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館玉琮上的神徽

一個鳥人拿著只有眼鼻嘴的面具

中國在商朝之前與西亞的往來是通的，這就是青銅之路、美玉之路。由於地形限制，這條路有高山、有沙漠，並不好走，來自西亞的人，要從西亞走到河西走廊的前提是要能有家畜供食與運物。所以羊是很重要的關鍵，西亞最先馴化了羊，而且西南亞很早就馴化了驢子與駱駝。有了這三個寶，西亞人就沒有問題可以走向東方。其實，宏觀來看，新疆實際是中亞的一塊，看看歷史上中亞諸國的國境線就可以看出，中國最強的時候，國境往往一畫就畫到了現在的吉爾吉斯、哈薩克。西亞人最早帶來中國的一定是羊，所以這批人被叫作羌，意為養羊的人，或姓姜，意為養羊的女人(氏族)。趕著羊、備了厚衣以禦寒、準備了青銅刀與弓箭以禦身、騎著驢子或駱駝、坐著驢車，西亞人就上了伊朗高原，走著走著就到了阿富汗，經過了山口，就來到帕米爾高原，穿過裂口，下來後進入喀什，經過一連串的綠洲，就進入了河西走廊。這時候的南疆環境比現在好得多，漢朝時有36個國在這裏，羅布泊還有樓蘭國，當時的樓蘭氣候濕潤，雨水豐富，廣布河湖，漁業發達。羅布泊是湖光山色，碧水藍天。于闐也不錯，和闐玉就這樣傳到了中原，考古結果證明，距今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發現有和田玉。早在五千年前，河西走廊一帶氣候溫暖濕溫，喜溫喬木生長繁茂，森林遍地，芳草萋萋，牛羊成群。

當兩河流域烽火連天時，一些西亞人走向了東方，當一站一站的從西亞走出河西走廊，這批西來者面對了抉擇，他們的前面是黃河還有綿延的高山--六盤山脈，他們在這裡停頓了一陣，之後，他們決定順黃河而下，所以他們選擇了走賀蘭山下，之後，走陰山下，或者是走鄂爾多斯高原，在黃河轉彎往南時，東邊的太行山太高了，所以，繼續沿著陰山往東走，經過了岱海來到了遼河上游，這時，往東走就要到海洋了，往北走，對這批來自西南亞的人來說，太冷了。往南走，出現了新的困難，就是密集的夷人已居住於此。所以這批人或這家人就在此安家落戶。由於這批人有先進的知識與技術，很快成為這一帶的首領，越聚越大、越久越強，就依西亞的文明，建立了紅山文化，同時重複了埃及的神廟、金字塔等建設。也有人帶著紅山文化往南走，經過了山東，來到了長江口沖積平原。

由於是少數統治，所以特別愛裝神弄鬼，信任巫術，並且大量運用圖騰以嚇人。當壯大到一定程度時，這支部落就開始南下了，開始與華北大平原上的東夷及苗黎族大戰，而且取得了勝利。這也可以說明為何從中原溢出至燕山以北的夷人有能力回來當盟主，並且建立了商朝，這時，這批西亞人，就真正的找到第二故鄉，他們從兩河流域的沖積平原來，來到了黃河的沖積平原，他們立即可以大顯身手，神農氏就誕生了。遠古的東北應該是相當原始的，遍佈森林，所以應該是通古斯人的天下，也就是說通古斯人的生活範圍比後來的狀況是相當靠南的，應該南到遼河流域，所以殷墟中有不少通古斯人遺骸。所以，商人引入了通古斯人的甲骨問卜及薩滿教等土著巫文化。同理，矮黑人的生活區域也不小，因為殷墟中有不少矮黑人的遺骸。

這批來自西亞的人在河西走廊除沿黃河往北走，有一批往南走進入四川，建立了三星文化。還有一批往東走，來到了渭水上游，成為夏周的祖先。所以，漢民族的原點是在河西走廊的東緣，也就是古羌人的區域，來自西亞的一批人占有成分。

在北疆還住著一批由歐亞大草原來的原始歐洲人--吐火羅人，頭髮是金色的、皮膚是雪白的人。他們給中原帶來了印歐人的利器；馬與戰車。他門進入了中原嗎？ Why not？

 

我說：偉大中國的歷史值得後代子孫細細品味。 

再說一次： What a wonderfu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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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6 [.] 如果周朝之前是通的，周朝之後是不通的，可能的原因就是，周朝之前進來中原的就是同夥人，所以，就沒有通不通的問題，當時，整個西部都是同夥人。之後，內外差異、敵我意識越來越強烈，這條路對中原就斷了，直到漢朝張騫通西域才打開。而在這近1000年間，中原文明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走出了不同的文明，就如同希臘文明的發展歷程一樣。另一個可能原因是，兩河流域的文明停滯了，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輸出。
(.：國家的出現，強大武力的出現也造成往來的阻礙。關卡、關卡正是此意。割據、割據政權之意此時深有體會。在沒有關卡的時代，只要有稍強武力的隊伍就能橫行於大地，惟一的阻礙是天險。這讓人聯想到西班牙艦隊、葡萄牙艦隊的橫行四海。)
(.：這時才驚覺 青銅刀與青銅武器(矢镞、戈、矛、刀削、斧斤、戰車)的厲害，青銅的塑型能力加上硬度，成為大規模殺人武器發展的濫觴。)
(.：也因為交流的中斷，所以已進入中原的白人、中亞人、西亞人(如果有的話)也慢慢被稀釋。)

14/9/26 [.]從表現出信仰的源流來看，應該不是文化波傳遞，而是來了一隊人馬。而且還是不同時期好幾撥人馬。

14/10/1 [.] 這些人非常可能是亡國(敵人或自然)之人或被追殺之人，為了尋找容身之處，不管多艱難的大山都翻越了過去，開闢出一條通往東方的不歸路。這也可以解釋和田玉為何沒有傳回西亞，以及在中原的青銅沒有中西亞的好，因為雖有技術，但原料在中原不易取得，或者技術學得還沒高段。這也顯示這條路是斷斷續續的通，不是通暢的，遠古時，不是亡命之人是不走此路的，而入疆的北路為原始歐洲人把持，再加上寒冷與未知，此路對西亞人來說是不通的。仰韶晚期的尖底瓶的原始用途，還是要到西亞找，埃及多的是，但仰韶的陶器都多了兩個耳朵，可能是轉變了功能，成為祭器，追思祖先的禮器，而兩個耳朵是用來手執舉拜的。千里迢迢來到東方，怎能不思鄉。

這讓人想到蒙古人西征屠城時，除了工匠外全部殺光。二次大戰結束，美蘇兩國都搶德國的科學家。蒙古人很野蠻，但老祖宗的智慧還是牢記心中。

14/9/26 [.] 非常可能，周朝為了恥與周邊的野蠻人為伍，標榜正統，作了最大的掩飾工程，掩飾自己的來歷，掩飾自己的語言，掩飾了商朝及之前的歷史。作為外來的少數民族，以800多年的時間，切斷了、掃除了之前的聯結，鞏固了對中原大地的統治，壯大了自己的民族。此外，商朝至少有500年歷史，周朝的祖先作為殷商的方國在此期間也應慢慢的與戎狄有了較大的差異。簡言之，漢人的祖先是非常兇悍的。

14/9/26 [.]中國的歷史太壯觀了，未來中國人讀中國的歷史，就會包含原始歐洲人、兩河流域文明、印歐人、北亞黃種人的歷史。一張包含漢、滿、蒙、回、藏、苗的中國歷史大傘張開了。中國這片大地的新歷史架構已經隱然成形，快要浮出水面，這是黃種人的偉大歷史。

14/9/26 [.] 在公元前1500到1200年間，商朝有了國力大躍進，可能是戰車、馬、青銅的引入，所以大舉東征東夷，可惜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14/9/27 [.] 用漢人自稱，而不用周人、夏人自稱，這裡面有很大的意義。

14/9/27 [.] 由於矮黑人、白人與黃種人外型迥異，在古時的兇殘時代很容易被趕盡殺絕。

14/9/28 [.] 所有的關鍵是青銅器，銅器的可塑性讓人類製器的範圍大為增加，尤其是武器的發展。所以第一批西來的掌握製青銅器的民族，一下就主宰了中原，土著就成了奴隸，這讓人想到在南美發生的事，人數不多的帶槍的西班牙人兩三下就打倒了印加帝國。第二批來到中原的就是會騎馬的人。

這就可以解釋李濟對殷墟武器之謎，李濟對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銅器之形制加以研究，指出其中僅“戈”為在中國本土發生成長之物，其它武器都是在歐洲有獨立成長歷史的兵器。

14/9/29 [.] 很有可能，青銅文化的起源就是伊朗東部、阿富汗北部、以及與其相鄰的中亞南部區域，這個區域產銅與錫。而古羌人就是西亞來的移民，黃種人，黑頭髮。看到仰韶文化的玉、綠松石、羊、牛、彩陶、小麥，就可判斷仰韶文化是這些移民帶來的，之後帶來的才是青銅。

14/9/30 [.] 固化的思想很困難改變，就有如，古時的地球人相信地球是平的、太陽是繞著地球轉的，要讓地球人改變想法，知道地球是圓的以及地球是繞著太陽轉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14/9/30 [.] 跡象顯示，90年前，中國就有可能把中國的遠古史搞清楚。可惡的日本人破壞了中國的一切。日本人的侵略，打亂了所有進展，讓中國又回到了混沌，中國人痛失90年。國共都在搶中華文化的正統，兩方都不敢講真相，這導致被反華集團拿來當武器進行攻擊。

14/10/1 [.] 安特生與瓦西里耶夫都不是反華有心人士，他們只是想了解中國人或中華文化的源頭從哪裡來的。這是科學查證，只能用科學來辯證。如果科學上一證明為真，則就不要浪費資源去說為假。因為在假的前提下，考古工作會慢下來、或作不下去。如果中國考古界很早就假設西亞與中國在遠古是通的，中國的考古工作一定會進展更快。也不會鬧出三星堆文化可能是外太空來的謎團這個笑話，出國展出後，回來就改了說法。 

14/10/1 [.] 韓國人拍的"黑龍江"拍得真好。看那草原、看那眾馬奔騰、看那森林、看那河水、看那人民，讓人印象深刻。

14/10/2 [.] 走緬甸、雲南這線的機率不高，觀察古時，西亞文明擴散、亞力山大東征、都是到印度河東邊一點就停了，而哈拉巴文明也是如此，甚至印歐人、蒙古人來印度一開始也是如此，可知往東有一股力量(自然或人為)阻止了前進。恆河平原去緬甸還要翻過若開山脈，之後，又要開始往上爬雲貴高原，而橫斷山脈的山高水深的地形更是難以闖越，更可怕的是溼熱叢林環境，森林中有毒蟲猛獸，還有原始部落，這對相對進化的西亞人來說，是難以穿越的。

這條線路，只能接力傳送物品，無法一批人驢穿越。

14/10/3 [.] 距今2000年前乾燥氣候開始肆虐，這不只改變了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的地理環境，還改變了青藏高原的羌塘地區，象雄王國也如樓蘭王國一樣煙消雲散於歷史中。這就回答了古羌人為何如此強大，也否決之前個人的古代戰略高地的想法，青藏高原太寒冷不適人居，所以古代無法如蒙古高原、伊朗高原成為戰略高地，實際上，青藏高原羌塘地區當時水草肥美，是可居的地方。5000年前當時的氣候狀況是與現在不同的，所以地上景觀完全不同。由於錯誤的認知，矇蔽了雙眼及腦袋。想到80年前希特勒派人到西藏尋根，聽聞此事當時覺得天馬行空，現在回想起來，真讓人百感交集。

14/10/4 [.] 三星堆的文明來源，可能路徑竟然是來自西藏、巴基斯坦。哈拉巴文化的古印度文明是處於現在的巴基斯坦，其範圍最北來到瓦罕走廊，由此進入西藏(現在為與新疆接通)，當時西藏的生存環境比現在好，有象雄古國存在，其國橫跨羌塘區域，東達四川西部，由此進入了四川。 也就是說，蜀錦、象牙、貝殼可能是經過這條貿易線流通的。還有，于闐國這帶是古羌人的地盤，和田玉應是由古羌人管控的，所以，進入殷墟的玉與古羌人有關，而日本的愛奴人的DNA與藏人接近，這代表古羌人去了東北，所以，商人很可能與古羌人有關，不要忘記，周亡了商時，不少商人遠走東北，是否就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去了日本，而這個也與新石器時代的巫玉文化相關，古羌人由河西走廊、陰山山脈、遼河上游一路走來，帶來了巫玉。 石峁遗址的石頭城又與哈拉巴的城市有所類似。商周的統治主的人種可能候選只有三個：古羌人、吐火羅人、通古斯人。而通古斯人的機率不高。這是否也可解釋為何黃種人可以不怕極寒的來到北極區，如果他們是來自西藏高原的黃種人呢？也就是說通古斯人是來自西藏，就是因為來自西藏，所以通古斯人的起源是在貝加爾湖一帶而不是東北，由西藏高原下來過了河西走廊，就上了蒙古高原，就來到中西伯利亞。為何好端端的蒙古高原、北疆不住，要往嚴寒森林地方去住，很明顯是有外族來了，那就是吐火羅族，也就是原始歐洲人，古羌人原住民就被趕到北方去了，成為通古斯人，黃人種的古羌人(含通古斯人)與白人種的吐火羅人在這片區域發生了長時期的衝突與融合。一段時間，蒙古西部與北疆與葉尼塞河以西區域皆為白種歐洲人所佔據。這也說明為何吐火羅人最南到達樓蘭就過不去了，而河西走廊也沒找到吐火羅人的蹤跡，因為這個區域是古羌人的地盤。這就支持了1996年宿兵在DNA中找到了汉藏同源的证据，實際上，漢人是古羌人分出去的，至於古羌人的血源成份就耐人尋味了。

