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十年文革領導階層中除毛澤東外，最常被思考的是周恩來的角色。過去認為，周恩來保護了許多老幹部，現在史料則顯示周是批鬥老幹部的執行者，前中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直指，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周恩來執行的。
事實上，周恩來的角色是多面的，文革也是大陸對外關係遽變的時期，不僅加入聯合國、與日本建交，同時也拉攏了美國，周扮演最重要的外交旗手。他身段柔軟，進退得體，跟他打過交道的各國元首，對他一致好評！
這張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時西方媒體的照片，不同於新華社的照片，這張左方的周恩來顯得蒼老憔悴。根據他的保健醫師張佐良所寫的回憶錄，此刻的周已是病魔纏身，痛苦不堪！看來，周恩來完整的歷史角色仍有待研究和釐清。
(中國時報)
丁學良：文革會否回魂-3指標檢驗
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當過小紅衛兵，他幾次死裡逃生，有著深刻的回憶。
丁學良五歲喪父，文革開始時，年僅十三歲，還在讀初中二年級的他，主動投身到當時安徽家鄉的文革當中，是最年輕的紅衛兵之一。
當時丁學良主要負責「文攻」，初期主要是作為當地紅衛兵報紙主編和一派的領袖。等到官方要逮捕鬧事的學生領袖時，因年紀小而幸運的「逃過一劫」，未被官方判刑和入獄。
丁學良接受本報採訪時說，他們那一代人後來能上大學，甚至像他一樣出國留學、成為學者，是很感念鄧小平的（恢復大學聯考），他的人生出現改變，就是他當年回去參加研究所考試的那一步。
他說，從頭到尾都參與文革的人，大多數很慘。很多人都沒上大學，更別說念研究生。即使當官的，後來也被清洗、甚至坐牢。他們那一代很多人都被打入煉獄，很少有人能夠過一個正常的生活。
丁學良說，文革是一場最大的政治鬥爭舞台、也是最複雜的實驗室、最可怕的角鬥場。那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只要經歷過文革，把他放在任何一個艱險的、惡劣的政治環境中，他都能夠生存。「曾經滄海難為水，說的就是這個。」
他認為，文革後能正常生活的人，都能夠把文革作為一個背景，跟現在所經歷的重要事件做比較，且很快就會聯想到一些東西。比如說，現在的反貪，馬上就能聯想到文革時怎麼對付貪官。又例如現在大陸提倡要重視意識形態，「我們馬上就曉得是怎麼一回事。」
丁學良日前在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分析，中國再次出現文革的可能性，可依三個關鍵指標判斷。
第一條界線是大陸持續地、多方面地壓縮中外之間的往來交流。
第二條界線是大陸經濟與外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越來越少連接，文革機會愈大，因為封閉的經濟體系才經得起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折騰，而無懼外資逃亡、外貿崩塌等。
第三界線是中國權力運作性質，如果大陸發生了以武裝力量為直接手段，對高層文職官員進行規模清洗，就可能爆發新一次文革。當年毛澤東就是進行一系列複雜的結構調整，對劉少奇為首的大批文官發動清洗。
他認為，上述三條界線沒有亮起紅燈，展望未來十至十五年，文革要素回潮仍會發生並造成個人或局部的悲劇，但文革整體再來卻極不可能。
http://a.udn.com/focus/2016/05/19/21158/index.html
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逮捕，十年文革終於結束，經4年關押，1980年底文革「十惡大審」的好戲上場。其中江青在庭上不時咆哮法庭，罵法官是「法西斯主義者和國民黨，罵證人是「叛徒」，罵律師是「訟棍」，還時不時露出鄙視眼神，藐視法庭。
四人幫在公審時受審畫面。右起為毛妻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取自網路）
