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孫中山病逝當時的情勢，中國需要的是能領導軍隊的人。圖為孫中山的靈堂。（新華社） 
1924年6月16日孫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齡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新華社） |
編者按抗戰時期，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親日政權，造成抗日的重大危機。然而汪精衛到底是漢奸還是英雄，未有定論。本文作者張有朋為資深媒體人，特殊因緣結識了軍統局的外勤工作人員李登科，常聽他們談論當年蔣介石的祕辛，震驚猶疑之餘，乃深入研究，寫成《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絕世祕密》一書，由INK印刻出版。本版特予節錄，讓讀者一窺當年汪精衛與戴笠祕密接觸，以及他忍辱負重的過程。
在「軍」的領域上，孫中山認為非蔣介石不可。而在「政」的領域上，汪精衛顯然是孫中山以外最孚眾望人選。
同盟會成立後，汪精衛成為孫文得力助手，並在1907年陪伴孫文出走日本、赴東南亞宣揚革命理念。
同盟會的組成，是整併了所有在日本的革命組織，以及其他各省留日同學所成立的一些較小團體；但這些革命志士大多是文人出身，同盟會總共進行了6次武裝起義全都失敗，加上興中會時代的兩次起義，這8次的失敗犧牲了許多年輕熱血；梁啟超在他所創辦的《新民叢報》上乘機抨擊同盟會的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只會叫別人往前送死，自己則躲在後面享受榮華富貴。同盟會內部開始浮現雜音，光復會出身的章炳麟和陶成章一向與孫文不合，利用機會寫了一篇〈孫文罪狀〉，攻擊孫文私挪經費與專斷獨橫，並到處散發，導致同盟會一時之間出現分裂危機。
汪適時晉升執行者
汪精衛在許多革命志士產生懷疑的關鍵時刻，表態堅決擁護孫文的革命領導，並提出由他自己出面執行暗殺大清攝政王載灃；對孫文來說，汪精衛已經從他身邊的文膽、祕書、規畫者，提升到了流血革命的執行者角色。
刺殺載灃的掩埋炸彈行動選在1910年3月31日半夜，地點是載灃北京所居王府的什剎海附近的銀錠橋上，汪精衛原來的想法是，等載灃經過橋上時將炸彈引爆、完成任務，沒想到作業時不湊巧遭人發現被密報，汪因此被捕。汪精衛犧牲小我以成就革命志業並從容赴義的精神，引起當時中國人的普遍認同，也因此被視為民族英雄，不但化解了同盟會瓦解的危機，更使革命事業快速向前推展；第二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汪精衛的刺載案，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從協和醫院移往鐵獅子山胡同行轅後病逝。
國民黨的領導制度是總理制，身為總理的孫中山並沒有交代總理繼任人選，汪精衛又是遺囑撰寫人，一般認為不符常情，當時的中國雖然由國民黨掌控中央，但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各省督軍擁兵自重一如古代諸侯割據，如果缺乏明確的領導人，統一情勢將更為艱難。
歷史要回到1916年，袁世凱復辟雖然失敗，但中國各地勢力並未削平。1920年11月，孫中山在長期從事革命的廣東都督陳炯明協助下返回廣州，但陳炯明主張的共和體制和孫中山不符、又不贊成出兵北伐，和孫中山愈行愈遠，反於1922年6月16日舉兵攻進總統府，孫中山被迫離開廣東，之後孫中山號召各路軍隊討伐，但始終無法將陳炯明逐出廣東，直到1925年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出身的軍隊先後兩次東征，終於12月收復廣東全境。
民國成立後，中國事實上處於一個極端分裂的現實，孫中山在多次「以政領軍、討伐叛逆」的事件裡，都面臨軍隊不忠的現象，尤其是在1917年展開的「第三次革命」；直到在俄國人支持下成立黃埔軍校、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後，才真正建立一支能夠貫徹命令的軍隊，而蔣介石在孫中山多次蒙難時，每次都能挺身出面護衛孫中山，並堅定執行討伐命令。在「軍」的領域上，孫中山認為非蔣介石不可。而在「政」的領域上，汪精衛顯然是孫中山以外最孚眾望人選；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汪精衛以犀利的筆鋒、動人的演講加上英俊的外貌，吸引廣泛人心支持、募集源源不斷的資金，為革命事業增添不可或缺的柴火，並在關鍵時刻化險為夷，若說革命事業有一半是汪撐起來的亦不為過，且汪對孫中山始終追隨左右、忠心耿耿。
蔣適合領軍政階段
然而汪精衛雖然優秀，不沾名利、品德高尚，個人操守更甚孫中山，但這樣的性格在當時中國混亂的政經情勢裡反而並非優點，中國人說水清無魚，汪精衛正是政壇裡少見的一盆清水，容不得一絲絲雜黑混濁的汙水入內，因此無法和環境結合。
另外從孫中山所著「建國大綱」來看，三民主義的實行是先軍政、次訓政、後憲政；孫中山逝世當時，蔣介石還在進行第一次東征，北伐更還沒開始，中國還處在孫中山所定義的軍政階段，這個時期所需要的領導人，是要能有效控制軍隊的人物。
有史學家認為，孫中山應該是屬意由蔣介石繼任接班人選，在汪精衛面前沒有宣布，等於是表達了他內心的想法；或許孫中山不宣布接班人選有其兩難，也或許希望交由民主制度自然產生新的總理人選，但無論真正意思為何，這對日後汪精衛與蔣介石的爭權，的確造成間接影響。（待續）
