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知道那一天的必然來臨，然而聽到陳映真在冬日北京辭世的消息，內心仍無法自抑地呼喚著：啊，陳大哥！
和他認識時，我還只是一個大四學生，只因時報文學獎結識施善繼，才得以去陳映真的家中，見到仰慕的作家，也見到和陳映真同案的畫家吳耀忠、詩人林華洲。像見識到一條隱伏在台灣地底的思想泉源，學習，閱讀，寫作。然而，此生總是縈繞心底的，仍是陳映真常常問的那一句話：「人生該怎麼個活法，才是真正的人生。」此後，編雜誌、邀作者、當記者、寫評論、參與社會運動等，甚至生命的困惑與憂傷，都得到他的指引和幫助。
雖然結識那麼久，可真正認識到陳映真在台灣文學史、社會史的巨大身影，還是這幾年，在主辦《為台灣文學朗讀》的電台節目時。
我所訪問過的前輩作家之中，幾乎很少人不提及陳映真。早年和尉天驄辦《筆匯》，陳映真在這裡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包括了〈我的弟弟康雄〉、〈將軍族〉等。1965年劉大任辦《劇場》的時候，陳映真是作家兼演員。劉大任說，首度演出《等待果陀》時，開幕就由陳映真拿一面用石膏做的，但漆成古銅色的鑼，上場一敲打，立即就碎了，觀眾驚笑聲中，他大喊一聲：「開始了。」
1966年創刊的《文學季刊》則是由尉天驄主編，作者包括了陳映真、姚一葦、黃春明、七等生、施叔青等人，包括了畫家吳耀忠在內的作家們，常常在明星咖啡廳寫稿聚會。窮作家們互相支援，誰領了薪水，有錢的就請客，沒錢就掛在帳上。雜誌基本是在咖啡廳完成的。這雜誌是直到1968年7月，陳映真因「民主台灣聯盟」案件，以「組織聚讀馬克思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被逮捕入獄，尉天驄、黃春明也受到牽連調查，終於告終。
早期他的小說影響重大固不必說，他出獄後所參與的文學活動，更為重大。包括1970年代唐文標起頭的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批判買辦文化的「鬼影子知識分子」論戰、介紹世界體系與依賴理論、參與《夏潮》雜誌編輯與活動、1980年代的統獨論戰。
1985年，他創辦《人間》雜誌，在股票衝上天、錢潮翻攪的時代裡，以人性關懷和對弱小者的報導文學與攝影，找回失落的人心人性。更特別的是陳映真也帶領《人間》雜誌參與了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實踐他的信念。從反杜邦、反李長榮化工，到參加1987年恆春舉辦的第一場反核演講，陳映真都親臨了現場，站上前台，為底層民眾勇敢發聲。直到今天，《人間》雜誌仍是台灣文化的一則傳奇。
更特別的是他的小說，從早年的現代主義時期、現實批判風格，到批判跨國公司的〈夜行貨車〉、〈雲〉、〈萬商帝君〉等，開創了對跨國資本的分析與批判；這一個部分，用施叔青的話說，是遠遠超越同時代的所有作家，不僅是未曾有過，也是後無來者的。可惜這一部分，還未被充分的評價。而他所寫的〈山路〉，首度將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事件與歷史寫入小說，則開創另一種文學的典範。
陳映真參與的文學、社會運動與政治活動，不僅影響了一代人，而且是好幾代人，可說是台灣文化發展的最重要人物。這一點，在我們訪問的過程中，一再得到印證。許多作家提及，他年輕時如何與陳映真一起，做了什麼事。他也是一個溫暖的大哥。當年輕作家覺得思想上有矛盾，內心苦悶時，他總是伸出厚厚的大手。吳晟就曾提及，在他困頓而苦悶的歲月裡，曾到陳映真的家中長談。
如今，那一雙厚而溫暖的手，在久病10年後，終而撒手離去。然而，陳映真在台灣文學史、社會史，以及理論上的所有影響，必定走得更長更遠更深厚。那是未被完整評價過的經典，永恆的心印。
