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巨子曾紀澤：讓沙皇把侵吞領土吐出來
曾國藩長子曾紀澤，晚清出色的外交家，為中國贏得了尊嚴。曾經從心底呐喊出：中國睡獅已醒
外交鉅子曾紀澤：讓沙皇把侵吞領土吐出來晚清78年前的曆史給人的記憶幾乎都是灰色沉悶的，這七十多年的曆史進程乏善可陳，鮮有亮點，太多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帶給國人的傷痛難以回首。但也正是在這種如鉛色的沉重之中，在晚清的曆史舞臺上出現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使那時的中國出現過一抹亮色，贏得了一些尊嚴。也就是這位外交家從心底呐喊出：中國睡獅已醒。
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曾國藩被推崇爲“千古完人”、“官場楷模”，他是中國曆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並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出身名門的曾紀澤可謂深得其父的真傳。他牢記父親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做到了“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並在此基礎上向著人生的最高目標“治國平天下”奮進。
曾紀澤(1839—1890)，字劼剛，曾國藩長子，中國清末外交官。他通經史，工詩文，精算術，又受洋務思潮影響，30歲起刻苦學習英文，潛心研究外交和國際政治，以“學貫中西”見稱於時。1878 年8月，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公使，在中西對峙的國難當頭之際，通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和收複伊犁的談判，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同時，他也從國外的角度反觀中國，最早發出了“中國睡獅已醒”的驚世駭俗之論。
里瓦幾亞宮（烏克蘭語：Лівадійський палац, 俄語：Ливадийский дворец, 克里米亞韃靼文：Livadiya sarayı）曾是最後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夏宮，位於克里米亞雅爾達西南約3公里。現時里瓦幾亞宮已經成為博物館，有時會用作舉行國際會議。
由於1879年清國欽差大臣崇厚與俄國外交大臣格爾斯在里瓦幾亞宮簽署《中俄交收伊犁條約》，因此《中俄交收伊犁條約》又名《里瓦幾亞條約》。
1945年雅爾達會議就是在里瓦幾亞宮舉行，當時美國、英國和蘇聯三國領袖——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溫斯頓·丘吉爾和約瑟夫·史達林在此簽署了《雅爾達協定》。出賣中國東3省給蘇聯損害中國主權將侵略中國的日本關東軍60萬人武器裝備移交中國共產黨擴大中國內戰.
慈禧十分重視曾紀澤. 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公使時，慈禧太後非常重視，在曾紀澤出使之前，於光緒三年和四年(1877、1878)，兩次召見了他，親自詢問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國的外交體制等一些具體的問題。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後與曾紀澤的對答：
“辦洋務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毀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淘氣。”
“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雲南馬嘉理一事，緻太後、皇上宵旰勤勞。”
你在外多年，懂洋務否？”臣父親在兩江總督任內時，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隸總督任內時，雖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卻于末了兒辦過天津教堂一案。臣隨侍父親在任，聞見一二，不能全知。”
“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臣在籍翻閱外國字典，略能通知一點。臣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寫的，臣還不能全懂。”“只是知道英國的？” “隻知道英國的。至於法國、德國等處語言，未曾學習。美國系與英國一樣的。”
從曾紀澤和慈禧的對話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求真務實、敢講真話的曾紀澤。
初到歐洲，曾紀澤以詩明志。詩曰：“九萬扶搖吹海水，三千世界啓天關；從知混沌猶餘言，始信昆侖別有山。”曾紀澤對英國人的傲慢之舉予以嚴厲的反擊，彰顯了一個泱泱大國義正詞嚴凜然不可欺的一面，贏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評。
慈禧太後欣喜地贊歎道：“看不出，曾紀澤還真有些膽量！”讓沙皇把吞到腹中的領土再吐出來
