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醫學院的協和情結

《方升坤》

August 31, 2010 06:00 AM | 

在台灣的「國防醫學院」，可說是世界醫學界中很特殊的學校。以硬體而言，它是一所相當完整的醫學教育中心，因為屬於軍方管轄，不能與教育部轄下的一般醫學院同等作業，但它也招收海外僑生及台灣自費生。

如果從滿清時代創校算起，它應有百餘年的歷史背景了，但它卻屢經改朝換名，因而始終無法建立起一貫性百年樹人的傳統史蹟。

據了解，也算是它的前身之一的是在抗戰時期，訓練軍中擔架兵的「國軍衛生勤務學校」，他們救護傷患，厥功甚偉。

近年來國防醫學院培植碩士及博士生，亦不遺餘力，冀望對科研有所提升。國防醫學院現址設在台灣台北市內湖區的校舍，建築宏偉、校園美觀。但過去它卻曾流落在中國大陸上的天津、安順、西安、上海等地，一直未有固定校址。

據估計，它已有上千的畢業校友，散居在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地，但是他們對學校，似乎都欠缺那種親暱的「情結」。如果國防醫學院的校友們在校外聚首，不像黃埔軍校及北一女的同學會，往往看不到校友們對母校懷念著任何特別興奮與感激的情愫。

可是很耐人尋味的，我倒發現不少早年自國防醫學院畢業的醫生，仍對協和醫學院有念念如茲的「幻覺」。

我於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秋，在上海偶然地考上了「陸軍軍醫學校」。我報名投考藥科，卻被錄取到醫科。

當時學校是完全免費的，我就「姑且」入學，想不到自從參加入伍軍事訓練後，竟如過河的卒子，再也不允後退，就此決定了我終生的艱難前程。

我自誓不願做個庸醫一輩子，考慮自己的真正志趣，並仰慕該校藥科有國內第一流的師資，因而決定仍然要棄醫讀藥。

不料突然間，陸軍軍醫學校被改組變成國防醫學院，並且將藥科撤裁，然而校方亦未遣散我們這批藥科學生。

那時候我們真不知所措，軍事學校的學生竟敢參加校外遊行抗議，差一點被抓起來槍斃。

過一年後，當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吃緊時，學校受命遷到了台北市水源地，藥科竟又復活了。

不過很明顯地，學校當局一直「輕視」著藥科，將一所頗有歷史及規模的藥學院縮減為一個小小的系，系主任是原藥學院中唯一碩果僅存的教授。

國防醫學院的英文譯名縮寫為NDMC，確實代表了當時學校內對四科的優先次：Nurse, Dentistry, Medicine及藥科專業的Chemistry。

我在一九五一年二月結業，離開台北水源地。一年半以後，才收到一張四×六吋大的紙片，顯然不是羊皮紙，原來是國防醫學院發給我的畢業證書。

文憑上蓋有「總統蔣中正(蔣介石)、參謀總長周至柔、聯勤總司令黃鎮球及院長林可勝」的關防印章。

說實在話，我在學校前後四年餘，從未親眼見過他們四位中的任何一位。頗令我沮喪的，畢業證書上竟將我的籍貫也寫錯。(五之一)

我們是國防醫學院來台灣後的第一批畢業學生，也應該是國防醫學院的第二屆藥科畢業生，因為上一屆是軍醫學校的藥科三十三期班，他們是學校改組時在上海匆匆畢業的。

到我們畢業時，國防醫學院成立才不過三年，無論如何，不該稱我們這一屆為國防醫學院第三十四期的藥科畢業生。既然學校已改組換名，學生期別就不宜「承襲」古舊。

雖然我們自認有讀完四年大學後才畢業的學歷，但教育部並未頒授給我們「學士學位」。

想當年我們是在上海同期入伍的，學校招收的只是大學程度的醫科四十七期、藥科三十四期及牙科六期三班的一百餘名男生，還是抗戰勝利後首次在上海、廣州及武漢三地向全國招考入選的。

「陸軍軍醫學校」沒有設立護理及其他醫事衛勤技術等科目，「名義」上的校長是蔣介石委員長，後來他被選為總統，「實際」的校務全賴教育長張建中將領導，行政事務則由張鵬翀少將掌管，他們倆分別是陸軍軍醫學校醫科及藥科的早期畢業生。

記得在每次周會上教育長訓話時，他動輒期勉我們求學、為人及日常生活要彬彬有禮，可與「上海醫學院」的君子校風相比擬。我們入伍後不久，原在內地(內陸)的陸軍軍醫學校及其分校的學生，才分批從貴州安順和陝西西安搬來上海集合。

陸軍軍醫學校在上海與上海陸軍總醫院一起同在江灣新市區，所以大門的兩側掛著不同的招牌。上海陸軍總醫院規模很大，病床數目上千，令人驚奇的是總醫院內的醫務人員居然都不是軍醫學校醫科畢業的。(五之二)

