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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這世界，果然是小的」──大衛‧洛奇採訪實錄（一）
2009/10/10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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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5學術中國
迄今洛奇已出版12部長篇小說，包括「盧密奇學院三部曲」︰《換位》（Changing Places: A Tale of Two Campuses, 1975，獲霍桑登獎和約克郡郵報小說大獎）、《小世界》（Small World, 1984，獲布克獎提名）、《好工作》（Nice Work, 1988，獲星期日快報年度最佳圖書獎和布克獎提名）以及《大英博物館要塌啦》（The 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 1965）、《治療》（Therapy, 1995）、《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 2004）等，其中以「盧密奇學院三部曲」最為著名。他還著有《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 1992）和《意識與小說》（Consciousness and the Novel, 2002）等多部文學批評理論文集。此外，《小世界》在1988年改編為電視連續劇，而洛奇本人擔任編劇的《好工作》，獲得1989年英國皇家電視學會最佳電視連續劇獎。洛奇的作品已用25種語言翻譯出版。文學批評大家安東尼．伯吉斯認為，洛奇是「同代作家中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
能在倫敦見到大衛．洛奇純屬小概率事件。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為什麼當初在確定倫敦採訪名單時第一個就想到了大衛．洛奇——儘管有人告訴過我，洛奇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伯明罕度過的。要感謝「老倫敦」愷蒂提供了洛奇的郵件地址，也要感謝倫敦的某某機構恰巧在今年深秋安排了一場洛奇先生必須出席的派對。總而言之，當我敲響這位以《小世界》聞名的大作家在倫敦租的寓所大門時，心裡確實在念叨：「這世界，果然是小的。」
坐在洛奇的客廳裡，我想起以前在某篇關於他的訪談中看到，洛奇很忌諱別人在文章裡洩露他的位址，也不希望描述他的居室環境。我只能說，這不太像是個一年到頭住不了幾次的臨時住所，它在細節上的一絲不苟，應該多少可以反映主人的真性情。我一邊接過他遞來的紅茶，一邊細細打量他：個子不高，算得上慈眉善目那一類，但不容易抓住特點；聽力障礙並不像傳說中那樣嚴重，至少，我沒有發現助聽器的痕跡。看得出來，這位七十一歲的老作家有的是應付媒體的經驗，非但主動問我們需不需要錄音、錄音設備放哪裡比較合適，而且乾脆俐落地許諾：假如在規定時間裡沒有問完所有的問題，敬請在電子郵件中追訪。見我和同伴拿出兩個 MP3，他笑得臉上的皺紋全都舒展開。於是，我錄下的第一句話就是：「嘿，這些玩意看上去可真夠高科技的。」
黃：洛奇先生，聽說您當年把小說處女作投到出版社時，有位編輯認為您很有才氣，但是建議您不要匆忙出版，是否確有其事？時至今日，你是否仍然記得他們提出這項建議的具體理由？
黃：那麼，十八歲那年，是什麼原因讓你開始寫小說的？
洛：我當時在大學裡學習的是英語文學。從小我就對那些數學呀科技呀外語呀都不是那麼在行，所以選擇這個專業可謂順理成章。而一旦開始學習文學，想當作家的雄心就在我心裡越來越強烈。不過，在英國，很多念文學的學生會寫一點短篇小說或者詩歌什麼的，但是寫長篇小說的人很少。而我居然也走通了這條路，挺幸運的。
黃：寫了這麼些年，你認為自己有沒有實現那個最初的目標，那個夢想？或者說，你有沒有什麼遺憾？
洛：好多作家都有那麼點不容易滿足的傾向，我的意思是，大多數人的野心總是比他們到頭來真正成就的東西要多。至於我本人，這麼說吧，可以從兩個角度看待我的寫作生涯：一方面，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既得到了文學聲譽，也收穫了可觀印量，在全世界範圍擁有廣泛讀者，好幾部作品都被翻譯成不同的文字。能同時做到這些並不容易。比起英國大多數小說家來，我當得起這「幸運」二字。不過，另一方面，每個作家都有局限，經歷方面的，能力方面的，我現在就感受到了這種局限。但也正是這局限在推動人進步吧。總體上講，回首這些年的寫作，我還是頗感欣慰的。儘管早期的那些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不怎麼讓我滿意的。
黃：那麼，你覺得在自己的整個文學生涯裡，哪部作品稱得上是「里程碑」，或者「分水嶺」？哪一部是你最喜歡的？
黃：我完全可以理解這種「家長情結」，那麼，過一會兒我們可以具體討論一下這些小說中的細節。現在我想先插一個好多學者都關心的問題：在文學界，您的身分決不僅僅是小說家，您在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方面，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影響力，都不亞於您的小說。但是我們都有個疑惑，這兩個方面其實常常是互相衝突的，因而有那麼幾個作家——比如A.S.拜厄特，最後就完全放棄文學研究而專事寫作。那麼，您是怎麼做到讓兩者之間的衝突盡可能調和的呢？它們互相之間有沒有積極的、建設性的影響？
