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聖經的語言、手抄本和正典

IV、舊約正典的歷史

    一世紀的猶太人．亞歷山大城的斐羅（約死於西元42年）是一位猶太哲學家，他寫作於基督的時代，他的作品含有對希伯來文聖經24卷書中的16卷書的引文。至於在他的作品中不含有來自《以西結書》、《但以理書》、《歷代志》以及另外五部小書卷中的經文，這或許只是偶然現象。

　　歷史學家約瑟夫大約寫作於西元90年，在他的著作《駁亞皮昂》一書中，寫了一段關於正典的重要話語。由於其重要性，特引用如下：

　　“我們並非擁有無數的毫無關聯、相互矛盾的書籍。我們的書卷，即那些被公正地認可的書籍，只有22卷，並且概括了所有時期的記錄。

　　“它們當中，有五部摩西的書卷，包括律法和從這位上帝律法的頒佈者的出生至其死去時的傳統歷史。這段時期約有將近三千年的時間。從摩西去世直到亞達薛西王接續薛西王成為波斯的國王時，摩西以後的諸先知，將他們自己時代的歷史寫成了13卷書。其餘的四部書，包括對上帝的讚美詩歌和對於人生行為的格言。”（約瑟夫，《駁亞皮昂》i. 8，洛俄伯版）

　　對於約瑟夫所說猶太人的聖經包括22卷書，需要在此解釋一下，因為眾所周知的，在他的時期以前，以及當時的希伯來文聖經含有24卷書。他的分法：5部摩西的書卷、13部先知書和4部對上帝的讚美詩歌和對於人生行為的格言，實際上更接近於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次序，而不是希伯來文聖經的。

    這是一個很可以理解的次序，因為他是寫給說希臘語的讀者看的。但他說希伯來文聖經含有22卷書的根據，可能是由於在某些試圖將書卷的數目按照希伯來文字母的數目編排的人當中，興起的一種希伯來習慣。約瑟夫可能將《路得記》和《士師記》算作一卷書、《耶利米哀歌》放在《耶利米書》後面、或者可能將兩個對他來說不太重要的書卷排除出去。

　　另一位當時的猶太作者，撰著了所謂《以斯拉四書》的偽造作品，即次經書中的《以斯拉下》。他是第一位清楚地注明希伯來文聖經書卷的數目為24卷的見證人。

　　到一世紀末二世紀初，一個猶太學者的大會在巴勒斯坦的雅法南部的雅麥尼亞召開。這次會議是由迦瑪列二世，和當時最有威望的猶太學者阿基巴拉比，作為會議的領導核心主持的。由於有些學者將某些次經中的作品，視為與正典化的舊約書卷有著同樣價值的書卷，猶太人希望在一個已經長期未被更改過的正典上加蓋一個公章，而且人們感到有必要對其加以保護以防添加。

    因此這次會議並沒有建立舊約正典，而只是確認了希伯來文聖經書卷在諸多世紀以來所持有的地位。然而確實在某些地區，人們對於《傳道書》、《雅歌》、《箴言書》和《以斯帖記》的正典地位表示疑惑。但是當時猶太學者中最偉大、最有威望的拉比──阿基巴，以其權威和雄辯打消了一切的懷疑，這些書卷才得以保留其在希伯來文聖經中的地位。

　　早期基督教會．在早期基督教著作家的作品中，希伯來文聖經24卷書的全部內容被接受為正典。只是在東方教會中，偶爾有過對《以斯帖記》的默示性表示過略微的疑惑。但是猶太人的次經書卷，沒有被早期作者們所接受。

    從使徒逝世後至大約西元150年左右，所謂的使徒時代的早期著作家們，在此期間所寫的作品，不含有任何確實引自次經的引文，只是略微提及了它們。這表明起初次經書卷在這些教會領袖的心目中，並沒有與舊約正典書卷相等同的地位。

　　然而此後的早期基督教著作家們，對次經和舊約幾乎完全不加以任何區分，並以相同的方式，引用來自這兩方面的引文。這一變化對於早期基督教在許多地區極早的、明顯的背道趨勢而言，似乎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當基督教簡樸的信仰被遺棄時，人們便轉向那些支持他們不符合聖經的某些教義觀點的書籍，而且他們在被猶太人自身所棄絕的猶太次經書卷中，找到了對這部分觀點的支援。

　　東西方教會．耶柔米（西元五世紀），拉丁文聖經的翻譯者。此譯本被稱為武加大譯本，後成為羅馬天主教的正式聖經，他是其教會的最後一位著作家。他極力主張棄絕任何次經書卷，只接受真正的希伯來文書卷，但是當時絕大多數西方教會的領袖們都接受次經書卷，並給予它們與舊約正典書卷同等的權威性，這可以從中世紀諸多作者的作品中看出來。