「中山艦事件」導致蔣介石和汪精衛第一次衝突。圖為大陸武漢市中山艦博物館。（新華社） 
蔣介石（右）與汪精衛（左）。（取自網路） |
表面上汪精衛雖另立中央政府，而這也不是蔣、汪之間爭權的新模式，只不過汪是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才有這樣一個政府，蔣介石氣憤歸氣憤，但對他並無壞處，甚至還有好處。
汪精衛追隨孫中山的時間要比蔣介石早了3年，當汪精衛已經大大揚名、成為孫中山信徒的時候，蔣介石才剛進入革命領域。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時，蔣介石前往永豐艦護衛孫中山，這是他追隨孫中山最大的轉捩點，獲得孫中山高度信任與賞識。
孫中山逝世前，蔣介石就已經擔任東征總司令，因為率領第一支屬於國民政府的軍隊，並在1925年12月擊潰陳炯明、收復廣東省之後，個人聲勢大漲。在這之前，蔣介石和汪精衛都是處於黨內合作的狀態，當然那時蔣在國民黨內的輩分與資歷都還不及汪精衛。
競合式的政治競爭
蔣介石和汪精衛第一次衝突是因為1926年3月18日的「中山艦事件」。
容共政策是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所定，但蔣介石在1923年請纓率團訪問蘇俄時，就已經看透蘇俄真正的企圖，對共產黨徹底失望。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展開左、右派之爭，汪精衛因支持總理容共政策而成為左派，而蔣介石則成為右派領導人物。
汪精衛對中山艦事件是很生氣的，他認為蔣介石採取這麼大動作明顯是越權行為，但國民黨右派元老紛紛替蔣介石講話，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後來出面道歉，蘇俄顧問季山嘉反而認為汪精衛的領導有瑕疵。汪精衛和他的夫人陳璧君在無奈之下離開政壇，前往法國。
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第二次衝突是武力分共事件。中山艦事件之後，國民黨內變成蔣介石一人獨大，蔣雖然領導北伐，但連黨內右派都認為他的作風獨裁專斷，又紛紛發電報請求汪精衛回國。汪從法國返回後繼續左派作風，共產黨又在農村與基層搞鬥爭，右派人士擔心國民黨被共產黨整垮，反而又回頭聯合蔣介石；1927年4月12日，由蔣指揮發動清黨，大規模逮捕共產黨員，包括共產黨創黨元老李大釗在內的300多人被處死。
蔣介石的武力分共，汪精衛除痛批外，並開除蔣介石的黨籍，更嚴令捉拿蔣介石。但蔣等右派在南京自立門戶，以有別於武漢中央政府，國民黨因此造成寧漢分裂。
中原大戰是蔣、汪之爭最激烈的對抗。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處在一個無時無刻不在拉黨結派、爭權奪利的狀態。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分分合合，到1929年底，各省派系軍隊大多和汪精衛聯合，反對蔣介石獨裁，於1930年4月和蔣系部隊爆發中原大戰，這是民國以來中國最大的內戰；緊要關頭時，張學良的東北部隊從中立倒向蔣介石，使汪精衛等聯合陣容大敗，汪精衛於1931年元旦宣布下野。
寧粵戰爭是蔣、汪之間第二次嚴重對抗。蔣介石的獨裁個性不改，國民黨內部再起反彈，監察院發起對蔣的彈劾，兩廣將領也再度起身反抗蔣，汪精衛又被請回主持大局，發動護黨救國運動。1931年9月初，廣州政府軍隊北上討蔣，爆發寧粵戰爭。沒想到日軍卻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使國民黨的內爭自動停息，變成一致對外。
九一八事變後，蔣、汪之爭變成攜手合作，汪主政、蔣主軍；汪對外交涉，蔣安內作戰。兩人共同謀國直到1938年12月，汪精衛出走重慶走上和談救國之路，和蔣介石的抗戰領袖分道揚鑣，為他的和平救國理想而自行努力。
汪精衛出走重慶，形成蔣、汪弔詭關係。1939年3月蔣介石指示戴笠刺殺汪精衛，是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爭鬥達到了顛峰。1940年3月20日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汪之間的恩怨成為一種新的弔詭關係。表面上汪精衛雖另立中央政府，而這也不是蔣、汪之間爭權的新模式，只不過汪是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才有這樣一個政府，蔣介石氣憤歸氣憤，但對他並無壞處，甚至還有好處。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藉著盟軍的支持與優勢出現曙光，但也相對擔心被盟軍犧牲中國利益，更擔心共產黨被蘇俄培植坐大，蔣介石在預見日本即將戰敗的時刻，反而更想和日本簽定中日單獨合約；歷史上著名的密件《佐藤工作》就是在1945年3月由蔣介石指示戴笠、讓南京政府考試院副院長繆斌對日進行和談，但最後因為時機已過加上文件曝光等因素，繆斌從功臣被打為漢奸，並迅速審判槍決。
反動式的政敵鬥爭
繆斌案提供了一個假設的省思，如果汪精衛還在世時，透過汪精衛對日提出中日單獨談和，日本人應該會立即反應，不致像對繆斌那樣處處存疑的，繆斌的中日和談條件對中國利益無損，對國民黨壓制共產黨有利，對日本也有利；日本最終仍會戰敗，而一旦和談成為事實，東北的情況可能完全改變，國共之爭的演變也可能大幅扭轉，或許就沒有今日的兩岸分裂了，當然最後當家的極可能仍舊是國民黨。
