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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小說沒有死：1990年以來的小說創作
2007/09/22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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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英國《衛報》文學編輯理查‧戈特哀歎道：「當代英國小說處於一種悲哀的狀態，這一點人人皆知。」這是20世紀末「英國小說死亡論」的幽靈再現。1990年以來，英國小說未必壽終正寢，但英國許多有影響的小說家相繼去世：1991年，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去世；1992年，安格斯‧威爾遜（Angus Wilson）和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去世；1993年，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 1911-1994）和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 1917-1993）去世；1995年，金斯萊‧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1995）去世；1997年，維‧索‧普利切特去世；1999年，愛瑞絲‧梅鐸（Iris Murdoch）去世；2000年，安東尼‧鮑威爾（Anthony Powell, 1905-2000）和馬爾坎‧布萊德貝里（Malcolm Bradbury）去世。這麼多著名小說家去世是不是意味著1990年以來英國小說創作力嚴重下降？答案是否定的。英國小說一年的產量讓人歎為觀止。僅在1995年，英國就有八千多部新小說問世。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在
布萊德貝里說：「哀悼是古老的英國病。」就1990年以來的英國小說而言，無緣無故的哀悼實在沒有必要。這一時期的小說與此前任何時期的小說相比毫不遜色，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特點：第一，「回歸歷史」或歷史小說興起；第二，學院小說傳統延續；第三，關注個體生存的小說依然出類拔萃；第四，移民小說或「後殖民小說」繼續引人注目；第五，馬丁‧艾米斯敍事實驗動力不減；第六，青年作家崛起、「通俗小說」流行。下面將依照上述線索對十多年來的英國小說狀況進行粗略的梳理和評述。
1
多明尼克‧黑德在《1950-2000年劍橋現代英國小說引論》中認為：「在90年代，經常可以看到朝歷史小說的轉向，與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人階級現實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布萊德貝里在《現代英國小說1878-2001》中說：「朝歷史的回歸是世紀末英國小說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主題。」「歷史小說」或「回歸歷史」確實是90年代以來英國小說的重要特徵，而且也是我們勾勒這一時期英國小說創作概況的主線。在這一時期的很多小說中，小說家將真實歷史或真實歷史人物作為故事的中心或主要內容，或將真實歷史設置為故事的重要背景，因此這些小說經常被稱為「真實故事歷史小說」，如派特‧巴克的「新生三部曲」：《新生》、《門中眼》和《幽靈之路》；貝里爾‧斑布里奇的《人人為己》和《大師喬治》；卡萊爾‧菲利浦斯（Caryl Phillips）的《過河》（Crossing the River, 1993）和《血液的本質》（The Nature of Blood, 1997）；巴瑞‧安斯華（Barry Unsworth，巴里‧昂斯沃思）的《神聖的饑餓》（Sacred Hunger，飢餓之路）和《道德劇》（Morality Play）等等。
巴克的三部小說在1996年用合集出版，是90年代最不可忽視的三部曲之一。巴克將真實的歷史人物作為小說人物，如著名詩人歐文、沙松、羅伯特‧格雷夫斯，還有著名的心理醫生、炮彈休克症專家威廉‧里沃斯。小說以愛丁堡的一家軍醫院為主要場景，以戰爭前線為次要場景，透過心理醫生對炮彈休克症病人的治療，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心理恐怖和精神創傷。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每一部小說的結尾，作者都要附上一篇簡短的後記，對書中的真實人物和事件進行補充說明。《新生》後記中的第一句話是：「事實和虛構被編織在這部著作中，它有助於讀者知道什麼是歷史，什麼不是歷史。」後記中的說明文字不僅突出了小說的主旨與歷史內涵，而且也折射出了作者的歷史態度以及審視歷史的藝術視角。