    羅馬天主教的一些教義，就是在次經中，以及從許多地區教務會議的決定中（393年的希波大公會議；397年的迦太基大公會議），找到它們的根據的。西方教會一般都承認次經書卷具有與舊約正典書卷等同的價值，但東方教會的作者們對次經書卷的使用，一般比他們的西方同道們要少得多。

　　第一次決定收納舊約次經書卷的全基督教大公會議，是特倫托大公會議。此次公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設計抵抗宗教改革的計畫。由於改革家們力求刪除一切沒有聖經根據的習慣和教義，而天主教找不到對其某些教義在聖經中的依據，除非將次經視為聖經的一部分，於是他們被迫承認它們是正典書卷。

    這一正典化過程發生於1546年4月8日，當時的大公會議首次出版了舊約聖經書卷的目錄。這一目錄中不僅包括了舊約聖經中的39卷書，而且還有7卷次經書以及對於《但以理書》和《以斯帖記》的次經附加內容。從那時起，這些甚至不被猶太人視為正典的次經書卷，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就具有了與聖經其他書卷等同的權威價值。

　　新教對正典的觀點．改革家們毫無例外、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舊約聖經的39卷書，但是次經書卷一般都被棄絕了。馬丁·路德將它們翻譯成德語，並在封面上注明，這些書卷不具有與聖經相同的地位，但讀一讀也是有好處的。

　　英國國教聖公會對次經的使用則更加自由。1662年出版的《公禱書》中，要求了為許多節日以及在秋天的某幾個星期中，每日對次經書卷中的某些部分加以誦讀，但是《三十九條信綱》顯示出了次經與正典之間的差別。

　　改革宗教會將次經的問題，在1618年的多爾雷克特大公會議上提出。哥馬如和其他神學家們要求，將次經從印製的聖經中取消。雖然這一要求沒有被聽從，會議對次經書卷的否定卻是十分強烈的。從此以後，改革宗便強力反對次經的使用。

　　對次經書卷最偉大的打擊，發生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大量的文章在1811年至1852年之間出版，研究這些舊約“正典餘卷”的價值與錯誤，結果導致教會領袖和神學家們對次經一致的棄絕，並且大英聖書公會作出了堅決的決定，將次經從此以後從本公會出版的聖經中排除出去。

　　結論．通過對於舊約正典來歷的簡單調查，我們得知，我們所謂的舊約聖經的收集，發生在西元前五世紀。這很可能是在以色列國重建時期的兩位偉大的領袖──以斯拉和尼希米的領導下完成的。此結論的根據，是因為舊約聖經不含有任何更晚的書卷。西元前一世紀猶太人的傳說，對此結論表示肯定。

　　西元前三世紀，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產生，證明舊約聖經在當時已經存在。其他的證據，包括西元前二世紀初便西拉·耶數對舊約聖經的引用和參考，幾年以後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關於銷毀猶太人聖書的諭旨，以及便西拉·耶數的孫子約於西元前132年所寫的話語（其中提到希伯來文聖經的三重分法，和當時希臘文譯本的存在）。

　　耶穌基督和使徒對希伯來文聖經的權威性和默示性的絕對相信，可以從許多見證中證明這一事實。他們的聖經也具有同樣的三重分法，並且可能具有和希伯來文聖經書卷相同的排列順序。另外摘自舊約書卷中至少30卷書中的上百處引文，顯示了基督教信仰的創建者及其最親近的跟隨者們，在這些作品中表現出對舊約聖經極高的尊重。

　　在使徒時期以後的基督教會中，舊約正典化的歷史，集中在對於猶太次經的取捨問題上。雖然直到二世紀中葉，這些書卷一直都被使徒和基督教作者所棄絕，而且即便是猶太人本身也棄絕了它們。

    不幸的是這些偽造的作品，在西元二世紀末的基督教中得到了接納。從那時起，它們就再也沒有被天主教所棄絕。改革家們對於次經的屏棄表現了堅決的態度。但後來這些書又在新教中找到了立足之地。直至十九世紀它們才最終被徹底地棄絕了。

　　然而更危險的，是現代主義者對舊約的觀點。他們既不相信舊約書卷的默示，也不相信它們的早期起源。這種世俗化的過程，將舊約聖經與其他任何古老的文獻相提並論，對基督教的危害，比以往對次經的麻木不仁還要可怕，因為它毀壞了信徒對於耶穌所說：它們是為我作見證的聖經書卷之神聖來源的信心（約5:39）。

　　因此每一個基督教信徒，都必須確信這些舊約書卷的神聖來源。基督教的使徒們，正是藉著這些書卷，證實了他們的信仰和教義的正確性。這些書卷經受了猶太國歷代以來所遭受的毀滅性的災難，以及它們受到的來自基督教界內部和外部的黑暗勢力陰險的攻擊，而仍得以存留的歷史，這一切就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這些著作享有上帝神聖的保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