喜馬拉雅山的持續升高，除了改變地形外，也改變了氣候。有可能有一水氣能通過的高度門檻，在3000年前，喜馬拉雅山脈升高超過了這門檻，而喜馬拉雅山持續的升高，阻隔了越來越多的水氣，使得青藏高原、河西走廊、新疆區域的氣候開始大變，從水草肥美變成乾燥寒冷，使古羌人的生活環境徹底改變，反而其一分支漢人在中原繁榮壯大，主幹卻慢慢萎縮。從7000年前到現在，西藏高原升高了約 350公尺。從發現的化石證明，在3160年前，羊卓雍湖一帶還生長著大量的松樹、櫟樹和棹樹，而不像現在這樣高寒、荒涼。所以，地球整體氣候在那時期可能沒有大幅改變，但喜馬拉雅山脈的升高，改變了南亞北部及中國西部的氣候。可以推想，印度半島的北區應該在那時期起有暴雨和洪水氾濫的狀況。

喜馬拉雅山脈是西藏高原受印度板塊拱起升高最快速的區域，也就代表瓦罕走廊的升高高度可能高於350公尺，也就是說7000年前瓦罕走廊可能沒有這麼荒涼、寒冷。10000年前更是如此，可能有些黃種人就開始從此地北上了。更有趣的是，如果西藏高原遠古沒這麼高，則雲貴高原就更矮了，是否比現在更容易穿越呢？這是否回答了為何遠古有一支從緬甸、云貴來的苗人。還有，帕米爾高原是否也沒有現在這麼高，穿越的困難度沒有現今這麼難。

14/10/4 [.] 南亞的巴基斯坦、孟加拉信奉伊斯蘭教為主，這兩個國家在印度的兩邊，而印度以信奉印度教為主，這如何解釋？這從地理上可以解釋，就是突厥人、蒙古人入侵印度時，很快的攻陷印度河流域(在巴基斯坦)，然後沿恆河往東攻，印度教徒往北南兩個方向逃避，往北是喜馬拉雅山南麓，往南是印度高原，都是山區，當蒙古勢力順恆河到達三角洲，又佔據了此地盤，孟加拉區域就改信了伊斯蘭教，當蒙古力量式微時，恆河中游的南北印度教徒又回潮，成為印度教為主的區域。

14/10/5 [.] 如果台灣原住民就是東夷人南下，則最早走到東亞的就是矮黑人，因為他們是最早離開西亞，所以皮膚還是黑的，所以一萬多年前經過台灣沿海往北移動(有人稱為夷人)的實際是矮黑人。而從紅山文化下來到華北平原及山東的是被華夏族稱為東夷的人。他們是黃種人。他們是第三批來到中國的人種，也是很晚來的人種。第二批是從緬甸、雲南翻山越嶺的苗人。最後一批來到中國的就是原始印歐人，有沒有進入中原是一個尚待解的謎，周人是惟一的機會。可憐的矮黑人在大陸、在台灣都被東夷人、苗人殺光了。本來是要研究漢人是哪來的，竟然找出台灣原住民是哪來的，真是大有收穫。

14/10/7 [.] 蒙古人種(Mongoliod) 這一詞並不妥當，其主指為黃皮膚的人，與白種人用高加索人(Caucasoid)來對比，高加索山區的人的體態是白人的典型，但蒙古這地方的人卻不是黃種人的典型，更何況蒙古這地方的人並不是黃種人的源頭，通古斯人是從哪裡來的？黑頭髮、黃皮膚的人自然不是來自高緯度的地方。看愛斯基摩人居住在如此寒冷之地又這麼久，頭髮並沒有變金色或白色，皮膚也沒有發白，可見膚色的改變需要上萬年的演變，在穩定之後就不容易變了，在加拿大有各色人種，同樣在加拿大這個氣候環境，如果不經過跨種通婚，沒看到有人種變了髮色與皮膚。所以，蒙古地方的人的遠祖一定是來自南方，黃皮膚、黑頭髮定型後才北上。用蒙古人種這詞並不準確，而且造成混亂。例如，在新疆遠古考古鑑定為蒙古人種遺骸，很容易聯想到通古斯人，但羌人也是蒙古人種，漢人也是蒙古人種。可能黃種人是比較適切的取代用語。

14/10/7 [.] 另一個證據證明通古斯族可能來自西藏，就是薩滿教。西藏人現在信奉藏傳佛教，但在公元七世紀之前，西藏流傳的是苯教，而薩滿教可能源於苯教，苯教發源於西藏西部的象雄國。這就能解釋彝族和納西族有薩滿習俗的現象，不可能通古斯族跑到中國西南。 (. 15/9/6：還有一點 藏緬語是SOV，與漢語SVO不同，但與中國以北各族是相同的。)

14/10/8 [.] 如果台灣原住民是東夷人，則原住民的巫師文化又與薩滿教有關聯了。 而道教的道士可能與薩滿文化有關聯。巫儺文化可能也與薩滿文化有關聯。

14/10/10 [.] 西方電影產生了誤導，以前，所接觸的古埃及人都是西方電影，而西方電影都是由白種人來演，所以腦中根深蒂固的映像是 埃及人是白種人。尤其是埃及豔后這部電影，以及羅馬征服埃及相關的電影。根本沒有想到古埃及的統治族群可能是黃種人。尤其是臉型，不像歐洲人，而與漢人很像。

14/10/10 [.] 以前一篇文章的中德人士開會的照片為鑑，中國人不比平均的歐洲人黃。這幾天在想，黑色到白色中間怎麼會跑出黃色，答案是中國人的膚色是屬於白色，東南亞人是褐色，這就比較合理了。

中国人在世界上肤色是属于比较浅的，比北欧和西欧人深一些，与南欧人和中欧人同色。用专业的颜色来分的话，叫Fair，属于白色，不是黄色，应该纠正过去的叫法：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是不准确的。其实，中国人的眼睛是褐色的，头发是褐色的，皮肤是属于白色区。

东南亚人（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是褐色（Brown）， 印度是深褐色（Dark Brown ）非洲大多数地区及大洋洲是黑色（Black ）。北美的印第安人在一生中的肤色不是红色，而是浅褐色的。中国人则一点都不比平均的欧洲人黄。

14/10/14 [.] 古代中國長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壓制，除了游牧民族的騎射與移動能力超前外，應該考慮到另一項因素，這可能是讀傳統中國歷史的人所忽略的，那就是中國所謂的北方蠻族實際上是與西方持續相通的，所以他們除了吸收中原文明的優點外，也可吸收西方的技術。而中原文明與西方的交往長期為北方民族所阻斷，中原文明藉由華北超大平原這沃土，孕育出獨特的文明，但是相對的，就少有機會吸收西方發展出的突破。因此，當西方發展有所突破，限於封鎖的、孤芳自賞的中原皇朝就陷入深淵中。

14/10/16 [.] 漢語是孤立語的原因，是漢字是以象形表意文字為主，無法黏著，古人為了整體系統性就統一用了單音節發音，又因為單音節所能發聲的字音有限，所以發展使出聲調以區別，古時一度有8個語調，現在簡約成4個，但結果就是同音字特別多，導致現今大量雙字或多字詞的發展。漢語是一系統性設計出的語言，與漢字有密切關係。

14/10/16 [.] 很難想像，這2000年來的中國知識份子竟然對周朝的人物形像了解的這麼少，周人的當時畫像，沒有！ 周人的當時雕像，沒有！周人的衣著，沒有! 周人長什麼樣，竟然是個未知。中國人對自己的祖先都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真是舉世少見。我們可以看到蘇美爾人的雕像，我們可以看到古埃及人的壁畫，而中國人只能看到周朝的禮器，除了秦國的兵馬俑外，沒看到任何當時人物的形像。這不是很怪嗎？中國人都不會畫畫、雕塑嗎？都不會想到留個形象給後代子孫嗎？還是中國歷代有人將這些顯示人物形象的畫與塑像都毀了。

14/10/17 [.] 西藏林芝風光不錯，有聖山有靈水，有森林，有氂牛、馬悠閒啃草，有巴松措湖光山色美景，有石鍋雞美食，有奶茶館可閒聊，有牦牛肉麵嚐鮮。此外，八一鎮的規模令人有些意外。

14/10/19 [.] 最奇怪的是，遠古時期中原的西邊、北邊就有白種人，外貌上與黃種人有如此大的差異，為何歷史上沒有任何紀錄，除非會寫字的人本身就是白種人，所以沒有什麼好紀錄的，也就是說古代時，不覺得白種人有何奇異。 征服遠征軍一般都是男性，如果征服成功，就在征服地作威作福而成家立業，娶土著為妻，子孫成為混種，兒子很可能也娶土著為妻，女兒嫁給土著，自然的，數代之後，征服者的基因是持續在稀釋，其子孫的面貌就有了改變。這點在南美就有現成的例子。
(注：王季、文王相继娶商朝畿内贵族及商王室之女为妻，与商朝结成甥舅关系，周人也因此与殷先王有了直接的血缘关系。)
(.：東夷有九種，有白夷，赤夷等。狄有白狄、赤狄。)

14/10/28 [.] 現在已可推斷三星堆文化的關鍵就是找到了在雲南的銅錫礦，而發展的區域則是成都平原。大規模農田是文化發展的經濟支撐，而銅製武器是土地競爭的優勢因素。而商朝的統治階層壟斷了銅器的製作，而其原料是來自雲南。可知商殷與三星堆文化有所關聯。如果中國遠古文明起源於蘇美、埃及文明，則來到中國的這批人，可能早於青銅時期，或者一直在找中國的銅礦與錫礦。

14/10/29 [.] 就是因為銅的神奇能力，所以，銅器在中國遠古成為一種能力象徵，銅製禮器越作越大，盡顯豪氣，是一種誇耀，彰顯國家的製銅能力，類似現代的國家科技水平。銅器的製作為統治集團所壟斷，這與其他地區有所不同，可見，銅器製作確實不是由本土發展出來，而是由西方傳進來的。不過，赫梯人知其關鍵就牢牢掌握鐵器製作技術，不讓外洩。

14/10/29 [.]  遠古的史官，應該是延續部落時期巫師的角色。甲骨文中紀錄的就是國之大事。隨著時間的前進，巫的味道越來越薄。

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準備撰寫一部通史。

自稱其先祖是顓頊時期的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曆」，該曆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奠定了其後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曆法基礎。之後司馬遷便潛心修史，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14/10/29 [.] 周朝號稱800年歷史，但實觀之，則要與以分辨。商的統轄區域很小，西周時也不怎麼大，周朝時的國境大為擴張，實際上，是分封各諸國的全力擴張，到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可能已令不出京畿，這段時間只能說是算是周朝時期，但歷史是各個諸侯國在寫。所以，實際上，研究周朝時期可能要分成三段：西周、春秋、戰國，甚至中國的歷史這時期也要如此區分，東周的周天子有如現在的聯合國秘書長。周朝800年歷史跨度相當於漢朝至今的三分之一之久，當作一個整體來談或來看實在是太長了，而這段期間，正是中華文化的鞏固期與關鍵期。

(注：周幽王十分寵愛褒姒，甚至廢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為后，立姬伯服為太子。姬宜臼投奔申國，周幽王出兵伐盟國姜姓申國。申侯就聯合繒國、西戎與犬戎反攻周幽王。前771年，犬戎攻陷鎬京，殺周幽王與姬伯服於戲（今陝西臨潼東），西周覆亡（前1046年－前771年）。

由於宗周已經全毀，犬戎依舊佔據關中，周平王只能依賴諸侯國遷移周民到成周洛邑，東周開始。此時周王威嚴掃地，僅留有天下共主的虛名。喪失西半部王畿，土地、人口都大為縮減，需要諸侯如鄭國、衛國和晉國供給糧食。在犬戎入侵關中之際，西垂大夫秦襄公從秦邑（今甘肅禮縣西北）起兵勤王，力戰犬戎不退，並且護送周平王東遷。周平王為了報答秦人勤王之功，把岐周故地封給秦襄公，建立秦國。經過秦襄公、秦文公父子與犬戎的征戰，秦國基本上佔領岐周之地。)

14/10/29 [.] 石峁遗址 (在陜西省最北邊，接近內蒙古河套地區）的超大規模的石城其城牆防衛格局遠超當時中原文明，其所以要建設如此強大的防禦城池，其敵對武力為何？可能的解釋就是這是遠道而來的遠征軍在此建設的軍事堡壘，這個堡壘的建設是依其遠方祖國的堡壘建設的，準備進一步的深入中原。這有如美國西部拓荒時期，美國騎兵隊在西部建設的軍事堡壘，然後一直往西推進，進入印地安人控制地區。