將事實和虛構更為輕巧地結合在一起的小說家當屬貝里爾‧斑布里奇。斑布里奇出版過近二十部小說，但90年代的四部小說最為成功，《驚人大探險》、《人人為己》和《大師喬治》獲布克獎提名，《過生日的男孩子們》獲惠特布萊德獎提名。《人人為己》透過一個劫後餘生的乘客的回憶，將讀者帶回到鐵達尼號遇難的歷史事件中。平靜的語調、克制的情感和超然的方式包含著作者審視歷史的視角，也呈現了作者冷靜回歸過去的歷史態度。《過生日的男孩子們》使用了類似的敍事技巧。1912年，史各特上尉領導的南極探險隊在返回途中全部遇難，小說讓每個隊員輪流敍述這段真實歷史的經過，歷史的內涵在多重視角下向當代走來。作者在這一歷史事件中加入了不同敍述者虛擬的內心活動和思想狀況，加入了敍述者對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南極雪景的描寫，從而使小說的歷史敍事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用多重敍事和多重視角來接近歷史的藝術手法在《喬治大師》中有出色發揮。小說聚焦一個半世紀前的克里米亞戰爭，三個不同的虛構人物輪流敍述，構成六個獨立的「片段」。平靜和照相般的敍事與戰爭的殘酷殺戮形成鮮明反差，構成小說深入歷史的現代視野和內在張力。
我們說90年代向歷史小說回歸隱含著這樣一個前提，即英國小說中存在一個歷史小說的傳統。斯文登在《英國歷史與社會小說1940-1980》中說，保羅‧史格特（Paul Scott, 1920-1978）、維‧蘇‧奈波爾（V. S. Naipaul, 1932-）和理查‧休斯（Richard Hughes）等人在70年代「復甦」了歷史小說，他們把小說當成「闡釋當代問題──對抗性民族主義、殖民剝削和貧困，以及種族、階級和意識形態衝突──的手段」。而90年代的歷史小說群在回歸歷史時，採用了新穎別致的敍事，反映了歷史觀照的當代視野和認知途徑，當下現實的種種問題讓位於對歷史的重構和當代闡釋。在卡萊爾‧菲利浦斯的兩部小說《過河》和《血液的本質》中，奴隸貿易和大屠殺的歷史在多重聲音中被重新解讀。巴瑞‧安斯華的布克獎提名小說《神聖的饑餓》和《道德劇》同樣值得注意。前者用充足的資料和超然的敍述來重寫奴隸貿易史，後者則將筆觸深入到遙遠的中世紀。他的最新小說《漢尼拔之後》仍然迴蕩著大屠殺和戰爭暴行的餘音。史蒂芬‧康納在《英國歷史小說1950-1995》中認為，當代英國小說「不僅被動地烙上了歷史的印記，而且也是歷史被書寫和被重新書寫的手段之一」。可以說，歷史性的災難事件在上述小說中被重新「書寫」，被重新「闡釋」了，小說對歷史的回歸融入了當代視角和新的歷史觀。
多明尼克‧黑德在《1950-2000年劍橋現代英國小說引論》中認為：「在90年代，經常可以看到朝歷史小說的轉向，與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人階級現實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布萊德貝里在《現代英國小說1878-2001》中說：「朝歷史的回歸是世紀末英國小說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主題。」「歷史小說」或「回歸歷史」確實是90年代以來英國小說的重要特徵，而且也是我們勾勒這一時期英國小說創作概況的主線。在這一時期的很多小說中，小說家將真實歷史或真實歷史人物作為故事的中心或主要內容，或將真實歷史設置為故事的重要背景，因此這些小說經常被稱為「真實故事歷史小說」，如派特‧巴克的「新生三部曲」：《新生》、《門中眼》和《幽靈之路》；貝里爾‧斑布里奇的《人人為己》和《大師喬治》；卡萊爾‧菲利浦斯（Caryl Phillips）的《過河》（Crossing the River, 1993）和《血液的本質》（The Nature of Blood, 1997）；巴瑞‧安斯華（Barry Unsworth，巴里‧昂斯沃思）的《神聖的饑餓》（Sacred Hunger，飢餓之路）和《道德劇》（Morality Play）等等。
巴克的三部小說在1996年用合集出版，是90年代最不可忽視的三部曲之一。巴克將真實的歷史人物作為小說人物，如著名詩人歐文、沙松、羅伯特‧格雷夫斯，還有著名的心理醫生、炮彈休克症專家威廉‧里沃斯。小說以愛丁堡的一家軍醫院為主要場景，以戰爭前線為次要場景，透過心理醫生對炮彈休克症病人的治療，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心理恐怖和精神創傷。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每一部小說的結尾，作者都要附上一篇簡短的後記，對書中的真實人物和事件進行補充說明。《新生》後記中的第一句話是：「事實和虛構被編織在這部著作中，它有助於讀者知道什麼是歷史，什麼不是歷史。」後記中的說明文字不僅突出了小說的主旨與歷史內涵，而且也折射出了作者的歷史態度以及審視歷史的藝術視角。
將事實和虛構更為輕巧地結合在一起的小說家當屬貝里爾‧斑布里奇。斑布里奇出版過近二十部小說，但90年代的四部小說最為成功，《驚人大探險》、《人人為己》和《大師喬治》獲布克獎提名，《過生日的男孩子們》獲惠特布萊德獎提名。《人人為己》透過一個劫後餘生的乘客的回憶，將讀者帶回到鐵達尼號遇難的歷史事件中。平靜的語調、克制的情感和超然的方式包含著作者審視歷史的視角，也呈現了作者冷靜回歸過去的歷史態度。《過生日的男孩子們》使用了類似的敍事技巧。1912年，史各特上尉領導的南極探險隊在返回途中全部遇難，小說讓每個隊員輪流敍述這段真實歷史的經過，歷史的內涵在多重視角下向當代走來。作者在這一歷史事件中加入了不同敍述者虛擬的內心活動和思想狀況，加入了敍述者對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南極雪景的描寫，從而使小說的歷史敍事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用多重敍事和多重視角來接近歷史的藝術手法在《喬治大師》中有出色發揮。小說聚焦一個半世紀前的克里米亞戰爭，三個不同的虛構人物輪流敍述，構成六個獨立的「片段」。平靜和照相般的敍事與戰爭的殘酷殺戮形成鮮明反差，構成小說深入歷史的現代視野和內在張力。
