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與道歉發生在這樣一群老人之間：程璧是北京外國語學校退休教師，86歲；關秋蘭是北大附中退休教師，81歲；李煌果是北京礦業附中退休教師，79歲。在他們的對面是當年的學生，申小珂、胡濱和郭燦輝（化名），他們都已超過了60歲。

這份名單還可以列的更長，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暴力迅速席捲整個中國。在程璧們所在的北京，據官方統計，僅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即達1772人。程璧、關秋蘭和李煌果於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們的一些同事則被計入了死亡數字，申小珂、胡濱與郭燦輝都是當年的紅衛兵暴力組成部分。

當年踹老師 而今求寬恕

10月21日，南方週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濱寫給程璧老師的道歉信，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請求：「請您寬恕我們」，他說，一個同學在電話裡向他回憶起曾經踹過一位老師一腳的時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則回信說，「你們帶了個好頭」。在信件往來中，申小珂將程璧比作自己的媽媽，程璧則對超過60歲的申小珂說「你們都是好學生」，老人們的語氣，一如幾十年前的孩子與老師。

發生在程璧與申小珂和胡濱之間的故事並非孤例，儘管在歷史的真相全部抵達之前，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9月18日，原北京外國語學校的50週年的校慶選在了北京國際會議中心。昔日的老書記程璧已經86歲了，曾在「文革」中飽受批鬥的她在校慶文集的題記中寫道，「我愛這所學校，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在最初的構想中，慶典中將會加入一段默哀，以獻給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長和老師們，不過很多人反對這一點，她認為這與當天的和諧場景不太相襯。最終祭奠體現在主持人的對白中，很遺憾老校長莫平等人未能到會，莫平已經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殺」身亡。

這已經不是當年的紅衛兵們第一次向他們迫害過的老師表達情感，慶典前一批昔日學生開始給程璧寫道歉信。甚至慶典當天，還有學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親口對程璧說對不起。

發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幾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濱人在國外。 1968年離校下鄉到內蒙三年，1971年回城後申小珂便紮根湖北，最終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身為技術工人的申小珂關注歷史喜歡讀書。「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師們都是那麼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說。

申小珂發道歉信是為了消解內心的一些東西，他寫過一篇小說「仇人之子」，發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學」上。故事並不複雜，曾經飽受酷刑A逃出後，放火燒了敵人B的家，並且帶走了敵人之子。多年之後當A叫B領走自己的兒子時，B選擇跳崖而死。「B見到自己的兒子，能說什麼呢?」申小珂認為這同樣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當中，毆打過自己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麼呢?

但今年初夏，63歲的申小珂終於將那封道歉信發出，他首先通過email發給了北京的同學。雖然被視為有思想的、站在風口浪尖上的人，但他並非沒有壓力，反覆叮囑不要張揚。夏初拜會老書記程璧時，由同學代轉的打印出來的道歉信一出現，不僅程璧本人，連在場同學們都驚呆了，此前沒人向程璧道過歉，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給老人聽，程璧一時反應不過來：「我不記得申小珂打過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為了兒孫 必須認錯

郭燦輝是1965年北京礦業附中四班的班長，他在2009年向老師李煌果道歉。在六、七個同學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辭的他，面對李煌果和她的家人，明確複述了自己當年的過錯。實際上，他和李煌果老師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達成和解。1974年從雲南插隊回京時他就已經拜會過李煌果老師，當時李煌果跟他開玩笑，你還真有本事啊，當年把我揪起來，跟中央部委的領導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一起被批鬥。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會中，有同學目睹他跟李老師相鄰坐著談笑風生。但在同學張大中他們看來，和老師鄰座「談笑風生」是一回事，正式而莊重地向老師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這些往日的紅衛兵有了兒孫之後，他們開始醞釀道歉行動。

張大中等學生們在聚會中談及老師的現狀異常難過，當年的紅衛兵中當中有人打過老師，有人沒有，但他們逐漸接受了共識，「哪怕下跪磕頭，也要承認錯誤。」在複述完自己的過錯後，郭燦輝分別兩次向李煌果老師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師坐在那裡，臉上沒有表情。 2001年，70歲的李煌果被確診為抑鬱症，伴隨著嚴重的幻覺，對著明亮窗戶叫喊著「窗戶裡進來人了，要鬥我!」。

