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2006/07/09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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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米歇爾‧傅柯的原名是保羅-米歇爾‧傅柯，他的家庭是一個鄉村家庭，他的父親保羅是一個外科醫生。傅柯後來將他名字中的保羅放棄了，這可能與他與他父親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有關。他一開始的成績中上，但當他進入耶穌會辦的一個中學後，他的成績十分優秀。在這段時間裡，普瓦捷屬於維希法國，後來被德國佔領。戰後，傅柯進入了有名的高等師範學校，這是法國傳統的通向學術生涯的門戶。
傅柯在高等師範學校的時間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時法國對德國哲學家如黑格爾、埃德蒙德‧胡塞爾、馬丁‧海德格爾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興趣越來越強，傅柯的教授之一，讓‧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譯家和德國哲學的專家。莫里斯‧梅羅-龐第當時也在高等師範學校教學，他對於生存主義和現象學的課程在包括傅柯在內的一部分學生中非常受歡迎。在他在高等師範學校的後期，他與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之一，喬治‧康奎荷姆，建立了關係。
傅柯在高等師範學校的私人生活並不歡樂，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甚至企圖自殺。他受到一個心理學家的看護。雖然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他對心理學非常感興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學的教育，而且還得到了心理學的教育，他甚至參加了這門學科的臨床實踐，在那裡，他與路德維希‧賓斯萬格爾等思想家接觸。
最後傅柯還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其他許多師範大學學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間是法國共產黨員。他是被他的教師路易‧阿爾都塞介紹進去的。與其他許多人相同，他因為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情況退出了共產黨。與其他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未參加過共產黨的活動。
1950年傅柯通過畢業考試，他在師範大學教了一段時間書，但他對此並不感興趣，因此他很快就離開了法國。他的一個教師和朋友喬治‧杜梅澤爾為他找到了一個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作為法國文化代表的職位，從1954年到1970年他在烏普薩拉大學、在波蘭華沙和在德國漢堡大學充當文化代表。此後他到法國克萊蒙費朗第一大學教哲學，在那裡他遇到了丹尼爾‧德菲。只要他在法國，他後來就一直與德菲生活在一個非單配性的關係中。
當德菲的軍事生涯將他指派到突尼西亞後，傅柯跟著德菲來到突尼西亞大學。在那裡，他參與了1968年的學潮。他受這場學潮的影響很深。
鑑於1968年的經驗，法國政府在巴黎近郊的萬散園建立了一座試驗性的大學，傅柯成為其哲學系的主任。他任命了很多年輕的左派知識分子，他們激進的結果迫使法國教育部撤回了許多這個系的任命。不過傅柯在萬散園沒待很久，1970年他被任命為法國最有權威的學術體系，法國科學院的思想系統史的教授。他的政治活動更加加強了，他幫助建立了「監獄信息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 PIG）為被關押人員提供聲明他們的要求的路徑。
傅柯後來在美國待了很久，首先在巴法羅大學，後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傅柯在舊金山的同性戀社群中，尤其在施虐癖與受虐癖社群中的活動使他染上了愛滋病，因為當時人們還不知道這種病。1984年傅柯逝世於愛滋病的併發症。一開始一些他的朋友和家庭成員否認他是死於愛滋病。
傅柯的主要工作總是圍繞幾個共同的組成部分和題目，他最主要的題目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他將歷史分化為一系列「認識」，傅柯將這個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布。
對傅柯來說，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傅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傅柯說，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麼樣的和他們為什麼是這樣的。傅柯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與社會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傅柯在研究監獄的歷史的時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他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
對傅柯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傅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系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透過討論、知識、歷史等來被質疑，透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透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傅柯的書往往寫得非常緊湊，充滿了歷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來加強他的理論的論證。傅柯的批評者說他往往在引用歷史典故時不夠小心，他常常錯誤地引用一個典故或甚至自己創造典故。
《瘋狂與文明》（Folie et deraison,1961）
它是傅柯的第一部重要的書，是他在瑞典教法語時寫的。它討論了歷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的。
傅柯的分析始於中世紀，他描寫了當時人們如何將麻瘋病人關起來。從這裡開始他探討了15世紀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紀法國對監禁的突然興趣。然後他探討了瘋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種女人引起的病的，當時有人認為女人的子宮在她們的身體周圍環繞可以引起瘋狂。後來瘋狂被看做是靈魂的疾病，最後，隨著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瘋狂被看做是一種精神病。