14/11/3 [.] 看了這麼多的資料，慢慢有了一個想法，我們讀的歷史是中國漢族發展史，所以是黃帝以降幾千年，這也是司馬遷寫史記時的中心思想。中國有遠超黃帝的歷史，這是比漢族還早進入中國大地的夷人、苗人的天地，這段歷史不是漢人的，所以被忽略了、被省略了，這一脈與商朝有密切關係。從地理環境來看，自然，長江流域的溫暖氣候更適合遠古人居住。對禦寒能力、農業生產能力低落的遠古人類，緯度差一度就差很多了，文明的崛起需要地理環境的配合。北緯30度是人類遠古文明的發祥帶，沒有道理中國的發祥地不一樣，跑到了北緯35度。可能的解釋就是印歐人來了，漢人可能是印歐人最東邊的一支，也是最稀釋的一支，所以才能打贏了長久在此居住且人數眾多的夷人、苗人。體型上的證據就是鼻較高挺與膚色較白，語言上則是漢語語型與印歐語都是主語+謂語+賓語。

14/11/3 [.] 看著頁首的良渚神徽圖，聯想到中國人的舞獅，這獅頭不就類似這獸首。舞龍就更接近其意涵及外貌。

中國不產獅子，但中國人會放兩個石獅子在府前、宅前鎮宅。中國人又舞獅。金門又有風獅爺避邪鎮煞。看來中國人與埃及人遠古有所情緣。是否還有一可能，實際上不是獅子，而是饕餮，後人不知所以，看似形如獅子，就以訛傳訛，成為石獅子。

(注：中國地區本來沒有獅子，直到張騫通西域以後，才從伊朗附近的地區知道獅子的存在。亞洲獅，獅子的一個亞種，又名「波斯亞種」，亞洲獅現今在野外的數量只有250-350隻，都只生活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吉爾森林國家公園。歷史上牠們的分佈地囊括了從高加索至葉門及由希臘的馬其頓經伊朗、阿富汗及巴基斯坦至印度及孟加拉邊境的大片區域。)

14/11/4 [.] 想到“饕餮纹" 這詞是誰造的？原指是何物？上網一查，誰造的有了答案，到底是何獸仍未有解。

(注：“饕餮纹" 此词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是商人自己？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商人只是在青铜器上创造了这一视觉形象，但并未给它留下什么名称，据现有资料看，最早把它联系于“饕餮”的是《吕氏春秋》。其书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于是后世自北宋以来所有金石学书籍一直称商周青铜器上这种神怪性的纹饰为饕餮纹。对于饕餮纹是否该以“饕餮”为名，现代绝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否认“饕餮纹”定名的科学性。“兽面纹”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渐有取代“饕餮纹”的趋势。)

看到廈門上古文化藝術館用"神獸紋"來稱呼感覺挺好，用"獸面紋"太籠統、太通稱，"巫獸紋"或"商獸紋"也比較貼切，"神獸紋"也比"獸面紋"好。

14/11/5 [.] 今年在內蒙巴丹吉林沙漠深處發現"馬家窯彩陶"，幾乎每個湖泊、幹坑處都採集到很多陶片和碎石器。這就證實了之前的推測，5000年前這裡不完全是沙漠。中亞來的文化在此發展，後因氣候變化萎縮了，整個西域都沙漠化了，所以吐火羅人輸給了匈奴，退回中亞。

14/11/5 [.] 看到西藏陳塘鎮的夏爾巴人，注意到其臉型，尤其是鼻子，鼻樑相當尖細，有些特殊，剛巧看到史前文化的人像陶器，有點像。夏爾巴人自稱是黨項羌人的後人，是西夏亡國後遷移至此。為何跑到這麼偏僻的地方，看看歷史就可猜測一二，蒙古成吉思汗滅了西夏，成吉思汗死於歸途中，這下西夏人沒有好日子了，之後蒙古人攻入西藏，自然，孑遺被追的只有跑到喜馬拉雅山落腳。真是如此，這夏爾巴語就有研究的價值了。

(注：在青藏地区，藏传佛教信仰遍布高原，而原始的苯教信仰则主要流传于偏远山区和沟谷地区。苯教也是陈塘夏尔巴人的宗教信仰，这里的男法师叫“洛班”，女法师叫“卡卓玛”。陈塘沟的夏尔巴人到今天也只有2200余人，可是陈塘沟里的夏尔巴男人大都长得英俊，女孩大都生得靓丽。陈塘沟夏尔巴人还可以细分为5个族类；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上，他们实行跨族类通婚，同一族类内部通婚是被坚决禁止的。另外，陈塘沟夏尔巴人与土著藏族人通婚的很少，也没有与其他民族通婚，因此这里的夏尔巴人最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的古老风俗。夏尔巴人的火葬习俗已经传承了近千年。他们连骨灰都不留下，死者生前使用的物品包括照片也全部随死者烧掉。)
(.：因為羌人是火葬，所以沒有墓可以考古。古羌人生活區就成了考古空白區。)

(注：居住在四川道孚以东，丹巴以西，雅江以东南，九龙以北，以及康定县大部地区总称木雅地区。木雅藏族除信仰藏传佛教外，主要信仰藏族苯教，即钵铍教，俗称”黑教”。无论是婚丧嫁娶、驱鬼求神，还是消灾去病和超渡亡灵都需要喇嘛诵经念佛，所以藏区的木雅藏族对钵铍喇嘛非常敬重。木雅藏族的丧葬主要以火葬为主。)
(.： 應該是被土蕃藏族統治下的羌人。)

14/12/28 [.] 周朝的文化與思想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基礎，其根源是中國文字與書寫系統趨於成熟，中國人開始寫書、讀書了。累積了幾千年的知識、智慧、思想開始寫入簡冊中，得以傳播四處與流傳後代，引發了啟迪、迴響、淬鍊，中華文化開始茁壯生長。

15/1/18 [.] 亞利安人之所以頭形似馬頭，這可能與馬文化有關係，長期騎於馬上，追求速度，其頭形漸漸變化成如馬頭的流線型，鼻樑也高挺起來，因為臉要窄幅化，自然鼻子就不能寬扁，此時鼻梁就開始隆起，這與馬的演化是相似的，鳥的頭也是如此。那為何騎馬通古斯人、蒙古人的臉型是如此寬大、平面，答案就是早期的通古斯人應該不是騎馬的，是在頭形定型後才接觸到馬匹。
(15/9/6 有人說：中国人的祖先走出出非洲后，也曾在伊朗阿富汗一带的中纬度的高原上进化了很长的时间，为了方便在高原地区狩猎自然进化出高大的体格，为了适应高原气候甚至进化出高鼻深目的脸部特征。)

15/2/17 目前在中国发现最早的家羊是绵羊，而中国人养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5000多年前。距今约5600至5000年前，中国最早的家养绵羊出现在甘肃和青海一带，然后逐步由黄河上游地区向东传播。而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山羊发现于距今约3700年前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绵羊可能由盘羊驯化而成，其雄羊以角大而成螺旋形为特征；山羊则由野山羊驯化而成，角为细长的三棱形、呈镰刀状弯曲。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被驯化的绵羊和山羊在伊朗，时间为 10000年前。中国最早的家养动物是狗，由狼驯化而来，距今 10000年；其后是猪，从野猪驯化而成，距今约 9000年。时隔3000多年后，中国最早的家羊出现得很突然。考古学家在甘肃天水市师赵村遗址（距今约 5600至 5300年）发现随葬羊的下颌骨，在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家窑文化墓葬（距今约 5300至 5000年）发现随葬完整的羊骨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绵羊骨做ＤＮＡ分析显示，它们与最早出现于西亚地区的绵羊的基因有密切关系，这说明绵羊最早在西亚被驯化后传入中国。    此外，考古也证明了羊在中国饮食中的重要地位。在山东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一幅鱼羊图，左侧为一条平放的鱼，右侧为一只带有螺旋形大角的绵羊头。把鱼和羊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鲜”字。可见在古代人的心目中，羊肉的美味确实不同寻常。

15/4/6 [.] 遠古西亞文明往東擴散到了印度，沿海划船走是可走到中南半島，再到華南，但這中間為何沒有建立據點，擴張西亞文明？可能的原因是氣候，中南半島與華南的氣候都無法種植小麥及養羊，無法生活就無法殖民。到了長江口以北、北緯30度，就可以種植小麥及養羊，所以，就有機會殖民。有西亞人從海路來中國嗎？蘇美人如何來到中國？

15/6/19 [.]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壯踏上了月球表面，這是人類第一次踏上月球。到現在已經46年了，但總共就12人登陸月球，很長的時間中斷了。由這段發展史也可回推西亞文明前進中國的可能歷程。在歷史上的一點，由於某種原因，地球上的最先進文明以超量的投入，進行了超越時代的探險，但無法持續而中斷了。

15/7/17 [.] 在中國，非常習慣就認為人的名字都是有姓的，但視野放諸全球各地時，發現新疆維族基本上是沒有姓的，印度也只有貴族有姓，這狀況在早期的日本也是如此，可見姓在古代是只有貴族才有姓氏，這可能的解釋是，姓就代表一股力量，宗族的力量，在社會中支配的氏族自然不希望有多一個挑戰力量，所以，在社會底層的人就沒有姓，只有名字，就有如家中養的小狗、小貓，只有名，沒有姓。

15/9/6 [.] 藏緬語是SOV，與漢語SVO不同，但與中國以北各族是相同的。但印歐語是SVO，為何圍繞漢語區一圈是SOV呢? 可能的解釋是，整個東方原來都是SOV，但是一支印歐語隊伍進入了中原，並且統治了這個區域，然後一直往南擴張，一群群的原住民，一波趕另一波往南邊趕，實際上也往北邊趕，漸漸的這個大區塊成了SOV區，而SVO語人只能退到生存條件較艱困的地區。近代，有一個非常類似的例子，西班牙人沒多少人就征服了南美，然後統治了南美，南美開始講西班牙語。遠古時，中原原住民相對西亞文明落後太多，不需多少人具有西亞文明水平的人就能佔領此地。
(注：台灣原住民語及南島語是VSO 或 VOS。子音(輔音)比較少，感覺是比較原始的語言，高山族(南島族群)是住在亞洲最南方的族群，被一直趕趕到高山。)

15/9/6 [有人說] 地中海人种与北欧人长得一点也不相似。纯的地中海/高加索人和纯的金发东北欧人，除了眼睛头发皮肤的颜色，一个是深目高鼻卷发棱角分明，一个是凹鼻浅目直发面部柔和。现代的欧洲人大部分是这两者的混血后代，许多人兼有两者的特征。现代新的学术划分法是把地中海/高加索人归为暗白人种，白种人专指北欧人。ethnicity里分Caucasian和Nordic等。

15/9/21 [.] 唐氏症(Down syndrome ）患者的長相都相近，不管白人或黃種人，這是否代表，人的長相是演化的並且在基因中記憶起來，傳給後代，但當出現異變時，這些紀錄消失，人就長回原形，所以唐氏症患者的長相，是否為歐亞人的原始長相？

(注：1866年，英國醫生約翰·朗頓·唐在學會首次發表了這一病症。它最早叫「蒙古症」或者「蒙古痴呆症」，因為唐醫生發現他的病人的面部比正常人較寬，眼睛小而上挑，看起來與蒙古人種有類同之處。各國患者的面容有相似的特徵，唐氏症候群病人也被稱為「國際人」。
1959年，法國遺傳學家傑羅姆·勒瓊（Jérôme LeJeune）發現唐氏症候群是由人體的第21對染色體的三體變異造成的現象。這也是人類首次發現的染色體缺陷造成的疾病。)

15/11/7 [.] 日本女人亂齒的比率很高，這代表在演進中，口腔的空間變小，導致牙床空間不夠容下整齊排列的牙齒。所以，這代表早期不少日本女人的臉應是大臉，有如安倍的臉，也就是日本北方的臉，這在看一些古時藝妓的圖像也看出，確是大餅臉，但受時代審美觀的改變(或者不大的臉本就比較有美感)，日本女人為適應社會的男性選擇與女性間的競爭，開始改變相貌，臉開始窄化，追求立體，但相對的牙床空間受到壓縮，導致了日本女性特有的牙齒亂長的狀況。普遍的現象是虎牙突出。
(Q：老虎的犬齒也是突出的嗎? 如果不是，這理論就可能成立。)

對比下，韓國女人的牙齒就很整齊，可推論，古時，日本有兩種臉型的女人，北方的是大臉，而南方的是小臉，而日本的生存競爭是非常強烈的，這兩種臉型的女人發生了競爭，而韓國就沒有這種現象，都是大臉。

(16/1/13 注：2003年，人们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首次发现18,000年前的霍比特人骨架遗骸霍比特人是身高0.9米的古老物种，它曾是源于亚洲的大型直立人。研究人员相信，可能是由于一场自然灾害，该物种被孤立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而后它们的体型便缩小了。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某种“岛屿效应”——当群体在有限的环境中演化时，便会发生此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演化出更大的体型和大脑，而岛屿上的孤立会逆转这种趋势。)

15/12/19 [.] 人數較少的統治民族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可能會依循當地群眾的語言、文字、宗教、文化、生活方式，而緩慢的改變了統治族群原本的文化發展方向。比如，跑到西亞、南亞的蒙古人、突厥人，最後信仰了伊斯蘭教，文字、語言也改用當地流行的文字、語言。北魏也是如此。這是思考中國遠古歷史的重要思維點。 

15/12/19 [.] 獵人是跟著獵物移動的，當平原被漢人持續開墾後，很明顯，平原沒有了獵物，獵物都在高山，這是不是原住民遷往高山的原因之一？ 如果有人說為何不改耕種呢?深入想一想，發現這是一很愚蠢的問題，就好比羊問狼為何不改吃草呢？