我們說90年代向歷史小說回歸隱含著這樣一個前提，即英國小說中存在一個歷史小說的傳統。斯文登在《英國歷史與社會小說1940-1980》中說，保羅‧史格特（Paul Scott, 1920-1978）、維‧蘇‧奈波爾（V. S. Naipaul, 1932-）和理查‧休斯（Richard Hughes）等人在70年代「復甦」了歷史小說，他們把小說當成「闡釋當代問題──對抗性民族主義、殖民剝削和貧困，以及種族、階級和意識形態衝突──的手段」。而90年代的歷史小說群在回歸歷史時，採用了新穎別致的敍事，反映了歷史觀照的當代視野和認知途徑，當下現實的種種問題讓位於對歷史的重構和當代闡釋。在卡萊爾‧菲利浦斯的兩部小說《過河》和《血液的本質》中，奴隸貿易和大屠殺的歷史在多重聲音中被重新解讀。巴瑞‧安斯華的布克獎提名小說《神聖的饑餓》和《道德劇》同樣值得注意。前者用充足的資料和超然的敍述來重寫奴隸貿易史，後者則將筆觸深入到遙遠的中世紀。他的最新小說《漢尼拔之後》仍然迴蕩著大屠殺和戰爭暴行的餘音。史蒂芬‧康納在《英國歷史小說1950-1995》中認為，當代英國小說「不僅被動地烙上了歷史的印記，而且也是歷史被書寫和被重新書寫的手段之一」。可以說，歷史性的災難事件在上述小說中被重新「書寫」，被重新「闡釋」了，小說對歷史的回歸融入了當代視角和新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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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能否被認識，歷史如何被認識一直是後現代時期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對於小說家來說，歷史並沒有終結，終結的只是舊的敍事或舊的形式；歷史並非一個古老而靜止的箱子等待著打開，過去的歲月在新的敍事和新的形式中會現出別樣的面孔。拜雅特（Antonia S. Byatt，拜厄特）的小說《佔有：一段羅曼史》（Possession: A Romance，《著魔》、《迷情書蹤：一則浪漫傳奇》，後改編為電影「無可救藥愛上你」）用一種被認為是「後現代」的目光投向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小說沒有涉及到任何真實歷史人物，但是對維多利亞時期文學文本和文學人物的指涉是非常明顯的。小說將當代敍事和維多利亞敍事結合在一起，現在與過去，歷史與現實，當代學術研究與維多利亞文學傳統交織在一起，對應與反襯，交錯和互動，構成了小說充滿張力和魅力的想像世界。對當代學術界的勾勒和描寫充滿諷刺和滑稽，讓人聯想到大衛‧洛奇（David Lodge，洛吉）《小世界》中當代學者的百像圖；對維多利亞時代情愛世界的追蹤和戲仿，把讀者帶回到從白朗寧夫婦到克里斯蒂娜‧羅塞蒂，從勃朗特姐妹到喬治‧艾略特的偉大的維多利亞文學傳統。在20世紀後半葉的學術視野下，維多利亞時代悲歡離合的浪漫故事被賦予新的道德內涵；而19世紀的婚姻家庭傳統也為當代人的情感生活提供了頗為有趣的參照。
歷史能否被認識，歷史如何被認識一直是後現代時期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對於小說家來說，歷史並沒有終結，終結的只是舊的敍事或舊的形式；歷史並非一個古老而靜止的箱子等待著打開，過去的歲月在新的敍事和新的形式中會現出別樣的面孔。拜雅特（Antonia S. Byatt，拜厄特）的小說《佔有：一段羅曼史》（Possession: A Romance，《著魔》、《迷情書蹤：一則浪漫傳奇》，後改編為電影「無可救藥愛上你」）用一種被認為是「後現代」的目光投向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小說沒有涉及到任何真實歷史人物，但是對維多利亞時期文學文本和文學人物的指涉是非常明顯的。小說將當代敍事和維多利亞敍事結合在一起，現在與過去，歷史與現實，當代學術研究與維多利亞文學傳統交織在一起，對應與反襯，交錯和互動，構成了小說充滿張力和魅力的想像世界。對當代學術界的勾勒和描寫充滿諷刺和滑稽，讓人聯想到大衛‧洛奇（David Lodge，洛吉）《小世界》中當代學者的百像圖；對維多利亞時代情愛世界的追蹤和戲仿，把讀者帶回到從白朗寧夫婦到克里斯蒂娜‧羅塞蒂，從勃朗特姐妹到喬治‧艾略特的偉大的維多利亞文學傳統。在20世紀後半葉的學術視野下，維多利亞時代悲歡離合的浪漫故事被賦予新的道德內涵；而19世紀的婚姻家庭傳統也為當代人的情感生活提供了頗為有趣的參照。
洛奇和布萊德貝里的小說基調是輕鬆愉快的，但20世紀文學中的喜劇並不排斥死亡和陰鬱的內容。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 1949-，史威夫特）的小說《從此以後》（Ever After, 1992）和《最後的儀式》（Last Orders, 1996，《遺言》）將喜劇塗上一層淡淡的灰色乃至黑色。前者重返維多利亞時代，敍述主人公尋找父親自殺的原因，在回歸歷史的過程中試圖破解當代生活的本質。後者則講述一群朋友將另外一個朋友的骨灰從倫敦護送到坎特伯雷的故事，小說不僅與威廉‧福克納《在我彌留之際》中的送葬之旅構成有趣的文學迴響，而且也與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朝聖之旅形成喜劇性的對應。用喜劇性的筆觸和輕鬆的語調處理死亡的內容，這顯然是黑色幽默小說在英國的變異。
3