（作者為作家）
基督與馬克思拉鋸 造就他的藝術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23000680-260115
研究陳映真，不能忽略他的基督教信仰。陳映真出身基督教家庭，父親是牧師，基督教義中對罪惡、自我救贖的概念，都滲透到他小說中。他曾自述青年時代的偶像，是「溫柔的耶穌」與「對生命懷著肅穆敬意的史懷哲」。
日後，陳映真極欲從基督教世界走出來，從對貧苦大眾的悲憫，走向對帝國霸權的批判，他說，「與其說影響我的是基督，不如是馬克思。」他堅守左派立場，「戰後台灣思想的一個特點是缺少一個眼睛──一個左眼。左眼沒什麼了不起，可是人失了左眼，平衡就會發生問題。」
作家尉天驄認為，基督信仰中崇高力量的存在，以及對世俗情慾的鄙視，正是他糾葛來源，「他愈是抱持年輕人的浪漫，乃至逃脫不了種種情慾的誘惑，陷入心靈的天人交戰，也就愈加使之咒罵自己的卑汙。」後來他用左派信仰「加重原來的信仰」，鄙棄中產階級享受與浪漫愛情，卻在為感情所困時罵自己沒出息。
作家白先勇則認為，陳映真始終在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思想中擺盪，「前者超越世俗、後者以理性否定神的存在，「中間的衝突矛盾造就了他這個藝術家。」
在2009年台灣辦的陳映真研討會上，評論家南方朔、南藝大音像所教授關曉榮、北京社科院教授黎湘萍，都提出陳映真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南方朔認為，「基督教情結將是決定他歷史地位的最後一把尺。」
(中國時報)
老友看他…浪漫又感傷 從文學跨界政治 入獄是分水嶺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123000679-260115
陳映真曾說：「寫作是個拚命的行業。」他燃燒理想主義的熱情，內心卻縈繞感傷，作家尉天驄曾說：「我經常感到他是寂寞的。」白先勇描述他是極端浪漫主義的人，「唯有他能直直寫到人心中相當創痛的地方。」
陳映真本名陳映善，2歲過繼給三伯後改名陳永善。日後他用陳善、許南村筆名寫作，「陳映真」為他9歲過世的孿生哥哥的名字，他曾說，「用這個筆名，好像我們就一起活著。」
這個筆名所暗示的內在雙重性與矛盾，伴隨了陳映真一生。陳映真的獄友、畫家吳耀忠晚年在病痛與酗酒中度過，作家楊渡回憶，陳映真在吳耀忠喪禮上曾說，「他脆弱的那一面，也就是我的另外一面，只是我永遠不讓人看到。」
在作家韓良露、朱全斌夫婦編導的陳映真紀錄片《聖與罪》中，他中學同學陳中統回憶，初中時代陳映真綽號「大頭」，調皮幽默，很會畫畫，班上壁報都出自他手。
作家蔣勳是陳映真在強恕中學當英文老師時的學生，他回憶當年陳映真很性格，「他衣服不紮在褲子裡，頂著大包頭，常抱著吉他唱英文歌，很受學生歡迎。」黃春明懷念陳映真的慷慨體貼，他表示參加《文學季刊》期間，當時在美商輝瑞藥廠工作的陳映真，以豐厚酬勞發文案給他，接濟他又保住他面子，令他感動。
尉天驄曾說，陳映真身上有著「少年維特」身影，比同齡人更早敏感到人生的虛無，1960年代後的作品，他的理想主義從幻滅虛無轉為蘊含革命意圖，〈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開始批判現實、清算歷史，出獄後，「文學的陳映真變成為政治的陳映真。」
陳映真初中在白色恐怖中度過，曾目睹老師一夕間失蹤，他曾說入獄7年對他寫作影響大：「我因此活生生與50年的歷史直接面對，讓我知道曾經有一代人抱著高潔的靈魂，為了理想志業而家破人亡的故事。」出獄後他創作〈鈴鐺花〉、〈山路〉等1950年代白色恐怖題材小說，自述「不是用仇恨來抗議，而是透過審美方式昇華。」