傅柯還用了許多時間來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接受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到將他們看做必須關閉起來的人。他也研究了人們是怎樣試圖治療瘋狂的，尤其他探討了菲利普‧皮內爾和塞繆爾‧圖克的例子。他斷定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殘暴和殘酷的。圖克比如對瘋子進行懲罰，一直到他們學會了來模仿普通人的作為，實際上他是用恐嚇的方式來讓他們的行為像普通人。與此類似的，皮內爾使用厭惡療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緊身服。在傅柯看來，這種療法是使用重複的暴行直到病人將審判和懲罰的形式內化了。
是傅柯的第二部重要的書。這部書既延續了《瘋狂與文明》的討論，它概括了醫學的發展，尤其是臨床醫學和醫院的發展。
是1966年出版的，它使傅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讓‧保羅‧沙特批判它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這本書最主要的論點是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世界上總是有一定的被看做是真理的條件，只有符合這些條件的討論才被接受為是科學的，而這些條件在不斷地變化，從大的觀點來看，這就是從一個認識發展到另一個認識。
《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1969）
這是傅柯對方法論的討論，他寫了這部書來回答別人對《詞與物》的反映。
《規訓與懲罰》（Surveillir et punir:naissance de la prison,1975）
它討論了現代化前的公開的、殘酷的統治（例如透過死刑或酷刑）漸漸轉變為隱藏的、心理的統治。傅柯提到自從監獄被發明以來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對犯罪行徑的解決方式。傅柯在這部書中的主要觀點是對罪犯的懲罰與犯罪是一個相互關係──兩者互為前提條件。
傅柯將現代社會比做傑里米‧本瑟姆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監視一大批囚犯，但他們自己卻不被看到。
一共分三卷（本計畫六卷），第一卷，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是1976年出版的，其主題是最近的兩個世紀中性在權力統治中所發揮的作用。第二和第三卷是在傅柯死前不久於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內容是性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作用。此外傅柯還基本上寫好了一部第四卷，其內容是基督教統治時期，但因為傅柯特別拒絕在他死後出版任何書籍，因此這一卷當時未出版。但現在已經公開。
教程
從1970年到他逝世傅柯作為法國科學院的博士幾乎每年在那裡有一個每週一次的課程。他的這些課程全部被錄在錄音帶上了，此外他的教義也留下來了，從2001年開始，這些教義和錄音被出版，傅柯在加州大學的教程也被部分出版。（維基百科）
傅柯的思想軌跡
王倪
哈貝馬斯曾說，在他們這一代人中，傅柯是對時代精神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對傅柯思想地位的這一高度評價，已經為傅柯去世十多年以來，傅柯思想研究的活躍狀況所證明。對傅柯思想的研究，不僅沒有像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逐漸歸於沉寂，相反，卻出現了許多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諸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伯努爾（James Bernauer）等人對傅柯理論的重構與發展，已經超越了當年德雷福斯和拉比諾（Dreyfus and Rabinow）對傅柯理論的闡述，這些研究深化了人們對傅柯的思想傾向和一些基本觀念的認識。特別是德勒茲對傅柯著作的卓越分析，為理解發展傅柯的思想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許多學者沿著傅柯業已開闢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了傅柯的許多重要論述，如《私人生活史》（傅柯已經成為心態史領域最常被提到的幾位學者之一），傅柯生前助手埃瓦爾德（Francois Ewald）對國家、法律的研究，以《經濟與社會》雜誌為核心的許多學者對治理術的研究等等。這些研究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們不再像以往的一些傅柯研究那樣圍繞一些似是而非的主題（諸如「人之死」）糾纏不休，而是在歷史分析和社會分析的層面，將傅柯的工作推向深入。傅柯研究的這兩個方面，表明傅柯的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巨大潛力。而對於傅柯研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解讀傅柯的文本（這一點恰恰是傅柯本人最反對的），而是要發展傅柯著作中的多樣性和可能性，從而繼續傅柯的思想探索。
有一點常見誤解，認為傅柯晚期的思想是轉向一種自我的倫理學，一種有關主體的理論。這種說法沒有充分認識到在《性史》的第二卷（《快樂的享用》）和第三卷（《自我的愛護》）中的研究和傅柯以往對知識與權力的分析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
傅柯本人曾經解釋這種轉向與以前的權力-知識理論的關係：「如果想分析西方社會的主體系譜學，那就必須不僅考慮支配技術，而且必須考慮自我技術。可以說，必須考慮這兩種技術的互動關係，因為人支配人的技術需要借助於個人對自己採取行動的方式。」
傅柯尤其強調其系譜學的研究，這位被譽為「20世紀法國的尼采」的思想家極力推崇尼采的發現，並認為系譜學研究可以有三個領域：「第一，有關我們自身與真理關係的歷史本體論，透過它，我們把自己變成知識主體；第二，有關我們自身與權力領域關係的歷史本體論，透過它，我們把自己變成作用於他人的主體；第三，有關倫理學的歷史本體論，透過它，我們把自己變成道德代理人。所以，系譜學可能有三個軸心，在《瘋狂與文明》中三個軸心並存，但有些混淆；《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與物》研究的真理軸心，《規訓與懲罰》研究的是權力軸心，《性史》研究倫理軸心。」我們不妨把這些話視為傅柯對自身思想進程的一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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