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藝穗節受理報名的時候，「要怎麼做好一齣戲？」對報名參加藝穗節的團隊來說，這應該是一直掛懷的問題，來聽聽藝穗節前輩怎麼說。

做一齣戲很不容易，「困難，一直都在。」去年獲得永真藝穗獎的《愛神紅包場》導演程鈺婷說：「就是這些困難，造就了這齣戲。」

程鈺婷這齣戲做得很累很累，創作上一再卡關、製作上屢遭刁難，「我很幸運我的演員都很強，雖然很年輕，但耐操耐磨。」

由於演出場地是在西門町紅包場，所以，程鈺婷一開始想做紅包場的故事，「用音樂劇的方式。」她說：「想得很大，想把它的歷史、故事、興衰啊都做進去。」

她先去看場地，「前年12月第一次進去看，那時覺得光看不夠，這樣的場地不試唱一下怎麼行？」她說：「我提出借場地辦生日會的要求，老闆娘一口答應了。」去年1月她在紅包場辦了像Cabaret形式的生日會。

這場生日會很重要，「那天大概體會到站在台上跟觀眾互動的感覺是什麼，對這個場地也有了基本的了解。」程鈺婷說：「那也是第一次跟紅包場的伴奏老師合作，他們好強。」

接著就是帶學生一起做田野調查，採訪各紅包場的歌手及工作人員，聽了很多故事。故事很精彩，但發現，「格局太大。」她說：「這不是藝穗節短短50分鐘能做的戲。」

她想到了生日會，想到了Cabaret，而從田野調查中，她們發現紅包場的出現是藉著歌曲讓那些沒有家、回不了家的老兵、老伯伯，得到一些慰藉，「歌舞的確是安慰人心的好工具，所以就決定做一齣安慰人心的Cabaret。」

「安慰什麼呢？」她想：「應該就是大家共通的、都有的生活壓力，我要做的是一齣能抒解大家心裡苦悶的戲。」

另一波的田野調查開始進行，這包括找出臺灣人生活上的苦悶現象，包括愛情、生活、經濟、身體健康等各種面向，同時也開始找可以搭配、詮釋這些苦悶現象的歌。

「我們用玩的方式來發展這些東西。」程鈺婷說：「每周我會訂一個主題，每次排練時演員就要針對這主題帶首歌來。」一開始發展比較好玩的東西，例如，背叛、失戀、熱戀、甜蜜夢幻的愛，等到演員熟悉這種發展方式後，開始加進一些社會議題或社會生活的題目，戲的深度就出來了，「我們大概花了將近2個月，才確定歌單。」

Cabaret是載歌載舞的表演，有歌就有舞， 舞蹈部分則針對每首歌的每個主題去想，它代表的符號、狀態是什麼？例如他們選了《得不到的愛情》這首歌，表面上看，這是一首沮喪的歌，那怎麼用它去振奮人心？「我們從正面角度看。」她說：「我們的詮釋是，得不到你的愛情是我要讓自己更好，讓你也得不到我的愛情。」於是，這首歌的舞蹈設計用瑜伽來呈現。

「這是我在紐約學音樂劇表演時學到的方式。」她說：「我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一首歌，把它帶到生活現狀裡，思考可以怎麼玩。」

有歌了，一堆歌，要怎麼變成故事？「開場一定是《愛神》，那沒問題，但接著呢？」那時《子曰》及《國歌》還沒有發展出來，程鈺婷說：「那段時間很痛苦，覺得這個秀沒有重量，還找不到重點，有的只是浮誇。」那時不但不知道要給的是什麼，連歌要怎麼排練，哪些歌要先出來，哪些歌後出，哪些歌不要了，都猶豫不決。

等到歌曲大致定下來時，開始思考舞要怎麼編？道具要怎麼用？在這裡再度卡關。「例如《醒來吧！蕾夢娜》那一場，一開始發展出來的是拳擊袋，大家去搶蕾蒙娜。第一段玩完了，第二段再唱時，總不能再打一次吧，在這裡卡很久。」她說：「最後想到的解決方式是把焦點放回蕾夢娜，讓人在後頭跟著。」就這樣常常被道具絆住，這也要用，那也要用，後來通通拿掉後，輪廓就清楚了。

有些很特別的歌發展出來後，卻在編排時陷入沒招、沒梗的絕望狀況，「談買房子的《子曰》就是這樣。」程鈺婷說：「於是，我們玩了一個遊戲。」她用小紙條寫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例如空姐、慈濟上人、卡車司機、聲樂家，排練時大家輪流抽籤，抽到什麼角色，就要用這個角色的樣子，講子曰的台詞、唱子曰的歌。

一個角色、一個角色地扮演，再把有趣的整理出來，就變成這首歌可以玩的內容，後來他們用各種病狀來描述台灣的社會問題，就是從這些概念發展出來的。

「這也是在美國學的。」程鈺婷說：「那時老師教我們用紙條寫一堆空間，例如廁所、公園、市場，就一些奇怪的空間，再丢些事件，如分手、吃飯，人物也可以丢一些，當你卡關時，你可以各組抽一張出來，再想這些東西可以怎麼發生？常常靈感會從那邊出來。」

雖然創作發展時有很多卡關的狀況，但對程鈺婷來說，創作過程基本上是開心的，真正頭痛的是是整個製作、宣傳、行銷的部分。

例如，跟紅包場的溝通協調，由於雙方有很多認知上的差距，就出現很多問題。以進劇場時間為例，紅包場營業時間是下午兩點開始，不到一點不會有人來開機，程鈺婷希望能早上8點進去，不行，能不能留鑰匙下來？不行。

最後談妥11點進去，也講好有人會來開門，「我們11點來等，沒有人來開門。」程鈺婷說：「打電話給樂隊老師，他說怎麼會沒有人來呢？我有交代啊。結果是前一天忘了確認。」這一鬧又惹紅包場生氣，又回到原點：「下午一點才有人開門。」

「很多製作端的事情很繁雜。」程鈺婷說：「我又要當導演、又要製作、又要宣傳，這是最累的部分。」

但回顧這次在藝穗節的做戲經驗，她覺得很棒，「我做這戲其實也是為學生做示範，讓他們看到一些學校不會教的事。」例如，學校不會教怎麼做宣傳行銷，而這是做戲很重要的部分，做戲不能只顧好自己的作品就好，程鈺婷說：「在市場上你要生存，這東西你就要懂。」

她相信，《愛神紅包場》讓參與的學生都好好地上了一課。

（圖片由程鈺婷提供，劉人豪、陳又維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