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清朝西北邊疆動亂之機，以“代爲收複”爲名，出兵占領了新疆伊犁地區。光緒四年(1878)，左宗棠收複新疆，沙俄拒不歸還伊犁。清政府派崇厚爲使臣赴俄談判索回失地。昏庸無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誘威脅下，於光緒五年(1879)十二月二日擅自與沙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裏瓦幾亞條約》。根據該約，中國雖然收回了伊犁這座孤城，卻喪失了大片土地，除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裏斯河流域大片富饒的領土外，還要賠款500萬盧布。
光緒六年(1880)二月，清廷派駐英公使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修訂崇厚先前所立的條約。曾紀澤知道自己要與之打交道的是一個異常貪婪蠻橫的國家。但爲了國家和民族利益，他沒有其他的選擇，隻有義無反顧知難而進。曾紀澤決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紀澤認爲伊犁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放棄伊犁等於放棄整個新疆。於是，他提出以金錢換土地的方法，即使多賠點錢也要收回土地——錢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則不能再回。這一外交策略在當時可謂卓有見識。光緒六年六月，曾紀澤抵達彼得堡，開始長達半年的艱難談判。與曾紀澤談判的俄國代表是外交大臣格爾斯和駐中國公使布策，這兩人十分霸道蠻橫強硬，堅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條約。
格爾斯和布策被頂得無話可說，只好同意與曾紀澤談判。曾紀澤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條條列出。格爾斯看後暴跳如雷：“這不是把前面所訂的條約全部推翻了嗎？俄國沙皇已經向清朝廷提出最後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簽訂的條約，我們就只能用大炮來發言了。”
曾紀澤毫不退縮地回答：“如果兩國間不幸發生戰爭，中國用兵向俄國索還土地，那就什麼地方都可以索取，決不只限于一個伊犁。” 幾天後，格爾斯和布策又蠻橫地向曾紀澤提出：“我們守衛伊犁的軍費總共為1200萬元，中國必須予以賠償。”
曾紀澤冷笑道：“雙方還沒有打仗，哪裡跑出來的軍費？”
格爾斯和布策說：“如果你們不答應，俄國只好開戰了。”
曾紀澤不卑不亢，針鋒相對：“中國不願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願與俄一戰。一旦打起仗來，誰勝誰敗還不一定呢。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數十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大清如果獲勝了，那俄國也必須賠償我們軍費。”
其時，俄國內有國事不寧，外有左宗棠有作戰準備，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再加上曾紀澤恪守“替國家保全大局”的信條，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堅韌，始終如一不為利誘，不折不撓，不屈淫威，“逐日爭辯，細意推敲”，始終表現出“不肯苟且遷就之意”，極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雙方正式會談辯論有記錄可尋的為51次，反復爭辯達數十萬言。終於迫使俄國政府修改條約，除了將伊犁歸還中國外，又歸還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領土。曾紀澤不辱使命，成為中國近代第一個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緒七年(1881)二月二十四日午後，雙方重訂《中俄伊犁條約》，此次簽訂的條約全稱為《中俄改訂條約》，用中、俄、法三國文字繕就定稿，中文約本有數頁為曾紀澤親手所書。
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一)沙俄歸還其強佔的中國伊犁地區，約2萬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但為安置“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霍爾果斯河以西和伊黎河南北兩岸的中國大片領土交由俄方管理。(二)
規定“伊犁居民，或願仍居原處為中國民，或願遷居俄國入籍者，均聽其便”。
(三)中國賠款900萬盧布(約合509萬兩白銀)，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費”及“補恤”俄商、俄民等。(四)俄商在中國新疆各城貿易，暫不納稅；在中國蒙古地區貿易，照舊免稅。(五)准俄國在肅州(指肅州所屬的嘉峪關，在今甘肅嘉峪關市)和吐魯番增設領事。
百科定義 亦稱《中俄改訂條約》或《聖彼德堡條約》。簽訂背景 1871年5月（同治十年四月），沙俄借阿古柏侵略中國新疆而出現的邊疆危機，悍然出兵侵佔伊犁地區，並由此向周邊滲透。清政府擊敗阿古柏後，於1878年（光緒四年）派出使俄國欽差大臣崇厚于光緒四年（1878）十二月初八日抵達聖彼德堡。三日後開始與俄談判。簽訂過程 俄國內部對是否交還伊犁，意見不一，直到光緒五年（1879）五月，才統一意見，逐步向崇厚提出條件。 崇厚
