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眼／張孝威 幕後操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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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能順利讓香港ＴＶＢ出售台灣ＴＶＢＳ過半股權，除了ＴＶＢ大股東王雪紅助力外，幕後關鍵推手則是T台董事長張孝威。財務出身的他，運作三間投資公司買下股份，巧妙平均配置股份。

曾被「CFO雜誌」選為亞洲十大財務長的張孝威，曾擔任台灣大哥大總經理，當時一手將台灣大抬升股價與營收，他在台灣大總經理卸任後，在王雪紅的引薦下，轉為擔任T台董事長。

這次T台股權的出售案，外界都放在王雪紅的媒體夢，但其實張孝威是重要推手與實質經營者，且他從二○一二年擔任ＴＶＢＳ董事長後，短短兩年餘，ＴＶＢＳ新聞台全面升級高畫質，也投資自製戲劇，還砸一集一百廿萬打造音樂節目，從外人到員工，都能看到T台的改變。

但據了解，張孝威在T台推動的改革與推出更多國際化節目，卻總因收視數字不夠漂亮，而讓香港ＴＶＢ有所微詞，許多政策推動也滯礙難行，讓張孝威始終覺得難以大展身手。

外傳此次股權出售案，張孝威與王雪紅聯手，張孝威出面邀請投資方，王雪紅擔任關鍵角色，三間投資公司股權平均分配，王雪紅沒有擔任任何一間投資公司或信託基金的董監事，張孝威可說掌握實質經營權。

未來張孝威能實質掌握T台後，可預見ＴＶＢＳ未來將更發展自製內容。因張孝威曾對員工表示，有了平台還不夠，重要的是播出的內容，若能擁有內容的主導權，未來在全華文市場都有機會，可見T台的目光不只聚焦台灣，更著眼大陸市場。

 

 

 

46.9億…港TVB釋股 TVBS更本土化

http://udn.com/news/story/7238/675928

香港廣播電視公司（ＴＶＢ）昨天宣布，以四十六點九五億台幣（約十一點五億港幣）價格，賣出聯意（台灣ＴＶＢＳ）的五成三股權，由台灣的利茂、德恩和連信三家公司買下，三家投資公司的代表人費宗浩，是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倚重的ＴＶＢＳ董事長張孝威的表兄弟。

台灣ＴＶＢＳ將來在節目製作與拓展市場時的自主權大幅提高。ＴＶＢＳ昨天也表示，未來經營團隊不會改變。

外傳利茂、德恩和連信公司的背後金主是香港ＴＶＢ最大股東的王雪紅，但宏達電昨天不評論。

費宗浩是已故財政部長費驊的兒子，費宗浩的母親張心漪則是張孝威的親姑姑，張孝威與費宗浩是關係親近的家族親戚。

香港ＴＶＢ董事局昨天公告，透過全資附屬公司ＴＶＢＩ及東方彩視，與買方訂立出售協議，ＴＶＢＩ及東方彩視分別出售所擁有台灣ＴＶＢＳ的四成七和百分之六的股權。但條件是台灣的相關主管機關必須同意。

經濟部投審會表示，投資案牽涉外資或陸資，須申請送審，審查將聚焦資金結構、人員安置等，此案也因涉及有線電視經營權，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審查。不過兩主管機關昨都表示，還未收到業者遞件申請。

在完成交易後，利茂投資將持有聯意百分之十七的股權，德恩投資與連信投資各持有百分之十八股權（三家合計持股百分之五成三），ＴＶＢ及附屬的東方彩視仍持有四成七的股權。ＴＶＢ公告指出，出售聯意後，集團將把大部分財務及資源集中在香港、大陸及其他潛在市場。

未來台灣ＴＶＢＳ將更本土化，由買方的經營團隊主導。目前ＴＶＢＳ董事長張孝威，就是王雪紅委託管理、經營ＴＶＢＳ電視台。聯意經營多個有線頻道，即台灣ＴＶＢＳ頻道、ＴＶＢＳ新聞台及ＴＶＢＳ歡樂台，以及電視節目製作等業務。

 

