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滾石》雜誌重新定義了美國的搖滾樂界，那麼就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是《連線》（Wired）重新定義了數位文化。要問這兩者的區別，程式設計師、矽谷精英、電腦愛好者、人本主義者和時尚信徒們會反問你：《滾石》夠前衛嗎？
羅塞托時代：把科技做成《浮華世界》（Vanity Fair，又譯為名利場）。
事實上，如果沒有《連線》，這場注定要改變人類的電腦革命一樣會如此轟轟烈烈，但是《連線》讓這場革命提前到來了。
1988年，37歲的路易士‧羅塞托（Louis Rossetto）從荷蘭跑到舊金山市，尋找可能的出版雜誌的途徑。這個時候的他沒有經驗、沒有擔保、沒有信用、沒有關係。他什麼都沒有，除了兩個信念：數位文化是一場革命，以及，要為這場革命辦一本酷雜誌。這個熱衷於情色文學、早年間甚至跑到羅馬去瞻仰情色巨片《卡里古拉》（Caligola, 1979）的拍攝場地的人簡直像個瘋子。
在1993年之前，電腦期刊的出版被Ziff-Davis、IDG、CMP等巨型出版集團壟斷，其時，電腦出版物如同自然科學期刊一般，只是負責傳遞當前電腦科學研究的最新進展，主旨嚴肅、行文深澀、面目可憎。
突然，《連線》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1993年1月，路易士‧羅塞托在幾位風險投資家的資助下，和妻子珍‧梅特卡夫（Jane Metcalfe）一起成功地將《連線》帶到世上。由此，他們創造了整整一代新興的電腦出版物，他們讓科技戀物癖也變成了一種時髦。
《連線》存在的唯一前提是：電腦革命將深刻改變人類生活，因此這本雜誌完全是從人──而非技術──的角度來探討技術，以及技術對政治、文化、社會和倫理道德帶來的衝擊。
所以，《連線》的文章主題涵蓋各個方面，從美國政府訴微軟壟斷，到電子音樂家的生活，從數位鴻溝到網路禮儀。《連線》對數位時代的思考也充滿了哲學意味，關於知識產權，關於人們日益縮短的注意力，關於新媒體的未來。
這本持技術烏托邦主義的雜誌有時候看起來更像是《浮華世界》，張揚著富有魅力的個性和肆意的生活方式。電腦行業之外的人們突然發現，矽谷裡原來充滿了有趣、性感的人。在第一期雜誌上市前的廣告宣傳厚顏地稱，這本雜誌的使命就是要做「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報導」。
事實上，在雜誌成型之前，已於1992年成立的《連線》本身就是一個「浮華世界」，一個「數位人文」（digerati）的浮華世界。以路易士‧羅塞托為中心，這群同時涉足於文化與技術的人常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心得，他們中的名人包括Lotus公司創始人米奇‧卡普爾、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以及音樂人彼得‧加布里爾。這幫天才決定出版雜誌，然後就成功了。
「《連線》證明了一些需要有人去證明的事情，也就是在出版業還有新的市場和新的思維方式。」《連線》的第一任編輯部主任、1998年參與創辦了《產業標準》（Industry Standard）的約翰‧巴特爾說道，「《連線》的上市在出版業掀起了一股潮流。《連線》關注了一件事之後，全世界都才開始明白這件事的重要性。」
但是，這幫天才畢竟不是商業天才。《連線》的迅速走紅卻沒有給公司帶來足夠的商業利潤。到了1997年底，羅塞托和梅特卡夫遭受到了董事會的強大壓力。此前公司兩次上市皆因條件不成熟而告未遂，本來指望透過上市融資來填補的虧損已越來越大，投資者們變得越來越不耐煩。
1997年7月，羅塞托宣布「辭去」公司的CEO一職，但仍是雜誌的主編。待到年底，羅塞托被徹底踢出局。次年6月，期刊巨頭康泰納仕（Condé Nast）集團宣布以8,0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連線》雜誌。雜誌資產與其網路版從此分屬兩家公司。
赫戎時代：商業，商業
換掉，統統都換掉，從編輯到設計人員再到作者。《連線》的改動不僅於此，它告別了以往在設計和編排上的混亂感，同時也意圖用更多的商業報導把自己裝扮得更成熟。《連線》那種非正統的東西正在消失，也許，這本雜誌最終會變成市面上多如牛毛、平庸至極的技術商業類期刊中的一員。
然而，改變的結果也許是死忠讀者不願意看到的：雜誌的銷量增加了，廣告幅面和收入也都在一路上漲。到了1999年5月份，也就是雜誌被收購了的整一年之後，《連線》的廣告收入提高了9%，達到3,620萬美元；廣告頁碼也增至223頁，占到了總頁碼的18%。雜誌當年7月號的廣告頁碼更是比一年前成長了46%。1999年下半年，《連線》的訂閱量成長了55%，達到42.3萬份，整體發行量上漲了36%，達到51.1萬份。
這些數字似乎都在表明，赫戎的新方向是選對了。「商業和財經已經毫無疑問成為了網際網路、成為了《連線》雜誌的一部分，要是看走了眼你簡直會把自己逼瘋。」赫戎說道。
不過，成長如此高速的廣告額中，有一部分是新東家貢獻的。《連線》雜誌本身的廣告銷售隊伍仍然保持，但同時康泰納仕集團也會將《連線》和旗下的其他雜誌一起打包出售。
