他受歡迎的程度更令人歎為觀止。人們不僅可以在婚禮上,也可以在葬禮上聽到他的作品。而在199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當年的獲獎者之一、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親口朗讀了他的詩作《上帝憐憫幼稚園的孩子》。
阿米亥詩歌最早的系統中譯者之一傅浩,還屢次提到一個不無誇張的說法:以色列士兵上戰場,必帶兩樣東西,一是行李,二是阿米亥的詩集。
「在過去20年間,他哪一年都該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在2000年12月10日的《紐約時報》上,喬納森.威爾遜(Jonathan Wilson)這樣評價去世不久的耶胡達.阿米亥,「但是他知道斯堪的納維亞的評委們關心的到底是什麼,不論他的個人政見如何,儘管他無疑屬於鴿派,但他來自柵欄錯誤的那一邊。」
這就是說,阿米亥要想得獎,必須得過政審關,但政審是講出身的,而來自以色列,本身就是個不可接受的障礙。
他是和平主義者,但不是反戰分子,他深知戰爭造成的苦難,又認為戰爭有時不可避免。他在晚年表示:「我的口號,可以這麼說,近年來一直是:不是是什麼,而是不是什麼。理想不再是和平,而是沒有戰爭。」他不回避政治,但從未受其左右,並反復拒絕人們把他推上以色列國家詩人的高位,他說,自己無法像以色列詩人納坦.奧特曼(Natan Alterman)那樣振奮民心,他只代表他自己。
著名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穆德.達威什(Mahmoud Darwish)把阿以衝突解讀為「兩種記憶之間的鬥爭」,阿米亥深得他的敬重。

「他的詩歌對我提出了挑戰,因為我們寫的是同一片土地。」達威什如此描述他與阿米亥之間的文學/政治關係,「他想依照自己所需來使用風景和歷史,而這基於我被摧毀的身分。所以我們之間有一種競爭:誰是這土地之語言的擁有者?誰更愛它?誰寫得更好?」
阿米亥性格謙和,為人低調,成名後也一直保持簡樸的生活,自覺遠離政治,甚至文壇,無幫無派,不從事小圈子。傅浩與他有過密切交往,並在阿米亥去世後,由衷地用「像父親一樣」形容對他的印象。
除了在詩歌上的個人成就,阿米亥對現代希伯來語和以色列文學亦有極大的貢獻。
希伯來文學有漫長的三千年歷史,以色列文學卻只有六十年可以講述。文學上的斷代,不得不借助政治事件,即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的成立。以色列文學──指以色列作家的希伯來語創作,便由此開始。
以色列的第一代國民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歐洲各國的猶太移民,所操語言五花八門,幸得19世紀猶太復國主義者中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讓希伯來語從一門早已退出日常生活,只用於宗教生活的「已死的」語言復活。但語言的生命力不僅僅在於語法和辭彙,還需要依靠偉大的文學作品,建立起這種新語言的表現力,以及意義上的深度和使用上的廣度。阿米亥對於現代希伯來語的意義,就像歌德之於德語,賽凡提斯之於西班牙語,喬叟之於英語一樣。他和「帕馬奇一代」作家們的文學實踐,不僅奠定了新生的以色列文學的基礎,也定義了現代希伯來語作為一門文學甚至世俗語言的諸多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凸顯了傳統希伯來詩歌中難得一見的世界視角,不再單純描摹與上帝的交流,對故土、神和父親的愛,或是狹隘的情詩,以及回憶猶太人歷史苦難的哀歌。(2007.7.10錄自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