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作家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格雷厄姆.格林)的一部未完成小說《空椅子》(The Empty Chair)近日被發現並開始在《海濱雜誌》(Strand magazine,海岸線)上連載。雜誌方同時正積極物色合適的人選續寫結尾,可能會請專業作家操刀,或組織競賽,讓普通讀者過把寫作癮。
據悉,格林於1926年開始撰寫《空椅子》,但顯然在中途放棄了創作。當時22歲的格林剛剛皈依羅馬天主教,在《泰晤士報》的工作也還在試用階段。手稿是由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加利在德州大學蘭塞姆中心的格林檔案室中發現的。未完成的小說共有五章,圍繞一個發生在鄉村的神秘謀殺案,描述了一群奇怪的人物的故事。雖然這並非是格林在創作頂峰時期的作品,但他的風格和特點已然形成。
去年12月《泰晤士報》曾刊登了此手稿的第一章,並讓讀者竟猜作者是誰,不料迅速引起讀者熱議,更有人將其與愛葛莎.克莉絲蒂的作品相比較。
《海濱雜誌》主編安德魯.格利稱,連載《空椅子》並不是因為作者的名氣,而是因為作品本身很優秀。「《空椅子》的優秀之處在於,它雖然是格林的早期作品,但仍然稱得上是具有格林特點的代表小說。即使這是一位無名作家的投稿,我們依然會刊登它。」
格雷安.葛林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以寫間諜小說聞名,本人也曾服務於英國軍情六處。主要作品有《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 1955)、《第三個人》(The Third Man, 1949)、《戀情的終結》(The End of the Affair, 1951,愛情的盡頭)和《我們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 1958,哈瓦那特派員)等。除了格林的作品之外,《海濱雜誌》之前還刊登過馬克.吐溫和P.G.伍德豪斯的作品,都是新近發現且從未出版過的。類似的「重生」恰好契合了雜誌本身的歷史。《海濱雜誌》曾是1890到1950年間倫敦一家非常著名的雜誌,但後因行業競爭倒閉。2000年,《海濱雜誌》重新開始發行。對於此次連載,格利表示:「格雷安.葛林曾經在老的《海濱雜誌》上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所以我很高興我們能夠延續以前的傳統。」

格雷安.格林(Graham Greene)
1904年出生於英國中部赫特福德郡。曾在牛津大學貝利奧學學院攻讀歷史。當過記者,信奉天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軍情六處的官員被派往非洲。戰後他創作了大量的間諜小說。被指控的間諜作家。最重要的間諜活動軍情六處的情報員,被派往非洲工作。
1923年,俅.辛克萊上將接替曼斯費爾德.卡明上尉,擔任軍情六處處長,但由於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漸由他的幾位副手斯圖爾特.孟席斯,瓦倫丁.衛維恩和克勞德.丹西接管。這三人中孟席斯權力最大,格雷安.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爾比也是根據他的命令被錄用進來並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強幹,但屬墨守成規、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職期間發生了伯吉斯和麥克萊思的變節事件。
格林其他作品︰小說——《東方快車》(1932年)、《榮譽與權力》(The Power and the Glory, 1940)、《恐怖內閣》(1943年)、《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 1948,事情的真相)、《第三人》(1950年)、《我們在哈瓦那的人》(1958年)、《喜劇演員》(1966年)、《與姑母同行》(1970年)、《名譽領事》(1973年)、《人性的因素》(1978年)、《費舍爾醫生》(1980年)、《堂吉訶德閣下》(Monsignor Quixote, 1982吉訶德大神父)、《上尉與敵人》(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1988年);劇作——《起居室》(1953年)、《製陶工棚》(1958年)、《百依百順的情人》(1959年)。《沒有帶地圖的遊歷》(1936年)和《另一個墨西哥》(Another Mexico,1939年)都是旅行見聞錄。《格林短篇小說集》(1973年)收錄了他的大部分短篇小說。《與將軍相識》(Getting to Know the General,1984年)講述了格林與巴拿馬領導人奧馬爾.托里霍斯之間的友誼。《一種生活》(1971年)和《遁世的途徑》(1980年)都是他的自傳。
戴維.洛奇說葛雷安.格林
2007.6.3