44歲的赫戎一直就是康泰納仕的一名老將，在《浮華世界》和《紐約客》都做過。1994年，她移居西海岸，在史丹佛大學念新聞學。1995年，赫戎進入《連線》時最開始的身份是editor-at-large，1997年底休完產假回到雜誌社後便於12月份被任命為新總編輯。
事實上，早在1998年春雜誌尚未被收購時，赫戎就已開始著手進行調整。當年第一期，赫戎便公開表明了決心：一反常態的封面上只塞滿了三個英文詞──「Change Is Good」（改變是好事）。
雜誌的老讀者認為，康泰納仕旗下的《連線》自然就帶上了康泰納仕的味道，反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特點。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一旦失去特點，一本雜誌就將迎來被丟進垃圾桶的命運。
而雜誌內部則有人持相反觀點：有一些人的確是喜歡只說不做，盡講宏大的理論，午飯拖得特別長，開會也拖得特別長。現在這種人已經沒有了。同行中也有人在誇赫戎治下的《連線》雜誌在新聞品質上越做越好。
作為一本「新經濟」雜誌，《連線》的確遇上了激烈的競爭，它們不光來自於Fast Company、Upside、Red Herring、Business 2.0、《產業標準》等新銳雜誌，《財富》、《商業週刊》、《福布斯》等老牌商業期刊也同樣加強了科技報導方面的實力。
安德森時代：擁抱大眾
2001年3月，卡翠娜‧赫戎以照顧家庭為由，辭去了《連線》總編輯的職位。一個月後，康泰納仕集團確定下了接替赫戎的人選：《經濟學家》的美國商業主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
赫戎感覺壓力太大是有理由的。2000年dot-com泡沫破滅後，高科技股票一路狂瀉，各公司的廣告支出驟然縮減。2001年前四個月，《連線》的廣告頁碼比上年同期減少了27%。事實上，《連線》並不是最慘的，Red Herring同期的廣告頁碼縮掉了45%，而《產業標準》則更是蒸發了65%。有的雜誌在苦苦掙扎，而有的則已經是去日無多。
但是赫戎的離去顯然給安德森帶來了更大的壓力。至少赫戎在任時還是很有成就的：她將雜誌發行量推過了51.5萬份大關，2000年全年廣告頁碼總數創下了2,300頁的新高，比上年成長了36%。換言之，頂峰已經過去，滑坡開始來臨。遊戲的主角已經不再是卡翠娜‧赫戎，即將到來的災難將全部由克里斯‧安德森獨自承擔。
在安德森接手的第一年裡，經濟衰退帶來的巨大衝擊波迎頭撲來了：2001年全年，《連線》的廣告頁碼總數跌到了1,266頁，比上年減少了45%；而2002年頭三個月的廣告收入只有470萬美元，比上年同期下跌了59%之多。
安德森不得不選擇和赫戎當年同樣的策略──變革，儘管這一次要比赫戎那次無奈得多。「變革，當年正是變革成就了《連線》啊！」安德森感慨。然而，怎麼變？安德森從來沒有獨立地擔當過一份出版物的總編輯，更何況前任業績如此出色，眼下環境這般惡劣。
另外，被大出版集團收購的弊端此時也開始呈露出來：康泰納仕集團還有多久的經濟承受能力？要知道，其所有的《浮華世界》和《紐約客》一直都是在賠錢賺吆喝。2000年，康泰納仕就已經停掉了旗下的《小姐》（Mademoiselle）雜誌。
憑著自己對科技和政治的熱愛和了解，安德森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回歸本源，回到羅塞托創辦《連線》之初的那條路上去。安德森找到了路易士‧羅塞托，把他請回來當顧問，然後對雜誌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從欄目到設計，雜誌力求恢復最初的風格。同時，為了保持《連線》獨特的視覺特色，明亮的色彩、濃重的前衛氣息依舊是《連線》意圖突出的氣質，但卻棄用了早年間常用的螢光效果，正文易與廣告混淆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花花綠綠的MTV風格的拼接版式也被改掉，用色更大膽，但也更專一，同時還顯得更具親和力，而非一派精英氣。因此，雜誌的讀者群也要相應擴大，安德森要在一切看得到《滾石》的地方看到《連線》的身影。「我們要擁抱那些自認為不太會閱讀科技雜誌的讀者。」安德森說。
2002年6月號以新改版的身分上市，封面人物是史蒂芬‧史匹柏──而非矽谷的某個神奇小子。雜誌內文談史氏的科幻新片《關鍵報告》，談科技怎樣增強司機在行車時的視力，談電子遊戲機。
安德森的成功改革再次印證了《連線》的旺盛生命力。2003年4月號的廣告頁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3%，在如此低迷的市場裡，其發行量竟然不降反增，上升到了52.5萬份。「廣告商為什麼不選擇發行量90萬份的《商業週刊》而選擇《連線》？」發行人德魯‧夏特自問，「因為每一位《連線》的讀者都相信科技會改變這個世界。」
雖然已經告別了《連線》，但羅塞托的影響仍然散布在這本傳奇雜誌──如果一份10週歲的技術文化雜誌值得我們這麼說的話──編者和讀者中間。我們喜歡羅塞托這樣的理想主義者，至少有一個原因是，他們的狂話常常適於用作文章的結尾。
前不久，羅塞托再度與友人聚首探討數位文化的前景，儘管已屢次受挫，但羅塞托仍執著地說：「我本來以為這（場數位文化革命）會讓十月革命相形見絀。但一想到它會對全人類造成的衝擊，我就堅信這場革命一定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