曾紀澤於1881年2月24日與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爾斯在聖彼德堡簽訂《中俄伊犁條約》（俄語：Договор об Илийском крае）和《改訂陸路通商章程》，爭回中國的一部分主權。條約主要內容為：中國收回伊犁，部分取消原約的割地規定；只許俄國在嘉峪關、吐魯番設領事館；俄商在蒙古等地貿易改免稅為“暫不納稅”。但仍劃失了霍爾果斯河以西及齋桑湖以東的地區。通過此約及以後的勘界議定，把中國7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劃歸俄國。“兵費”賠償數目從原來的500萬盧布增為900萬盧布。從本質上說該約仍然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中俄改訂條約》與俄國和崇厚簽訂的《裡瓦幾亞條約》相比，除賠款增加了400萬盧布外，在界務和商務方面，中國都爭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權。更為重要的是，這個條約是從沙俄已經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紀澤實現了“挽狂瀾於既倒，探虎口而索食”。這一次談判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談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勝利。
簽字之後，沙俄代表格爾斯握著曾紀澤的手說：“我辦外國事件四十二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才！”並稱他為“世界罕見的使才”。
光緒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欽差大臣、全權代表、中國駐俄公使曾紀澤與俄國外交大臣格爾斯重新簽訂的《中俄改訂條約》正式對外發佈。 此條約一公佈，世界輿論頓時一片譁然。
英國駐俄國公使德佛欏當日向英國外交部電告此事時稱：“奇跡！中國的曾紀澤已迫使俄國做出了它未做過的事，把業已吞下去的領土又吐了出來！”
法國駐俄公使商西由衷讚歎：“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國的曾紀澤創造的都是一個奇跡！”法國籍軍官日意格的評價則是：“我沒有看錯，曾紀澤確是我接觸到的所有外交官當中最優秀的一個！”
英、法、美等國的各大權威報紙均載文評論說：“中國的天才外交官曾紀澤創造了外交史上的一個奇跡，他迫使大俄帝國把已經吞進口裡的土地又吐了出來。這是俄國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
晚清學者俞樾用了十六個字評價了曾紀澤的這次外交功績：“公踵其後，十易八九，折衝樽俎，奪肉虎口。” 伊犁談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一改中國近代以來“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中國先睡後醒論法國對越南垂涎已久，光緒九年(1883)，法軍由海、陸兩路挑起戰爭，威逼清廷就範，中法戰爭爆發。曾紀澤又與法國展開外交鬥爭，主張“堅持不讓”，“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他認為中國應取“剛嚴”之態，整軍備戰，以戰求和。法國見曾紀澤不好對付，向清政府提出撤換曾紀澤為議和條件。迫于法方壓力，清廷免除了曾紀澤駐法使節之職，由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簽訂了《中法新約》，將中國在越南的一切權益徹底放棄。曾紀澤聞訊，極為悲憤，斥責李鴻章“聞法不索軍費，遂將全越讓之”，完全是目光短淺之舉。
曾紀澤卸駐法大臣職後仍為駐英、俄大臣。光緒十年(1884)三月，他幾經周折與英國議定《洋煙稅厘並征條約》，為清政府爭回每年增加的煙稅白銀200多萬兩。
曾紀澤在出使英俄期間，感到清王朝順應世界潮流的變局已經到來，清王朝這頭睡獅正在醒來，“中國真醒大醒”，“無複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作《中國先睡後醒論》，發表于倫敦《亞洲季刊》上。文章義正詞嚴地駁斥了列強對中國的鄙視，指出外來侵略足以“喚醒中國于安樂好夢之中”，中國“全備穩固可翹足以待”。曾紀澤對民族振興和國家強盛滿懷信心。
光緒十二年(1886 )，曾紀澤奉旨回國，雖先後在海軍衙門、總理衙門、兵部等部門任職，但並無實權，無所作為。他曾作詩自歎：“年來益覺名心淡，好夢時時在故鄉。”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紀澤的政治主張始終無法實現，這是他抱憾終身的痛楚。
光緒十六年(1890年2月23 日)，突患中風的曾紀澤卒于任，時年51歲。朝廷循例撫恤，加太子少保，諡惠敏。正當國家多難之秋，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鉅子溘然長逝，令人扼腕歎息。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曾紀澤的辭世是中國外交界的重大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