四人幫在公審時受審畫面。右起為毛妻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取自網路）
江青的強悍與潑辣讓法庭差點招架不住，最後找來一名同樣凶悍的女檢察官跟江青互相猛烈對罵，這名女檢察官提高嗓音反罵江青，才讓江青的叫罵變成喃喃自語。 庭審於1981年1月結束，文革的首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被特別法庭判處死緩。審判長宣判時，江青突歇斯底里大發作，亂喊亂叫「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堅決不承認反革命的法庭判決！」被法警拉到外面後，倒在地上打滾，大哭、大吵、大鬧。 法警大喝一聲：「江青，你聽清楚了沒有，判處你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江青才不哭、不吵、不鬧了，乖乖地從地上爬起來。原來她在法庭上只聽見「判處被告人江青死刑」就鬧了起來，沒聽見後面那一句「緩期二年執行」。
文革終究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民族的傷害，如同作家秦牧所言：
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
為了挽救中華文化、反制文革，台灣當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揚傳統中華文化與倫理道德對抗中共。 曾任行政院長、現為中華文化總會長的劉兆玄說，兩岸交流後，許多陸方人士深感台灣人民的文化涵養比大陸好很多，就是因為中華傳統文化已深入台灣人們的生活裡，人與人間的互動，不管認識或不認識，彼此間都有著尊重與關懷，這是對岸覺得珍貴、也最值得台灣珍惜的。
香港六七暴動，警方街上巡邏。（取自網路／生活雜誌舊照）
香港六七暴動，警方街上巡邏。（取自網路／生活雜誌舊照）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文革已不存在記憶中。世新大學兼任副教授桂宏誠說，他在課堂上講文革，班上的陸生多半一頭霧水，更遑論台灣學生。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四年級學生許超說，老師上課多半不會講文革歷史，而且考試也不會考，考試只會考一些光輝事績，比如建黨、建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改革開放等。
近年也有人把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甚至最近台灣的反課綱微調運動，都拿來與文革相比。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表示，拿香港、台灣的學生運動來跟文革比很膚淺。港台這些運動中，雖然都能找到一點點文革的要素，例如這些都是青年人、學生鬧的事，或者他們都很不懂事、很天真，訴求太高，不知道現實政治怎麼回事。但也只能講到這些很膚淺的比較，深層的比較說不出來。
文革時，在香港一些左派聚集大會上，高掛毛主席萬歲布條。（取自網路）
文革時，在香港一些左派聚集大會上，高掛毛主席萬歲布條。（取自網路）
文革研究者葉曙明表示：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反課綱微調運動類比紅衛兵的狂熱，與文革有本質上的不同，最明顯的是文革自始至終是，在最高領袖和共產黨中央的策畫、發動、領導下進行。
以紅衛兵過來人身分的作家郭坤仁（凌耿）表示，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可能是大部分年輕人要顯示他們的存在，但不排除有少部分人想要乘機爭權。 政大外交系教授朱新民觀察現在的大陸年輕人指出，文革時，人民只求能安全的生存，不太可能思考發展與創新，但這代經歷改革且看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已找回自信心。尤其是當代的大陸年輕人，眼界已開，除了有信心，也有了願景和目標，可看到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大是大非。