1990年代後，陳映真陸續以報告詩劇《春祭》、小說〈歸鄉〉、〈夜霧〉、〈忠孝公園〉，觀照白色恐怖時代、兩岸隔絕後的老兵、台籍日本兵與情報人員等被時代扭曲的小人物悲劇，儘管曾是政治犯，他強調：「共犯結構的反省很重要，我們不能光咒罵國民黨特務，也要謙卑地看著自己，否則無法在歷史中獲得教訓。」
2002年他歷經心臟大手術，了悟生死，自述，「今後但願能從容作一點力尚能及且應做的事，並陪伴妻子珍惜地過完晚年。」
(中國時報)
活著回來的男子
沒在戰場上、西伯利亞收容所裡去世的謙二，最後被社會學家兒子問及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他坦然地回答說：希望，只要有它，人就能活下去…
1960年代初出生的日本人文社會學者當中，擁有廣大讀者的有歷史學的加藤陽子（1960年生）、政治學的原武史（1962年生）、社會學的小熊英二（ 1962年生）等。加藤有代表作《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小林秀雄獎），原武史有《大正天皇》（每日出版文化獎）、《昭和天皇》（司馬遼太郎獎），至於小熊著作則有《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三多利學藝獎）、《民主與愛國》（大佛次郎論壇獎）等。
2015年，小熊英二的《活著回來的男子：一個日本兵的戰爭和戰後》又得了小林秀雄獎。這是他訪問親生父親撰寫的口述歷史。之所以出類拔萃，是父親小熊謙二是一個只有中學文化程度、出身於社會下層的老百姓，身為社會學家的兒子卻叫他把從出生到88歲的一生經歷仔細講述下來，並且放在政治社會史的框架裡，寫出了一本真正屬於日本老百姓的口述歷史。
跟普通歷史書往往寫名人或上層人士的生活不同，這本書替廣大庶民講出來：下層日本人怎樣度過了昭和到平成的日子。作為學術著作的口述歷史，和作為文學作品的傳記，即使寫同一個人的經歷，會呈現很不同的面貌。以《活著回來的男子》為例，書寫的兒子徹底排除自己的感情，用社會歷史學家的文筆去記錄父親人生每個階段的回憶。
小熊謙二1925年出生在北海道。他家本來是日本海邊新瀉縣的素封家，然而祖父的事業失敗，父親就單身搬去北海道，當上代書人糊口，並且娶當地旅館老板的女兒，生了三男三女。
可是，六個孩子當中有四個年紀小小就病死，他們的母親35歲也上了西天。幸存的三子謙二，六歲就跟著祖父母到東京生活。老夫妻在高圓寺租房開糖果店，後來也在菜市場裡擺天婦羅攤子。1930年代的東京有許多那樣的小店，同時也開始出現在機關、公司上班的領薪族。
受領薪族子弟的影響，謙二小學畢業後上了早稻田實業中學。那是七七事變後的日子。報紙、廣播都紛紛說日軍如何勝利，但是在市面上許多生活用品都缺少，整體社會的軍國主義色彩則日趨濃厚。
42年，美軍飛機第一次轟炸東京，連謙二上課的校舍都著火。由於戰爭，中學課程縮短，他17歲就任職於富士通信機公司，成了小熊家第一個中學畢業的領薪族。當時，日軍部隊已經在菲律賓等地「玉碎」，當有人給徵兵上陣，都已沒了揮國旗歡送的儀式。家裡吃的糧食常短缺，更長期沒吃到甜的。44年，謙二受了徵兵檢查，但是身體虛弱，本來該免除服役的。未料，日本軍隊極度缺人，竟叫剛滿19歲的謙二參軍。
謙二的部隊被送到中國東北加盟了關東軍。但是沒有像樣的武器，分配到的只有當飯碗水筒用的竹筒。體質虛弱的謙二成為老兵虐待的對象，每天挨打。45年8月9日蘇聯軍突然進攻，14日日本向盟國投降。
在東北，全體部隊被載上貨車，送到西伯利亞強制勞動去了。成了蘇聯俘虜的日本兵有60多萬，其中一成喪命；這比例好過日軍收容所裡的盟軍俘虜約三倍。後來的三年，謙二被迫從事從土木建設到收割穀物的各種體力勞動。但是，基本上沒有被蘇聯人打過，反之有中老年婦女同情而給他東西吃。
48年，謙二看到自己的名字在第三批遣返人員名單上，8月底抵達了日本。他去新瀉縣老家，那裡有父親和妹妹，但戰後日本很貧窮，吃得甚至不如蘇聯收容所。他在新瀉和東京做了幾種工作，但薪水都不夠養活自己。51年，謙二患上肺結核，在療養所待了5年。當時抗生素還沒普及，他動手術，割取了7根肋骨。終於能夠出院的時候，謙二已經30歲了。
