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禮儀志》裡方相氏與十二神獸大儺制未曾施行考

吾人曾有〈《後漢書》所載大儺制度曾在東漢末曇花一現嗎？〉一文，提出注司馬彪的《續漢書》的南朝梁代的劉昭在“注補”裡指出了：『《謝沈書》曰：太傳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依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儀禮志》。』
如此看來，司馬彪的《儀禮志》取自三國時蜀漢的譙周的改定本，而譙周又據東漢末蔡邕的《志》，而蔡邕《志》的來歷又來自東漢末年桓、靈帝時的胡廣。東漢的大半歲月都是巫覡在逐疫的動手的主角，到了東漢末年胡廣設計了十二神獸取代巫覡，則即使真正於漢代末葉有一五一十執行於宮廷大儺，也是東漢末年亡國歲月前最後回眸的迴光返照的夕陽儺制而已。但更不堪聞的，則是，極有可能《後漢書》裡的記載，只是海市蜃樓的虛言偽語。張衡的《東京賦》實錄了洛陽當日宮廷大儺的情景而有所諷喻，但所謂胡廣在桓帝時『博綜舊儀』所『立漢制度』的紙上談兵，而真正是否有被實施？或實施多久，亦深可懷疑。可以說是奄奄一息，走向黃昏的東漢王朝，在桓、靈帝在位期間，又是黨錮之禍，又是宦官外烕大鬥爭，及內有民變之東漢末年氛圍。在公元189年靈帝去世，董卓亂事開始，破壞了洛陽故都，而逃遷長安，後來董卓亂後的東漢被曹操挾天子而一手操緃在手裡，名存實亡。在內外交亂的東漢末世，此一由胡廣設計的將滅亡的東漢宮廷大儺制度，真有實施多久過麼？故論東漢的季冬宮廷裡的方相氏領銜的大儺，只能把張衡的依目擊的東漢前期的方相氏主導的季冬宮廷大儺，視為真正事實上惟一東漢實施過的大儺制。

也就是，在東漢末葉的桓帝期間，三度任職太常的胡廣曾制定過如實為司馬彪的《續漢書》裡的《禮儀志》的《後漢書．禮樂中》所記載的方相氏大儺制：（仲春之月）『案戶祠星立冬冬至臘，大儺土牛遣衛士朝會。……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浅。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振子和，曰：「甲作食杂，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觯。嚾呼，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是最常被學者引用來談漢代的儺儀制度，但不料，真相是，此一在《後漢書‧禮儀志》裡寫得活影活現，詡詡如生的方相氏與十二神獸逐厲大典，竟是一場虛話。此但《後漢書‧禮儀志》文字裡所記載的是東漢末年對於儺祭的於東漢宮廷內實施的細則，不見於真正實施的事例，也不見於任何出土於東漢末年的畫像石或壁畫等出土考古文物內，尚無實際實施過。而尤其此胡廣設計而絕無實施過的證據出現在同樣是東漢末年。

按，此一《後漢書‧禮儀志》收入司馬彪的《禮儀志》，而司馬彪來源又輾轉得自於蔡邕，是『太傳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依以為《志》』。但這位寫下《續漢書‧禮儀志》初稿的蔡邕，在其《獨斷》裡却指出：

『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棣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驅疫鬼也。』

則東漢末蔡邕所見的與比胡廣尚晚的漢末的方相氏大儺制，竟然還是『方相氏』與『百棣及童兒而時儺』，而並無胡廣所創的十二神獸。於是斷然可以得到一結論，即，《後漢書．禮儀中》裡所記載的風風光光的方相氏與十二神獸大儺制，竟然是紙上談兵，毫無被實施過。

而任何關於西漢舊禮制的史料裡，而『方相氏』又是劉歆王莽所偽《周禮》裡的創造發明物，則此一套在《後漢書．禮儀中》所記載的，又非於東漢末年真正推行過的儺祭之禮，而東漢所推行的是如張衡在《東京賦》裡描述的宮廷季冬方相氏大儺制：

『爾乃卒歲大儺，敺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

王莽在西漢末『元始故事』下的『制禮作樂』（《漢書‧王莽傳》）之下依《周禮》為底本，斟酌過而所制出來的儺祭的禮制，記錄於東漢衛宏的《漢舊儀》內；

『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唐初李賢的《後漢書》注，另唐初李善在注南朝梁劉勰的《文選》的張衡《東京賦》時，也引用了《漢舊儀》：『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蛊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

而東漢所推行的宮廷季冬的方相氏大儺制，記載於張衡《東京賦》內的內容，就是依據王莽所行的宮廷時儺之制的修改版了，最大的修改則是東漢的大儺制是加入了民間的『巫覡』來做為大儺裡配合方相氏的逐疫主角之一，而非王莽實施時都是由方相氏率領『百隸及童子』在逐疫。到了東漢末，並無實施《後漢書‧禮儀志》裡所記載的胡廣（公元91~172年）所設計的方相氏與十二神獸的大儺制，而只如蔡邕（公元133~192年）在其《獨斷》裡却指出所行的乃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棣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驅疫鬼也。』的方相氏及百棣及童兒的大儺制，取消了之前在東漢所行的有『巫覡』脚色在內，反而趨等於西漢末及王莽的新朝所行，而記載在衛宏《漢舊儀》裡的『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了，而，所謂記載《後漢書．禮儀中》，實取自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內胡廣設計的方相氏與十二神獸大儺制，竟還真是完全南柯一夢，而非曾出現過的史實。而於是，歷年來，所有漢代出土文物裡，美術考古學界依《後漢書．禮儀中》裡所記載的方相氏及十二神獸而以為是史實，而一直在出土文物，如漢代壁畫、畫像石等等之上，找十二神獸並附會成方相氏或大儺圖的所有推測，需完全重新改寫了。（劉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