「台灣在打架、世界都知道！」近年台灣因為意識型態，藍綠惡鬥，許多名人或大陸人士都說，台灣還在搞文革。 劉兆玄、桂宏誠等人也都聽過「不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的順口溜。劉兆玄表示，台灣雖還不到那情況，不過像這一、兩年「造反有理、強佔官署」之類的行為，卻也與文革有些相似之處。他認為，知識份子的運動應引領社會、開風氣之先，而不應受政治人物操弄、被牽著鼻子走。 桂宏誠表示：
台灣或許不致出現文革，卻也讓人憂心是否有「文革的影子」。畢竟近兩次選舉都充斥「先區別身分階級再說」言論。他也擔心台灣會因國家認同問題陷入另類身分區別，進而產生集體理盲與無知，致社會積累「潛在的恐怖力量」。
國防部前副部長林中斌表示，台灣需警惕的是，對岸因為文革形成不能亂的共識，台灣共識卻少得可憐，「連英文拚音法都沒共識」，甚至連宗教也分藍綠，更不要說歷史問題產生的裂痕，「台灣的學習曲線還在走」。 朱新民說，中共在三中全會（1979年1月1日）已宣示「放棄階級鬥爭」，因為只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下才能全面發展經濟。一個充滿對抗、仇恨的社會無法進步，沒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就不會有經濟成長。
中共目前把「黨的建設」（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到最年輕的幼兒身上。（取自網路）
中共目前把「黨的建設」（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到最年輕的幼兒身上。（取自網路）
台灣近年經濟發展不順，就是因為政治不穩，政治掛帥，階級對立、階級對抗；過去每個領導人都說要拚經濟，但沒有放下政治、政黨的對立，沒有放下政治恩怨，導致難以成功。現在民進黨推動的「轉型正義」，都無限上綱，要想推動經濟發展，一定會遭遇困境。 朱新民說，台灣是多元文化集合地區，台灣的主體是中華文化，創新和成長，台灣可運用更多中華文化豐富內涵，與大陸做對接和競爭。台灣本土化是開放的，但不要本位化。台灣要有主體性，也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要想變成區域的中心，要客觀認清自己的定位。
文革餘孽仍如幽靈般的在當今部分人心中，在他們的身上存著暴力的陰影，看不到和煦、感覺不到溫暖，動輒就罵娘、威脅別人。談到兩岸關係，就說要血洗台灣、武力統一台灣。 文革的折磨與枷鎖終已過去，1970年代末後，鄧麗君的歌一首一首的傳進大陸，小城故事、甜蜜蜜、恰似你的溫柔。她那有溫度、有感情的歌聲與歌詞，讓那一代的大陸同胞忘記了痛苦，也填補、撫慰數億人的空虛心靈，那時「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 「踏過荊棘苦中找到安靜…滿心是期望，過黑暗是黎明」，這首1982年她在香港演唱會上的「星」，似在告訴隔鄰的大陸同胞，星夜燦爛，忘記你們的痛苦、放下暴戾的心態，去尋找你們的理想與和平吧！
台灣太陽花、香港占中 與文革不同
文革過去半世紀，許多年輕人已完全沒有印象，但近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占中運動，甚至最近台灣的反課綱微調運動，都有人拿來與文革相比。學者則認為，根本不具可比性。
文革受害者／「那些浩劫幫凶-丟了做人底線」
http://udn.com/news/story/9812/1699562
文貫中與文定中是國民黨中將文強的兒子，文強在徐蚌會戰中被俘。兩兄弟在文革時是學校裡挨整的對象，最後兩人靠著自己努力走出陰影。哥哥文貫中說，文革的施害者更需要反思和悔恨。
文強是文天祥廿三世孫，毛澤東的表弟，兵敗被俘後文強始終不認罪，也沒寫悔過書，坐了廿六年牢才特赦出獄。妻子葛世明在一九五五年鎮反時開煤氣自殺。
文貫中、文定中作為「戰犯」文強的兒子，文革時在學校和工作單位是重點挨整對象，經常被揪出批鬥。
文貫中中學畢業後做過汽車售票員、食品廠搬運工。後來奮發向上，考上復旦大學再留美，目前是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