在一個有著深厚個人主義和人文主義傳統的國度裡，藝術家從來不會放棄對個體的關注。在90年代回歸歷史的趨勢中，英國作家經常將個體置於歷史的語境中，或以歷史傳統為潛在的背景，讓公共性的歷史和個人性的經驗交織在一起，或者讓公共性的經驗給單薄的個體留下深刻的歷史印記和創傷。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拔恩斯）的《英格蘭，英格蘭》（England, England, 1998）追蹤主人公從童年到退休的整個人生歷程，將個人成長的歷史與民族身分的確認，歷史傳統的真偽以及記憶的含混結合在一起。在一個關鍵處，作者借人物之口抒發感慨：「個人信仰的喪失和民族信仰的喪失，難道不是相同的嗎？看看古老的英國發生了什麼。它不再信仰什麼了。事情變得一團糟。而且還非常糟。它失掉的是嚴肅性。」小說表現了作者對真理的追求，對民族文化身分的維護，以及對歷史傳統的眷念。
提到巴恩斯，我們不能不討論90年代另一位非常傑出、曾四度獲布克獎提名的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麥克尤恩90年代早期的兩部小說《無辜者》（The Innocent, 1989）和《黑狗》（Black Dogs, 1992）分別以柏林牆──東西方冷戰的象徵──和蓋世太保橫行的法國為背景。柏林牆的豎立與倒塌見證了小說人物的命運滄桑，而蓋世太保使用的兩條黑狗經歷半個世紀仍然成為女主人公心頭抹不掉的幽靈。麥克尤恩的最新力作《贖罪》（Atonement, 2001）秉承90年代向歷史小說回歸的傳統，將故事設定在作者未曾經歷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但歷史重大事件只是個人生活的潛在背景，或者說是構成主人公命運坎坷和心理創傷的一個隱喻。泰里斯兄妹三人內心的扭曲和情感的變化表面上看來是一場誤會所致，但卻無法擺脫特定社會歷史潛文本的影響。與前期作品相比，這部小說對人性和道德困境的揭示有過之而無不及。
歷史小說或以歷史為背景、以歷史為參照的小說，無論是採用多重聲音，還是使用當代視角，無論是運用諷刺還是塗抹喜劇色彩，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與當代生活發生微妙的聯繫，而且有些小說浸透了當代人的情感、價值、道德、意義以及人性等現代意識。90年代以來，還有一些小說作品不是使用歷史和文化傳統等作為素材，而是將筆觸深入到後柴契爾政權時期的英國現實，直接展示當代英國人的心理動盪和精神困境。
在姐妹篇《有話好好說》（Talking it Over, 1991，尚待商榷）和《愛情，等等》（Love, Etc. 2000，愛及其他等等）中，巴恩斯演繹了古老而永恆的三角戀愛關係，對當代人的情感和道德問題進行了有力的探索。在新作《愛情，等等》中，三個人物被拋入現實與情感的漩渦中。斯圖亞特從愛情走向背叛和復仇，信仰破滅的奧利佛對現實喪失真誠，吉里安如一葉小船在苦海中竭力掙扎，小說讓三位主人公分別進行自白式的敍事，情感、忠貞、信仰、道德等當代問題被囊括在不同的敍事和視野中。蒂姆‧亞當斯在2000年7月23日 《觀察家報》上發表的《永遠的三角》中說，巴恩斯「最敏銳最人道地洞察到了21世紀初普通的英國中產階級特有的弱點。他也嫺熟地解構了我們所有人的羅曼史謊言」。
麥克尤恩90年代後期的兩部小說《持久的愛》（Enduring Love, 1997）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1998）也深入人類危險的感情世界，刺探著當代人的道德極限和脆弱之處。前者以戲劇性的場面開始：一個載有十歲男孩的氦氣球從天而降，享受平靜的人們試圖求援，但卻導致一個救援者的死亡。小說突破人性脆弱的那道防線，將愛與被愛的問題推向反常和變形的死地。後者則從一位中年婦女的兩位前情人在她的葬禮上相遇開始，以他們在阿姆斯特丹互相將對方戲劇性毒死為結尾。新聞界、出版界和政界等當代社會的代表領域被描寫成社會道德紊亂的典型象徵，個人的道德困境顯然是整個社會道德無序的縮影。
在一個有著深厚個人主義和人文主義傳統的國度裡，藝術家從來不會放棄對個體的關注。在90年代回歸歷史的趨勢中，英國作家經常將個體置於歷史的語境中，或以歷史傳統為潛在的背景，讓公共性的歷史和個人性的經驗交織在一起，或者讓公共性的經驗給單薄的個體留下深刻的歷史印記和創傷。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拔恩斯）的《英格蘭，英格蘭》（England, England, 1998）追蹤主人公從童年到退休的整個人生歷程，將個人成長的歷史與民族身分的確認，歷史傳統的真偽以及記憶的含混結合在一起。在一個關鍵處，作者借人物之口抒發感慨：「個人信仰的喪失和民族信仰的喪失，難道不是相同的嗎？看看古老的英國發生了什麼。它不再信仰什麼了。事情變得一團糟。而且還非常糟。它失掉的是嚴肅性。」小說表現了作者對真理的追求，對民族文化身分的維護，以及對歷史傳統的眷念。
提到巴恩斯，我們不能不討論90年代另一位非常傑出、曾四度獲布克獎提名的小說家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麥克尤恩90年代早期的兩部小說《無辜者》（The Innocent, 1989）和《黑狗》（Black Dogs, 1992）分別以柏林牆──東西方冷戰的象徵──和蓋世太保橫行的法國為背景。柏林牆的豎立與倒塌見證了小說人物的命運滄桑，而蓋世太保使用的兩條黑狗經歷半個世紀仍然成為女主人公心頭抹不掉的幽靈。麥克尤恩的最新力作《贖罪》（Atonement, 2001）秉承90年代向歷史小說回歸的傳統，將故事設定在作者未曾經歷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但歷史重大事件只是個人生活的潛在背景，或者說是構成主人公命運坎坷和心理創傷的一個隱喻。泰里斯兄妹三人內心的扭曲和情感的變化表面上看來是一場誤會所致，但卻無法擺脫特定社會歷史潛文本的影響。與前期作品相比，這部小說對人性和道德困境的揭示有過之而無不及。