15/12/21 [.] 在黑夜中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但當月亮升起來的時候(尤其是滿月時)，可以看到的星星就少了，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所有的星星都看不到了。

15/12/23 [.] 越來越多的資料佐證，先商時期，來自中原的族群佔領了長江文化圈，長江文化圈的範圍從四川、湖北 + 湖南、江西、安徽、直到江蘇 + 浙江。這文化圈的特色是玉文化、銅文化，雙眼圖案、鷹圖案、饕餮纹。

15/12/28 [.] 中華文明由歐亞草原文明與西亞文明所啟發，而喜馬拉雅山的不斷隆起，導致了中華文明的獨特發展。

15/12/28 [.] 中華文明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而漢文明史又是中華文明的一部份、且是中華文明的主力。

15/12/28 [.] 吐魯番可能是遠古時東方與西方的交會點，羌人、通古斯人、原始歐洲人、西亞人在此交會。遠古時，歐亞大草原是從現今的烏克蘭以西一直到中國的河西走廊的最東邊。

16/2/27 [.] 光有大米可能很難下嚥，還要有容器加入水來煮成飯。光有麥也很難食用，還要有輾器來將麥磨成粉，然後加水後作成餅烤來吃。

16/11/6 [.] 銅傳入中國後，成為國家用來展示國力的禮器，那發出聲應那豈不美妙，做個編鐘吧。世界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發展嗎？

16/12/2 [.]人類在動物界的獨特發展與手的靈巧有很大關係，猩猩是親樹動物，所以手很靈巧，可以攀越樹叢，當早期黑猩猩走下樹木，開始在地上步行時，人類就開始了獨特發展，人類由親樹開始親土生活，但親土動物都是四足前進，人類卻保持雙足前進，而且越走身體越直，這是關鍵性的人類演進。當動物是四足前進時，自然前足的足掌會是與後足一樣的，那就沒有靈巧的手與手掌，而人類的手與手掌方便了人類的運用工具，人類開始遠超其他動物，成為地球的主宰動物。

所以，猩猩離開了樹上生活，能夠在土地上以雙腳立足生活，是人類這物種開始發展的關鍵。

16/12/16 [.] 中國大地的歷史一直都是北方民族一次又一次的往南打，原因就是北方生存不易，所以居住北方的民族是吃苦耐勞，才能打贏了生活環境較佳的南方民族。

19/10/21 [夏朝的都城是不是在如今的河南，為什麼一直找不到]

中華文明「中原起源說」逐漸被考古成果所否定。就中華文明起源這個問題，所謂的「中原起源說」曾經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該論點認為位於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隨着考古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們展示黃河上游的西北地區可能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呼籲正視西北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近期有兩篇重量級的學術文章在這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一篇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的《龍山—二里頭：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兩位學者根據長期的考古發掘結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核心區域完全衰敗了下去，而「燕遼—北方長城沿線—西北—川西北」這一地區則迅速崛起，率先發展為青銅文明，並直接影響了夏商周三代的誕生。由於這一地區看起來像一彎新月，所以張弛教授將其稱為「半月形地帶」。而李旻教授則將這一區域稱為「高地龍山社會」，因為其包括了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東部。筆者在這裏將這兩個概念綜合一下，稱之為「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是當時各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不能說其源頭是西北。筆者認為這一個非常大的邏輯錯誤，因為炊具這類東西屬於底層平民文化，靠這個是無法判斷這個政權是由什麼人建立的。在追尋二里頭文化的來源時，我們所要依靠的是對其貴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這類日用器皿。二里頭的貴族文化來自高地龍山社會，二里頭政權是由來自西北的青銅文化人群所建立的。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和青銅兵器，正是這種文化的體現。二里頭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銅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區的大規模青銅冶煉開始於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頭早四五百年。

20/8/9 [Michael Keevak] 《成為黃種人： 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

關於東亞的記述最早是從馬可．波羅（Marco Polo）及十三世紀傳教士的描述開始，他們如果提及了居民的膚色，幾乎全都明確指出是「白色」。

遠東一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有人稱自己為「黃種人」，當時西方的種族分類以及現代西方科學的其他許多觀點正逐漸傳入中國和日本。「黃色」在中國（日本則並非如此）文化中確實具有重要意義：它是中心的顏色、帝王的顏色，也是大地的顏色；是黃河原始的顏色，也是神話中全體漢人共同的祖先：黃帝的顏色。

十九世紀之前完全找不到東亞人「黃皮膚」的概念，而此概念也並非來自任何一種親眼見證的描述，或是關於東亞文化符號的西方解讀文獻。十九世紀所發生的情況是，「黃色」已然成為一種指涉種族的稱號。換句話說，東亞人是一直到被歸類為「黃色」種族後才變成「黃種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紀末時是被稱為「蒙古人種」（Mongolian）。

十八世紀末，同樣身為醫生的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開創了比較解剖學，他斬釘截鐵地宣稱遠東人是「黃色」種族，與「白色」的「高加索人種」有所不同，此後我們便一直使用這些名詞。

東亞人是一直到被歸類為「黃色」種族後才變成「黃種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紀末時是被稱為「蒙古人種」（Mongolian）。罹患「蒙古症」（現今稱為「唐氏症」〔Down syndrome〕）的人，尤其是小孩子，看起來與「蒙古人種」極為相似，因為這種病症是一種可見的「返祖現象」，就像是退化至前一個演化形態。

「黃禍」（yellow peril），這個名詞出現於 1895 年，一般咸認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所創，那是他針對日本在中日戰爭中擊敗其面積廣大且人口眾多的鄰國中國而做出的回應；那場戰爭又被稱作「黃色戰爭」。更糟糕的是，日本自己也已經開始形成一個殖民帝國，十年後當它也擊敗俄國時，似乎為西方掌控文明世界的榮景劃下了句點。

20/11/2 山那樹扎遺址，坐落于青藏高原東北部的甘肅省岷縣縣城以北10公裏茶埠鎮洮河西岸的一級臺地上。在這裏，比較基因組學專家發現了大量的野生動物遺存。距今已有5270年至5035年的歷史，文化類型屬于5300年至4000年前馬家窯早期文化。這一遺址的野生動物遺存約佔全部動物遺存的78%，粟黍作物遺存佔植物遺存的80%以上，説明粟黍種植和狩獵活動是該遺址先民獲得食物資源的主要方式。

這裏出土的野生動物遺存中，除了有羚羊、熊、虎、野豬和野兔等動物外，令人驚異的是，還發現有水鹿、金絲猴和竹鼠等熱帶、亞熱帶動物，以及無法鑒定種屬的大型牛科和犀科動物。山那樹扎遺址的10個大型牛科動物遺骸，都屬于現今只棲息于南亞和東南亞熱帶雨林地區的印度野牛；而遺存中的兩個犀牛遺骸，則屬于現今野外大約只有100多頭、只分布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和婆羅洲的瀕危動物蘇門答臘犀牛，是亞洲現存唯一雙角犀和體型最小的犀牛。

這個古代印度野牛群體規模在約2萬年前開始下降，與末次冰盛期的年代相符，在約5000年前發生急劇下降並延續了較長的時間，與青海湖記錄的5000年至3600年前大幅度氣候震蕩的時間相吻合。這也首次表明，約在5000多年前，現今只分布在熱帶地區的野生大型哺乳動物，曾生活于青藏高原東北部，並且是馬家窯文化先民重要的狩獵資源。

(.：應該是四川往北的延伸，四川往南就是雲南、緬甸、印度、印尼。)

約5200年前，較高的夏季溫度和溫暖濕潤的宜人氣候，可能促使印度野牛和蘇門答臘犀牛等許多熱帶動物分布于較高緯度的地區，豐富了該地區的野生動物多樣性，為當時的先民提供了豐富的狩獵資源，使得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東北部，成為東亞地區最後的狩獵場之一。

此後約5000年到4000年前，寒冷、幹燥天氣來襲，氣候惡化，人類活動增強，在多重因素影響下，青藏高原東北部野生動物多樣性顯著下降，牧業活動取代狩獵活動成為該地區先民獲取肉食資源的主要方式。

23/11/17 如今的岱海长13公里，湖面面积50平方公里左右，在仰韶时期，这里的湖面面积能够达到200平方公里。在仰韶时期，内蒙古中南部有过一段极其温暖湿润的气候时期，与现在的干冷完全不同。尽管关中和华北平原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温床，但当地人技术低下，只能开发河旁阶地，几年后肥力大减；进入仰韶文化时期，随着遗址数量增多，显示人口增加，需要开辟新耕地，于是沿河谷北上，分别从黄河和汾河河谷以及华北平原北部沿永定河北上，形成了岱海石虎山文化。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内蒙古中南部气候愈发温暖湿润，更多中原农民北上开垦耕地并定居，于是王墓山的遗址数量大大增加。但在仰韶文化末期，岱海地区气温骤降，农业文化逐步向南退缩，岱海人口急剧减少，才形成了老虎山文化之前短暂的文化空缺期。从新石器时代以后都是属于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它从人群的来源到文化的来源都来自中原，是中原文化区的一个边缘区域，只是后来气候变化，才开始从西方间接地传入一些牛、羊、马等，从而形成了南北农业与畜牧业的对比局面。

23/9/5 在陇东的黄土高原，在位於甘肅省西峰市的南佐遗址的核心区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布局严整的“宫城”，核心区外围则是由9座夯土台及环壕围成。在“宫城”内出土了大量的白陶、黑陶、白衣陶、彩陶、朱砂彩绘陶、陶塑人像、绿松石等高等级祭器甚至礼器。在一些建筑的分布区域还发现了土坯、陶砖等建筑材料。此外，还发现了数百万粒炭化稻米，如此大量水稻的集中出土在黄土高原地区前所未见，加之出土的陶缸与屈家岭文化的陶缸十分接近，不得不让人思考这些稻米出现的背景。同时南佐遗址的持续工作和重要发现，证明距今5000年前后陇东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再次提醒我们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距今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晚期至廟底溝二期的，經過初步調查勘探，該遺址“外環壕”內面積約有600萬平方米，是距今約五千年前最大的聚落遺址之一，F1建築面積達800多平方米，其中室內部分就達到630平方米，體量規模也為同時期最大。南佐遺址的面積，是二裏頭遺址的兩倍，核心區域與另一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實證——良渚古城遺址的中心區域莫角山臺城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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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3 [04/10/13] 在距離牛河梁女神廟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經初步發掘證實，這座土山竟全部是用人工夯築起來的。圍繞土山周圍的山頭上還發現了30多座積石冢群址，整個積石冢群和古埃及的金字塔佈局是一樣的。

爬到了金字塔頂上，從這裡向四週望去，女神廟遺址與金字塔在一條南北線上，而東西兩側的石冢群址與金字塔等距離地排列在一條線上，這種佈局使人明顯地感受到金字塔的中心地位。

當初發現這座金字塔時，山上到處散佈著帶有紅山文化特徵的之字紋彩陶片以及冶銅鉗鍋片。而金字塔頂部的煉銅遺址有1500個煉紅銅的鉗鍋，每一鉗鍋約有1尺多高，鍋口約有30釐米，像現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

考古專家還對圍繞這座金字塔周圍的積石冢群進行了部分發掘，其中一座墓裏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身高1．8米左右。他的頭上橫置有玉箍，左右肩和手腳等處皆佩置玉環，腰的下部則是一個玲瓏剔透的大豬首玉飾，豬的兩隻大耳特別誇張。死者的胸部佩置一碧綠色玉龜。奇怪的是，這個龜無頭無尾無足，渾然一體。

牛梁河女神廟出土的彩塑女神像上臂塑件空腔內帶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有可能是人骨。這一發現，與古籍記載有驚人的相似。聯繫中亞曾有在人頭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現實中的人物為依據塑造出來的。

中國考古工作者在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陸續發現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大量玉器，發現的玉器恰恰是距今四五千年之間的中華文明起源時期。
(.： 是紅銅，不是青銅。)

(23/12/4 ：西伯利亞考古學家阿爾金教授在研究過紅山文化中所謂的“豬龍”後，推論紅山“豬龍”形象和豬沒有關係，而是源自古人對幼蟲的觀察。阿爾金教授與昆蟲學家合作，確認了這些“豬龍”實際上是模倣自葉蜂（Tenthredinoidea）、金龜子科的甲蟲（Scarabaeidae）等類昆蟲的幼蟲。他更進一步推測，殷商玉龍形貌來源應該也和“豬龍”相同。在薩滿教的儀式中，昆蟲的形象多具有關鍵性的作用。例如貝加爾湖的布里亞特族，巫師跳神禮中，跳神者會被視作黃蜂的化身；埃文人則將蜻蜓視為協助巫師之昆蟲。在整個歐亞薩滿文化中，蜻蜓是種相當受到重視的昆蟲，牠既居水亦飛天，這也是神龍的特徵。此外，北亞雅庫特民族亦有昆蟲崇拜；在美洲，蜂、蜻、雀蛾等夜蛾都是原住民的傳統崇拜對象。古羅馬人受到埃及的影響，也佩帶甲蟲形的護身符。其實古埃及人不僅崇拜金龜子，也崇拜蜜蜂。在法老的光榮名號中，蜜蜂是下埃及的象徵之一。同時，下埃及也將蜜蜂當作神母。阿爾金先生在西伯利亞的薩滿文化中搜集了很多相關例證。他發現：“關於昆蟲和幼蟲的概念能夠同人的精神和肉體聯係起來，在古代的中國人、突厥人、芬蘭-烏戈爾人、特別是通古斯-滿族以及愛奴人那裡都能見到”。阿爾金先生認為昆蟲的形象與胚胎有關，中國先民對蠶的崇拜涵蓋羽化、蠶茧天絲、蠶母生育三種概念。在紅山玉器裡，既有蠶母的造型，也在墓葬死者的手掌中發現了蠶蛹。西周晚期虢國墓同樣有很多蠶形和其它蟲形玉器出土。

