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慈濟，詮釋「大愛」-10

結語：從臺灣人文、中國文化精華，到人類新文明 

我們長久以來一直認為，人類的精神文明，即所謂「軟體」，從來都是西方的最領先，幾乎在所有的軟體領域，我們都是引用西方的成就來比照自己不足，東方能超越西方的非常罕見，「西方的水準最高」幾乎是我們深入到「潛意識」的定見。

慈濟所致力的慈善志業，不但是西方發明，世人習慣上也仍然認為那是西方的領域，是西方人做得最多，也做得最好，誰能想見，慈濟最初雖然學自西方，卻幾乎在她志業的每一個領域都有創新，都有超出西方的成就；輕則讓西方「相形見絀」，差別大的，甚至讓西方顯得「粗糙野蠻」，比如西方傳統的國際賑災方法？

慈濟志業是一個獨立於西方之外、自成一體、從理論到實踐、從人道關懷到美學應用在內的完備人文體系，是民族文化的結晶。慈濟大面積超越西方的「秘訣」，就在於「大愛」。

近年來，「品牌」和「軟實力」已成為臺灣的熱門話題。臺灣的「硬體品牌」這些年來層出不窮，從電腦、單車，到遊艇……，但「軟體品牌」寥寥無幾，似乎也沒有人關心它。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理解，源於自身民族文化的慈濟及其價值「大愛」，是臺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本土「人文品牌」、臺灣最傑出的「軟實力」。

站在臺灣看世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同文同種、易於對照的彼岸中國大陸。臺灣對大陸曾經有過三項優勢：經濟實力、民主制度、人文素養。這其中，「經濟實力」是「硬實力」，現在已經被大陸超越；「民主制度」和「人文素養」是「軟實力」，大陸在長時間內望塵莫及 —— 這也證明了「軟實力」學說的精要：「硬實力」易仿，「軟實力」難追，「軟實力」才是真正的實力。

但面對西方，臺灣只有一項優勢：「人文素養」中的「慈濟大愛」。臺灣的「人文素養」雖然優於大陸，但整體上落後西方甚遠，典型例子如法制不彰、種族不平等、美學水準落伍……。慈濟的慈善實踐和慈濟人的行為不但將這些臺灣社會的落後面克服殆盡，慈濟的「大愛」人文內涵及實踐，更在西方之上。

「慈濟大愛」是臺灣「人文素養」中勝於西方的唯一優勢，這在大陸也情況相近，「慈濟大愛」是臺灣在大陸最具感召力的人文價值。 2008 年 6 月，上海企業家阮永松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投書，寫道：「臺灣最強的優勢不是 F16 戰機，而是慈濟。臺灣雖然小，但慈濟美名天下揚。臺灣不應自卑，應有引領大陸走向文明進步的耐心和雄心。在這次四川地震救災中，慈濟人不畏艱險，前赴後繼，讓大陸人民心存感念，大陸白領們也以做慈濟人為榮。」阮永松以同文同種易於理解，且「旁觀者清」的眼光，替慈濟的人文價值在臺灣的「軟實力」中定了位。

「軟實力」是西方的理論。西方自身的「軟實力」，就是「普世價值」——「民主、法制、人權、自由、平等、多元、環保……」。遺憾的是，這些「普世價值」沒有一項是東方的文明成就。東方的文明就注定如此貧乏嗎？當然不，內涵豐富的慈濟「大愛」，就足有資格成為一項新創的「普世價值」。這是東方貢獻出的第一個「普世價值」項目，也是慈濟的文化意義與文明意義之所在，正如上海作家竹林到臺灣花蓮採訪證嚴上人後曾說的： 「慈濟的事業，已大大超出了宗教的範疇，而變成了全人類精神文明事業的一面旗幟。」

慈濟的「大愛」，其核心是傳統中國文化與佛教思想，再加上一個西方慈善的概念，是如此「三結合」的產物。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之一是：西方的文化精華是「倫理」，以理性見長，故中世紀以來，所有影響人類社會發展走向的重要思想，幾乎都來自西方；有世界和歷史影響力的近現代大思想家，也幾乎全是西方人，中國人一個也沒有。與此相對應，中國的文化精華，在於「善」，是一種品德。臺灣是傳統中國文化保存最完善之處，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團體慈濟及「大愛」價值因而誕生在臺灣，是中華文化精華之「善」的直接證明，正如證嚴上人一再強調的：臺灣無以為寶，以「善」以「愛」為寶。