歷史小說或以歷史為背景、以歷史為參照的小說，無論是採用多重聲音，還是使用當代視角，無論是運用諷刺還是塗抹喜劇色彩，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與當代生活發生微妙的聯繫，而且有些小說浸透了當代人的情感、價值、道德、意義以及人性等現代意識。90年代以來，還有一些小說作品不是使用歷史和文化傳統等作為素材，而是將筆觸深入到後柴契爾政權時期的英國現實，直接展示當代英國人的心理動盪和精神困境。
在姐妹篇《有話好好說》（Talking it Over, 1991，尚待商榷）和《愛情，等等》（Love, Etc. 2000，愛及其他等等）中，巴恩斯演繹了古老而永恆的三角戀愛關係，對當代人的情感和道德問題進行了有力的探索。在新作《愛情，等等》中，三個人物被拋入現實與情感的漩渦中。斯圖亞特從愛情走向背叛和復仇，信仰破滅的奧利佛對現實喪失真誠，吉里安如一葉小船在苦海中竭力掙扎，小說讓三位主人公分別進行自白式的敍事，情感、忠貞、信仰、道德等當代問題被囊括在不同的敍事和視野中。蒂姆‧亞當斯在
麥克尤恩90年代後期的兩部小說《持久的愛》（Enduring Love, 1997）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1998）也深入人類危險的感情世界，刺探著當代人的道德極限和脆弱之處。前者以戲劇性的場面開始：一個載有十歲男孩的氦氣球從天而降，享受平靜的人們試圖求援，但卻導致一個救援者的死亡。小說突破人性脆弱的那道防線，將愛與被愛的問題推向反常和變形的死地。後者則從一位中年婦女的兩位前情人在她的葬禮上相遇開始，以他們在阿姆斯特丹互相將對方戲劇性毒死為結尾。新聞界、出版界和政界等當代社會的代表領域被描寫成社會道德紊亂的典型象徵，個人的道德困境顯然是整個社會道德無序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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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麥克尤恩一樣，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也是從布萊德貝里創辦的「創意寫作」班畢業，但他們倆的創作路數截然不同。石黑一雄80年代的幾部作品與華裔作家提莫斯‧莫的80年代作品（包括1991年出版的小說《多餘的勇氣》）頗為相似，主要探討雙重身分問題。他在1995年出版的小說《得不到安慰的人》（The Unconsoled）長達五百多頁，表現了向「國際小說」轉向的態勢。小說中，著名鋼琴家萊德應邀去歐洲大陸參加一場音樂會。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中，主人公的所見所聞、所作所為宛如夢中一般，其心靈與自我陷入現實的困境中，身分和意義顯得模糊而不確定。如夢一般的敍事頗似卡夫卡的小說，其風格的變化也讓熟悉並喜歡《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的讀者大為驚訝。
2000年，沉默數年的石黑一雄出版《上海孤兒》（When We Were Orphans，《我輩孤雛》）。小說將雙重身分和「國際寫作」完全結合在一起。主人公克里斯多夫‧班克斯童年時隨父母生活在上海外灘的國際租界中，父母極力反對和抵制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從事的鴉片貿易，後來雙雙失蹤，淪為孤兒的班克斯隨後被叔叔送回英國。接受英式教育的班克斯成了著名偵探，並於1937年日本侵華時來到上海故地，試圖查明父母失蹤的真相。身分問題仍然是小說家關注的焦點。宛如生活在英國的小說家一樣，生活在上海的班克斯對身分問題感到焦慮，而他的叔叔則教導他：什麼特色都有一點未必是壞事，為什麼不做一個身分混雜的人？這沒有什麼不健康的。小說的場景在帶有異域色彩的上海與頗具紳士風度的倫敦之間不斷轉換，小說的國際性與對身分的關注顯得尤為突出。
日本從未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石黑一雄只能是個移民作家，儘管也有人將他的創作與「後殖民性」聯繫起來。其實，薩爾曼‧魯西迪，奈波爾，班‧歐克里（Ben Okri，本‧奧克瑞），提莫斯‧莫，還有前面討論過的卡萊爾‧菲利浦斯和巴瑞‧安斯華等一批來自前殖民地的作家才構成了「後殖民小說家」的骨幹力量。他們用兩種文化背景所賦予的獨特視角審視前殖民地地區的歷史與現實，文化與社會，不僅為英國文壇營造了一個「後殖民」的文學語境，而且也撐起了80年代以來英國小說創作的一大片燦爛天空。進入90年代，他們的「後殖民」創作繼續引人注目，小說佳作不斷問世。