1956年，日本流行說「已經不是戰後了」，高度經濟成長開始啟動，但是謙二自己卻一無所有。 他投靠在東京學藝大學當文員的妹妹，兄妹倆住的房子沒有自來水也沒有煤氣爐，乃全日本最下層的生活。
58年，謙二通過妹妹的關係找到一份工作，是去各所學校推銷體育用品。最初賣的是上體育課用的橡皮球之類。後來隨著經濟復興，越來越多日本人開始玩業餘棒球、排球、滑雪、高爾夫球等。謙二賺的佣金很快就超過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
59年，他申請住公共房屋，但申請者太多要抽選，第三次終於當選，跟妹妹和父親搬進了兩小房加廚房及小院子的租賃公寓單位。屋裡有自來水和煤氣爐，鄰居是下級公務員等，戰後約15年，謙二的生活才算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他買了黑白電視機、洗衣機、電飯煲。1961年，謙二跟妹妹的老同學結婚；新郎37歲，新娘是32歲的寬子。她離過婚有一個孩子，但是謙二自己的條件也不是很好，算是門當戶對。
1962年，親生兒子英二出生。寬子是小學校長的女兒，對孩子的教育非常熱心，除了幫孩子定期閱讀教育雜誌以外，過生日要買蛋糕、吹蠟燭等，都是謙二之前沒接觸過的中產階級文化。65年公司倒閉，謙二自己成了體育品商店的老闆。生意很好，67年買了電話，68年買了彩電，69年則買了房子，乃四房二廳，具備空調和屋頂花園的水泥房子。
生活迅速改善的原因，一個是國家經濟在成長，一個是謙二勤勞節約，再一個是寬子聰明賢惠。然而，好事多磨，72年，初中三年級的繼子從屋頂墜下去世，傷心的寬子主張非得賣掉房子。經過高樓公寓的生活，78年又在西郊八王子蓋了六房二廳的洋房。起居室裡鋪了波斯地毯，掛了枝型吊燈，還放了鋼琴。都是寬子提出的主意，謙二專門負責掙錢養家，十年內付清了貸款。
1987年，謙二60歲，可領到養老金，要把事業逐漸讓給年少同僚了。退休以後的謙二參與環保等市民運動，這類活動常由東京郊區的家庭主婦們發動。1991年，蘇聯的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日，帶來了曾在西伯利亞收容所死亡的日本俘虜名單。謙二跟老戰友一起參加旅行團去西伯利亞，找日本人墓地向客死異鄉的戰友燒香獻花。
同一時期，日本政府向西伯利亞俘虜支付一人十萬日圓的慰勞金，但是對象不包括原殖民地出身者。謙二的難友裡有個姓吳的朝鮮人，戰後回到中朝邊境附近的延邊，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跟日本的關係，挨了殘酷的批鬥。謙二最初替自己申請慰勞金，把一半的5萬送給了吳先生。
未料，中國朝鮮族原日本兵和遺族約250人決定跟日本政府打官司，要求跟日籍兵同樣的待遇，希望謙二做共同原告。他同意，並且招待來日本訴訟的吳先生去伊豆半島洗溫泉，可是最後東京法院沒有承認他們的請求權。2015年1月，寬子去世。
89歲的小熊謙二，仍一個人住在八王子的洋房，自己料理家務，還開車去買東西。最後被社會學家兒子問及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他坦然地回答說：希望，只要有它，人就能活下去。
書名《活著回來的男子》指的是，沒在戰場上、西伯利亞收容所裡去世的意思。整本書的筆致很平淡，可是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清楚深刻。小熊謙二是勇敢的普通人。他的講述為廣大日本老百姓爭取了榮譽。
(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