上海陸軍總醫院裡的「大頭頭」，都是來自協和、湘雅及其他民間醫學院校。原來上海陸軍總醫院是中央政府在抗戰勝利後從日本軍方接收過來的，為南京軍醫署的直屬機構。當時的署長是林可勝中將。

林署長原是新加坡華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到英國念醫，想必在那戰亂時代他很難能安靜地在校修讀醫學及以後的臨床訓練吧。大戰結束後，他即轉赴美國芝加哥大學做研究員。

時來運轉，芝大有一位僅二十八歲的年輕醫生，被洛克菲勒基金會委派到中國去就任剛成立的「協和醫學院」院長職，林可勝因此也有幸被邀去擔任該醫學院的生理學主任(生理學不是臨床醫學)。

當年在一群洋人中，難得有位黃臉的年輕教授，因此林可勝被國內視為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的華人代表。雖然林既不懂中文，也不會說華語，但這些都正迎合了當時國人崇洋的心態。

林可勝既不是臨床醫師，亦非軍人出身，卻藉其愛國僑胞的身分，能在抗戰時擔任中國紅十字會救護團團長，又是衛勤訓練學校的校長，所以官運亨通，升至中將的官職。他帶領了一批協和醫學院的學生進入軍醫界，竭力排斥陸軍軍醫學校的畢業醫生。(林的事略貴版刊載過)(五之三)

林可勝署長憑著他在英、美受教的背景，可與留學德國的張建博士分庭抗禮。

抗戰勝利後，「協和幫」到了上海，將陸軍軍醫學校改組為「國防醫學院」，據了解，這完全是出之於他們爭權及排擠張建教育長的人事傾扎，此舉多年來一直都有爭論。

直至國防醫學院搬到了台灣，陡然間，林可勝院長方才「惡夢初醒」，趕緊「溜之大吉」，並甘願落腳在美國一家小藥廠裡終其餘生。有關林可勝院長是否為「叛逃」，前不久「上下古今」版已有人為文述及，我在此不贅敘。

雖然在我的畢業證書上，明明寫著林可勝是院長，但他在自己的英文履歷上，竟完全否認他與創立國防醫學院的關係。我曾於一九六○年到印地安納州訪問過那家小藥廠，喝咖啡時經人介紹一位中國人林博士，交談之下才發現我有眼不識泰山，竟然與自己的院長不期相遇！

我當然要問起當年國防醫學院為甚麼要取銷「藥科」學系時，不料他立露慍色，表示這是時勢使然；顯然我倆話不投機，他旋即離座。(五之四)

其實，我當年投考陸軍軍醫學校及後來改讀藥科的一系列作為，倒也不全屬是我個人一時興起的盲目舉動。

我的堂叔是早年國內很難得從「正式」醫學院出身的西醫（但不是協和、湘雅、陸軍軍醫學校等著名醫校），他是一位相當出色的外科醫生，曾擔任過馮玉祥兵團的軍醫總監，也是中央一顆星的少將。

據了解，早年李先念腹部受槍傷後，命在旦夕，曾經我堂叔治癒。我常想：如果陳誠的胃潰瘍早些年發作，很可能會在堂叔的手術檯上康復；又如果梁啟超的左腎晚幾年病變，也許不會在他人的刀下割掉正常的右腎而後致死。

言歸正傳，入伍訓練結束後，在我尚未決定改科前，如有機會我常去總醫院開刀房觀摩手術的實況，曾目睹正在鋸腿的傷患因麻藥不善而喪命，又看到內科病房裡躺著很多骨瘦如柴的年輕病人，他們罹患肺結核症，無藥可治。

院內雖有協和、湘雅的名醫，顯然還是束手無策。因此我以為中國必須要發展藥業，去配合醫療公衛及中藥，不能單靠西藥進口。但是為甚麼協和、湘雅等名校都不設立藥科？更想不通國防醫學院一開始就要取消藥科的措施。

正當陸軍軍醫學校被迫改組時，藥科學生為著自身前途而憂心忡忡，但醫科同學卻沾沾自喜，因為林可勝院長可延聘許多協和醫學院出身的名教授，同學們也都盼望日後能與在北京由滿清政府庚子賠款設立的協和醫學院攀點關連。

誠然，國防醫學院至今在台灣已經六十年，想來很多早期畢業的醫科同學，在夢寐中難免會迴蕩著林可勝院長等人曾帶給他們的協和「情結」。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日後國防醫學院在台灣復校，必然要歸功予盧致德院長的慘澹經營，盧致德就是當年林可勝的副手，他正是象徵著協和醫學院的「影子」。單憑有這一點，如果國防醫學院的醫生們懷了協和情結，想起來亦頗合情合理。(五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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