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4.19 東方早報/朱潔樹、秘薇

直到不久前，傳記作家若被問及喬治．歐威爾的情感生活，大概還只能列出一份促狹的案情記錄。一位年輕的戀人，自1922年離開英國加入緬甸員警之後，就再也沒有與戀人重逢。一兩首1920年代的略帶情色意味的詩，暗示作者與一些緬甸流鶯有過數面之緣。幾個1930年代早期交往的「女友」，用最傳統的方式稱呼。一段與艾蓮．奧修南西（Eileen O'Shaugnessy）為時九年的婚姻，直到五年前，世人對她還幾乎一無所知，歐威爾在與她的婚姻生活中有明顯的不忠行為。臨終前與年輕得多的索尼婭．布朗奈（Sonia Brownell）結合，對這個女人的動機，60年來評論家一直爭論不休。

與涉及歐威爾成就的浩繁卷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威爾感情世界資料的貧乏。對於一個活了46歲半，大部分時間都默默無聞的男人來說，歐威爾的生活是出了名的有據可查。彼得．大衛森的權威版歐威爾散文、信件和新聞稿足有十二厚卷。歐威爾朋友的回憶錄湊足了外兩卷。以已故的伯納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爵士那開創性的《喬治．奧威爾的一生》打頭，至少五部歐威爾生平或分期傳記擺在圖書館的架子上。

總共算來，歐威爾有五年伊頓求學生涯、五年浪費的帝國公務員生涯，在經歷努力成為作家的漫長學徒期後，完成了從艾瑞克．布雷爾（歐威爾的教名）到喬治．歐威爾的蛻變。他在衰落的北部工業區和西班牙內戰中的完成了自我發現之旅，創作出《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 1938），意識形態的分化促生了他的兩部傑作《動物農場》（Animal Farm, 1945）和《1984》（1949）。這些時間的枝條可以被拆解、重組甚至用法醫學的方式研究。但遊走其間的歐威爾仍然是一個令人捉摸不定的形象。

因此，《歐威爾：信中的一生》一書的顯著優點，就是照亮了歐威爾內心世界的暗影。該書由彼得．大衛森從歐威爾的12卷文集中精心編選，展示了不少極具吸引力的新材料，其中特別對他與青年時期的戀人婭辛達．布迪康（Jacintha Buddicom）之間的關係重新進行了定義。

感情生活︰30年前一起採蘑菇的男孩
布迪康家的孩子婭辛達、她姐姐基尼愛娃（Guinever）和哥哥珀斯坡（Prosper）在一戰伊始就與年輕的艾瑞克．布雷爾成為了朋友。他們一起在午後撿蘑菇，談論「牛津以及上了牛津之後的美好生活」之類的話題（婭辛達當時就讀於牛津高級中學，歐威爾在伊頓公學，是有名的懶蟲，看起來什麼名牌大學都考不上）。

歐威爾對婭辛達感覺如何？從婭辛達小姐的回憶錄《艾瑞克和我們》可以看出，艾瑞克似乎並沒什麼感覺。婭辛達也堅稱：「我對他一點浪漫的想法都沒有。」他們之間令人尊敬的柏拉圖式戀愛並非毫無破綻，女方1993年過世後曝光的一些家庭記錄顯示，1921年赴里克曼沃斯的短途旅行中，大家租住了一間假日別墅，當時艾瑞克或多或少表現出強姦她的意圖。

更說明問題的是在婭辛達寄出的一封信中，她回顧了自己的生活，其中提及1927年歐威爾從緬甸回來時帶了一個訂婚戒指，但是最後求婚被拒絕了。這實際上是個悲劇：婭辛達剛剛有了一個私生子，其父親逃亡後送給別人收養了。婭辛達和艾瑞克自此再未相見。事實上，直到1949年初，就在歐威爾去世前一年，婭辛達才與「喬治．歐威爾」──那個30年前在牛津郡跟她一起採蘑菇的小男孩重新開始了聯繫。

歐威爾在信中溫和地斥責她將他「遺棄」到緬甸。婭辛達相信《1984》中溫斯頓．史密斯的愛人茱莉亞就是她自己。當她70多歲時回顧往事，還覺得證據確鑿：「他描述她有一頭厚厚的黑髮，非常活躍，痛恨政治──他們約會地點長滿了風信子。」更糟糕的是，「最後他完全毀了我，就像穿著平頭釘鞋碾死一隻蜘蛛。我母親看到書中內容也傷透了心，我們始終覺得她幾天後心臟病發跟這件事有關。」

