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呼吸鐘擺》（Atemschaukel）是德國女作家、今年諾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 1953-，赫爾塔．米勒、荷塔．慕勒）於今年8月推出的最新力作。小說一經問世，立即引發了德語文壇的熱議，並得到《法蘭克福匯報》、《時代週報》、《南德意志報》、《新蘇黎世報》等諸多媒體的好評。該書也在2009年「德國圖書獎」6部提名作品名單中。

【補注】

難以忘懷的故土

 赫塔．穆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於羅馬尼亞西部巴納特地區蒂米什縣尼茨基多夫村。父母以及村裡人都屬於日爾曼族，是羅馬尼亞的少數民族。全村人都講德語。因此，她實際上是在德語環境中長大的。德語和羅馬尼亞語都是她的母語。

中學畢業後，她考入羅馬尼亞著名大學蒂米什瓦拉大學學習德語和羅馬尼亞文學。蒂米什瓦拉市是羅西部重鎮，靠近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和教育都比較發達，許多居民都會講三種語言：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和德語。多種語言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在穆勒成長的關鍵時期，肯定給了她不少的滋養。她本人就坦言羅馬尼亞民歌對她的重大影響。

正是在那裡，她開始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也是在那裡，她參加了巴納特行動小組。這一團體既有文學性質，成員全是文學青年，全是羅馬尼亞德國人，也有政治色彩，他們反對官方審查制度，主張言論和創作自由。同樣是在那裡，她與理查．瓦格納相遇相識，並結為夫妻。兩人是大學同學，屬於同一民族，都從事文學創作，又都參加了巴納特行動小組，真可謂志同道合了。

大學畢業後，穆勒當過翻譯，做過幼稚園老師，還給人當過私人教師，教授德語。在移居德國之前，她在羅馬尼亞整整度過了34個年頭。無論如何，羅馬尼亞都是她人生和文學難以忘懷的故土。

地下的夢，地上的悲哀

短篇小說《鄉村紀事》和《地下的夢》就是以穆勒的出生地巴納特鄉村為背景的。

《鄉村紀事》描繪了穆勒和她的鄉親的生活情形和日常細節，有明顯的自傳色彩，能讓我們了解到女作家的生長環境。女作家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讓一個灰暗，狹小，落後，衰老，貧困，卻也不乏有趣，甚至怪異的世界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村裡的小學總共只有11個學生和3個老師。體育老師，也就是校長，同時教體育課、農業課、音樂課、德語課和歷史課，而不管上什麼課，都玩「戰爭遊戲」：孩子們被分成「德國人」和「俄國人」，用球打仗，誰被球擊中，誰就退到一旁。而天真的孩子始終不明白為何要「打仗」；村民中，70歲以下的人，居然都算是年輕人；「打從國有化——村裡人稱之為『沒收』——以來，村裡再也沒有過一次像樣的收成」；數十年來，狗和貓雜交，貓和兔子雜交，以至於一位老漢再也容忍不了自己的公貓胡搞，一氣之下將它吊死了；郵遞員的老婆是電話接線員，整天無事可做，所以就給信打戳；村長、合作社主席和國營農場場長，竟然都是一家人……

只要細細閱讀，我們能感覺到作品深處隱藏的深意和寓意。落後，慘澹，愚昧，腐敗，壓抑，麻木等等，都在不經意中被觸及到了。一幅小小的鄉村圖景，反映的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狀況。

如果說《鄉村紀事》是寫實的話，那麼，《地下的夢》則是夢幻的。夢幻中，兩個女人在墓地聚到了一起。一個站在地上，另一個躺在地下。地下的外婆，在對地上的「我」述說，彷彿夢幻一般。夢幻，往往充滿詩意，詩意又同內心緊密相連。這是「已故外婆的夢」，因此是地下的夢。地下的夢，讓我們看到了地上的悲哀、憂傷和孤獨。

和昆德拉走相同的路

 1987年，穆勒和其丈夫移居德國。這些年裡，她已出版了《一條腿旅行》（Traveling on One Leg, 1989）、《魔鬼端坐在鏡子裡》（The Devil is Sitting in the Mirror,1991）、《那時，狐狸是獵手》（Even Back Then, the Fox Was the Hunter, 1992）、《心獸》（Arrived As If Not There,1994）、《今天，我不願面對自己》（The Appointment, 1997）、《呼吸鐘擺》（Everything I Possess I Carry With Me,2009，我攜帶我所擁有的一切）等長篇小說，《饑謹與絲》（Hunger and Silk, 1995）、《國王鞠躬並屠殺》（The King Bows and Kills, 2003）等散文集，以及《髮鬢間住著一位女士》（A Lady Lives in the Hair Knot,2000）、《他是不是伊昂》等詩集。還曾獲得過眾多的獎項：德國阿斯貝克特文學獎，不萊梅文學獎鼓勵獎，勞里塞爾文學獎，柏林文學獎，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等等。從一開始，德國文學界就十分關注和認可穆勒的寫作。移居德國沒多久，她就躋身於「最優秀的德語作家的行列」。

儘管生活在德國，並享有不小的聲名，但穆勒堅持書寫羅馬尼亞題材，更確切地說，齊奧塞斯庫專制下的羅馬尼亞生活。這是她的策略，也是她的聰明之處。用純粹的德語寫作，寫的卻是專制下「那些被剝奪者」的境遇，穆勒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主題和題材上的優勢。如此寫作，在西方文壇更容易出人頭地，也更容易引人注目。實際上，米蘭．昆德拉、諾爾曼．馬尼亞、哈金等作家走的都是相同的路徑。

從一塊土豆感覺暖和冷

《一隻蒼蠅飛過半個森林》描繪了專制下人們的生活。小說中的「他」已經死了。可也許還活著。不正常的年代，生與死，彷彿已沒有明確的界限。而「他」又是火車上一位女乘客吐露的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女乘客在一家工廠工作了5年。工廠下面有一家地下工廠，裡面的工人全是勞改犯。透過一個洞口，「她」看見了「他」。由於受到監視，他們無法交談。一天，「他」朝「她」扔來一個土豆。在那饑謹的年代，「一塊熱土豆，就是一張溫暖的床」。可後來，「她」在接到男勞改犯藏在土豆裡的一張紙條後，再也沒見到「他」。

可以讀出，小說有著一個隱含的矛頭，直指專制的殘酷和生活的無望。但這一主題卻是透過一個情感故事表現的。這種無聲勝有聲的寫法，更加動人心魄。這是作家和小說的默契，也是作家和讀者的默契。與此同時，這也是文學和政治的微妙平衡。

比起先前，女作家這時更注重語言的精練和細節的力度。句子簡約，冷峻，更富強度。小說中那些精緻的細節充滿了衝擊力、感染力和無限的意味。比如稻草人細節。比如女工和男勞改犯傳遞土豆的細節。土豆是小說的關鍵字。一塊土豆既讓我們感到了溫暖，也讓我們感到了寒冷。它有著人的體溫，也有著心的顫慄，同人一樣卑微，隨時都會被一台無形的機器碾碎。（摘錄自國際在線2009.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