蔣介石間接利用汪精衛南京政府對英美造成壓力，但沒有直接利用汪精衛和日本和談。對國民黨來說，或許這是兩人恩怨中最可惜的一點。（待續）
兩岸史話－汪精衛是漢奸還是英雄
▲近年因長像神似而被暱稱為「老蔣」的李登科，原是軍統局成員。（本報系資料照片） 
▲前軍情局長戴笠（右一），是中國情報工作建制者，軍情同志皆以「戴先生」尊稱。（本報資料照片） |
汪先生也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總理的信徒，他是為了救中國，所以脫離國民黨、跑到越南去，這是和局長講好的，那是要取信日本人，讓日本人以為他和委員長是真正不合。
在所有研究汪精衛歷史的相關文件、資料以及史學研究或著作等，從來都沒有揭露過戴笠和汪精衛之間的祕密接觸與約定，這表示這段祕史在當年相關當事人的保護或恐懼被報復下，一直都隱藏得很好。而這段密史之所以能夠曝光，主要是兩位關鍵人物，一位直接關係人──前軍統局少將處長王新衡，一位間接人物──軍統老兵「老蔣」李登科。
犧牲自己做日間諜
老蔣在擔任蔣介石的外侍時，就已經和蔣經國非常熟悉，經常叫老蔣幫忙跑腿送信，當時蔣經國官邸在長安東路一段18號，而蔣經國的部屬兼好友王新衡則住在現在的林森北路67巷。
王新衡曾和蔣經國同時留學俄國中山大學，蔣經國在俄國當了12年的人質，歷經俄國底層最困苦的生活，還差點死在俄國，這一段經歷使他和王新衡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王新衡於1930年返回上海，因為他對蘇俄的瞭解、對共產黨的洞悉，獲得蔣介石欣賞而進入國民黨軍政系統工作，他以一個讀書人的背景、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在軍中升到少將。
1952年初的一天，老蔣去王新衡家替經國先生送信，蔣經國那時是總統府資料室主任，王新衡擔任立法委員，只不過不常去立法院，老蔣沒事時也會順道拜訪這位老長官聊聊天。
王新衡問老蔣：「最近有上山（前往蔣介石在陽明山的官邸）嗎？」
「最近沒去，前一陣子夫人去美國了。」老蔣回答。
「夫人又什麼事去美國？」王問。
「喔，這是老先生（蔣介石）感冒了，後來打針的時候順手摸了護士屁股一把，剛好被夫人進門看到，夫人就很生氣啊，和老先生大吵一架，夫人愈吵愈生氣，乾脆就回美國了。老先生就趕緊派祕書長（張群）去美國把夫人追回來，好笑得很，老先生自己還說了一句：『只不過是摸了一下，我又沒有吃她！』」老蔣生動的描述蔣介石的事。
「大驚小怪，如果是汪精衛的話就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王新衡說完這句話後頓了一下又有感而發的說：「汪先生是我們中國一位大英雄。」
「汪精衛不是漢奸嗎？」老蔣很詫異，不但是因為王新衡說的內容，而且在當時那個年代，汪精衛話題是一項非常敏感的禁忌，沒有人敢公開談論汪精衛的事。
「小孩子不懂不要亂說話，汪先生一直是為我們中華民族在做事，他是為了救中國，如果沒有他犧牲自己和日本這樣打交道的話，我們中國恐怕要被日本人給滅掉了。」
「究竟怎麼回事啊，怎麼我們中國差一點要給日本人滅掉？」老蔣自己也是軍統局情報員出身，當時就覺得汪精衛的事情恐怕是一件大事。
王新衡本來是不太願意說的，老蔣窮追不捨。王新衡開始敘述說：「汪先生是和戴局長合作，要把日本人滅掉。汪先生他一個人沒有這個力量，所以和戴局長聯合，要把日本人滅掉，不早一點滅掉日本人的話，我們中國人就要吃大虧了。」
「戴局長對汪先生說：『為了救中國，我希望你能犧牲你自己，你如果不肯犧牲自己，中國就沒有勝利的可能。』戴局長一直在說服汪先生，起先汪先生還在猶豫沒有同意，談了好幾次，汪先生才表示願意犧牲自己。」
「汪精衛不是刺殺過清朝的載灃嗎？不簡單哪，他是真正的英雄人物。」
「對啊，你看他連自己的命都不在乎了，他也是為了救中國人，所以最後答應戴局長，願意犧牲自己、和局長合作。」
王新衡繼續提到：「汪先生也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總理的信徒，他是為了救中國，所以脫離國民黨、跑到越南去，這是和局長講好的，那是要取信日本人，讓日本人以為他和委員長是真正不合。汪先生後來提供很多日本方面的情報，像長沙大捷就是汪先生給的情報正確，讓我們占了有利先機。後來日軍幾次戰役失利，川島芳子對汪精衛產生強烈懷疑，經過暗中調查，認定汪精衛是間諜、洩漏日軍情報給重慶政府。」
與蔣不和難遭懷疑
王新衡對老蔣說，戴局長第一次和汪精衛談這件合作的事情，是在汪精衛重慶的住所，大約在汪赴河內的半年前左右，第一次汪沒答應，後來汪終於點頭，表示願意犧牲自己來救中國，但究竟談了多少次，戴笠並沒有明確告訴王新衡，顯然，汪精衛在忍辱負重、背負漢奸罪名上，心裡也是極度掙扎的。
戴笠為何要挑選汪精衛進行情報工作？王新衡的講法是，和日本人談和的工作有助於情報的吸收，而汪精衛是最適合人選，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政策是以和平談判代替抵抗，汪精衛又和委員長不合，日本人更不會懷疑他，跟日本人和談甚至合作從而獲取有利情報，就能增加抵抗日本人的成功機會。而戴笠每次出去都會化妝易容，且從不帶侍衛，沒有人知道局長什麼時候會出去、見什麼人，連王新衡也不知道戴笠什麼時候會找他、談什麼事。 王新衡會和老蔣聊這些機密大事，一方面無意中因感嘆而起，對老蔣這個年輕人也有好感，再加上他心中其實一直也對蔣介石的某些方面是不滿意的，只是不敢表露而已。（待續）
▲軍統局局長戴笠。（本報系資料照片） 
▲曾仲鳴(左)在刺汪案中做了替死鬼，右為其妻方君璧。（取自網路） 
▲刺汪案時的軍統局香港區區長王新衡。（本報系資料照片） |