一個崇尚「理性」的社會，必然是法制社會，社會人的行為也傾向恪守各種有形無形、成文不成文的規則，不會太過「出格」，西方就是如此。中國人社會理性不足，法制不全，中國人的行為，就會傾向於「不守成規」。

幾千年來，中國人的「不守成規」基本上等同於「便宜行事」，是為了貪眼前小利，直到慈濟出現才徹底改觀。慈濟的「大愛」，也是「不守成規」的產物，如「付出無求並感恩」、「走在最前、做到最後」、「施者的腰彎得比受者更低」、自付昂貴交通費遠赴他鄉作國際賑災……，都不是「成規」所能理解的。但慈濟的「不守成規」，卻是對幾千年來「便宜行事」的顛覆，開創出人類善行的極致。

論傳統文化，中國人社會的主流學術界一直都將「仁」，而非「善」，視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其實，學術界的「尊仁」，僅僅是因為中國古代的聖賢文人如孔子孟子論述過它，而非「仁」是中國人的「實踐價值」。不管學者們能在理論上將「仁」論證到何等完美的地步，事實卻是，貫串中國歷史，「仁」從來都只是一個理想、一種理論，一套書本上的東西。幾千年來，中國社會行「仁政」的，有幾年，幾人？

今天，慈濟實踐出的「大愛」，源於「善」，勝於「仁」，「普世價值」意義更超出中國文化範疇，關乎人類新文明。但迄今為止，中國人社會連對「大愛」的了解，在整體上都還很有限，更何談理論闡述。與此相對應， 前述的時任溫哥華市長 Larry Campbell 在 2005 年 6 月到訪慈濟加拿大分會時，曾謙卑誠懇地說，他不是以「市長」，而是以一個溫哥華市民的身份，來感受和學習慈濟精神；他的思想已經有所改變，會把這些新思維貫徹到市政工作裡去。一位異文化的西方政治人物，對慈濟的「價值」能有如此深刻認識，並活用於政府工作，這種透視力和想像力，應該讓至今仍對慈濟的「大愛價值」後知後覺的中國人，感到汗顏。

英國古典物理學家牛頓曾說： 「如果說我比別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牛頓這句名言，其實也向他所有的人類後代暗示著：繼承了前人的文明資產，就要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建樹。 

臺灣的民主化和經濟起飛，繼承的是西方前人的政治、科技、經濟理論和構架的文明資產，對此，除了「大愛」的新價值，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軟體「文明新建樹」呢？

自文藝復興以來，一千多年，西方的文明發展突飛猛進。但在這段期間，正如前文以「思想」和「思想家」為例所說明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與西方相比，可說微乎其微，這對於向以「五千年文明古國」為傲的中國人來說，已夠令人羞愧。今天，慈濟實踐出卓越的人道與人文，但學界對慈濟的宏觀論述卻幾乎闕如，難道我們連詮釋自己民間團體卓越價值的能力也沒有嗎？我們還要等待西方的學者在將來某個時候告訴我們，慈濟「是什麼」嗎？

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日本、中華民國臺灣等亞洲「儒家文化圈」國家經濟起飛，很快就有華人學者從傳統儒家文化的角度來詮釋這經濟現象，提出了「儒家資本主義」、「工業東亞」等新學說。慈濟的成長與臺灣的經濟起飛同步，但主流學界至今無人關心慈濟，難道我們的學者看得到經濟發展，卻看不到「大愛」的人文價值？

因此，如果關心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建議文化和學術界的有心人士，今後應下功夫，對內探討如何將「大愛」價值運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對外，則不僅樹立起當代中國文化之精華和「軟實力」，更論述出作為「普世價值」的完備「大愛」理論來。

10.02.23 第八校對稿

原文刊登﹕定位慈濟，詮釋「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