TVBS去港化 王雪紅人馬主導

http://udn.com/news/story/7238/675884

香港廣播電視公司（TVB）昨（29）日宣布，以11.5億港幣（折合約新台幣46.95億元）出售台灣聯意製作（TVBS）約53%股權給台灣利茂、德恩、連信等投資公司；外傳TVB大股東兼宏達電董事長王雪紅是此次交易案主導者，未來台灣TVBS可望去香港化，大幅提升本土經營團隊的策略主導權。

TVB宣布，旗下全資公司TVBI跟東方彩視，分別出售聯意的47%跟6%股權。TVBS股權交易案仍需經過經濟部投審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核准，預計6月30日完成交易。

TVBS表示，以利茂投資為代表的三家投資公司，資金來源均為設立於台灣的數家財團法人及信託基金，出資者代表人費宗浩為資深金融與投資管理專家。

費宗浩指出，TVBS為台灣電視產業領導品牌，經營穩定且獲利良好，值得長期投資，未來經營仍將借重現有管理團隊。TVBS董事長張孝威則說，新股東相當支持經營團隊，未來也將提升整體經營策略自主權，積極拓展新業務。

值得注意的是，利茂投資等三家公司的董事及監察人或上層投資公司董事，包含江素蘭、歐陽家立等都是王雪紅的教友，歐陽家立更是威盛信望愛基金會負責人。費宗浩與張孝威為表兄弟，費宗浩母親張心漪是張孝威的姑姑。市場盛傳，王雪紅是背後出資者，但遭否認。

業界分析，TVBS董事會中有五董三監，東方彩視董事代表原TVB行政主席梁乃鵬（今年1月退休，由TVB大股東兼王雪紅合作夥伴陳國強接任）、李寶安、區偉林，百慕達商廣播投資的三席監察人，都是TVB及邵氏傳統勢力，董事會僅TVBS董事長張孝威及威盛總經理陳文琦屬王雪紅人馬。

 

秘辛…當年一場球敘 讓六輕「進洞」

http://udn.com/news/story/7742/673531

政治要為經濟發展服務，企業家則要爭取政治支持，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跡，少不了政商關係，只是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結果及評價。當年李登輝總統與台塑集團總經理王永在林口長庚球場的一場球敘，讓台塑六輕起死回生，也開啟了台塑石化王國之夢。

時報出版的《孤隱的王者─台灣守護之神王永在》，揭露了王永在如何透過高爾夫球敘，化解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因為大陸海滄計畫與台灣政治領導人李登輝的扞格，推動雲林麥寮六輕的世紀工程，讓石化成為台灣重要兆元產業，更創造四萬多個就業機會。

本書作者姚惠珍訪問了台塑集團員工、王家家族親友等數十名受訪者，並與台塑董事長李志村進行十次專訪。李志村更親為本書寫序，認為本書以比較中立的觀點，忠實呈現出王永在對台塑集團的貢獻。

以下內容為書中節錄。

一九八九 海滄計畫惹惱李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王永慶親赴中國考察投資機會。十二月五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王永慶，並允諾協助台塑投資，就是後來的「海滄計畫」。

一九九○年一月十一日，王永慶二度前往中國，竟在香港機場轉機時遇到台灣媒體。消息曝光，台灣政壇震撼、府院高層震怒，王永慶避居美國近兩年。

當時，外界把「海滄計畫」解讀為台塑因六輕投資受阻、出走中國，導致政府高層對台塑集團很不諒解。王永在因長年打高爾夫球的關係，原本就與當時的總統李登輝認識；而李登輝的終身摯友何既明醫師，也因曾任淡水球場會長，與王永在熟識。

王永在 到鴻禧山莊「請罪」

王永在請託何既明引薦，在何既明的陪同下，到李登輝位於鴻禧山莊的官邸「請罪」；並邀約李登輝一同到長庚球場打球，不斷強調台塑集團投資台灣的決心，才化解李登輝與王永慶之間的心結，也讓政府協助台塑集團興建六輕的態度轉趨積極。

一九九一年，經濟部長蕭萬長打電話給當時在台灣當家作主的總經理王永在，相約在台北來來飯店的桃山日本料理。王永在一到場，就看到雲林縣長廖泉裕，廖泉裕當場告訴他：「麥寮有一塊土地，大約五百公頃，已經開發好了。給台塑蓋輕油裂解廠剛剛好。」