特務登樓，即向該朝南房間衝去，發現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褲的人急起，準備開燈，特務從形影上認為是汪精衛本人，槍彈速射數十發，即下樓奪門而逃。
有關河內暗殺汪精衛事件的確是蔣介石直接下令戴笠進行，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恩怨太深，戴笠不敢把和汪精衛的合作向蔣介石報告。在蔣介石下令後，戴笠自然要取信蔣介石，因此挑選得力助手和精練幹員共18人，先後分多梯次經香港赴河內進行刺殺汪精衛行動。
當時王新衡是任職香港區區長，在這之前王新衡還曾任軍統局上海區區長、西北區區長，是戴笠最信任的部屬之一；刺汪行動成員在赴越南河內前，
戴笠特別和王新衡充分討論過人選的適當性，在聽過王新衡分析與建議後才將成員名單拍板定案。
四種行動可能
戴笠是在更早之前將汪精衛的事情告訴了王新衡，在香港還是在重慶講的這件事，王新衡並沒有說，但是在汪精衛於1938年12月18日離開重慶前，戴笠是知道的，因為戴笠告訴王新衡：「要走了，到河內之後，你們要暗殺他。」這句話有著很深的含意，戴笠曾對王新衡說過，委員長不知道這事，但暗殺汪精衛是委員長下令，而戴笠在汪精衛離開重慶前就知道要在河內暗殺汪精衛，因此具體分析起來有四種可能情況：
一、蔣介石並不知道戴笠和汪精衛的合作，但絕對知道汪精衛要離開重慶從事對日和談工作，並和戴笠討論過，如果汪精衛超過權限、擅做主張，或做了賣國賊，就要暗殺他。
二、戴笠騙了王新衡，蔣介石從頭到尾都知道整個計畫，河內暗殺只是一場大戲，既演給日本人看，又讓汪精衛變成漢奸，遭世人唾罵。
三、蔣介石知道戴笠和汪精衛的合作計畫，但並不知道汪精衛要另外成立中央政府，成立南京政府是戴笠和汪精衛布的局。
四、蔣介石知道戴笠和汪精衛的合作計畫，但連戴笠都不知道汪精衛要成立南京政府。
最終，戴笠並沒有對河內刺汪行動成員透露內情，只給了一項重要指示：「嚇唬嚇唬他（汪精衛）就好，不能打死人。」戴笠的表面講法是，要用嚇唬警告的方式把汪精衛拉回國民黨。
這當然是白話一場，因為汪精衛連死都不怕。
戴笠在軍統局的地位與權威猶如天皇，就如同清朝名將年羹堯一樣，他的部將只知有年大將軍而不知有雍正皇帝。戴局長講的話所有人一定遵行，絲毫不敢怠慢，而且不敢問原因。
王新衡對戴笠是非常尊敬的，即使在戴笠死後，王新衡只要提到戴笠，言必稱「局長」或「戴局長」，從來沒有直呼「戴笠」或「戴雨農」。
蔣為根除後患
在越南河內暗殺汪精衛的經過，各類記載所描述的細節都非常清楚，僅以其中一段為例──
「1939年2月，蔣介石派出和汪有淵源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谷正鼎，兩次赴河內勸汪回重慶供職，遭到汪的拒絕。為了根除後患，蔣介石派戴笠手下的得力幹將陳恭澍到河內執行刺殺汪的任務。
汪住在河內高朗街27號。這是一座3層樓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園。汪精衛夫婦和曾仲鳴夫婦分別住在3樓的兩間臥室裡。2樓為會客廳及其他隨從人員臥室，一樓為汽車房及服務人員、衛士住所。陳恭澍為了狙擊汪精衛，在汪的住宅對面租了一幢房子窺察了一個多月才決定動手。
3月21日，軍統特務爬牆入汪寓。特務偵得3樓朝南的一間房間，幾個晚上電燈通夜未熄，斷定此房必為汪之臥室無疑。特務登樓，即向該朝南房間衝去，發現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褲的人急起，準備開燈，特務從形影上認為是汪精衛本人，槍彈速射數十發，即下樓奪門而逃。其實，這朝南大間睡的是曾仲鳴夫婦。
曾仲鳴隨汪精衛到河內後，其妻方君璧從香港趕來會晤。汪精衛以為曾、方夫婦久未團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間讓給他們同住，結果曾仲鳴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受傷。當夜，汪精衛住在隔壁房間，原由一會武術的山東大漢趙國慶替他在房門口看守。趙聞聲立即避入汪室，連房門也來不及下鎖，趙躺在樓板上，頭靠著床，以雙足抵房門。汪精衛倖免遇刺。」
大多與史不符
類似這樣描述河內刺殺汪精衛情節的版本有很多種，但是大多和真正歷史不符，台灣官方記載版本完全失真，連陳恭澍本人所出版的回憶錄也沒有說實話，主要還是因為蔣介石的關係；而到台灣後期蔣經國主政時代，由於蔣經國從不對汪案表態，沒有人知道蔣經國的想法，自然也不敢吐露汪案案情，不論是陳恭澍回憶錄或是台灣官方記載，仍舊維持原來的失真版本。（待續）
▲王魯翹後來到台灣轉任警界，最後還當到台北市警察局長。（本報系資料照片） 
▲汪精衛在軍統局人員看來是救國救民的英雄人物。（本報系資料照片） |
「只要嚇唬嚇唬他就好，不能打死人。」王魯翹受命為主要殺手卻把汪的祕書打死了，對汪精衛來說，那是真的悲痛，不過從以後汪繼續和戴笠的接觸來看，汪精衛顯然並沒有因此遷怒戴笠。
陳恭澍回憶錄中對刺汪經過回憶為：「魯翹飛步來到2樓，樓梯口的電燈還是亮著的，卻不見一個人影，間間房門也都緊緊關著。魯翹到了3樓，手扶欄杆往樓下一瞄，鑒聲已經站在2樓的樓梯口，魯翹問道：『看見那個人沒有？』鑒聲搖了搖手。於是魯翹已無後顧之憂，這才放心大膽的奔向右首，靠近前端的那間主房。
這是我們預先偵察好了的，而且還叫唐英傑潛伏在房上複勘過兩次，所以在我們的心目中，確定這就是汪精衛的臥室，他每天起居就在這一間。
魯翹推門，推不動，再扭動門上的把手，也扭不開，可以肯定這扇門是在裡面拴上了，同時也證明了房內一定有人。魯翹退後兩步，借著那股衝勁一腳踹去，還是踢不開。他情急智生，轉身到樓梯口，打手勢給餘鑒聲快把斧頭傳上來，鑒聲會意，正預備縱身跳下去的時候，唐英傑飛一般的已把斧頭帶上了3樓。