洛：我在這兩方面同時努力，首先是一種需要。光靠非虛構寫作謀生是不夠的，經濟上似乎也不容許。我們這一代有相當數量的作家也採取跟我一樣的方式。我在寫作的同時還任教，這也就為撰寫文學理論作品提供了充要條件。但是，這又不僅僅是一個與錢有關的問題，我一直很喜歡教書，喜從事研究，所以一直嘗試著讓這兩種文體平行發展。確實有人因為無法忍受它們之間的衝突而選擇了其中一項，但是我倒覺得它們也都能幫得上對方的忙。比如說，正因為我本人也寫小說，很清楚寫小說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從事批評時就客觀得多；而作為一個批評家，我對於小說在技巧層面的知識比較熟悉，我也知道別人可能會怎麼分析它，這樣我自己寫小說時就更善於自我反省。不過，話說回來，衝突肯定存在。就我個人而言，這種衝突主要表現在社會心理方面。也就是教授和小說家這兩種社會角色之間的矛盾。你本人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你在小說裡入木三分地描寫自己本行業時就會顯得越荒謬。在此過程中，我確實感覺到自己經受著某種人格的分裂。前一分鐘我還是學校裡受人尊敬的教授，嚴肅地分析文學理論，後一分鐘我就要在小說裡對學術圈冷嘲熱諷，這樣真的很難。學生們都知道我的小說，但我決不會在課堂上分析這些小說，所以我在自己的學校裡從來沒有教過寫作課。幸運的是，當我承受這些困擾的能力達到極限時，我終於可以從學校裡退休了。這真的讓我鬆了口氣。如果一定要比較的話，我想我還是更喜歡具有創造性的寫作。教學經常需要重複，而寫作，永遠是新的。
黃：但我從你的很多作品中仍感受到你對校園的依戀。
洛：對。尤其是因為，我見證了六七十年代，那可能是上世紀英國校園裡最美好的一段時光。那時候不少學校擴大了規模，許多出身並不高貴的學生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在此之後，大學似乎就沒那麼有趣了，越來越像一座工廠。所以，也許我離開得正是時候。但是，再回到那個問題吧，我對於一生中在學術上花了大量時間並不後悔。那讓我常常可以從小說中抽離出來，讀更多的書，思考更多的問題，其實也是一件好事。何況，現在批評家也不單是為狹窄的學術圈寫作，有許多作品是直接面對廣大讀者的，對我來說也很有趣味。
黃：當代文學史常常把您和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作品歸入所謂「大學精英」撰寫的「校園小說」門類，那您自己是否同意這樣的分類？
洛：二戰以後，英國確實在一段時期以內出現了許多在大學裡專業教書、業餘寫作的作家，除了我和布拉德伯里以外，還有馬丁．艾米斯。原因剛才我已經說過，確實有經濟上的考慮，只依靠寫作謀生是相當艱難的。像大多數作家一樣，我們順理成章地以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為小說素材，以喜劇的形式將其中矛盾、荒誕以及挫敗的部分表現出來，所以才會有「大學精英」、「校園小說」這樣的界定，但是我們自己並不覺得有這樣歸類的必要。近年來，英國的年輕作家雖然還時不時地在學校裡打打零工，教授寫作課程，但完全浸淫在學術圈裡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少，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如今的「校園小說」已今非昔比，難以成為英國當下文學界的主流。
洛：當然，這確實是一部諷刺小說。當我開始構思時，我知道我想寫的主題就是遍佈全球的校園，以及那些整天坐飛機開學術會議、互相明爭暗鬥的學者。他們爭奪榮耀、地位，當然其中也包括了一定數量的性冒險。我頭腦中積攢了不少這樣的細節、片段、巧合，它們都是這部小說的原材料。可是我在動筆之前盤桓良久，因為我需要某種結構把它們捏合起來。當我想到關於亞瑟王、圓桌騎士和聖杯的傳奇時，局面就豁然開朗了。因為我所熟悉的學術環境確實與這些傳奇不無共通之處，那些關於榮耀的詩篇，那些長著翅膀的馬，那些巫師，都可以成為某種象徵。而一旦套用到這樣的結構裡去，我就可以跳出現實主義的框架，大量運用巧合，並且加入不少現實主義小說不可能運用的誇張手法。而在西方語境中，「羅曼司」的另一重含義是「愛情故事」，這也是我想在文本中著力討論的。所以，我無法抵擋用這種特定的「羅曼司」類型架構學術小說的誘惑。但是，落實到細節，它又常常是現實主義的。這確實是一項挺難完成的任務。
黃：這也正是我想問的。作為一個善於以批評家的眼光審視自己作品的小說家，您覺得在以《小世界》為代表的您的作品中，究竟哪種元素更多些？現實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哪些作家的名字可以列入影響您風格的名單？
洛：如果一定要下定義的話，我願意這麼講：我本質上是一名具有後現代自覺意識的現實主義小說家，當我需要擺脫傳統的現實主義桎梏、達成某種喜劇及諷刺效果時就會運用這種自覺意識。我想我的個人風格裡並沒有特別鮮明的其他作家的烙印，不是那種一看就能對號入座的，儘管亨利．詹姆斯、葛雷安格林以及詹姆斯．喬伊斯等人都對我產生過影響，當我的寫作有需要時，我也會從他們的作品裡借鑑某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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