90年代，「後殖民文學教父」魯西迪並沒有因「追殺令」而一蹶不振。《摩爾人的最後歎息》（The Moor's Last Sigh, 1995）是魯西迪90年代最成功的小說，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是9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199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娜丁‧葛蒂瑪（Nadine Gordimer, 1923-，納丁‧戈迪默）認為：「人類生活的所有快樂與可怕的方面都被他以輝煌奔放的形式包容在這本書中了。」這部小說把達伽馬家族史和左戈比家族史融入現代印度錯綜複雜的歷史當中，讓家族中的成員在歷史事件中漂泊沉浮。小說透過主人公，即左戈比家族的末代後裔莫萊斯的敍述，將印度現代歷史的風雲變幻與自己母親的祖先摩爾人統治歐洲的歷史並置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的錯綜複雜性。魯西迪的近作《她腳下的大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1999）是一部「融神話和搖滾現實為一體，具有史詩般雄心的作品」。英國書評界稱這部小說是魯西迪「把神話傳統、寓言、後現代小說和通俗文化編織在一起的嘗試」。
2001年，出身於千里達島一個印度裔家庭的奈波爾摘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可謂名至實歸。早在60、70年代，他就以《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畢斯華士 先生的屋子》）、《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在自由的國家》（In a Free State, 1971，《身在自由邦》）等小說躋身優秀小說家行列。2001年，奈波爾的小說《半生》（Half a Life）問世。《半生》不愧出自大師之手，雖然與他以前的小說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但他用清新的文筆將殖民地印度的社會問題、戰後倫敦的移民境況以及葡萄牙殖民地非洲某國的二等白人的尷尬處境描寫出來。主人公昌德蘭與他父 親一樣在印度飽受種姓制度乃至政治壓迫之苦後，來到英國求學。他在英國結識了安娜，結婚後隨她來到前殖民地的非洲，但前殖民地的多年生活並未讓他感到快樂和幸福。小說結尾，昌德蘭迷惘地返回倫敦。這部小說一方面繼承了奈波爾前期小說對文化身分和種族身分的關注，另一方面也檢視了後殖民困境下人的內心世界。
奈及利亞裔小說家班‧歐克里的《饑餓之路》（The Famished Road）長達五百多頁，是90年代氣勢恢弘的一部作品。非洲某國的一個小鎮上流傳著幽靈兒童阿比庫的傳說：幽靈兒童在幽靈王國自由自在地生活著，但奉幽靈之王的命令不得不輪流到人間投胎；為了擺脫人間痛苦，他們相約儘早回來相聚。因此，當地的小孩總是不斷夭折。主人公阿紮羅就是一位阿比庫投胎的男孩，因不忍離開苦難的父母，在人間遭受了來自現實和來自幽靈王國的種種磨難和痛苦。小說家透過主人公的眼睛呈現了一幅後殖民困境下的當代非洲畫面：暴亂、政治動盪、貧困，遭受殖民掠奪和侵略之後的非洲大陸又不得不經受現代西方文明的無情衝擊。歐克里對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運用與魯西迪《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有異曲同工之妙。它與後來的幾部小說如《讓諸神吃驚》、《危險的愛情》和《無盡的寶藏》一樣，明顯借用了非洲傳統的講故事手法，而且也採用了西方傳統的象徵手法和夢幻敍事手法。
與麥克尤恩一樣，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也是從布萊德貝里創辦的「創意寫作」班畢業，但他們倆的創作路數截然不同。石黑一雄80年代的幾部作品與華裔作家提莫斯‧莫的80年代作品（包括1991年出版的小說《多餘的勇氣》）頗為相似，主要探討雙重身分問題。他在1995年出版的小說《得不到安慰的人》（The Unconsoled）長達五百多頁，表現了向「國際小說」轉向的態勢。小說中，著名鋼琴家萊德應邀去歐洲大陸參加一場音樂會。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中，主人公的所見所聞、所作所為宛如夢中一般，其心靈與自我陷入現實的困境中，身分和意義顯得模糊而不確定。如夢一般的敍事頗似卡夫卡的小說，其風格的變化也讓熟悉並喜歡《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的讀者大為驚訝。
2000年，沉默數年的石黑一雄出版《上海孤兒》（When We Were Orphans，《我輩孤雛》）。小說將雙重身分和「國際寫作」完全結合在一起。主人公克里斯多夫‧班克斯童年時隨父母生活在上海外灘的國際租界中，父母極力反對和抵制東印度公司在中國從事的鴉片貿易，後來雙雙失蹤，淪為孤兒的班克斯隨後被叔叔送回英國。接受英式教育的班克斯成了著名偵探，並於1937年日本侵華時來到上海故地，試圖查明父母失蹤的真相。身分問題仍然是小說家關注的焦點。宛如生活在英國的小說家一樣，生活在上海的班克斯對身分問題感到焦慮，而他的叔叔則教導他：什麼特色都有一點未必是壞事，為什麼不做一個身分混雜的人？這沒有什麼不健康的。小說的場景在帶有異域色彩的上海與頗具紳士風度的倫敦之間不斷轉換，小說的國際性與對身分的關注顯得尤為突出。
日本從未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石黑一雄只能是個移民作家，儘管也有人將他的創作與「後殖民性」聯繫起來。其實，薩爾曼‧魯西迪，奈波爾，班‧歐克里（Ben Okri，本‧奧克瑞），提莫斯‧莫，還有前面討論過的卡萊爾‧菲利浦斯和巴瑞‧安斯華等一批來自前殖民地的作家才構成了「後殖民小說家」的骨幹力量。他們用兩種文化背景所賦予的獨特視角審視前殖民地地區的歷史與現實，文化與社會，不僅為英國文壇營造了一個「後殖民」的文學語境，而且也撐起了80年代以來英國小說創作的一大片燦爛天空。進入90年代，他們的「後殖民」創作繼續引人注目，小說佳作不斷問世。