文定中在文革後，經營餐飲，靠著自己的勤勞努力，如今在北京開了多家湯包店。
文定中說，文革時的「公安六條」，直接寫明反毛澤東，就是反黨、反革命，讓各地革命委員會權力無限擴張，可以隨意抓人、打人、殺人，「公安六條」不是法律，卻比法律有著更大的權力，世界大概再也沒有這條專制的命令。
文貫中今年四月下旬回到上海徐匯中學母校，面對那段不堪的歷史，發表一篇感人的演講。他說，文革破壞做人的底線，踐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個人成為冷酷無情，翻臉不認六親的鬥爭機器。
「如果我們內心深處能夠堅守做人的底線，就能提醒自己，教育下一代，絕不為虎作倀、絕不落井下石、絕不指鹿為馬、或者恩將仇報。默默不配合黑暗勢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很快戰勝黑暗與反動。」
他說，文革中，一些人成為施害者，成了這場浩劫的幫凶，施害者固然可以怪罪當年大肆宣揚的忠實工具論，但他們其實可以選擇當旁觀者的角色，他們選擇了放棄做人的底線、道德的底線、人格的底線。
施害者與受害者，在文革的經歷，絕對是不等價的，如果施害者沒有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當年的受害者忘記各種屈辱和傷害，受害者又如何能與施害者握手言歡呢？
共軍前大校日記批毛遭槍決 女兒至今走不出來
2016-05-17 02:10 聯合報 特派記者陳言喬／北京報導
http://udn.com/news/story/9812/1699575
蔡鐵根，共軍前大校，因講真話被打為右派，剝奪軍銜。文革時再被查到批評毛澤東的日記，最後被依「現行反革命集團首領」公開槍決。他也是中共建政後被依「反革命」處決的最高階軍官。
蔡鐵根的長子蔡金剛說：「在孩子心中，父母是最大的保護者，是孩子心中的天，當著我們的面，捆綁、毆打父親，我們都嚇壞了，深深的恐懼一直在心裡。我妹妹因此患重症精神病，到現在廿八年了，仍長期住院。」
蔡鐵根是早年紅軍為數不多的大學高材生，並成為高級軍官，但一九五八年七月，蔡鐵根在千人高階軍官大會上慷慨陳詞講真話，最後被扯下肩章領章拉下台，隨後被打成右派，連降六級，再剝奪軍銜，開除軍籍、黨籍。
蔡鐵根被迫離婚，一人帶著三個不到三歲、二歲、六個月的孩子到江蘇常州工作，艱辛地拉拔幼子。
蔡金剛說，更大厄運來到，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紅衛兵抄家，查到父親日記裡有評論毛澤東及一盒未上繳的左輪子彈，誣指父親準備攻打南京，父親就從右派變「現行反革命集團首領」。
「父親六六年被關後，一再央求獄方見孩子一面，但都不獲允，直到一九七○年處死。那時我九歲，我跟妹妹與弟弟成為孤兒，就撿街上的東西吃，有時餓到爬樹看人家吃飯流口水，冬天更得凍瘡爛到骨頭。」
「父親被處決後，我們沒錢也不敢去收屍，父親屍體被當作無主物燒掉：骨灰丟在大缸裡，灰飛煙滅，死無葬身之地。公安還上門向我們收五毛錢子彈費。」
蔡金剛說，父親莫名被害，公安還上門收殺人費，這是對無辜家屬精神上的極大摧殘，這種行為達不到什麼目的，只會增加人們的憎恨。
「後來的日子，三天兩頭的政治運動，三兄妹就被拉出來批鬥。鄰居、同學、周遭認識不認識的，都把我們當猴子般地看戲，看我們挨整。」
「那時每個人可以打你，隨意進家裡搶東西，我才剛生好火要煮東西吃，就被人用尿澆熄。」
「長大後，我們為父親翻案，歷經千辛萬苦到北京上訪（陳情），所幸遇到黃克誠、蕭克、李達等將領，以及審判四人幫集團的黃仁賢法官等，最後在胡耀邦親自批示以後，才徹底平反。」
蔡金剛說，一個集團要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要有底線的，那就是不能違反人性，而文革就是沒有了任何底線的一次獸性發作。
「多年來，我在媒體工作，希望影響那些能影響中國未來前途的人。希望能改變一些官員的思想，透過一些歷史教訓和感人的故事能喚醒那些隱藏人們心底的良知，警惕浩劫再次發生。」
蔡金剛說，互聯網時代，傳播真理的涓涓暖流，相信終能融化「冰山」，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明白，在關鍵時刻他們都有選擇槍口朝上一吋的權力（放過一馬、勿趕盡殺絕）。
文革受害者／國學大師陳寅恪病 弟子代挨鬥