鑒聲招呼英傑下來代替他的警戒位置，自己也到了3樓。魯翹、鑒聲二人合力劈掉了這房門中間的一塊木板，探手摸著裡面的門球轉動了好幾次，還是沒有辦法把門弄開，這才確定門是鎖上的。此刻，門板上已露出一個一尺見方的大窟窿，魯翹蹲下身子，歪著頭朝裡一看，在燈光照射下，只見床鋪底下趴著一個人，而且是個大男人。他上半身掩蔽在床下，完全看不見，腰背雙腿則全部暴露在外面，想必是聞聲知警，一時不知所措的一種躲避行為。依據看得見的體形為斷，以及先入為主的意識作用，這不是汪精衛還有誰？
魯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立刻作出了判定──趴在床底下的那個人，就是汪精衛。魯翹毫不遲疑，舉槍便射，他一連開了3槍，因為距離太逼近了，眼見粒粒子彈都射入床下人的腰背。其唯一使魯翹同志引為遺憾的，就是打不開門，而沒有辦法把那個人拖出來看個究竟。」
刺殺案後持續接觸
陳恭澍對於刺汪一案的行動過程交代得非常清楚，但並沒有提到戴笠所下的指令：「嚇唬嚇唬他就好，不能打死人。」這個指令是河內刺汪案的最重要關鍵，也是所有當事人在歷史上是否吐露實情的指標。
這起暗殺雖然是委員長下令發動，但是行動成員全由局長戴笠親自挑選，中間還經過和王新衡的充分「討論」，戴笠的指示非常清楚：「只要嚇唬嚇唬他就好，不能打死人。」王魯翹受命為主要殺手卻把汪的祕書打死了，對汪精衛來說，那是真的悲痛，曾仲鳴曾經同時和汪精衛留學法國，並和汪有遠親關係，稱汪為「四哥」，汪則呼曾為「十一弟」；曾仲鳴本身的文學素養極佳，為汪精衛處理身邊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可說是汪的得力助手，對汪更是忠心耿耿，但這個變故完全出乎汪精衛的預料，不過從以後汪繼續和戴笠的接觸來看，汪精衛顯然並沒有因此遷怒戴笠。
河內任務結束，王魯翹回到重慶後當面向戴笠報告說：「報告局長，我把汪精衛祕書打死了。」戴笠雖然早知道，但一聽之下還是勃然大怒，只吼了一句：「關起來！」現場沒一個人敢應聲、更不敢替王魯翹求情，只有立刻將王魯翹軟禁在軍統局重慶總部的一個房間。
戴笠為何悄赴河內
在陳恭澍回憶錄對於河內刺汪案的描述，還有兩段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段內容是：在河內刺汪成員還沒摸清汪精衛住處時，戴笠就已經知道汪先生住在哪兒了。這個情報究竟是從何處而來？可能的情況是──
一、戴笠直接和汪精衛聯繫，或和汪的代理人聯繫。
二、戴笠在河內另外安排了眼線。
三、汪在河內的住宅根本就是戴笠事先安排的。
但問題是，戴笠為什麼不將這項情報直接告知刺汪小組？不管是上面哪一項，在戴笠知道汪精衛住處而軍統情報人員仍不知道的情況下，按照戴笠平常的習慣，一定會對陳恭澍等人員大為不滿，而實際情形是，戴笠在當時以及任務結束回重慶後都沒有提起這事；因此以上的3種假設，可能部分甚或全部都是真實情況。
第二段的內容是：戴笠曾於返回重慶後，悄悄再赴河內辦理極機密工作。戴笠的作風是，他什麼時候出門、要去哪，從來不會有人知道，他經常化妝出門、不帶隨從，做什麼事雖沒人知，但一定是和機密任務有關；戴笠悄悄再赴河內究竟做了什麼事？是否和汪精衛見過面、討論未來發展情況或互通某些情報？
戴笠對於軍統的領導是讓很多軍統人員又敬又怕的。對於編制外情報人員的吸收，戴笠經常運用的是激將法，以愛國情操、民族大義動之以情；但對於編制內的部屬，經常會施加很大的壓力，有時因為一個任務始終無法達成或是工作進度落後，戴笠也經常會忍不住暴跳如雷、破口大罵，軍統人員對戴笠的脾氣非常清楚，但河內刺殺汪精衛以及後續刺殺任務都告失敗，卻沒有任何人遭到懲處或被戴笠破口大罵，除了王魯翹，這顯然也不符合戴笠作風。（待續）
▲胡適日記中透露胡適（右）對汪精衛的政治人格高度信任。圖為胡適頒發蔣中正總統當選證書。（本報系資料照片） 
▲蔣中正雖然對日宣戰，但沒有放棄和談之路。圖為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報導。（取自維基百科） |
汪精衛由主戰改為和談為主，主要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汪精衛都認為對日和談策略才是對的方向。
曾仲鳴的死令汪精衛悲憤異常，於是在3月27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舉一個例〉文章，透露部分重要內幕，顯示和日本談和是他與蔣介石的共識，是經過最高機關開會討論通過的決議，汪精衛更希望「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
汪精衛所透露的國防最高會議第54次常務委員會議，是在1937年12月6日做成和談決議，做成這決議的重要原因是11月上海的淪陷，淞滬會戰只打了3個月就結束，國軍根本擋不住日本軍隊，軍力嚴重耗損，土地仍舊不保，歐美列強又袖手旁觀。而首都南京更在決議後一周之內快速淪陷，汪精衛對於南京大屠殺有著很深的悲痛，這更加深了他的主和之路，即使日本對於談和條件始終反反覆覆。
蔣也主張對日和談