90年代，「後殖民文學教父」魯西迪並沒有因「追殺令」而一蹶不振。《摩爾人的最後歎息》（The Moor's Last Sigh, 1995）是魯西迪90年代最成功的小說，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是9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199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娜丁‧葛蒂瑪（Nadine Gordimer, 1923-，納丁‧戈迪默）認為：「人類生活的所有快樂與可怕的方面都被他以輝煌奔放的形式包容在這本書中了。」這部小說把達伽馬家族史和左戈比家族史融入現代印度錯綜複雜的歷史當中，讓家族中的成員在歷史事件中漂泊沉浮。小說透過主人公，即左戈比家族的末代後裔莫萊斯的敍述，將印度現代歷史的風雲變幻與自己母親的祖先摩爾人統治歐洲的歷史並置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的錯綜複雜性。魯西迪的近作《她腳下的大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1999）是一部「融神話和搖滾現實為一體，具有史詩般雄心的作品」。英國書評界稱這部小說是魯西迪「把神話傳統、寓言、後現代小說和通俗文化編織在一起的嘗試」。
2001年，出身於千里達島一個印度裔家庭的奈波爾摘走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可謂名至實歸。早在60、70年代，他就以《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畢斯
奈及利亞裔小說家班‧歐克里的《饑餓之路》（The Famished Road）長達五百多頁，是90年代氣勢恢弘的一部作品。非洲某國的一個小鎮上流傳著幽靈兒童阿比庫的傳說：幽靈兒童在幽靈王國自由自在地生活著，但奉幽靈之王的命令不得不輪流到人間投胎；為了擺脫人間痛苦，他們相約儘早回來相聚。因此，當地的小孩總是不斷夭折。主人公阿紮羅就是一位阿比庫投胎的男孩，因不忍離開苦難的父母，在人間遭受了來自現實和來自幽靈王國的種種磨難和痛苦。小說家透過主人公的眼睛呈現了一幅後殖民困境下的當代非洲畫面：暴亂、政治動盪、貧困，遭受殖民掠奪和侵略之後的非洲大陸又不得不經受現代西方文明的無情衝擊。歐克里對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運用與魯西迪《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有異曲同工之妙。它與後來的幾部小說如《讓諸神吃驚》、《危險的愛情》和《無盡的寶藏》一樣，明顯借用了非洲傳統的講故事手法，而且也採用了西方傳統的象徵手法和夢幻敍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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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英國文壇，在小說形式和敍事手法上進行最大膽實驗的小說家當屬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布萊德貝里在《現代英國小說1878-2001》中認為：「到90年代為止，他已成為英國所有小說家中最受人尊敬、最為人所模仿、最讓人質疑的一位。」他在90年代出版了《時間之箭》（Time's Arrow: 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se）、《資訊》（The Information, 1995，《情報》）、《夜班火車》（Night Train, 1997，《夜行列車》）等佳作。在《時間之箭》中，他所進行的敍事實驗在英國文壇是獨一無二的。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有電影或電視倒放時的經驗：鏡頭中原本前進的人開始後退。艾米斯的《時間之箭》就是天才般地採用時間倒流的手法：歷史不是按照過去現在將來的順序前進，而是從某一時刻開始朝過去倒退回去。於是，小說中的所有相關事件全部因果顛倒，順序相反。食物和水不是被送入口中，而是從口中退回到盤子裡；垃圾清運工不是將垃圾清理掉而是將垃圾放入垃圾桶；大屠殺的場面變成了死人紛紛復活。敍述者是一個逃亡美國的前納粹戰犯，時間的倒流也就意味著向歷史的回溯，向過去暴行的回溯。倒流敍事無情而滑稽地表現了人類歷史中的災難性事件，但這種敍事的「道德含混」也受到不少批評家的非議。
馬丁‧艾米斯是中年小說家中的佼佼者。其實，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 1939-）和多麗斯‧萊辛（Doris Lessing, 1919-）等一些老作家在90年代仍然不斷地推出佳作，如德拉布爾的《象牙門》（The Gates of Ivory, 1991）、《荒野上的巫婆》、《辣蛾》（The Peppered Moth，《白樺尺蛾》），萊辛的《愛情，又來了》、《最甜美的夢》等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60年代（包括50年代末）出生的一批青年小說家們則是90年代文壇不可忽視的亮點，他們的創作引起了小說界強烈的關注，如威爾‧塞爾夫（Will Seif）的《瘋狂的量子理論》（The Quantity of Insanity，瘋狂數量理論），喬納森‧科（Jonathan Cole）的《瓜分》和《沉睡的房子》，蒂博‧費歇爾的處女作《青蛙之下》，勞倫斯‧諾福克（Lawrence Norfolk）的《倫普里爾的字典》（Lemprière's Dictionary, 1991）和《教皇的犀牛》（The Pope's Rhinoceros, 1996），以及葛蘭‧派特森、托比‧里特（Toby Litt）、A. L. 甘迺迪、羅迪‧多伊爾（Roddy Doyle, 1958-）等人的小說。他們的作品或審視歷史，或關注現實，或實驗，或革新，在近年來的英國小說創作中頗為引人注目。