王：來打球的人都是朋友

一名王家親友說，「總座說過，球場就是給人打球的，如果今天公務人員來打球，他身體健康可以更賣力為百姓做事，這樣也是好事。來打球的人，大家都是朋友；有人有什麼不懂的法規，也可以在這邊請教一下專業的，把不懂的地方釐清、把該補足的手續辦好，讓事情可以順利推動。如果官方跟企業把門關起來，沒有管道交流，事情又怎麼會通呢？」

李連宋 在球場喬民選總統

一九九五年八月初，當時的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連戰以及省長宋楚瑜三大巨頭在長庚球場打球。之後與一干球友聚餐，「總統盃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員們支持李登輝參與隔年的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選舉。

不久，李登輝正式宣布出馬角逐連任，王永在與一批工商界人士即刊登廣告連署支持。由於王永在是該俱樂部會長，因此掛名第一位，清楚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

國內高爾夫球運動發展到巔峰，王永在與黨政高層的關係也達到前所未有的融合，六輕問題迎刃而解。

 

 

阿兄強人背後 王永在政商折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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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經營之神的弟弟」，是多數人給王永在的定位。王永慶的光環何其耀眼，但也讓王永在永遠無聲。王永在的長子王文淵曾說：「他是全世界最好的弟弟。所有公益事業他都出一半，但他從不出名。所有人都知道王永慶，不知道他。」

《孤隱的王者—台塑守護之神王永在》傳記將由時報出版推出，記錄王永在自居平凡卻具備王者器識的精彩一生。

王永慶脾氣剛硬，在外人前痛斥七十多歲的王永在。王永慶從來就不是和顏悅色的阿兄。遇到事情，他只問對錯、擇善固執，只要他認為對的事，管你是行政院長、甚至是總統李登輝，他都會爭論到底。

套一句王永慶外甥廖君哲所說的：「我大舅這輩子得罪的人，加起來大概有整座山那麼多。」

毫無疑問，王永慶是強人，是敢跟台灣總統李登輝公然唱反調、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提條件的強人。這種不畏權勢的硬頸個性，讓台塑集團挺過了海滄計畫時，兩岸接踵而來的政治壓力。但這種強人性格，也讓人退避三舍。

台塑集團總管理處總經理楊兆麟曾說過一句話：「董座（王永慶）說的，都是對的。如果有得罪政府的地方，那是我們要去處理；但董事長絕對不會錯。」

王永慶不會錯，所以海滄計畫引起府院高層震怒，是王永在去鴻禧山莊跟李登輝道歉；王永慶不會錯，所以多次振筆疾書，向政府喊話開放中國投資的萬言書引起政府跳腳，是王永在透過一場場球敘、一場場慈善球賽來化解不滿。長庚球場既是球場，也是台塑與政府非官方交流管道，更是王永在的舞台。

一九九七年，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中華高協）要尋找新任理事長時，第五屆理事長陳重光三度請王永在接掌；但王永在以六輕正在推動、工務繁忙為由婉拒。

最後是李登輝總統一句「王先生接任最理想」，讓王永在接下重擔。

由於當時環保人士對高爾夫球場林立多所抨擊，高球運動漸蒙陰影。為了全面提升高球運動的形象，王永在請託掌管長庚球場十多年的經理簡國龍出任高球協會秘書長，並建議簡國龍「應該多舉辦國際賽事及慈善盃高球賽，藉此提振台灣高球知名度並改善形象」；王永在全力支持，預算無上限。

一九九七年底， 中華高協在長庚球場舉辦「 中宏高爾夫球慈善賽」，捐贈卅萬元救助宏都拉斯貧苦兒童，宏國副總統羅培士專程來 台致謝；中華高協也自行斥資一千五百萬元，舉辦第三十三屆中華民國公開賽栽培青年選手。隔年中華高協分別於新豐、台鳳、台中國際、永安、長庚五球場舉辦「公益慈善賽」，吸引四千多人報名參加，餘額捐贈慈善團體及高爾夫球發展基金。而愛好高爾夫球的總統李登輝也常參與球敘，同時對參與國際競賽凱旋歸國的青年選手們慶功。