真實人物往往會錯以為自己是小說中人物的原型。婭辛達真是《1984》中的女主角嗎？很可能不是，小說的手稿在1949年2月歐威爾收到婭辛達的書信時就已經打好了。

也許，溫斯頓的愛人的有一個更為符合條件的原型：希拉蕊．斯伯林 （Hilary Spurling）在2002年的書《小說中的女孩》（The Girl from the Fiction Department）中試圖證明茱莉亞「是」索尼婭．布朗奈，歐威爾在小說出版後不久與其結婚。另一方面，歐威爾2月15日在病床上寫給婭辛達的信展示了他與婭辛達感情苦澀的一面。他在信中堅持說他「無法停止想念年輕的時光，那些二三十年前與你們兄妹一起的事情。我非常想見到你。」1950年1月歐威爾在去世之前是否曾經與她相見？（她獨居無伴，亦沒有出席他的葬禮）──他們也許彼此交換了秘密並將之付之一炬──所有人都只能猜測這一切。歐威爾對於私人領域的謹慎是他最顯著的風格之一。

政治見解︰「我不是厭惡俄國者」

《信中的一生》裡其他新材料顯示，歐威爾會向跟他寫信的人傾吐心事來緩解壓力。比如一位潔西嘉．馬肖（Jessica Marshall）太太曾在整個1940年代斷斷續續收到歐威爾的來信。他們從未見面，歐威爾在一封信中很隨意地向她解釋上封信他沒回的原因──「戰爭期間我總是心情煩躁，而且我有一大堆信沒有回。」

同樣偶然透露重要啟示的記錄是歐威爾1947年在瑞士小鎮汝拉（Jura）長期滯留期間寫給理查．厄斯伯恩（Richard Usborne）的信。厄斯伯恩是Strand雜誌新來的編輯，曾向他詢問職業的詳情並要求捐贈。歐威爾本可以用一封簡短而禮貌的信回絕此事，但他寫了整整兩張半紙詳細介紹了自己，包括他政治見解的發展（「我只是間歇性對此議題感興趣，直到1935年，儘管我覺得我可以說多多少少有點『左』。」）

然後，他說出了對1940年代末期一位工黨左翼成員來說算是異端的話：「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沒有很多選擇餘地」。這一切相當不尋常：這樣一份小型的思想自傳，比對親密朋友說的更多，寄給了一個他也許永遠不會見到，同時輕易拒絕了的人。

如果說《信中的一生》擴展了我們對歐威爾內心世界的認識，那麼它同時也為他的政治觀點的起源、發展提供了耐人尋味的評論和注釋。直至1930年代中期，歐威爾才開始關注民主社會主義。記錄在《威根碼頭之路》中對北方工業區的訪問，更像是尋找選題的新聞人，而非尋找並證實自己信念的理論家。在對「非常活躍的勞工運動」的描述中，可以嗅到作者津津有味的人類學胃口。人們依舊認為，1937年在西班牙內戰的經驗、恐怖小分隊及對於客觀真相的蔑視，為歐威爾創造了意識形態的同情心。

另外有一些歐威爾在《動物莊園》發表後不久的1945年12月起給麥可．撒耶斯（Michael Sayers）寫的信件。1912年出生的撒耶斯是歐威爾1930年代的圈子裡唯一還活著的人，1935年他們曾住在同一間公寓裡，另外一個租戶是雷納．海朋斯塔（Rayner Heppenstall），他有天醉醺醺爬回家並吃了歐威爾一棍子。在這些信中，他們重拾10年前的友情，歐威爾回答了撒耶斯的一些問題，他說不認為「自己算是厭惡俄國者」，但是蘇聯神話已經對英國左翼及很多地區造成了無法衡量的傷害。他無意干預蘇聯政權：「我只是不希望這裡的人們模仿他們的方法和思維習慣」。

歐威爾去世60年後，他依舊可算是20世紀西方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幾乎每天都會被援引，解釋這個他神奇地預言到會不斷重蹈自己錯誤的世界。而在這些不斷增加的關於他的隻言片語中，真正的歐威爾正在漸漸清晰中。

．《威根碼頭之路》一書，原是1937年英國左派圖書俱樂部（Left Book Club）委託歐威爾寫的紀實文學作品，關於英格蘭北部煤炭工人的生活狀況。但是，歐維爾在完成這部分寫作後，在本書的第二部分討論了自己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看法。這使左派圖書俱樂部很不滿，曾試圖只出版該書的前半部分。

總得來說，這是一本震撼人心的作品，是人類的良心和正義感的象徵。如果你對底層生活的痛苦已經沒有感覺的話，它可以把你從冷漠中喚醒。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看著煤礦工人工作也是令人感到羞辱的。它會在你的心頭湧起一陣疑問，你到底是不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所謂的上等人。至少在你看的時候，礦工們使你從心底裡感到，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拚死勞動，上等人才得以成為上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