2016-05-17 02:10 聯合報 特派記者郭玫君／廣州報導
http://udn.com/news/story/9812/1699567
國學大師陳寅恪文革時期遭殘酷折磨，晚景淒涼。文革開始，陳寅恪成中山大學首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三年後因迫害抱病而死。
中山大學造反派頭頭黃意堅回憶，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陳寅恪位於中大校園居所（現為中大陳寅恪紀念館），已貼滿大字報，「內容很好笑，說他一個月吃多少斤雞蛋，生活上享特權。」
有一晚，他偷溜至陳的居所，看到年近八旬的陳寅恪一人坐在家中，一動也不動。「雙目失明、無法行走，又瘦又老的坐在那裡。」黃意堅問他怎麼了，他一語不發。黃離去前，陳寅恪突然開口，要他轉告劉節（陳的弟子）別再來探望，怕拖累劉節。
如火如荼的批鬥風潮中，紅衛兵多次湧進陳寅恪家，高呼口號、質問、批鬥，甚至以高音喇叭對著臥室窗口，陳寅恪及夫人唐篔身心備受折磨。一九六八年，臥病在床的陳寅恪要被紅衛兵抬出去接受批鬥，自身難保的劉節自動請纓代替老師接受批鬥。
劉節在批鬥大會結束後對紅衛兵說，「我能代替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在當年政治肅殺氣氛下，為維護老師尊嚴挺身而出的勇氣，為人傳頌，也讓陳寅恪三名女兒感念至今。
星雲／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上）
http://udn.com/news/story/7048/1695324
我出生於1927年貧窮的蘇北，貧窮，倒不是嚴重的事，國家、社會加諸窮人的苦難不斷才是艱辛備至。例如北伐戰爭，軍閥到處抓兵抓伕，土匪隨時出沒搶劫，即使一無所有，他們也是要向你敲詐一些財物。
此外，苛捐雜稅更是擾民，就算你擁有幾畝田地，所有的收成全部繳給各級政府，還是無法抵償各種巧立名目的錢糧稅捐。原本一貧如洗的家庭，如李密〈陳情表〉所說「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人丁單薄，再加上父親老實忠厚，經商倒閉，再怎麼辛勤耕種都不夠繳納。
再有，每天還要應付一批又一批的難民路過。他們為了果腹而奔離故鄉，被稱為「逃荒佬」。地方人士都會出來提供他們一餐飯，他們倒也謹守分寸，吃飽了以後就規規矩矩的離開了。
貧困本身帶來的窘迫也還罷了，窮苦的鄰人甚至把死屍抬到我家，說是我父親打死的，要我們賠償人命。好在最後還有一點公道，冤屈得以洗刷，讓我們能苟延殘喘地存活下來。
接著中日抗戰長達八年，每天兩軍交鋒，白天，飛機不時轟炸，機關槍凌空掃射，砲彈從四面八方呼嘯而來；夜晚，游擊隊和日本兵對抗。百姓外出，都要隨身帶一面日本的太陽旗，遇到日本兵還得彎腰鞠躬，通過他們的搜身檢查，才准通行。
有時為了躲避日本軍的捉拿，不得已睡在死人堆裡；有時為了討生活而涉江，不小心掉入冰窟之中……還是幼童的我，就已經歷九死一生，所以後來即使無端被抓，關進牢獄，乃至於綁赴法場，面臨槍斃之際，我都沒有半點畏懼，每天生活在動盪不安之中，不知道人生有什麼快樂，對於死亡，更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了。
《禮記．檀弓篇》說得好：「苛政猛於虎。」滿清帝制雖已滅亡，太平天國以來的戰亂餘波未息，在動盪不安的局勢下，人民紛紛逃命，我也參與了「逃荒佬」，跟著他們四處流浪逃亡。
十二歲出家後，每天被打被罵，可以說，那種嚴苛專制的教育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也因為貧窮，飽受社會人士的歧視，屈辱的眼光、傷害的語言，無日無之。見聞覺知，盡是貧窮引起的痛苦，雖是幼年，已深切體會到亂世裡實在難以生存。
一個從來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的兒童，連學校都沒有看過，聽到的都是譏笑、嘲弄或謾罵；環顧四周，整個社會都沒有法制的保障。生命像蠶絲般細微脆弱，沒有作繭也會自縛，你說，哪裡還有什麼尊嚴呢？這樣不算是生於憂患嗎？只不過，對這許多加諸身心的苦難，早已習慣而不去計較它了。