之後，中華高協更與國際管理集團簽約合作，舉辦今後四年台灣國際賽事。一九九九年，總統盃公益慈善邀請賽的決賽在長庚球場召開，並由總統李登輝親自主持頒獎。從接掌中華高協理事長以來，王永在出錢出力舉辦各種高球活動。於公，王永在響應政府政策，栽培青年選手；於私，王永在力挺「球友」李登輝的高球外交政策。

在李登輝掌權的時代，何既明醫師是總統官邸上下無人不知的貴客，因為他與李登輝已有一甲子的交情。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宣布投降後，同樣在日本留學的何既明與李登輝搭同艘船返回台灣。該艘船抵達台灣時爆發法定傳染病，因此限制停泊於基隆港，人員均不可下船。船上物資不足，採取配給；而何既明因為醫師身分，可以獲得較多糧食。

當時，何既明看到身材魁武的李登輝仍安安穩穩在甲板上看書，完全不受外界影響，因此主動幫李登輝留了糧食，並向李登輝攀談；數十年情誼因此展開。

 

 

 

王永慶多有錢？ 灶底、衣櫃藏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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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的王永慶，是全台灣在銀行有最多現金存款的人。他因此被已故經濟部長尹仲容相中，邀請參加美援PVC（聚氯乙烯，主要塑膠原料）工廠投資計畫。

究竟當時的王永慶有多有錢呢？王永慶二房長女王貴雲，在紀念母親楊嬌的回憶錄中提到：「爸爸的儲蓄都買金塊，一疊疊都是您（母親）看管，後來爸爸用這些錢當基礎設立台塑與南亞公司。之後您五十歲到美國，身上空空，我才學習到您的誠實、不貪心，也深深影響我一生。」

王永慶次子王文洋也在王月蘭的紀念冊《點亮王家的永恆星辰》中憶及：「小時候家裡的衣櫃，總是藏滿排列整齊的金條，光是交給楊嬌保管的一斤重金條，就有五百多條。

顯見王永慶除了銀行存款高居全台之冠，因為當時通貨膨脹嚴重，他也習慣儲蓄金條。不僅王永慶的子女們印象深刻，就連王永慶的外甥廖君哲，也對大舅王永慶在承德路五十號的「黃金時期」印象深刻。

廖君哲形容，當時的金條都由阿嬤王詹樣或舅媽楊嬌保管，「阿嬤怕別人發現，還把金條藏在廚房灶內，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那些金條都是送禮用的，那個年代一塊錢一大張，誰要？錢根本沒用，大家都是要金條。」

廖君哲回憶，那是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台灣由外省人全面掌控的年代，「王永慶國小畢業而已，沒背景沒學歷，台灣人哪有機會？那時候是外省人控制的天下，都是外省人當官，我送過幾次。我騎著腳踏車，前面車籃放著裝了金條的籃子，這樣送過去的。」

回溯台塑集團的根源，廖君哲傳神地形容為「金條外交成功」。

那個年代，做生意得打點很多人，年節送禮不可少。王永慶社交手腕很好，當年生意都上酒家談，所以王永慶天天到酒家喝酒，認識了很多外省人；原本只會說台語的王永慶也學會了國語，還跟上海幫的趙廷箴熟識。

後來也因為趙廷箴的關係，成功打入外省幫主流社會，「後來連蔣緯國、辜振甫這些『龍會』成員他都認識，也因此意外投資了福懋塑膠工業；當時他連什麼是PVC都不知。

在王月蘭紀念冊《點亮王家的永恆星辰》中也載明，王永慶曾借給趙廷箴十幾條黃金，幫趙廷箴解決困難，彼此建立了好交情。

廖君哲憶當年，指出趙廷箴的親舅舅陳慶瑜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美援運用委員會第二處處長費驊更是趙廷箴一同撤退來台的江蘇同鄉；王永慶找趙廷箴出任總經理，有助於福懋對政府的關係。

「那時福懋董事長也不是王永慶，福懋創辦人其實是永豐餘何家，何家三兄弟是大股東，還有一個股東是台紙創辦人張清來。董事長就是董事，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何義病逝日本、一九五七年投產後PVC賣不出去，大股東紛紛退股，董座才吃下大多數股權，一九五七年將名字改為台灣塑膠公司。」