事實上蔣介石也是主張對日和談的，秦孝儀所主編的《先總統蔣公圖像墨跡集珍》中提到：「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包括北平、上海、南京許多大學生紛紛赴南京請願，情緒激昂的要求抗日救國，蔣公接見這些學生代表時說『關於抗日的事情，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我對日宣戰，全國國民一定是稱讚我，把我抬得很高，但我為什麼不這樣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我是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存危殆，我現在要為國家前途打算，要為民族前途著想，不能為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或者他的滅亡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還是可以復興的話；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方法可使中國不亡，使中國不致受這幾十年或幾百年亡國之苦，我們為什麼不採用呢？為什麼反願意嘗這幾十年或幾百年的痛苦呢？』」
這聽起來反而更像汪精衛說的話，但在1931年的時候，汪精衛是主戰的。
1932年淞滬戰爭後，汪精衛由主戰改為和談為主，主要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汪精衛都認為對日和談策略才是對的方向。中日兩國軍力不但在數量上相差懸殊，而且在素質方面落差也很大，日本軍隊完全是現代化制式訓練，裝備精良、規格統一；中國軍隊是由中央軍與各省地方軍隊組成，人員訓練不一，地方軍隊中有許多更被戲稱為雜牌軍，武器裝備是集各國之大成，槍枝彈藥不能互通，戰力自然大打折扣，服裝襤褸不堪，醫藥等後勤物資也不夠。這種戰力比較的思考邏輯是：中國對日作戰能維持多久？
另外在日本本身方面，對於侵華戰爭也有兩派，《李宗仁回憶錄》中就提到：「日本人對侵華、反蘇兩項抉擇實持有不同意見，縱使是少壯派軍人之間意見也相去甚遠。南進（指的是侵華）、北進（侵蘇）兩派頗為格格不入，陸軍和海軍也時相水火。當時訪粵的少壯軍人中，和知鷹二中佐便是不贊同侵華而立主反蘇的重要分子。……他認為日本侵華是最大的錯誤，蘇聯才是日本真正的敵人，日本應聯華反蘇，不應把中國趕入蘇聯的懷抱。」
七七事變後蔣介石雖然對日宣戰，但並沒有放棄和談之路，只是他並不方便出面負責，在《胡適日記》中對這部分有很重要的記載。
須有政治家擔大任
胡適在1937年7月30日的日記中提到：「到高宗武家吃飯，在座的有蕭同茲、程滄波、裴復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團也。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件事：1.外交路線不能斷，應由高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2.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
《胡適日記》裡說「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負此大任」，雖然沒有指明是誰，但從之後發展來看，胡適和高宗武都非常清楚：汪精衛就是最適合、也是唯一的人選。
1937年7月31日的《胡適日記》中又提到：「蔣先生約吃飯，在座者有梅、伯苓、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6個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說話，只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他（指蔣介石）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是一件miracle，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1937年8月6日的《胡適日記》：「同近衛內閣進行談判是可能的，而且不應錯過機會。」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蔣介石後來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以尋求美國對中國的支持，胡適在1937年9月8日離開中國赴美前夕的日記中寫道：「10點到鐵道部官舍見汪精衛先生，他正在開國防會議，囑我小待，待至11點半他才散會。談次，我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12點到高宗武家，只我們2人同飯，久談。我也勸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
從《胡適日記》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的對日態度還是維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而胡適和高宗武等人對汪精衛的政治人格，顯然是高度信任的。（待續）
▲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有述及抗戰期間中日講和的一段歷史。圖為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戰後派出的今井武夫一行4人洽降。（新華社） 
▲汪精衛祕書胡蘭成在許多論述上替汪精衛平反。（本報系資料照片） |
對照戴笠與汪精衛祕密接觸以及其他相關文件比對，「汪之出走，原意為緩兵之計，並照顧淪陷區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祕密。」並非臆測，而是事實。