蟬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神蟲。蟬生於樹上，居於土中，以樹根為食，幾年後蟬蛻昇天。因此玉蟬常作琀，用以放在死者口裡，期待藉其力而升天。在紅山文化中，蟬、蠶、龍都是相類的造型，代表的應該是同一系列的昆蟲崇拜。然而在後期的發展中，蠶與蟬等昆蟲保留了具體原形，而龍先是涵蓋了一切昆蟲的形象，而後又另外摻入他種神獸的特徵，成為另一種神奇莫測的形貌。)

14/9/23 全世界發現最早的權杖頭存在於西亞的安納托利亞和兩河流域，而國內發現的權杖頭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肅、青海、西藏、陝西和內蒙古等地，比如甘肅西河縣寧家庄出土的距今約5000年的彩陶權杖頭，新疆羅布泊小河墓地出土的距今4000年的權杖頭和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那斯台遺址出土的權杖頭等。

權杖文化經中亞傳入東亞時，首先進入新疆，然后在距今約5000年的時候進入甘肅，緊接著沿長城沿線向東進入內蒙古赤峰及其周邊地區。

14/9/24 良渚文化時期，距今5300-4200年，分布地點在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其中心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生活著打漁狩獵，用石犁破土農耕生活的居民。4200多年前，良渚文化突然消失。當時的良渚已經像一個“王國”，由多個部落構成，人與人之間已經有酋長、貴族、普通人的區別，良渚文化的核心區在環太湖流域，浙江的良渚古城被認為是當時的“都城”所在，邊緣部落要為核心部落提供財富。

在長江以北200公里處發現了蔣莊遺址，除了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外，還出土了一些玉器，玉鐲、玉珠、玉璧、玉琮等。玉琮很像現代人戴的比較複雜的玉鐲，每一個玉琮上都有一個饕餮紋。所謂的饕餮紋就是一個神人獸面像，戴著羽冠。

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众多、品种丰富、雕琢精湛。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有人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

良渚文化遗址就是在江南水乡沃野上遍布的一座座土丘，考古专家之前已发现，无论是堆筑的年代、形态和用途，这些遗址都与古埃及的金字塔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专家们形象地称之为中国的土筑金字塔。赵陵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座。

有人說：中国良渚时期的“土筑金字塔”与古埃及的金字塔，以及这两个文化遗址中出土文物中出现的象形字、书写习惯等等存在相似点。古埃及“狮身人面像”都是上半部是人，下半部是兽，头戴羽状冠、蓄长须，身披羽毛，有兽爪。狮身人面像是金字塔中法老的守护神，“神徽”则是土筑金字塔中巫师的守护神。二者的象征意义也颇让人玩味，都是太阳神的象征。人象征智慧，兽代表王权，人兽结合体象征威严与至高无上。

金字塔以土丘覆盖，之后再有第二个覆盖坟墓的土丘，周围有泥砖，亦称作“方形墓室”，墓室之间有楼梯相连，逐渐成为金字塔。良渚时期的高台土冢“土祭坛”亦称中国“土筑金字塔”是祭坛与墓葬的结合，由红土台、灰土围沟等筑成，底座为方形，其内部构造也与金字塔类似，墓室之间也有楼梯相连。

两种文化象形字的构造方式(音、义、形以及组合、借用逻辑等)，从右向左、从上向下书写习惯也相同。古埃及在4000年前写字颜料使用黑色，作者名字用红色，也与中国书法黑墨红章吻合。两种文化的陶器都以黑陶为主。
(.：紅山、良渚、三星堆都突然消失了。)
(.： 注意，沒有銅器！之後，拿銅製武器的人來了。)

(20/8/2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院王宁远在良渚古城遗址现场說到，“下面这几层是良渚末期，最上面的厚层是海水洪水涌进来的堆积。当气候变化，大洪水来临，城市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环境造就了文明，也决定了它的终结。”)

14/10/28 [14/6/29]在江苏省兴化市蒋庄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500多件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玉器等生活用品。更罕见的是，墓葬中还出土数百具非常完整的人类遗骨。良渚文化的中心在环太湖地区，那个地区的土壤呈酸性，所以很少有人类遗骨保留下来。这个遗址的土壤呈弱碱性，并且湿度较大，墓葬内保持了一定的恒温恒湿，所以出土了大量的人类以及动物遗骨。从身高来看，良渚人个头都不矮，男性已经有1.7米左右了。

考古人员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
(.：整個就是東夷區。)

14/9/24 三星堆文化（前2000年-前1400年）位於距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制品、玉石制品以及黄金制品，造型奇特、制作精美，表现出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群、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顴面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穿孔，不像中國人倒像是“老外”。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中，基本上沒有生活用品，絕大多數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國的宗教體系已比較完整。這些祭祀用品帶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點，特別是青銅雕像、金杖等，與世界上著名的瑪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貝，經鑒定來自印度洋。還有60多根象牙。在祭祀坑中發現了一件價值連城的瑰寶——世界最早的金杖，刻有魚、箭頭等圖案。

古蜀國的繁榮持續了1500多年，然後又像它的出現一樣突然地消失了。

14/10/15 [08/2/25]一只直径达5.76米的巨型玉石板太阳轮，近日惊现四川成都。这是继2006年发现反映古蜀人生活、战争、祭祀场面的四块大型玉石板之后，四川民间发现的又一大型玉石文物。 太阳轮的材质为角闪辉石岩，直径达5.76米，其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只高1.90米的凤鸟，太阳轮的圆圈和轮辐上浮雕有古蜀人犁田、播种、插秧、打猎、战争、祭祀、制陶、锯玉石等内容，太阳轮的圆心是王室宴请、歌女跳舞，共刻画人物204个，反映了古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情况。

其中，锯玉石的浮雕画面上清晰可见两名古蜀人正在一块大玉石上用力推拉一个长的锯，锯的下方有明显的锯齿状，另一人则在中间招呼着。图案的背景是有流水的远山。除锯玉石的画面外，太阳轮上还有古蜀人在木结构的房子里给玉璋等玉石器打孔、抛光等图案。陈列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国家藏品——四块每块重达几吨的三星堆玉石上，最近发现多处有切割痕迹的底端呈两头上翘的弧形，从而推翻了线切的传统结论，成为千古切痕之谜。巨型太阳轮上发现古蜀人锯玉器的图案对破解该谜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一只高7.2米、最宽处1.7米的特大立人形玉板浮雕近日也现身四川。该立人头顶一大圆璧，脚踏一神兽，立人两侧是两条长龙；浮雕由17块玉板组成，上刻人物104个；浮雕内容分“发洪水”和“战胜洪水”两部分。 四川民间还发现高1.25米、重50公斤的狗首人身、鸡首人身、蛇首人身等十二生肖，高1.22米、重106公斤的美人鱼玉雕像。 玉板上刻有类似七绝(四行每行七个字)的文字格式；在三星堆博物馆青铜器和民间玉器上，均有多处代表伏羲氏标志的“H”符号等。

14/10/15 [08/4/4] 四川地区乃至成都平原曾出土亚洲象遗骸的事件，彭州、双流、德阳等地均发现过亚洲象的骨骸，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现在都还存放有亚洲象的遗骸。四川发现古亚洲象骨骸，取得三星堆、金沙遗址象牙来自成都本地的实证！将破解三星堆及金沙象牙来源之谜。

14/9/26 [苏三 07/2/7] 再探三星堆与埃及文明
2500年前的山东临淄人与现在欧洲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DNA与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泰人接近，今天临淄人又与东亚人基因非常近似。
(.：其實臨淄是齊國的國都，這些人是齊國的王公貴族，是周朝派來齊魯管東夷的周人。2500年前是將進入戰國，2000年前是漢朝，就代表周人被革了命，換人當地人來擔任，很明顯是東夷人，而東夷人就是阿爾泰人。)

奥地利科学家在2003年的一次埃及考古中发现第21王朝（公元前1080前后）的一具木乃伊头上有块中国的蜀锦。

(注：四川以前为古蜀国，“蜀”即蚕桑，生产彩锦的历史源远流长。西汉时，花色品种繁多的蜀锦已行销中原。)
(.：這是一個關鍵，到底這個蜀錦是後來掉落的，還是經過檢驗與木乃伊同時。如果是同時，中國考古及歷史人員就要了解到底蜀錦的起源時間，看來不是在戰國才開始的。至少在周朝初始就有了，而且很可能是三星堆人造出來的，甚至紙也是。一個問題，三星堆遺址有沒有蜀錦的蹤跡。)
(.：這可能就回答了這幾天困惑人的問題，中原人買了大量的和田玉，但是用什麼東西去換呢？不過，還有一個問題，為何和田玉沒有傳到西亞？)

三星堆的大神树是无数棵（从残件判断）。比较完整的就有两大棵。从最大的那棵看，此树很明确为“太阳树”，从上到下充满了太阳的火轮象征物。

在青铜时期，古埃及基本上是当时最大的帝国。大约3800~3500年前，以色列人也都居住在古埃及境内，当我们说到古埃及文明的时候应该是双向指称，既包含埃及的文明，也包含犹太文明；因腓尼基人也发源于埃及（从神话看），所以还包含有腓尼基文明。中东的青铜时代比中国早大约1千多年的时间，

贝斯神崇拜实际上还可能反映到了蒙古地区的一些古代石雕，尤其是宁夏西夏王陵出现的石柱雕像，它们很可能是同源关系，根源在中东，在埃及，

三星堆那棵四米多高的青铜大树上有九头鸟。在古埃及文明中，由于何露斯的动物代表就是一只鹰，其象形字的符号就是鸟。在古埃及文明中“鸟”就是“太阳”，正如中国的“乌”就是“太阳”，而“乌”就是“鸟”，所以两地的这一概念根本就是同源关系。何露斯就常以“鸟”的形象代表“太阳”的化身出现。在古埃及文化中，也有缀满小鸟的太阳神树，其鸟之意正是太阳。
(.：有人認為是猶太文化。)

14/9/24 人类学家们发现，从红山、良渚、齐家、大纹口文化等地出土的玉圭、玉琮、玉壁、玉丫型器等，以及先秦文字的记载，说明上述玉器具都是巫师们祭祀天神地祗，祈求风调雨顺、征战求胜的法器。巫玉文化在氏族添丁、祈祷、驱鬼、逐邪、治病、殓葬等方面发挥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高古玉出土地域不同，但华夏先民对玉的认知却如出一辙——从生到死都离不开玉。有专家把新石器中晚期的玉文化命名为“巫玉文化”。巫师与玉的结合，形象地表述出玉在古人社会活动中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巫玉，可称得上中华文明第一块基石。

14/9/24 [有人說]玉丫型器“良渚玉琮”，在我国的中原、东北、西北的新石器文化期均有发现。四川金沙遗址也出土该器型。就玉琮的器型来说，我更倾向它来自于埃及文明中的“擎天柱”。古埃及人认为天地之间是由四个柱子擎起来的。他们以四个柱子、胸前有四道或多道横杠、一根柱子画4条或多条横杠等方式来表示“擎天柱”。后来，这些符号演化为一种世俗护身符。其功能是保佑“稳定”或“安定”。这个护身符不仅普通人使用，国王和统治者更是看重它的功用。

其次，就玉琮的纹饰来说，核心来自两河流域的“眼睛文化”。良渚玉琮纹饰的最大特点，就是大圆眼睛。有人说，良渚人有多少玉器，就有多少双眼睛，良渚的玉器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良渚人的眼睛闪烁。“眼睛文化”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那时人们相信，你遭到“恶魔之眼”的凝视，将会出现邪念、忌妒、仇恨等负面情绪，带来痛苦和恐惧。战胜它的办法就是制作“神之眼睛”的图腾，来抵抗、消除恶眼带来的厄运。总之，眼睛符号也是保佑“稳定”或“安定”的意思。

14/10/15 [兵策儒剑 13/8/20]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五联行政村凌家滩自然村，位于合肥与芜湖之间，巢湖到长江的水系旁边上。为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址，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分为墓葬区、红陶块遗迹区、作坊区和居民生活区等多个区域。凌家滩遗址有多个方面为全国考古发掘中所罕见，包括玉人、玉龙、玉鹰、红陶土块建筑遗迹、东陵玉、玉钺及斧、玉管微雕、石钻、玉戈及玉虎首璜、人工巨石堆等，“在全国考古发掘中占第一之先，前所未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祭坛1处、墓葬44座、大面积红烧土遗址1处、红烧土房屋1座，出土精美的玉礼器、石器、陶器等文物1200件。凌家滩文化起于距今5800年左右，最晚甚至可以持续到距今4000多年，跨越了漫长的时间。而凌家滩文化经过两度兴衰，中间出现了中断。凌家滩出土有三角形玉牌，上面刻有树形状的纹路，这是苏美尔文明的“生命之树”。