此外，90年代英國小說的地圖上如果沒有「通俗小說」的位置，就肯定是不完整的。P. D. 詹姆斯（P.D. James）和露絲‧倫德爾（Ruth Rendell）的偵探與犯罪小說，約翰‧勒卡雷的間諜小說 如《巴拿馬裁縫》，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兒童小說，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的情感小說《會說馬話的人》（The Horse Whisper，馬語者。後為勞勃瑞福改編成電影『輕聲細語』）等構成了繁榮昌盛的通俗小說世界。這些小說不僅銷量驚人，而且還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經常被拍成電影電視，其觀眾之多影響之大讓嚴肅小說望塵莫及。儘管通俗小說在許多人的眼中難登「大雅之堂」，但它們卻成為當下風行一時的「文化研究」的焦點。
當代英國文壇，在小說形式和敍事手法上進行最大膽實驗的小說家當屬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布萊德貝里在《現代英國小說1878-2001》中認為：「到90年代為止，他已成為英國所有小說家中最受人尊敬、最為人所模仿、最讓人質疑的一位。」他在90年代出版了《時間之箭》（Time's Arrow: Or the Nature of the Offense）、《資訊》（The Information, 1995，《情報》）、《夜班火車》（Night Train, 1997，《夜行列車》）等佳作。在《時間之箭》中，他所進行的敍事實驗在英國文壇是獨一無二的。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有電影或電視倒放時的經驗：鏡頭中原本前進的人開始後退。艾米斯的《時間之箭》就是天才般地採用時間倒流的手法：歷史不是按照過去現在將來的順序前進，而是從某一時刻開始朝過去倒退回去。於是，小說中的所有相關事件全部因果顛倒，順序相反。食物和水不是被送入口中，而是從口中退回到盤子裡；垃圾清運工不是將垃圾清理掉而是將垃圾放入垃圾桶；大屠殺的場面變成了死人紛紛復活。敍述者是一個逃亡美國的前納粹戰犯，時間的倒流也就意味著向歷史的回溯，向過去暴行的回溯。倒流敍事無情而滑稽地表現了人類歷史中的災難性事件，但這種敍事的「道德含混」也受到不少批評家的非議。
馬丁‧艾米斯是中年小說家中的佼佼者。其實，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 1939-）和多麗斯‧萊辛（Doris Lessing, 1919-）等一些老作家在90年代仍然不斷地推出佳作，如德拉布爾的《象牙門》（The Gates of Ivory, 1991）、《荒野上的巫婆》、《辣蛾》（The Peppered Moth，《白樺尺蛾》），萊辛的《愛情，又來了》、《最甜美的夢》等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60年代（包括50年代末）出生的一批青年小說家們則是90年代文壇不可忽視的亮點，他們的創作引起了小說界強烈的關注，如威爾‧塞爾夫（Will Seif）的《瘋狂的量子理論》（The Quantity of Insanity，瘋狂數量理論），喬納森‧科（Jonathan Cole）的《瓜分》和《沉睡的房子》，蒂博‧費歇爾的處女作《青蛙之下》，勞倫斯‧諾福克（Lawrence Norfolk）的《倫普里爾的字典》（Lemprière's Dictionary, 1991）和《教皇的犀牛》（The Pope's Rhinoceros, 1996），以及葛蘭‧派特森、托比‧里特（Toby Litt）、A. L. 甘迺迪、羅迪‧多伊爾（Roddy Doyle, 1958-）等人的小說。他們的作品或審視歷史，或關注現實，或實驗，或革新，在近年來的英國小說創作中頗為引人注目。
此外，90年代英國小說的地圖上如果沒有「通俗小說」的位置，就肯定是不完整的。P. D. 詹姆斯（P.D. James）和露絲‧倫德爾（Ruth Rendell）的偵探與犯罪小說，約翰‧勒卡雷的間諜小說 如《巴拿馬裁縫》，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兒童小說，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的情感小說《會說馬話的人》（The Horse Whisper，馬語者。後為勞勃瑞福改編成電影『輕聲細語』）等構成了繁榮昌盛的通俗小說世界。這些小說不僅銷量驚人，而且還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經常被拍成電影電視，其觀眾之多影響之大讓嚴肅小說望塵莫及。儘管通俗小說在許多人的眼中難登「大雅之堂」，但它們卻成為當下風行一時的「文化研究」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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