侵華日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在七七事變時擔任日軍派駐北平的武官副官，戰後在《今井武夫回憶錄》中提到：「7月廬山會議中，周佛海、胡適、陶希聖、梅思平等向蔣介石建議採取不擴大的方針。首先由張季鸞打頭陣，接著由左舜生和李璜跟上。在這期間，胡適和張君勱也曾幾次會見蔣介石，提出對中日和平的意見。」
中日有可講和的點
在《高陶事件始末》裡也提到：「其實日本天皇也主張不擴大。他在《昭和天皇回憶錄》裡寫道：不久，這個事件（指盧溝橋事件）波及上海。近衛主張不擴大方針，我則認為既然波及上海，要防止其擴大是很困難的。……我主張對中國予以威脅同時提出和平論，參謀本部贊成我的意見，但陸軍省卻反對。反對的可能是陸軍省軍務局。因而又失去了妥協的機會。」
在南京臨時政府擔任過宣傳部長以及汪精衛祕書的胡蘭成，於1972年10月應台灣文化大學邀請，赴台開班授課，但拖了兩年才辦好入台手續，1974年中，胡蘭成登台講學，一直到1976年11月離開台灣，在台待了兩年多；胡蘭成這樣的身分要進入台灣是非常敏感的，當然要經過蔣介石的同意，意思是蔣介石不但知道而且准許；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後由蔣經國接班主政，由於蔣經國痛恨日本人，胡蘭成因為和日本關係太好而被蔣經國封殺返台，但胡蘭成並沒有因為和汪精衛的關係而被封殺。
胡蘭成在台灣時，於1975年9月7日寫給秦孝儀（蔣介石祕書）的信函中提到：「去年來此之前，曾奉書於 先生，即已料到在台灣之文化人將以僕與汪氏之舊事為言，今當然不作辯解。
惟因 先生是關係民國史學之人，於茲敢舉一史實奉告：金榮華（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告僕，彼在墨西哥時聞朱庸壽言（戰時外交部護照課長），汪之出走， 蔣公是知道的。朱云：那天忽然汪副總裁派人來要出國護照，朱不敢作主，請示外長王寵惠，王外長即以電話向 蔣公請示，是 蔣公說可以發給的，否則不可能出國。
汪之出走，原意為緩兵之計，並照顧淪陷區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祕密。但其後汪氏主張當真與日本講和，這才是與 蔣公相違了。戰後第六年日本恢復獨立後，《每日新聞》曾又全文重載汪氏對記者的談話：「我們與日本講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國會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國的；乃是怕戰爭延長下去，中國會亡於共產黨。而於日本，戰爭延長下去亦將招來其在國際地位上的大禍，故中日兩國有可講和的利害交點。」
汪出走和蔣唱雙簧
汪氏在河內遇刺倖免，其甥曾仲鳴死之。當時主持此一暗殺之陳恭澍後來被汪政府在上海之特工機關破獲，而被任用，但彼實際仍繼續與重慶方面聯絡，語人曰：「汪先生在河內並非倖免，當時若為刺他，有幾個汪先生也刺殺了。」此亦是一證據。尚有汪氏歿後第15、6年，香港雜誌上初發表汪氏的遺書，其中隻字不提大亞洲主義與親善合作的話，而純然是與敵謀和的敵意的語氣，僕當時讀之訝其不類，然細審之，又確是汪氏病篤中之作。今證以朱庸壽發給出國護照之言，與陳恭澍非刺汪先生之語，乃彌為之慨然。僕初來台灣時謁岳軍先生，岳公曰：「汪先生他也是為國家。以汪先生這樣的人，他一定是有他的想法的。然此不足為外人道也，當俟他日……後，其時國家修史，有良史識者或可稍存恕心乎。
對照戴笠與汪精衛祕密接觸，以及其他相關文件比對，「汪之出走，原意為緩兵之計，並照顧淪陷區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祕密。」並非臆測，而是事實。
胡蘭成在他日文著作《寄日本人》文中寫道：「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以孫文為中心的革命黨在廣州起兵失敗，72人戰死。那就是所說的黃花崗起義。當時國內外孫文指導的國民黨同志加起來共300人左右，失去72位同志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此時的汪兆銘才24歲，憑著胡漢民同志的話『革命有如做飯需要柴與鍋，比起柴更需要有鍋的忍耐，若有容易的途徑，我願意化作柴而被燒盡。不管怎樣都希望你成為身負艱巨任務的鍋。』為了鼓舞士氣而趕赴北京，欲暗殺清王朝執政肅親王，但以失敗而告終。此次暗殺震動了清王朝，促進了第二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由此看來便可知道戰時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有著怎樣的交合。」
意思就是汪精衛接納了胡漢民的建議，面對中國百姓生靈塗炭，汪精衛猶如面對當年犧牲的72位同志而感到不捨，在抗日戰爭中做了吃力不討好的「鍋」，而且這黑鍋一背就是幾十年，蔣介石則顯然扮演了可口的米飯；或者更具體的說，胡漢民根本就認為汪精衛具有承擔黑鍋的大哉之勇。
大師李敖曾不止一次的在公開場合說過：「按照馮玉祥的說法，汪精衛出走重慶是和蔣介石唱雙簧。汪精衛說：『說我出賣國家？我根本沒有國家可以賣，我只能出賣我自己。』」 （待續）
▲汪精衛（中）。（本報系資料照片） 
▲日軍中將影佐禎昭，對汪精衛的人格佩服不已。（取自維基百科） 
▲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每占領一個地方就會奸淫擄掠燒殺，但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中新社） |