凌家滩的出土的玉鹰，实际上正是苏美尔的国徽--鹰翼太阳轮！苏美人人种是典型的蒙古人种，而凌家滩出土的玉人特征其与苏美尔人极为相似。尤其是帽子形状和其装饰，完全一致。凌家滩出土的“中华第一玉龙”实际上是从中东文明传播开的衔尾蛇，其来源很可能也是苏美尔文明。大盘脸或长方脸、大眼、宽鼻头等特征在今天安徽人中也很常见。说明凌家滩人的基因真的传到了现在。

大盘脸或长方脸、大眼、宽鼻头等特征在今天安徽人中也很常见。说明凌家滩人的基因真的传到了现在。凌家滩出土有三角形玉牌，上面刻有树形状的纹路，这是苏美尔文明的“生命之树”：

凌家滩出土还有环柄形物件，然而对比被法国人抢到罗浮宫的巴比伦女神伊什塔尔Ishtar的浮雕像看，（她是巴比伦自然与丰收女神，同时也是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一般认为就是苏美尔爱情与战争女神伊南娜的翻版），发现其左手拿的东西与凌家滩出土的环柄形物件极为相似，与“伊南娜之结”和古埃及人的圆头十字架-安卡也比较相似。

凌家滩出土有一玉杆，玉杆下方有一个圆孔。对比苏美尔乌鲁克时期的一个物件，发现很相似。而这个物件很可能是带有八芒星太阳轮头的权杖。而在红山文化区同样发现有类似的八芒星权杖头。

2007年6月第五度发掘中发现的玉猪和大墓，“玉猪”的年代已基本确定为5500年前。是目前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大、最重、最早的玉猪。“这头玉猪非常神圣，是凌家滩先民用透闪石，采用圆雕工艺雕琢而成，猪嘴、猪耳、猪眼甚至獠牙都清晰可见，整体形象逼真传神。”

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这表明中国早在５５００年前就出现了城市，从而使中国城市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１０００多年。”
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这一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远远早于人们过去所作的估计。专家认为，凌家滩古城展现出的失落久远的灿烂文明，将使中华民族文明史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

环绕凌家滩遗址的裕溪河既是天然屏障，又是文化交流、水上贸易的交通大动脉。从地理位置上看，裕溪河发源于巢湖，流入长江，将长江、淮河、黄河连接在一条交通线上，这是一条在东部地区、连接南北东西的水上通道，使得凌家滩交通发达、贸易繁荣。

“巨石阵”是中东文明向全球扩散过程中伴随的现象之一。而恰好在凌家滩也有这样的巨石阵。凌家滩的“巨石阵”原本有好几处，很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炸碎了。这些巨石原来的高度有的五六米，有的达八九米。但经钻探发现，凌家滩的地表底下和裕溪河的河床底下还埋藏着许多巨石。

(23/12/7 山西陶寺古观象台 由13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半徑10.5米，弧長19.5米。從觀測點通過土柱狹縫觀測塔爾山日出方位，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耕。比英国这个世界最早的巨石阵古观象台还早500年，距今已经4000多年，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我判斷，一排巨石其間有縫的巨石陣就是觀象臺，這是唯一可以解釋的用途。這就解開了世界各地都發現巨石陣之謎。這是古人要長期觀察太陽的最佳解。

植物生長主要受太陽影響，能量的轉換，能量的來源。所以，農業生產要依時進行，不然播下的種不發芽，或者還沒長成碰到了霜害，所以 節氣相當重要，巨石陣都是為了觀測太陽，陶寺人用夯土代替巨石做成觀象臺，實在是很傑出。可見陶寺遺址的文化內容比南佐豐富的多。)

14/10/28 [14/6/25] 凌家灘遺址位於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境內，為距今5800至53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心聚落遺址，業已發現的大型祭壇、高等級的大型貴族墓葬、大型紅燒土建築，及功能多樣、精美絕倫的禮制性玉石器的出現，反映了當時凌家灘人口的繁盛，中心與周邊的等級分化十分明顯。凌家灘文化在社會組織、貧富分化、玉石器製造等方面都是同期文化中表現最突出的，凌家灘遺址中祭壇、大型壕溝等一批大型公共建築工程的發現，顯示其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說明當時可能已經出現了集軍事指揮、宗教祭祀和社會管理於一身、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王權和區域性政體—早期國家，進入了『古國』時代，邁入了文明社會的門檻。

凌家灘遺址規模巨大、功能齊全、等級分明，是一處大型中心聚落，且在其周邊分布著規模不等的至少10處以上的中小型聚落。出土的凌家灘時期遺物有陶鼎、缸、豆、紡輪、餅、丸等，石器僅有少量殘損的錛、斧、鑿，但礪石較多。此外，動物骨骼發現較多，包括牙齒、頜骨、鹿角等。發現了一條長達2000公尺、最寬約30公尺、深約2公尺－6公尺不等的大型環繞壕溝遺址，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同時期最大壕溝遺址之一。壕溝環繞的區域內總面積超過40萬平方公尺是同期規模最大的環壕聚落遺址之一。在其周邊還有零散居住點，以挖槽填紅燒土作為建築的基礎，以木骨泥牆為牆體，並出現了面積至少超過200平方公尺的大型特殊建築。
(.： 注意，沒有銅器！之後，拿銅製武器的人來了。)

14/10/5 [10/4/9] 淩家灘、牛河梁撫胸玉立人說明了什麽
1987年，安徽含山淩家灘遺址出土的三件新石器時代撫胸玉立人，是一種姿勢特殊、前所未見的玉人。高9.3－9.9厘米、肩寬1.6－2.1厘米之間，灰白色，呈雙目微閉的虛無狀態。 1998年在同地第二十九號墓中又發現三件，高7.7－8.6厘米、肩寬2.1－2.4厘米。與前三件差別在于後者腿粗短略有下蹲的感覺。

2004年，《文物天地》第四期報道，遼東朝陽淩源牛河梁遺址大墓中新近也發現一件撫胸玉立人，淡黃綠色玉材，刻畫線條略爲粗犷、渾厚。除了高度（18.6厘米）比淩家灘的多出約一倍之外，兩地玉立人的神態幾乎完全一樣。

淩家灘與紅山文化都有雙聯玉璧、玉璧、環形玉龍、玉龜、玉鷹。淩家灘玉鷹兩翅上熊首的形狀又與牛河梁雙熊首三孔器的熊首相同。另外，在陶器、葬俗方面，細細分析，也有一些共同點。兩地之間出現的紅山型玉器呈現了文脈相連的可能，河北的泥河灣姜家梁遺址、湖北天門肖家屋脊遺址發現過紅山文化的形玉龍。在蘇北的海安青墩等遺址中，發現紅山式的二聯璧、三聯璧等。

良渚文化同樣發現了紅山文化的蛛絲馬迹。如良渚文化的高土壇墓地與紅山文化的高壇積石冢墓地；良渚文化的獸面紋與紅山文化中的獸面玉牌，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與紅山文化外方內圓的竹節狀玉珠和璧，良渚象牙梳玉飾與可能有同樣用途的三孔玉器，以及兩處同出玉龜、展翅玉鷹、鳥等。

紅山文化深遠的影響力至少可抵夏商時代。婦好墓中的鈎形玉器是紅山文化的典型器。如果正面玉立人的撫腹姿勢與淩家灘撫胸玉人略有差別，那麽很有意思的是，在婦好墓中還有幾件側面玉人的雙手恰恰就是撫胸的動作，蹲跪式的姿勢尤其與淩家灘１９９８年發現的幾件接近。殷墟墓的虺形玉飾活脫是紅山文化的玉雕龍，而瓶形角玉龍拱背勾彎的體形，很明顯源自于紅山塊形玉龍。婦好墓坐姿玉熊的前沖耳、長吻熊頭與淩家灘鷹雙翅上的熊頭和牛河梁三孔玉器兩端的熊頭形象一致。尤其有趣的是婦好墓一件所謂的匍匐玉牛，其四肢趴地的怪異姿勢，正好是一件紅山文化勾雲玉器的外輪廓。殷墟、紅山都有玉鼈。殷墟的空腹玉龜殼，其形式與牛河梁玉龜一式一樣。另婦好墓、牛河梁都有玉鷹、玉鳳等。

淩家灘文化14Ｃ年代已經測定，並經樹輪校正爲距今5560±195年和距今5290±185年。紅山文化的年代跨度在距今6000－5000年。１４Ｃ測定東山嘴遺址樹輪校正爲5485±100年，Ｂ.Ｃ3640－3382年，牛河梁牛２ＺＩ積石冢樹輪校正爲5600±135年，Ｂ.Ｃ3779－3515年。 顯然，紅山文化的鼎盛期略早于淩家灘、良渚文化的鼎盛期，而唯紅山文化的標志性器物如塊形玉龍、二三聯玉璧、鈎雲形玉器及小動物等在南方諸古文化中出現，因此，紅山文化的南下影響是可信的，而且至少綿延至夏商時代。

紅山文化南下有據，那麽撫胸玉立人也應該源自紅山文化，于是，有關它的姿勢意義有可能從源頭的紅山文化中推敲並得到證實。紅山文化的分布地區是東北亞古老的薩滿教盛行地區，直至近世。薩滿奉“萬物有靈”爲基本教義，借鷹、龜、蟾蜍、蠶、蟬等各種動物助手神靈，幫助薩滿克服事神道路上的大大小小阻礙，與天、地、神、祖取得聯絡，上承下達，去完成凡人無法完成的任務。這在紅山文化的那些玉龍、鷹、鳥、龜、蠶、勾雲形器、雙勾形勾雲大佩、圓璧、雙聯璧等的玉器上都有可供縫綴的牛鼻穿或小穿孔的特點上得到證實。它們其實都是幫助巫師溝通天地神祖的精靈，是“玉神器”。牛河梁出土的紅山文化撫胸玉立人在頭頂及腦後鑽有三聯孔，因此，它應該就是薩滿行神事時必備的神偶。這個神偶其實是當地歷史上德高望重的、最有法力的一位薩滿的形象。其雙目微閉、雙手撫胸的姿態，正是薩滿行神事時的最高境界。從醉酒、大麻-等諸多通神方法中，似與氣功通神比較接近。

14/10/9 石家河文化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因发现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而得名。该文化已经发现有铜块、玉器和祭祀遗迹、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石家河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和三星堆青铜人头对比共同特征：圆帽、长方脸、耳垂穿孔、阔蒜鼻头、菱形眼等。
(.：幾乎一個模樣，但為何從青銅換成了玉來製作？)

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头基本都具有“头戴冠帽、菱形眼、宽鼻、戴耳环和表情庄重”的特征，但在造型上富于变化。小型的神像在这里大量出现，类似的神像也出土于商代和周代的遗址，这就是说在龙山时期，江汉平原的文化对后来的商和周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石家河古城位于天门市石河镇，距天门市城区约16公里，是迄今为止湖北省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余米，面积120万平方米。城墙残高3～8米，墙底宽30～50米。城外侧有护城河，宽60～100米，深4～6米。古城存在年代是2600 BC-2000 BC。古城主人可能是三苗氏。

相邻石家河古城的地区，同时还发现6座古城，有面积20万平方米的荆门马家垸城，也有5-8万平方米的小城，学者们据此判断，石家河文化已经出现呈金字塔结构的酋邦制国家形态。

14/9/25 石峁（mǎo）遗址 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始建于4300年前，使用寿命超过300年，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史前最大城址。这座古城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面积约425万平方米。

考古人员发现或征集了大量的玉器，磨制十分精细，颇具特色，其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发现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其中，在出土的大量玉器中，玉人头像价值最高。

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位于石峁城址外城东南方向，距离外城城墙约300米。祭坛具层阶结构，共3层。皇城台位于石峁城址内城中部偏西，历年来发现的遗迹遗物最为丰富集中。

14/10/29 石峁遗址遗留的石雕人头像。其质地为砂石料，呈黄褐色，长60cm，宽25cm，高50cm，为单面浮雕。石像为人的正面脸部形象，雕像整体上至眉骨，下边与下巴齐平。面部形象为隆鼻、半张口，呈微笑状，两颊颧骨稍微凸出。扁方脸和大眼睛较为夸张，采用的是高浮雕的雕刻方式，简单、朴拙。

出土文物还有红彩双耳陶罐、红彩折肩陶罐、敞口折肩陶罐、敞口双耳陶罐等陶器以及绿松石珠串。陶器色彩浓郁、带有绳纹，红彩高领陶罐小巧细致，罐壁极薄。绿松石珠串发现时是分散的，现在的珠串是博物馆收集后穿起来的。陕北不产绿松石，这串绿松石珠饰说明当时人们的活动或者交流已超出了今天陕北的范围。

14/10/29 考古工作者近期在石峁遗址的一处城址，发现了城墙马面和角楼，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土石结构城防设施实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城墙马面，是古代城防体系的重要设施。如果您登临西安明城墙就会发现，在城墙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或称为敌台、墩台、墙台）。

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城址组成。调查发现，它始建于约4300年前，是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专家初步认定“皇城台”最早修于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兴盛于龙山晚期，夏（距今4000年）时期毁弃。这座“石城”以皇城台为中心，形成一个内外城环套的半封闭结构，开创了古代都城建设的先河。 这座“石城”延续的寿命超过300年，是当时我国北方地区一个的超大型中心聚落。

马面、角楼等城防设施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的书籍中。马面这个名称，首先见于《墨子》中的《备梯》与《备高临》两篇。这表明至少在战国时，马面已被用于城市防御。从实物发掘来看，仰韶遗址中发现土质结构的疑似马面。