及長，新四軍即與國民黨的軍隊衝突不斷，光是在我家鄉不遠處發生的「黃橋戰役」，就不知死了多少萬人。經常在家裡，只要聽到外頭「碰」的槍聲一響，就知道一條人命沒有了。雖然後來在抗日戰爭中，中華兒女獲得最後的勝利，但國共內戰又起，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真是情何以堪。
後來我抵達台灣，又逢戒嚴，行動沒有自由，連外出都要到警察局請假；半夜三更，還經常給警察叫起來詢問。甚至不知道什麼理由，出家人也被牽連，惹來牢獄之災。
慢慢地，想要為佛教做一些弘揚佛法、淨化社會人心的工作，卻經常要跟警察捉迷藏。甚至據警備總司令部的員警告訴我，密告我的人寫來的文書不只一兩尺高。我不知自己身犯何罪，也不曾結怨何人，這樣窮苦困頓的人生，佛教裡說「業不重，不生娑婆」，不禁慨嘆：生逢此世，真是業障深重，從而砥礪自己要在人間建設喜悅的淨土。
說起來，要感謝這許多憂患的歲月，養成我從小對生死無常無所畏懼，對生活的貧窮、對生命的磨難也沒有什麼慾望、期待。所以，我常說：苦是人生的增上緣，因為苦，成就我生存的力量，讓我在艱難中不覺得痛苦，在貧窮時不感到匱乏。
就這樣，我從台灣東北角的宜蘭來到南部高雄，在白色恐怖寸步困難的時期，終於有了機會建設寺廟，安僧弘道。哪裡知道，壽山寺才剛剛建好，附近的要塞司令部就下令要把它拆除，說我這棟五層樓的建築超高，妨礙軍事目標。
與我有關的高雄佛教堂，由於當時的社會仍處在動亂的氛圍中，信徒倒不是分南部人、北部人，而是分成台南派、高雄派、澎湖派等，互相排擠，彼此鬥爭。我那時候也很感慨說：「你們的地域觀念既然這麼重，最好把釋迦牟尼佛也請回印度去！」
及至佛光山開山，最初由於土地貧瘠、破碎，不好利用。歷經千辛萬苦，才慢慢將深溝填平，在上面興建房舍。那時候我還不懂工程，一場豪雨就引起山洪暴發，夾帶泥砂滾滾而下，把我的道路、建設毀壞了。像一座幾百坪的觀音放生池，就給大水沖倒三次；寶橋旁的一塊邊坡，眼看著就要被洪水沖走，不得已，只有發動早期跟隨我開山的徒眾們，把棉被、床單都拿來阻擋大水的沖刷。
比起人心的難測，對治大自然的破壞力還屬容易，人事才是困難。由於地方上的民眾不喜歡外省人在此建寺，相約不可以出售土地給外省和尚。加之，四、五十年前，由於佛光山位於山區，還不需要建築執照，才蓋好幾間房舍，縣政府就給我們出了另外的難題，命令我們必須購置兩部消防車、養活百位消防人員才可以建寺。當時的我，連想要買兩部摩托車都沒有辦法，還有錢財買兩部消防車嗎？還有餘力養活一百人嗎？這就是高雄縣政府最初對我建寺的指示。
好不容易，才把淨土洞窟、朝山會館建好，又有人說我匿藏長槍兩百支，其他的短槍、手榴彈、炸彈不計其數。可憐那時候的我，連兩百根棍子都買不起，哪來的兩百支長槍呢？
自古以來，一個地方的鄉鎮公所，本來都應該歡迎寺院、教堂前往建設，來協助安定社會人心；但我們在荒山建寺，好像對他們有很大的妨礙，所以竭盡心力給予阻撓。尤其，那時候我還算年輕，隨著佛光山的創建，佛化事業開展，卻引起治安單位的懷疑，一直注意我的動靜。好像我年輕的年齡就是我的罪業一樣，就是他們的敵人似的。有人說共產黨贊助我建寺，也有人說佛光山是印度祕密與我們交往的所在，甚至有人說國民黨為了利用我，出資讓我在這裡發展等等。其實，這一切子虛烏有的罪名，都是別人替我訂立的。
可憐的佛光山，光是一個寺廟登記就申請了十年，高雄縣政府遲遲不肯答應。鄉公所一次又一次行文，要我們在寺廟中心開闢一條產業道路（現在朝山會館旁的菩提路），讓給農民運輸農產品之用。奇怪的是，這是我在山區私有的土地，為什麼硬要叫我讓出來做產業道路呢？
甚至鄉民為此用鐵牛車圍山，不准我們進出。當時也有幾百名員警前來，都在那裡袖手旁觀，既不阻止鄉民鬧事，也不讓我們出入山門。不禁納悶：難道政府要讓幾百個佛光山的住眾活活餓死在山裡面嗎？
在都市裡的道場，以超高為由要你拆除；在郊區的私有土地建寺，也被團團包圍，硬是要你開路。你說，這還有公道嗎？
我一生沒有跑過政府，但我曾跑過多少次警察局；我從來沒有和民眾吵過架，但我卻數度在路邊與警察大聲理論，彷彿我也像那些流氓惡霸、黑道大哥一樣。但捫心自問，為了佛教的長存，為了眾生的慧命，我確實不能沒有這樣的道德勇氣！
想到過去三武一宗的滅佛逐僧，太平天國的排佛焚經，基督將軍馮玉祥發起的「毀佛運動」、教育人士邰爽秋提出的「廟產興學」，還有文化大革命時期見廟就燒等，可憐的佛教，為了建寺安僧、弘法渡眾，就要受到如此摧殘嗎？