 

遺囑之謎… 訂身後家規 四房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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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義與愛情，王永在不僅分寸拿捏得宜，更把握自己僅有的清楚意識，在王永慶逝世後即交代「大掌櫃」洪文雄，所有財務支出不論是公司投資或私人用途，全都得經由總裁王文淵簽署核准才得動支。並簽署了一份授權書，委由王文淵全權處理他名下財產。

但也有一說指出，王永在曾預立遺囑。二○○八年王永慶驟逝後，王永在眼看阿兄二房長子王文洋為了遺產寄存證信函給三房，要求公布王永慶名下所有財產；他痛心疾首，甚至怒斥：「我還在！是要分什麼啦！」王永在不希望子女爭奪遺產的醜聞再次重演，他也清楚阿茲海默症將慢慢吞蝕自己的意識，因此據說曾在二○一○年間以全程錄影的方式留下遺囑，規範所有王家子孫該如何「和平共掌」他與阿兄打下的江山。

王家親友指出，王永在於二○一○年立下的遺囑，不僅白紙黑字記載下來，現場還有律師和第三公正人在場，但從未告知任何一名子女，僅少數人知情，「應該會等到功德圓滿（即辭世四十九天後），遺囑內容才會陸續曝光。」

遺囑內容中最關鍵的，是王永在對於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基金會以及海外五大信託的管理機制有明確安排，不論是長庚醫院或二○○一年至二○○五年於海外成立的五大信託，都應該由阿兄王永慶的二房、三房，以及自己的大房、二房等總計四房家族成員共同掌管。至於各家族要推派何人出任信託管理委員會的代表，則由各家族自行決定。

對於父親王永在是否立下遺囑一事，王文潮說，晚年父親已感覺自己的阿茲海默症病情惡化、意識不穩，所以才會明白指示「所有財務支出都要經由總裁王文淵核准」。

就他所知，父親並沒有立下遺囑，「至少，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所謂的遺囑。但我父親也不需要立遺囑交代什麼，因為我們都清楚他的想法，他就是希望台塑企業能永續經營，家族能和睦共處。」

 

 

「郝三條」下禁令 台塑海滄夢碎

http://udn.com/news/story/7742/673513-「郝三條」下禁令-台塑海滄夢碎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日，王永慶終於回到闊別近兩年的台灣，並在一天內接連拜會總統李登輝、行政院長郝柏村與經濟部長蕭萬長，引起媒體高度矚目。

對於媒體詢問海滄計畫是否繼續推動時，王永慶認為，現在到中國投資是正確的，但海滄計畫是否實施，取決於政府的態度。

實際上，王永慶自始至終都未放棄海滄計畫，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國政府通知王永慶，先前提出的海滄計畫十一項要求已全數獲准。十一月五日，王永慶在北京會晤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

原以為海滄計畫已萬事俱備、僅欠東風，沒想到王永慶又再度提出「海滄生產的產品，百分之百內銷」的新要求。

對於王永慶外銷轉內銷的要求，朱鎔基深感不滿，甚至認為王永慶出爾反爾。

但王永慶仍不放棄，提出各種生產計畫，說明產品內銷不僅可減少中國天然資源的耗損，更可節省外匯支出。

隔日，十一月六日，中國再度同意王永慶的要求，並且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盛大宴會，招待王永慶一行。中國一方也著手進行海滄計畫的合約。

未料就在國賓館，王永慶接到一通電話轉告行政院長郝柏村的指示，一旦與中國簽約，將停止台塑集團股票交易、凍結台塑集團與銀行資金往來，以及限制台塑集團高層出境的「郝三條政策」。

事已至此，王永慶被迫放棄中國投資、海滄夢碎。

 

 

台灣的BOT 至少該做斷層掃描

http://udn.com/news/story/7338/675905

在台灣高鐵、大巨蛋等知名ＢＯＴ案相繼登上媒體頭版之後，不少人心裡都產生一個疑惑：為什麼台灣的ＢＯＴ案老是有這麼多問題？是不是我們的國情特殊，不適合推動ＢＯＴ？要釐清其間疑慮，得從ＢＯＴ的本質說起。