发现了高大的祭坛遗址，位于石峁城址外城东南方向，距离外城城墙约300米。这座祭坛上下应有三层，自上而下分别为圆丘形土筑遗迹和一小一大的两层方台形石构基址。在祭坛最底部的石构基址边长约90米，其整体高度超出现地表8米左右。由于没有正式考古发掘，其具体情况仍然不十分清楚。其周边已发现分布有数座“活土坑”（埋葬祭祀品），面积在3平方米至5平方米，最深一座距地表约3米。
(.：有可能4000年前，陝西北部的氣候受喜馬拉雅山脈隆起而產生了變化。生存環境急速惡化。)

(11/1 有人說 ：当时的自然环境：据介绍，在遗址附近的考古发现中，发现了与遗址年代相当的鳄鱼骨化石。这说明在当时，这一区域的水资源十分丰富，与学者们“陕北曾湖泊遍地、森林茂盛、自然环境极好”的说法互相印证。)

14/11/1 從石峁遺址的石人看龍山時代中國北方同歐亞草原的交流
陝西考古研究所孫周勇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上展示的二十多件據說從石峁遺址皇城台發現的石人像。雕鑿、使用石人像在中國東部地區的史前文化中非常罕見，而在南西伯利亞和新疆地區則是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石峁遺址發現的這些石人像可以讓我們討論陝北地區同新疆北疆、南西伯利亞等歐亞草原的文化關係。這個時期最為壯觀的石人流行于南西伯利亞的奧庫涅夫文化（約公元前2500～前1700年），根據文化因素的類比，有人推測奧庫涅夫文化來自北方森林地帶。有學者認為整個奧庫涅夫文化可能來源於葉尼塞河中游的烏斯特－別拉雅文化（Ust-Belaya） ，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屬於銅石並用時代，文化上更多保留了烏斯特－別拉雅文化的傳統；第二階段與阿凡納謝沃文化共存；第三階段則完全是自身的傳統；第四階段逐漸融入了安德羅諾沃文化中。從展示的圖片看，石峁遺址發現的石人和奧庫涅夫早期的石人較為接近，和中晚期比較繁複神秘的石人像有一些差距。

石峁遺址發現的石人和新疆北疆的石人也有相似之處。從人面的特徵看，切木爾切克文化晚期的石人像比較接近石峁遺址發現的石人。切木爾切克文化的分佈範圍很大，從現在的考古發現看，阿勒泰地區是切木爾切克文化的核心區域，分佈于天山北部整個准噶爾盆地周緣地區，阿爾泰山東麓蒙古地區也有其文化的分佈。值得指出的是，在內蒙古東南部地區的發現值得注意。比如興隆窪文化中，有骨雕人像。白音長汗遺址房址中有石雕人像，紅山文化有陶人像，夏家店下層文化有大型石雕。位於山頂的石構遺址也和石峁遺址相似。這些因素也是值得我們考慮的石峁遺址石人淵源的線索，有的因素甚至可能也是奧庫涅夫文化的來源之一。

15/1/22 陕西 考古研究院在去年下半年对寨峁梁遗址进行了发掘，在神木的石峁遗址正南方向约20公里处。考古人员首次较为系统完整地揭露了陕北地区4000多年前的村落遗址。寨峁梁遗址应系石峁遗址下属的一般聚落，或为村落级别，如果石峁遗址是“大都市”，寨峁梁遗址则是“大都市”周围的村落。若以石峁城址作为黄土高原北部早期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则寨峁梁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对比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对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理解。

20/8/24 最新有关古代花粉的研究说明在石峁鼎盛时期，天气暖和也潮湿，但3800年前，季风天气变化把这个地区变成了寒冷的半沙漠，饥荒和干旱破坏了文明的延续。

14/9/26 陶寺遺址是山西省襄汾縣一個龍山文化時期，面積至少達56萬平方米的考古遺址。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意义重大，陶寺遗址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大体上在公元前2500-2100年间，发掘出土铜铎、礼器、文字残片、城池与墓葬。陶寺遗址是“万邦并立时代”的陶寺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是这一时代的最大的城址。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具有从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社会过渡的显著特征。

在这个距今4600年-4000年的城址内发掘出一座半圆形大型夯土基址、三道夯土挡土墙和11根夯土柱遗迹。从半圆形夯土墙留出的几道缝隙东望，恰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塔儿山升起的位置，从而证实了《尧典》中观天授时的记载，将我国古代观天授时的考古证据上推到4100年以前。

出土鼍鼓、特磬、蟠龙纹陶盘、石制工具、陶容器、装饰玉器等，在陶寺遗址发现了红铜烧造成的铃形小铜器、铜齿轮形器、朱书文字、不同等级的墓葬、礼乐重器等多种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由此确立了“陶寺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之间。

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

[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
“陶寺城址”的“王都”气魄与观象台基址的发现；“尧都”当时在临汾盆地的社会基础与地位；史前“农业革命”为唐尧时代的到来预作的历史铺垫；陶寺遗址中的“王墓”；“陶唐氏”的“龙”崇拜与“蛇型原龙”；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六方面的考古观察，最后认定，陶寺城址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作为“都城”，这座“都城”的主人只能是“唐尧”。

14/9/29 [08/3/20] 楊官寨遺址位于西安北邊高陵縣姬家鄉楊官寨村四組東側，涇河北岸開闊的一級臺地上，總面積約60萬平方米，是仰韶時期一處罕見特大型原始先民的聚落（人群聚居地，可理解為村落）遺址，距今約5000—6000年。

一塊非常奇特的殘塊讓考古人員疑惑：這塊黑色的陶片有半個手掌大小，高7.2厘米，上面有一只非常完整的大眼睛，這只眼睛突出眼眶。眼睛的左下側和右下側，各有一只較為完整的鼻子。從陶片的邊緣可以看出，這個陶片另外幾面的部分應該是對稱的，該陶器可能有三只眼睛六個鼻子，與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奇怪陶質面具在外形上有相似之處，這是以前仰韶文化遺址中沒有發現的器物。
(.：外形與三星堆一模一樣。5000年前進入了關中。)

發掘到一個蜥蜴紋彩陶盆。雖然陶盆底部有些殘缺，但陶盆外面有蜥蜴爬行的圖案，蜥蜴的四只腳、頭部、尾巴都清晰可見，彩陶藝術類似于半坡出土的人面魚紋盆。考古人員分析，蜥蜴紋彩陶盆目前在全國極為罕見，可能用來祭祀。挖出来的彩陶中，只有两件带有图案，一件上面是蜥蜴，一件是“天狗吞月”图案’。

楊官寨遺址的發掘進一步豐富了關中地區仰韶文化的文化序列，同時對探討涇渭流域史前考古文化、聚落形態與環境變遷之間的關係等課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隨著遺址的一步步發掘，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先民如何生活、如何居住、如何娛樂的神秘面紗也將一步步揭開。

2004 年，在西安市涇渭產業園的一次修路工程中，一座公元前4000 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的遗址被挖了出来。因为地处杨官寨，考古学家把其称为“杨官寨遗址”。在該園區的相關區域已進行了長達4年多的考古工作，其中楊官寨遺址的考古取得了重大的收穫。

这是一个类似于姜寨的遗址，外围有一个环壕。庙底沟时期的聚落真是超出想象，按照探测结果，杨官寨的规模相当于12姜寨。这一遗址或许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半坡时期的人都是规划大师，他们会先挖一个环壕将整个聚落围起来，聚落里的房子门都冲着中心的广场，他们是围绕广场做一个向心式的布局，广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场所，他们可能在那里聚会、祭祀甚至跳舞。”

6000 年前，生活在杨官寨遗址的古人们制作陶器并作为器皿，用陶刀收割粮食，用石球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

仰韶时代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其中早期(公元前5000 年至公元前4000 年)以半坡文化为主，中期(公元前4000 年至公元前3500 年)以庙底沟文化为主，晚期(公元前3500 年至公元前3000 年)以半坡四期文化为主。位于西安临潼区的姜寨遗址属于半坡时期，但考古界此前从未发现庙底沟时期的类似遗址。所以在杨官寨被发现之前，没人知道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是怎样布局、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仰韶文化的陶器是以彩陶为其特征的。彩是在陶器未烧以前画上去的，烧成后彩纹固定在瓷器表面不易脱落。仰韶文化彩陶的烧成温度在 900--1000℃之间。彩绘以黑色为主，亦兼用红色。有些地区如豫西一带，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的陶衣作为衬底，以使彩绘出来的花纹更为鲜明。仰韶文化彩陶的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和几何图案，也有少数动物图案。这些花纹多装饰在细泥红陶钵、碗、盆和罐的口部、腹部。彩绘原料赭红可能是赭石，黑色可能是一种含铁量很高的红土，白彩可能是一种配入熔剂的瓷土。彩绘工具可能是毛笔。

14/9/27 甘肃 火烧沟文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位于玉门市清泉乡，范围约20平方公里，中心面积0.2平方公里。在遗址中心边缘发掘古墓葬312座，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铜器、 玉器、骨器和部分金银器。

最为突出的当推大量的陶器，它们大多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其中不少属于珍品。如人型彩陶罐、人足彩陶罐、鱼型陶埙、鹰嘴壶、三狗方鼎等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的20多只陶埙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吹奏乐器，是国内已经出土的古代乐器中年代较为久远的古乐器之一，极富特色。鹰嘴壶、三狗方鼎等造型优美，制作细腻，形象逼真。

古墓中的随葬品有狗、猪、牛、马、羊等，其中羊骨多而普遍。墓葬中的男女都佩带着金银首饰、松绿石珠、玛瑙珠等，证明当时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已经很发达了。墓葬中男女的装束、发饰、发具等，都表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一种风俗习惯。火烧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锄、刀、斧、镰、锤和磨盘等农具，这些农具大多数是石制器具，也有不少铜制器具，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已有较大进步。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用大量的羊作随葬品，出土了大量的羊头、羊骨，并伴有猪骨、牛骨、马骨和狗骨。

死者不论男女，大多佩带金耳环。有一部分墓葬，无论男女，都在头部有一枚骨针，似为古人的椎发工具。鼻饮环，发椎结，耳垂金银铜宝，显然是一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联系我国古代典籍中夏商之时甘青大部分地区都是羌族活动场所的记载，可以肯定，在中原地区的夏代末期，在西北地区的火烧沟生活的，一定是古代羌戎部落的一支。

甘肃玉门火烧沟地区的古代居民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东亚类群的性质，与我国中原地区殷商时期的居民有着非常接近的形态学特征，与西藏东部地区的藏族和现代华北汉族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在其人群的种族成分构成上没有发现任何确实可信的西方欧洲人种因素的影响。

火烧沟遗址也是甘肃省早期发现铜器、且出土数量最多的一处古遗址，达200多件，在早期一个遗址中出土这么多铜器，全国罕见，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当时全国各夏代遗址中出土铜器的总和，在我国各个夏代遗址中是最多的，这个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火烧沟遗址的制铜技术在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这也被考古界的很多专家认同。火烧沟出土的一件四羊铜权杖杖首为分铸，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分铸铜器。铜箭镞石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时代最早的铸箭镞石范。火烧沟发掘的铜对中国夏代即有青铜文化的论断曾经提供过重要的证据，在今天也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火烧沟人的黄金制造水平也是高超的。出土的齐头和缝的金耳环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的一例。
(.：這就是真相與答案。)

14/9/27 位居祁连山脚下，河西走廊中部的民乐县，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六坝沙滩上的东、西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粮籽和类型繁多的石器，将先祖活动的历史上溯到了近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民乐除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东、西灰山遗址外，还有分布在永固、南古、六坝等地的古遗址5处。东灰山遗址坐落在民乐县城北约27公里的六坝沙滩一个海拔约1700多米的沙丘上。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450米，呈丘陵状分布。它是由堆积较厚的灰土层形成的一个沙丘，灰层厚度达5米左右。由于长期高原风的吹刷，剥去了遗址表层的许多灰土，致使地表裸露有残破的石器、陶片，有炭化了的粮籽、使用过的兽骨和烧残的兽骨。东灰山的铜器均含有一定量的砷，并经热锻后又冷锻加工，且年代在近五千年前后。

先民曾在这里播种着五谷，放牧着牛羊，繁衍着子孙后代。拣起一块块破碎的陶片，犹如翻开了一册册厚重的历史巨著。看到东灰山人用鹅卵青石打磨成的各种石器，可以想象出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用石犁翻耕土地，用石锄平整田地，用石铲和骨耒播种，用石镰收割庄稼。为了猎取食物，他们用石球打击山羊、野猪和麋鹿，用石刀石斧分解猎物。他们还用羊皮和鹿皮做成高级的原始衣服来遮身御寒，用尖状石器钻木取火，烤吃熟食，驱逐猛兽，保全自己。用砭石刺破痈疽排除脓血，医治疾苦。为了发展生产力，他们驯化鹿、牛，帮助农耕，饲养猪、羊，填补食物，养家糊口。为了记录事迹，不被遗忘，他们就用石刀在骨器上刻划印痕来表达简单的语言。

早在五千年前，河西走廊一带气候温暖湿温，喜温乔木生长繁茂，森林遍地，芳草萋萋，牛羊成群，鸟语花香，真是迷人的人间仙境。距今约2000多年前，这里的亚热带气候逐渐遭到破坏，森林面积减少，逐步过渡到了高寒带草原型植被状态。以后气候急剧变化，林木所剩无几，气候变得干燥，土地开始盐碱化，花草越来越稀少，地貌变得冷漠无情，寸草不生，牛羊、野猪、麋鹿、珍禽已荡然无存。我们的祖先又不得不迁移到黄河流域继续延续人类的历史。