或許因為記憶廣闊，老人們的視線不僅僅停留在懺悔的個人層面上。關秋蘭說，賬不能算在孩子們頭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應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們的良知，這也符合儒家倫常」。

1996年，時值「文革」30年，一批學生到關秀蘭家探望，買菜吃飯。席間一名穿著軍裝的學生，畢恭畢敬把關秋蘭從客廳請到臥室，扶她坐下。這位軍官學生承認曾打過她，以筆直的軍禮道歉。關很詫異，她記得當時的回答是：「我記不得了。」 回到客廳她對同學們說：「你們也是受害者。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飯吃飯本身就意味著友好，抹去風塵人心如鏡，客廳裡充滿了靜默。關秋蘭已經81歲了，耳背，說話聲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樣，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師不願意提及1960至70年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批鬥，只是淡淡地說：「十年啊，根本沒有安穩過」。

「文革」中留下的「怕」，幾乎不再是一種內心感受，而是作為一種生理症候在倖存者的後來的日子裡潛伏了下來。同為「文革」中被批鬥女老師的李煌果表現不同，恐怖記憶並沒有從她的記憶中抹去，反而令它們愈加清晰。幾年之前她的身體每況愈下，言語和意識正逐漸遠離她的身體。病中也或在夢中，她會被帶到過去，緊跟著一陣「不要打我」的尖叫聲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中國，昔日的學生張大中和王鳳慧也參與照顧李煌果老師的行列當中。幾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師突然發燒，被送到了北醫三院的急診室。王鳳慧接到電話後，迅速趕到了老人的身邊。 電腦斷層檢查之後，老人被送到了旁邊精神科醫院「北醫六院」。王鳳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終不願意住在窗戶上有欄杆和門上有鎖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燦輝的懺悔無法改變李煌果老人的癡呆，但對李的另一半單忠健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讓他非常欣慰。「終於等來了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傷害」，單忠健把這次道歉看成是一個班級的反思和社會的進步。

進屋道歉之時，單忠健甚至勸阻郭燦輝，一些同學也攔著，但郭仍然堅持當面道歉：「不能因為年齡小或者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過去的過錯，錯了就是錯了。」他提及當年對李煌果老師傷害的細節「剃頭」，從家裡揪出來跪10公分寬的板凳並毆打。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和朋友提及， 「這是地道的恥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館，他終於敞開心扉。

作為老紅衛兵，郭燦輝1966年底聲明脫離紅衛兵組織，至今未加入過任何組織。他會想起「文革」還未開始時，經歷過反右並被開除黨籍的李煌果老師，曾經單獨找他談話，建議他不要狂熱。郭燦輝懊悔不已，「如果當時聽了李老師的，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

10月31日晚，程璧拿著放大鏡在沙發上一遍遍地看著申小珂他們的來信：「孩子們寫得多好啊。」道歉信被發到校友網上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紛紛回帖。學生們也會把它們打印出來，送到不會上網的程璧老師手上。秋冬之際的晚上，程璧一邊手拿放大鏡反覆朗誦它們，一邊慨嘆：「向那個年代所有死於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棄追求堅強地熬過整治迫害的前輩鞠躬致敬。」讀到這樣的字句，她會放下放大鏡舒緩情緒。接到自己學生的道歉信後，程璧非常感動，「應該讓孩子們知道我是怎麼想的」。不到一周之後，她寫了回信，在信中寫道：「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

現在回頭看看，當初被紅色洪流裹挾了整個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勢」的，不只是申小珂他們這些「紅小兵」。當年同樣遭受迫害的關秋蘭老師，在勞改期間恰逢毛主席像章發行的第一天，一個初一的孩子堅持不賣給她。關很惱火地說，你如果不賣給我，我就把像章扎到肉裡，而後一個高三孩子賣給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個喧囂的年代，保存於民間。收到道歉信後，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過兩次飯。申小珂告訴程璧老師，當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師的原因在於，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裝廠旁邊，夜半的哭喊聲經常驚醒他的母親田綠萍。因為他母親告訴他，絕對不能打人。

