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被孫中山先生召回，要他共同參與「第二次革命」－－護法討袁，事敗後他出亡法國，並入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汪精衛再度應召回國參與「第三次革命」，袁世凱有意籠絡，然被他斷然拒絕。

1925年2月中山先生病危，執筆起草總理遺囑，總理一字未改。

1925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他以全票通過當選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理軍事委員會主席。並執行中山先生遺命－－聯俄容共政策〈為當時國際形勢之所需，總理遺囑中已明白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1926年4月1日，在全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上重申聯俄容共政策〈因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楊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兆銘左傾〉。同年5月11日中山艦事件後〈又稱三二Ｏ廣州定亂，為蔣介石打擊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所發動的事件〉汪、蔣政見不合公開化，汪再度前往法國，不再問政。

1927年2月，因蔣介石掌權，北伐後，其獨裁作風大為黨人不滿，汪精衛再度應邀返國，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的排共政策。同年4月12日，蔣發動「四一二事件」〈清黨〉，對無武裝的共產黨員進行「肉體消滅」，汪給予痛斥。不久，蔣在南京成立新政府與武漢對峙，即所謂的「寧漢分裂」。同年6月5日，共產國際派人給中共中央發出「五月緊急指示」，要求：「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凡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引起了汪的强烈不滿，中共隨即發表宣言退出國民黨。此時汪即刻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中任職的共產黨黨員必須申明脫離共產黨，否則停職。同年1927年8月1日，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8月8日，汪的武漢政府就開始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施行「武力分共」。

以上可見汪精衛由過去的聯俄容共轉為武力分共、反共，無非都是為了中國。當時的聯俄容共，並非愛俄親共。那時的反共，是因建國的理念本不相同，與對中山先生所創建中國國民黨的忠誠。蔣與他不和亦非蔣早有先見之明，是由於嫉妒與權力之爭〈當時汪的地位與聲望都比蔣高〉。以後十年，直到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件爆發，國民黨內分分合合，權力鬥爭不息，吵嚷不停。直到1932年7月17日，日軍已進攻熱河，時局趨緊，蔣、汪才重新和好。汪初期的抗日態度也十分堅决〈時任行政院院長，可是他指揮不動蔣系人馬與張學良〈張學良是東北王，自然主戰〉，結果衹有讓蔣復出，自己再度引退出國。

1933年3月，汪又應蔣介石之請，回國共同抗日〈主行政〉，但汪環顧情勢，日、我軍力懸殊，在獲蔣的支持下〈蔣主軍事〉，展開對日和平交涉，隨後有何應欽同日軍岡村寧次共同簽訂的「塘沽協定」，自然是在屈膝求和之下的條款，就此引發了全國對汪、何兩人首度稱呼「賣國賊」的怒吼。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表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汪認為有談判空間。後又因主戰派的强烈反對，汪表示辭職，後經蔣挽留。不期在11月1日國民黨四中全會上，遭右派軍人孫鳳鳴連擊三槍重傷入院，後赴歐就醫。不久，外交部副部長被暗殺，對日强硬派成主流，汪精衛、胡漢民等早期孫中山的核心幹部全部失勢，蔣介石由此獨攬大權。這裏沒有見到是否是蔣在幕後操弄的事實，但憑他的情治系統，他不會不知道；但，由於他的鄉愿，以致漁翁得利是可能的。

1937年1月，汪再度回國，不過又旋赴越南河內。

1937年7月７日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抗戰。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三次對華申明，表示「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主張。12月29日，汪即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並另有電文〈文以「艷」字為代號，故又稱艷電〉，電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和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可是不期日本近衛內閣在1939年1月4日突然辭任〈可見日本國內也有路線之爭〉，而原本支持汪的雲南軍閥龍雲也驟然變異，終使他的和平運動再次失敗。

1938年6月武漢、廣州相繼淪陷，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發出公開信質疑抗日派。

(筆者按：旅日史學家林思雲先生的資料抄錄有關章節以明其志，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和呢，是會吃虧的，老實地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能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己，打個不己，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又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遊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决心和勇氣來講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申明，意謂在蔣介石下臺與承認「滿州國」的條件下，願與國民政府直接談判。這裏看出日本的可惡，自己要喘息時還想先吞「滿州國」〈前東三省〉。全國輿論自然一片嘩然。但汪精衛在盱衡局勢後仍然主和，隨與蔣介石正式决裂，分道揚鑣。同年12月18日，汪悄悄離重慶由昆明飛越南河內。行前給蔣介石留下了長信訣別，意為他倆雖然所走道路不同，但目的都在救國。最後說「君為其易，我任其難」，意思是：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担艱難的和平工作。嗣後，蔣又幾度派人去河內行剌汪未遂。為什麼？是蔣對抗戰的前途缺乏信心對嗎？

今則試問「局外人」，這分明是同為愛國，路線不同，何來忠奸之分？而汪兆銘的犧牲奉獻，自始至終又有誰能與之倫比？汪精衛是個大漢奸，是國民黨右派給他的政治定位；也是共產黨因他曾經在1927年8月的「武力分共」，不同理念的宿仇，你〈國民政府〉說他是漢奸，那就漢奸吧！

筆者願再提以下兩則摘錄，以供澄清忠奸之說：

一、陳璧君女士在南京法庭上的辯護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的，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了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二、據報導，中共建國初期，宋慶齡、何香凝與周恩來曾找到毛澤東為陳璧君說情。毛澤東應允，只要陳璧君寫個認罪申明，就將她釋放。但陳璧君拒絕了他們的好意。

試想：若真認為汪先生是個大漢奸，宋慶齡等還敢去為她說情嗎？若汪先生真是個大漢奸，毛澤東只要她寫個認罪申明就可放了她！那對國人如何交代？說汪精衛是個大漢奸，絕非事實真相，不過是個政治定位而已。

今天的歷史家們應還原事實的真相！政治家們何不卸去前朝恩怨，憑良心說句公道話，還給汪精衛該有的歷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