格林是個長壽的作家,不過,儘管他的長壽某種程度上延長了創作生命,他仍難逃創作高峰過後創作力日漸衰退的命運。格林一生從未放棄寫作,他對伊馮娜.克盧蒂說:「職業生涯的結束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打擊,而對作家則意味著死亡。」所以,即使是在創作步履維艱的時候,他仍筆耕不輟;另一方面,即便作品得了讀者的認同,也很難讓他自己滿意。他對自己作品的批評要比他人給予的批評都嚴厲。例如,他將《我們在哈瓦那的人》這部作品的手稿寄給凱薩琳時,在附信中說:「我覺得它讓人生厭。」而在郵寄《麻風病人》(A Burnt-Out Case, 1960,廢人)的手稿時,他又說:「我討厭這書,沒一丁點兒是我喜歡的。這次我沒感到片刻的創作快感,寫出來的東西也零亂不堪。」眾所周知,格林有個寫作習慣,就是規定自己每天要完成一定的字數,一開始是500字,後來減為300字,儘管這看起來像例行公事,卻使他在創作最困難時也能堅持不懈。這種逐字逐句的積累讓他感到放心,他甚至對字數的重視到了著魔的程度。他在寫完《麻風病人》時給凱薩琳發了如下的電報:「完謝天謝地預計短325字」。
現代文學界為名利所驅使,作者動輒前往各地為新書做宣傳,參加文學紀念活動或角逐各類獎項,而格林的文學生涯中完全沒有這種風氣。晚年,格林除接受越來越多的媒體採訪外,與眾宣傳毫無瓜葛。但他的確還是捲入了一起新文學文化的標誌事件。1989年,吉尼斯皮特航空公司設獎評選一部最佳作品,規定愛爾蘭作家或在愛爾蘭定居的外國作家均可參評,獎金為5萬英鎊。一組知名人士組成的評審團經過數月辛苦篩選選出了幾部入圍作品,此後組委會邀請格林來確定花落誰家。但格林卻企圖駕於評審團之上,強行把獎頒給沒入圍的一部作品──由文森特.麥克唐奈創作的《破戒》。而他與這部作品的淵源就是,在麥克唐奈的妻子將這部書的手稿寄給他之後,他促成了這部書的出版。格林的所作所為讓人憤慨不已,評獎也一度陷入尷尬境地,最終組委會頒給麥克唐奈一個特別獎,獎金為2萬英鎊(其實是格林自掏腰包的),摘得大獎的是約翰.班維爾的《證據》,危機這才得以解決。但爭議和反詰卻持續了一段時間。
上述經歷是格林生命中悲劇性的一頁,對他造成了極大傷害,至加快了他的死亡(就像白血病之於凱薩琳一樣)。格林對謝理說:「是都柏林扼殺了我。」謝理認為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格林將麥克唐奈看作自己文學事業的繼承人,在麥克唐奈事件中,他宣洩了自己角逐諾貝爾文學獎屢屢失利的鬱鬱之情。格林連年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部分是因為學會中一位叫做亞瑟.倫德奎斯特的會員對他的敵意難以消除,也因為其他會員認為他更多是個娛樂作家而非嚴肅作家。這一對格林的評價嚴重失當。確實,格林的整個文學生涯中,他始終採用了在童年和青年時期閱讀中吸收的歷險故事的結構,這也是他的作品能吸引大量讀者的部分原因。但他推動情節發展的敍述技巧,加上他觀察世界的獨特而富於變化的視角,推翻了流行小說的創作思維定式,使其發生質的蛻變。他也是英語散文的大家(也許斯堪的納維亞讀者就無法完全領略其散文之美了)。
傳記第二卷一直記錄到格林對《沉靜的美國人》的創作,這也許是格林最後一部完整的代表作。正是這部小說,標誌著格林的羅馬天主教信仰開始動搖。而從《布萊登棒棒糖》(Brighton Rock, 1938)到《戀情的終結》,格林此前一系列最重要的作品都以他的宗教信仰為思想支撐。在《沉靜的美國人》中,政治取代宗教成為反映人物和矛盾的意識形態框架。這部小說贏得了應有的讚譽,那就是不僅成功預言了美國陷入越戰的泥沼而不能自拔,還預言了包括伊拉克戰爭在內的美國其他對外干涉的愚蠢的行為注定是要失敗的。格林的戲劇《花房》(The Potting Shed, 1957)在倫敦大獲成功,在紐約卻一敗塗地,這說明他的創作力仍主要來源於天主教信仰中的極端悖論;而《我們在哈瓦那的人》(1958)則以喜劇的方式處理深層次上陰暗而嚴肅的話題。
《麻風病人》其實已宣告了格林天主教信仰的終結,只是沒明確表達罷了。漸漸的,格林在接受各類訪問時更清楚地表達了自己信仰上的這一蛻變。最著名的一次是1989年接受天主雜誌《書寫板》記者約翰.康韋爾的採訪,在那次訪談中他稱自己為「天主教不可知論者」,而在另一次採訪中,他更是將自己矛盾地描繪成「天主教無神論者」。他將「信仰」和「信念」加以嚴格的區分,認為自己喪失信仰,卻仍懷有信念。但就像我在別處寫到的一樣,後者在我看來似乎更像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希望,希望基督教的全套體系是真實的。謝理個人也放棄了天主教信仰,他暗示格林晚年又逐漸皈依於教會:
格林為自己過去的濫情感到擔憂,他希望得到上帝的寬恕,免受地獄的懲罰。這一大膽論斷的最主要證據就是格林與西班牙神父利奧波德.杜蘭的微妙關係。此人激發了格林創作荒誕故事《堂吉訶德閣下》的靈感,杜蘭也在自己199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稱格林為「朋友兼兄弟」。有許多年,格林都要在夏天和杜蘭一起度過一兩個星期,他們游走於西班牙鄉下,最後一站常是歐塞拉寺。途中的禮拜日,或是在安提布的公寓中,杜蘭會為自己和格林做彌撒。格林接受康韋爾採訪時隱約說過:「為了讓杜蘭神父高興,我現在也做懺悔。」
杜蘭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格林臨終時召他到床前,主持最後的宗教儀式。他堅定地說格林去世時完全是個聖潔教徒。而伊馮娜.克盧蒂則給出了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版本:
事實上,是我建議叫他的朋友西班牙神父利奧波德來的。他隨便抬了抬手說:「噢,隨你吧……」,這表明他對此漠不關心。
謝理本人則是直到格林去世後才到場的,所以書中有關格林臨終和彌留之際的細節是殘缺不全的。如他生命中的許多其他事件一樣,這位神秘的作家把自己臨終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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