當然，世間是變化無常的，自從蔣經國主政之後，兩岸開放交流，白色恐怖也成為過去，總之，人民的一條小命，還是得在法律的保障下，大眾才得以生存。儘管近幾年來社會風氣混亂，黑道橫行，殺人、搶劫等事件時有所聞，讓人憂慮不已，總體而言，人心普遍善良。時至今日，雖然在自由民主體制下，兩黨惡鬥紛歧，民間吵吵鬧鬧，令人感嘆這許多的前因後果，究竟要由誰來負責。
雖然歷經多劫，我從來沒有想過憂患的可懼，也不曾因為受到迫害而自暴自棄。我從小倡導喜悅的人生，一直以來最大的願心，就是將佛法、歡喜布滿人間，用慈和淨化社會，把惡劣的環境、紛擾的人事擺在心外，讓人人都能夠彼此尊重，共存共榮。我也深信，有佛法就有辦法，在我內心還是歡喜地為大眾服務。
像我創辦的育幼院、養老院，在種種艱困下都一一成立了。五十年來，我培育的兒童，已經成家立業的，至少八百對以上；在高雄佛光精舍、宜蘭仁愛之家的長者，本來都是希望住到這裡來，往生時有人為他們念經，不意住下來後都活到百歲高壽，讓我有機會奉養他們幾十年。你說，這些還不值得歡喜嗎？
在政治的壓迫下，過去的電視台不准播放佛教節目，我不斷奮鬥，今天的台灣，不是有很多的佛教電視台了嗎？以前民間禁止辦報，十六年前，我特地選在四月一日愚人節創辦《人間福報》，因為我覺得：做一個難得糊塗的愚人，用一股傻勁成就美事，不會痛苦，還會另有一番喜悅。
幾十年前，政府限制私人興學，經過鍥而不捨地努力，現在有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普門中學、均頭國中小學，均一國中小學，幾十所幼兒園和在海外五十餘所的中華學校，也在美國洛杉磯、菲律賓馬尼拉、澳洲雪梨分別創辦西來大學、光明大學、南天大學。我們也有五十部雲水書車，在偏遠鄉間巡迴，推動閱讀運動。每天學子的讀書聲遍布各地，怎不令人歡喜呢？
早期台灣的佛寺只在節慶時才開門迎眾，還處處打壓佛教，政府對於民間社團的成立也多所限制。一甲子以來，我奔走呼號，在海內外建立的寺院已不只二百座以上，國際佛光會數百萬會員遍布全球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每天光是信徒、會員，就不只千人、萬人一起聚會用餐、談法辦道，我還不該歡喜嗎？
所以經常有人問我一生有過什麼困難？實在說，一時也答不上來。我之所以不覺得有困難，大概是我向來抱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心態順其自然，所以還會有什麼困難呢？在九十歲的當今，我的一生應該可以用十二個字來表述，那就是：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
五月十六日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紀念日，我將此文發表於《聯合報》、《人間福報》，同時也在《人間佛教學報．藝文》雙月刊陸續刊載。借此機會，我要告訴萬千的信徒：謝謝你們，跟隨這麼一個傷殘的老僧，是你們給了我許多好因好緣，你們要與我共同歡喜。因為，憂患可以長養我們的身心，困難能夠增加我們的力量，而唯有喜悅，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寶藏。
轉眼間五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支援佛光山的，不是印度佛教，不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而是佛光山許多默默奉獻的功德主們。由於你們不計較名位，或把小錢集合起來，廣結善緣；或以力量布施三寶，護法衛僧；或用智慧供養大眾，普及教化，成就各種利生事業。實在說，你們這許多的信徒護法才是佛光山最強大的後盾。
不僅如此，即使是外國人士、佛教之友或政黨人士能夠給予一點助力，也都是好事，都值得感到歡喜，因為有了大家的共同付出，這世間才會更加美好。更何況我們既沒有貪贓枉法，也沒有私相授受；既沒有侵占國土，也沒有逃漏租稅；一切都是為了給人歡喜，為了公益，又有什麼罪過呢？（上）
星雲／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下）
人間佛教的發展，就是要提倡喜悅的人生，也就是所謂的「法喜禪悅」。五十年來在佛光山，不只舉辦百次以上的三皈五戒典禮，百次以上的短期出家修道會，百次以上的各種會議，百次、千次以上的講經、隨堂開示、街頭布教、座談、論壇，大家不都沐浴在佛法真理的喜悅之中嗎？我都沒有跟你們收費呢，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欠缺什麼，反而我愈付出愈快樂。