首先，一件工程要選擇採用ＢＯＴ，通常是基於「民間比政府有效率」的假定。政府之所以沒有效率，則是因為採購、會計、人事、流程等管制法規綁手綁腳，而民意代表的施壓關說、綁標圍標，當然也會損害工程品質。民營公司在這些方面的羈絆較少，理論上應該會比公部門更有效率。

其次，ＢＯＴ案通常是工程金額比較龐大、回收時間較長的大型案件。由於工程經費動輒數百億、數千億，往往佔去政府常規預算的極大比例，又必須跨越好幾任民選首長任期，因此在實務上也不容易以公務預算執行。此外，由於近年政府財政拮据，根本無力支撐大型建案，以ＢＯＴ案外標大型工程遂是大勢所趨。

前述兩點推動ＢＯＴ的客觀要件，雖然言之成理，卻也可能失之簡化。例如，在工程的「執行」上，儘管民間企業的效率確比政府更高，但是在任何工程執行之前，還是要經過規劃、招標、比圖、審查、環評等程序；這些程序，無論如何還是官方行政作業必須處理，也因此官員在其間上下其手的機會仍然不少。因此，ＢＯＴ固然能利用民間執行面的效率，但是事前的規劃與事後的管理，卻還是擺脫不了政商之間的幢幢黑影。

以高鐵案為例，雖然當年提出「政府零出資」的美麗口號，明眼人一望即知是唬弄人的口號；但是，只要「大老闆」（當時是李登輝）聽進去了，就能過關。不管大老闆是真的相信該案「政府零出資」太動人，或是幕後喬好了到日本訪問的回饋條件，顯然他一個人就能決定最後標案花落誰家。這顯示，當時所謂招標、比圖、審查云云，全是表面文章，主要是做給立法院、監察院看的，以擺脫行政部門的責任。事實上，當高鐵營運出問題時，小自票價調整、大至公司重整，事事都需要立法院決議。可見，ＢＯＴ案頂多只能擺脫一部分無效率政府的糾纏；就更別提像柯文哲這樣，一名新市長上任就能隻手推翻ＢＯＴ案。

至於預算金額龐大、跨時甚久而不得不採用ＢＯＴ的建案，也有另一層負面考量。工程金額大，通常表示潛在的「油水」多；市場上能夠覬覦如此大塊肥肉的財團，往往屈指可數。當一件件為期數十年的獲利豐厚案件都是被富邦、鴻海、遠雄、台新、遠東等大財團標下時，在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今天，台灣人民當然會產生嫌惡感。這些感覺反映了疏離與不信任，而政府要再去處理善後，當然也更加困難。

「橘逾淮為枳」，在歐美先進國家運作良好的ＢＯＴ搬到台灣，就出現種種水土不服，其實不能說是意外。以案件的性質來區分，越是金額大的（如台灣高鐵）、越是晚近招標的（如大巨蛋）、越是經手官員有問題的（如因貪案被起訴的）、越是影響到廣大民眾權益的（如ＥＴＣ），在當前社會氛圍下，民間不免都用高倍數放大鏡檢視，善後也都越發棘手。相對而言，早期金額比較小的案件如晶華酒店、一○一大樓，則爭議極少，算是成功的案例。

台灣在推動ＢＯＴ數十年之後，剛好出現一位高人氣的「亞斯柏格」市長，同時對幾件ＢＯＴ案發飆。對台北市而言，這齣「柯市長槓財團」的戲後續精彩可期。但對行政院與公共工程委員會而言，不妨趁這個機會做一番檢討，看看這原本國外血統的ＢＯＴ，在台灣生長了幾十年之後，即使不要開大刀，是否也該考慮做個微創手術了。至少，如台灣高鐵擺爛之後政府如何接管、民意機關究竟可以對ＢＯＴ營運的哪些面向做決議、如何才能避免首長決斷式地干擾評選流程、不同的民選首長可以改變多少契約規範，在在都需要冷靜地構思、修補。

亞斯柏格外科醫師只能痛快修理個案，但是台灣的ＢＯＴ恐怕先得好好進行斷層掃描，才知道真正的病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