大多數人保持沉默

但更多的人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則一直保持著沉默。沉默者包括當年的迫害者。很多紅衛兵當年尚是未成年人。一個14歲的少年歡迎「停課革命」，僅是因為他那時候欠了老師三篇作文，革命來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另外一些人仍然堅信「文革」的正當性，「所有的指令都來自最高層，怎麼可能錯呢?」重慶一名前紅衛兵說，在他的記憶裡，在1966年的校園中充滿亢奮。每個革命者的頭都抬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為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人還衷心緬懷那段時光。

沉默者包括當年的受害者，即使今天程璧他們也不願更多的提及當年的經歷，很多研究者都提及人們對於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為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這甚至成了這段歷史研究的主要障礙。

王友琴清楚地記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老校長卞仲耘被打死。20天後，學校附近玉華台飯莊的年輕女服務員被綁在化學實驗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學楊某父母「有問題」，同班的紅衛兵在黑板上寫了「楊狗，勒令你每天掃教室」。

在隨後的幾年裡，王友琴試圖解釋這些暴行的「理由」，這名女中學生當然解釋不了。於是她決定把這些都寫下來。「文革」結束後，王友琴考進北京大學，買了第一輛舊自行車之後，第一次騎出校門，便去了附近的101中學。 1966年8月17日，美術教員陳葆坤被丟入噴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學生吳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壞領袖紙像，被打還被和陳葆坤的屍體關在一起，以致終身精神失常。 「我見到了那個噴水池，池中沒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積著枯葉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鶴則早已被砸了。」

時間清洗著仇恨

懺悔者則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遺忘鬥爭著，而其中最值得矚目的，是一些當年的受害者所做的懺悔。 在北京曾經傷害過李煌果老師的郭燦輝提及，有了兒孫之後，是他們醞釀給老師道歉的原因。這是一種中國式的情感，不能心裡藏著愧疚去教育兒孫。

當時受到迫害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檢討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懷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展初期，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為。

「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裡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萬邦如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校長便去世了。」王友琴說。

關秋蘭當年服務的北大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之一，學校一位名叫李潔的教務員，在日軍佔領北平時曾和一日本商人結婚。後來，李潔被紅衛兵虐待至死。關秋蘭因當年沒有幫李潔說話而後悔，她覺得自己沒有為同事的死做點什麼。

更早的私人之間的懺悔和和解，這些年一直在當年的紅衛兵的重災區發生。1993年夏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前副校長胡志濤收到過一名前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掛歷和一封信。這名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間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時間也在慢慢地清洗著仇恨。重慶企業家席慶生表示，文革期間，他親眼看到母親被人打死。後來找到了槍手，他們兄弟甚至摸清了槍手的生活規律，打算把槍手綁到偏僻處處以私刑。但一直沒有動手，拖著拖著，反而沒有這個衝動了， 「人上年紀了就更理性了。」

劫後餘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麼令讓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個夏天，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十年浩劫」加上「極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還是迫害者，在尋找慘劇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達成了共識，他們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學家、猶太人漢娜·阿倫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裡，提出了重要的觀點「平凡之惡」，即做出惡舉的人並不需要是什麼大奸大惡之徒，哪怕是平日裡連一隻蚊子都不忍心驅趕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體中，成為運轉機器的一員，就很容易因為選擇「服從」，而做出連他自己都難以想像的事。「他們只是在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

王友琴認為前紅衛兵道歉，是「良好的開始」。但這些基於個人良心自覺而產生的零散懺悔，從質以及量上點數，都過於單薄。「我想，文革後的我們，對受難者的死亡做了什麼?我們建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是否為他們討得正義?」王友琴說。

著名的倫理學家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單純的遺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寬恕。」依據他的理論，寬恕抑或和解，並非不計前嫌不記過往。「寬恕是一種拯救，它將每一個人都從往昔災難的陰影裡拯救出來了。」(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