除了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我來到台灣的第六十八個年頭，在我九十歲賤壽之際撰寫此文，向大家報告我的喜悅人生，與眾人分享我的快樂體驗，怎不讓我歡喜！好比我獲得輔仁大學、香港大學、澳洲格里菲斯等大學頒贈我十多個「榮譽博士」，又能做到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幾十個大學「榮譽教授」，對一個出生蘇北貧窮農家、從未讀過正式學校，而又童真出家的貧僧來說，還不夠為鄉里爭光嗎？
我的「一筆字」應邀在世界各地乃至於在北京國家博物院、北京中國美術館等內地各省博物館多地巡迴展出，前來觀賞指教者不計其數，甚至館方主動要求延期。我的字雖然不好，但我鼓勵他們「不要看我的字，要看我的心。」慶幸自己還有一點慈悲心可以給人看，而大家也的確看到了我的心，這樣的互動，還不夠我喜悅嗎？
我一介貧僧，只因為全世界有幾百萬信徒，讓我像古代的知縣、知府一樣，走縣吃縣，走府吃府，無論到哪裡，都有飯吃，都有茶喝，都有車船代步。甚至過去那些參加過佛光山大專夏令營的學員們，在海內外已成為名醫，我有一點小病小痛，他們都為我免費治療。這許多美好的善緣，不也值得喜悅嗎？
每逢春節，我都看到那許多育幼院長大的院童，攜家帶眷回山參加遊行；每逢節慶，當年宜蘭等地跟隨我學佛的青年們，如今已是白髮蒼蒼，其中不乏大學教授、大企業家，也都欣然投入，與我們一起享受服務奉獻的法喜。每至周末，都有上百名的老師、校長，到佛光山與佛陀紀念館擔任義工，他們發心奉獻的行誼，還不足以為台灣的教育界爭光嗎？古德說：「獨樂樂，不若與眾樂樂。」可見大眾的喜悅與榮耀，不也正是我們的喜悅與榮耀嗎？
我們鼓勵信徒在家中設置佛堂安頓身心，我們在社會各處、各級學校推動三好運動、書香社會，我們提倡在家義工擔任老師。甚至我們在世界各地道場普施臘八粥，把發財車改裝成浴佛車，巡迴大街小巷，方便善男信女浴佛淨心。我們的雲水書車、雲水護智車，走遍偏遠鄉村，天涯海角；隨行的愛心媽媽講故事、海鷗叔叔變魔術，觀樂的司機不辭勞苦，慈悲的醫生、護士親切問診，接受的人身心歡喜，義工也在服務時都獲得無限的快樂。
我們不但帶領佛教歌詠隊、梵唄讚頌團，到國際知名音樂廳弘法演唱；我們也組織籃球、棒球、足球、體操、直排輪等各類隊伍，到各處聯誼比賽。我們以藝文、體育帶動社會、淨化身心，增加佛教的人口，能不為此感到法喜充滿嗎？
許多外國人士、政府官員參訪佛光山及佛陀紀念館之後，都說這裡的僧信大眾臉上的表情與別的地方不同，大家都是笑逐顏開，好像每天過年一樣，這還不值得欣慰嗎？
在佛光山，不僅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快樂，在家的師姑、教士快樂，就讀叢林學院的男女學生快樂，住在山上的老人、兒童快樂，而且做信徒的人快樂，做義工的人快樂，做佛光小姐的人也很快樂，連旅行的遊客來到這裡也快樂。為什麼？因為信仰的力量充實了我們的性靈，在我們的心源裡還怕不能生長快樂嗎？這許多喜悅，都是來自「生忍、法忍、無生法忍」的實踐與體悟啊！
我們沒有地域的觀念，沒有人我的分別，沒有政治的歧見，沒有種族的隔閡，我們也不管來者是何黨何派，我們只想淨化人心，我們都是交流、奉獻，彼此融和。是信仰的人生，培養了大家的喜悅；是服務的人生，帶來了大家的快樂。
除了感謝憂患為伍、苦難臨身，鍛鍊我的勇氣與意志力，病痛也讓我的人生有不同的體驗。我一生「與病為友」，無論大病、小病，大家相互尊重，彼此就相安無事，不知不覺中邁入了老年。多年來，曾經為我治病的醫師，有的是天主教徒、基督徒，都成為我的好朋友，讓我體會到即使生病，只要保持樂觀精進，到處都是歡喜的人間淨土。
兩千六百年前，佛陀曾說「我是眾中之一」，教示弟子們要「融入眾中」，我依此奉行，受益不盡。感謝我的信徒大眾，因為有大眾，就有教團；有大眾，就有成就；有大眾，就有規律；有大眾，就有喜悅。
各位親愛的佛光人們，佛教需要你們，佛光山需要你們，我也需要你們，你們也需要佛光山。我們彼此需要，需要人間佛教，人間信仰的快樂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