在大環境「談和即漢奸」局勢下、在抗戰民意要求下，沒有人敢出面負責和談，蔣介石善於試水溫、探風向，汪精衛做事只憑一股熱忱。
中國對日抗戰，實際上要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7年七七事變中日正式宣戰、1937年8月淞滬會戰、1937年12月南京保衛戰等，中國軍隊都是屢戰屢敗，儘管中間出現幾次較大的勝利如台兒莊大捷、長沙大捷等，但到1944年二戰末期，盟軍在歐洲戰場上一路進逼柏林、勝利在望時，中國戰場上中國軍隊還在節節敗退。
受到日本人尊敬
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是由汪精衛提出來的，日本人又是怎麼看待並對待的？
日本人如何看待汪精衛其實要先分析日本人的性格。戰後美國為了管理日本，委託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對日本進行研究，之後發行成書籍《菊花與劍》。書中對於日本民族性格描繪分析令人深表同感。日本人相信，人有兩個靈魂，一個是溫和的，一個是暴力的，這樣的信仰反映在民族性格上，就成為一個由兩種極端個性所融合的綜合體，「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理，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和中華民族的中庸性格完全不同。
日本人對中國人是極其蔑視的，但對於英雄人物卻又極為尊敬。汪精衛在三處地方是受到日本人尊敬的，一是汪在中國政壇上的領導地位，二是汪在革命事業上的貢獻成果，三是汪個人高尚的品格道德。
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祕書的清水重參，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裡不說，心裡實在佩服。』」
和汪精衛一同努力中日和談的影佐禎昭，對汪精衛的人格就佩服不已，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這樣描述：「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麼呢？」
但日本政府最初對於汪精衛主動提出另立中央政府的建議頗為驚訝，並曾一度猶豫不決，雖然汪是中國政壇上最具分量的領袖，蔣介石又曾派人暗殺汪精衛，但日本政府對於汪精衛仍然無法完全信任，除了和談條件極為苛刻外，對於南京政府要求擁有所屬的50萬陸軍一項更是態度消極，使汪政權所擁有的只是一些雜牌軍。
日本進攻受延緩
不過整體而言，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另立中央，但對於整個抗日戰爭還是具有下列貢獻──
一、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每占領一個地方就會奸淫擄掠燒殺，但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日軍也予相對尊重，百姓的生活與經濟條件反而較為安定，對於人民生命財產保存以及戰後經濟復甦，相對較其他地區為佳。
二、日軍歸還華中地區與廣東省所有扣押的房屋、工廠以及商店。而南京國民政府在1940年以後所控制的區域主要為廣東、江蘇、浙江、安徽、淮海等省的大部分，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部分，以及南京、上海、漢口、廈門等市。
三、因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汪精衛有機會瞭解日軍最新政策消息與軍事情報，並且祕密傳遞給重慶國民政府，增加抗日作戰的成功機會。
四、由於汪精衛的對日和談，改變了日軍全力對中國作戰的策略，日軍進攻實質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延緩。
五、「清鄉工作」使南京國民政府管轄區域內治安愈來愈良好，江蘇常熟甚至出現幾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太平生活，而清鄉也間接達到「防共」的功能，大幅降低共軍擴展能力，使重慶政府減少國共內鬥資源消耗，全力對日作戰。
六、英美等國不承認汪精衛政權，但相對的，汪精衛的對日和談也對英美造成壓力，對蔣介石的援助必須更為積極，以避免中國向日本靠攏。
七、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各國在中國的租界，包括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10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
對日本人來說，要征服中國，已經晚了10年；而中國對日抗戰，又早了10年，因為中國根本還沒有準備好，這是汪精衛和蔣介石都非常清楚的事，只是在大環境「談和即漢奸」局勢下、在抗戰民意要求下，沒有人敢出面負責和談，蔣介石善於試水溫、探風向，汪精衛做事只憑一股熱忱，自然吃力不討好的事就只能由汪來做。（待續）
1樓. 中華民族的端午節2013/04/15 10:54李登輝顛覆台灣其來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