 东灰山的考察，先后在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大麦、粟、稷、高粱等作物的炭化籽粒。在一个遗址发现五种重要作物的炭化种子，在国内是首次，在世界上也及其罕见。四坝文化遗址的发现，可以准确地说民乐至少在4300~4400年前就有丰富发达的史前文化。东灰山遗址是继玉门火烧沟遗址之后，又一处较大规模且经科学发掘的四坝文化遗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东灰山炭化小麦标本进行了碳14测定，断定为距今4230±250年。其中小麦是我国发现的时代较早的农作物品种，为研究我国小麦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遗物包括金器、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等。

14/9/27 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址位于山丹县城(张掖市下属的一个县)南约5公里处的石沟河东岸。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目前，火烧沟遗址有4个碳测数据，东灰山遗址有1个数据，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400年。相当干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

四坝文化的铜器合金成分复杂，既有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又有砷青铜以及其他合金制品。四坝文化普遍发现砷青铜，这一特征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相同，反映出四坝文化有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从上述情况看，当时的冶铜专业人员已掌握了采矿、冶炼、制造和铸造成型等生产工艺，冶铜业更趋成熟。重要文化遗存青铜器的发掘，证明西北甘肃河西地区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

四坝文化是青铜器时代早期的一种文化，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夏代纪年内。因最早发现于今张掖市山丹县的四坝滩而命名。截至目前又相继发现山羊堡滩、东灰山、西灰山、壕北滩、过会台等四坝类型文化遗址。向西，四坝类型文化遗址在酒泉、玉门也有发现。距今4000年左右，原始人类的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进一步丰富。

民乐县境内的四坝文化遗址最多，且规模最大。境内的东灰山遗址占地24万平方米，西灰山遗址占地12.6万平方米。经过考古发掘，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14/9/26 [2002]晋侯墓遗址位于今山西省曲沃县曲村。由于晋国建制始于西周初年的“叔虞封唐”及其后的叔虞子燮父易唐为晋，所以晋国便成为西周时期最早的诸侯国。这个晋国的封地正在山西曲沃一带，晋国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都发生在这里，遂使曲沃及与之毗邻的侯马成为晋文化荟萃和出土最集中的地区，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晋都新田、侯马盟书、晋国侯马遗址等。已发掘出的9代晋侯及其10个夫人墓葬，从时间上说大体在公元前600-900年间。

14/9/29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There is a marked similarity between the Yang Shao wheel-made pottery -in particular the painted ware-and the Eneolithic ceramics, for example, of Anau to the east of the Caspian Sea, Susa near the head of the Persian Gulf, and Tripolje in southwest Russia.

瓦西里耶夫先生还将安诺绳纹彩陶联系到西亚、近东彩陶与仰韶彩陶的共性特征：一是绳纹彩陶容器都为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出土于伊朗、巴尔干—特里波列地区、美索不达米亚（高尔丘墟）、特洛伊等的绳纹彩陶三足鼎、圈足豆以及阿富汗、巴勒斯坦、印度等的绳纹彩陶圜底器，都与仰韶文化的绳纹彩陶器型相似，有的一模一样。

14/11/1 [12/1/29] 良渚文化饕餮纹及其演变之轨迹

“饕餮”作为名称，首见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1917年，金石学家王崇烈注意到古玉上也有类似青铜器饕餮纹的纹饰，他为所藏玉璜题识，认为是三代以前的饕餮纹，该器属于良渚文化。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玉器上饕餮纹，代表了饕餮纹的最完整复杂的型式。李学勤先生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这一纹饰：

第一，将整个图像看作整体，也就是一个有两个面孔的人形。上方是戴有羽冠的首部，其下为左右分张的双手，躯体有目有口，下方是踞坐的两足。在商代器物上也出现过有首、腹、两个面孔的图像，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I00I大墓出土的骨制简形器、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青铜鼍鼓。

第二，将图像看作上下两部分的重合。上方是人形的上半部，有戴羽冠的头和双手，下方为兽面，有卵圆形的目和突出獠牙的口，并有盘屈的前爪。上下的界限相当清楚。这样看时，下部的兽很可能是当时龙的形象。马承源先生已注意到，辽宁西部发现的红山文化龙形玦，如把龙的脸部平面展开，与上述兽面非常近似。玦上表现的龙没有角，目系卵圆形，口中有獠牙，和较晚的龙有所不同。根据后来传说，饕餮本是龙的一种，“好饮食，故立于鼎盖”。这似可作为参考。

第三，将图像看作以兽面为主，上面的人形是兽面的附属部分。人形的脸部作倒梯形，羽冠的轮廓也十分特殊，正好是良渚文化流行的一种玉冠状饰的形状。据发掘简报，反山除一座墓外“其余各墓均有一件。……现据在墓内位置和器形与神人（按指图像中的人形）所戴羽冠形状相似，命名为冠状饰。出土位置均在头骨一侧。体扁平，上大下小，如倒梯形。上端作冠顶状，下端锯割出一扁短榫头，榫上钻有2至5个等距离小孔，既可嵌插，又可销插固定。原应镶接在某种木质实体的顶端。在冠状饰的下方往往发现成片的朱砂和用于镶嵌的小玉粒。”牟水抗先生在论文中推断这种“冠状饰就是神偶像上的帽子”，而且和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所谓蝶形器联系起来。因此，不妨认为图像中兽面上方的人形实际是表现这种冠状饰，是神性的一种表征。

以上说的三个层次的理解，彼此井不矛盾。这种图像所要表现的，正是人形与兽形（龙）的结合统一，是“人兽合一”。不管把图像看成神人的全身，或人、兽两个面孔，或戴有人面形冠饰的兽面可能都是原设计者的目的。图像中的兽，即龙，本来是神话性的动物，是古人神秘信仰的体现，同时又是当时止在逐渐形成、增长的统治权力的象征。

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餮纹有或繁或简的不同型式。饕餮纹简化的方式有二： 省略化；图案化；

省略化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省掉繁复图像的一些组成部分，图案化则是把图像的若干部分变成简单的几何形。反山M22：20省去了人形的双手；反山M22：8又省去兽形的两爪。这两个例子都保留着人的面孔。再进一步只保留人形的轮廓，并于缩小，如反山M12：85；最后，上方只剩下兽面额上的突起或拱隆，如反山 M22 ：11和反山 M23：67。最后一例可以说同时也图案化了。

图案化是在省略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反山M17：2下方的兽面和反山M23：67很接近，只是省去了鼻子，其不同处是上方保留了人面。人面上方的横线，可以认为是由羽冠变来。人面还能进一步图案化，完全成为横线、圆点的组合。无怪乎过去有人把它误认作八卦符号了。这种最简化的例子，在大型良渚文化玉琮上最为多见。

下面着重以商代（包括二里冈期和殷墟期）的青铜器饕餮纹，与良渚饕餮纹作一对比。足以对比的有以下几点：

（一）整体  饕餮纹的定义是：“一个正面的兽头，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以及鼻、口、颌等，有的还在两侧有长条状的躯干、肢、爪和尾等。”兽面是青铜器饕餮纹的主体，在良渚玉器上也是这样，虽有些上方有人面，却可以省略掉。良渚纹饰没有出现躯干和尾，但有的有肢、爪。

（二）角  良渚的纹饰都没有角。商代青铜器上的很多是有角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冈期的这种纹饰多数并没有角。其兽头上，有的有立羽，有的有T形的耳。

（三）眼睛  良渚纹饰的兽面，眼睛是卵圆形的。殷墟期的兽面，流行象甲骨文“臣”字那样内眼角钩曲的目形，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二里冈期青铜器花纹背面的两目，眼珠的形状近于卵圆形的仍占较大比例，只有一部分表现出尖的眼角。

（四）口  良渚兽面大多有宽阔的口，而不明显表现下颚，在图一的图像中即可看到这一现象。有的兽面，口部是朝下的，例如瑶山M10；20，嘴和牙齿刻在器的下缘上。商代青铜器的兽面绝大多数是口部向下的，是非常突出的特点。

（五）羽冠  良渚纹饰兽面上方可视为羽冠，并可简化为兽额上的突起部分。有趣的是，商代的兽面也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有的还可以看出是有羽的冠形；有的则也简化为额头上的一处隆起。（仔细观察青铜器花纹这个位置，不难发现这不是动物肉体应有的形象，而是外加在那里的一个成分。）

（六）衬托的花纹  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有时在面的两侧有衬托的花纹，大多是首部回顾或朝下的侧视的龙，良渚玉器的纹饰也有加衬托的，如反山M16；4，兽面两侧都有侧视的羽冠人面。另外，也有衬加侧视的简化兽面的，如反山M23：67。这种侧视简化兽面被一些学者误认为鸟形，其实它的眼睛总是和作为主体的兽面一致的。

（七）侧视人面的表现手法   侧视人面的表现手法异常简单，只是把正视的人面对剖为左右两半。商代的纹饰也有同样的手法，不管有身、尾与否，总是可以划分为左右两半。兽面的下颚描绘为对称的两个，就是在正视的同时又表现侧视的结果。马承源先生说：“兽面纹既表现为物体正面的形象，同时也是表现物体的两个侧面，我们称这两种结合的方法为整体展开法。”因为同时表现侧视，所以商代的饕餮纹只要有爪，爪一定是向内的。左右的侧视必须把爪绘为朝头的方向，从正视看便是向内，显得特异而不自然。良渚玉器的纹饰也是这样，人的手、兽的爪都向内，这表明这种纹饰也采用着类似的表现手法。

（八）云雷纹衬地   商代的纹饰多填以云雷纹，这也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玉器，纹饰普遍填有云雷纹；以云雷纹衬地的例子，有瑶山M12；1玉琮。

以上八点证明，良渚玉器和商代青铜器的饕餮纹，固然不是彼此直接承袭的，但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它们之间，显然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良渚文化和商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间距离。在年代上居于良渚文化与商代之间的，有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

山东龙山文化乃是大汶口文化的延续。就碳14年代来看，良渚文化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良渚、山东龙山两种文化的下限相差不远，后者只是略晚一些。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陶器上面，有时有种种花纹与良渚文化的花纹一样复杂。严格说来，山东龙山文化的饕餮纹只有一个确凿的例子，便是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的玉锛（可能应称为圭）。这件玉器从形制、工艺及共出器物判断，其文化性质是不容置疑的。器的下端两面有线刻的饕餮纹，两面花纹形状不同，但有下列特点；

 （一）没有躯干和尾，只表现为正视的面部形象。

 （二）没有角。

 （三）眼眶是卵圆形的，中涵圆的眼珠，同良渚文化的较为接近。

 （四）花纹的一大区别是一面有宽阔的口，而不见下颚，另一面则口部向下，不见唇齿。

 （五）顶上有饰羽的冠形。

 （六）面的两侧有衬托的纹饰，可能是首部朝下的动物形。由于简化，不能细作分析。

 （七）有对称的两个下颚，因此也有表现侧视的性质。

和上述玉锛花纹相近的还有若干非发掘品的玉器，例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狭长玉斧（也可能是圭）的纹饰、其冠饰非常华丽繁复。

当今学界已公认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是一种青铜时代的文化。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不少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其中工艺最精美的是镶嵌绿松石的饕餮纹铜饰，可以说代表着当时青铜器的发展水平。从良渚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饕餮纹铜饰的演变研究，印证了中国“龙”文化的演变轨迹。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二里头遗址范围内圪垱头村西北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4号墓属二里头二期偏晚，出土了一件这种铜饰。据简报称，铜饰“呈长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中间呈弧状束腰，近似鞋底形，两侧各有二穿孔钮。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即饕餮纹）。凹面附着有麻布纹。”铜饰的原来位置，是在墓主的胸前略偏左的地方。这件铜饰由于满嵌绿松石，通体青碧，十分美观。

到1984年，该工作队在二里头村南发掘，从属于二里头四期的11号墓里，又出土1件这种铜饰。它在墓中的位置，也是墓主的胸前，形制和1981年那件大体相同，长16 5厘米、宽11厘米。1987年，在遗址Ⅵ区属二里头四期的57号墓中，也出土1件这种铜饰。其形制与上面两件相似，惟侧缘较直，长15．9厘米、宽8．9厘米。特点是牌面镂空，而绿松石片镶嵌细密坚固。饕餮纹有带分枝的角，圆目尖喙，两侧有内向的爪。

饕餮纹从龙山文化的型式转化到趋近商代的型式，可能是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际。

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山东龙山文化、尤其是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与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饕餮纹看来已甚复杂，恐怕还不是这种纹饰的原始形态。它所特有的价值是，比商周青铜器更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纹饰的神秘性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纹饰确实应当有信仰神话的意义，虽然我们还不完全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

商代继承了史前时期的饕餮纹，这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上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
(.：這一帶是東夷區。)

14/9/20 西方历史学者吉纬德（DaVid Keightley）曾经说过：“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它是“一个甲骨卜辞所无法解答的巨大谜团”。
(.： 11/2 當初看到這段話，還無法瞭解其深意，直到作晚在查湖南出土的人面鼎照片時，看到一網頁有中國國寶照片列表，看到一個古物利簋有眼熟的圖案，直覺上，判斷與頁首的良渚玉琮上的神徽有關，再上網找資料，就找到"良渚文化饕餮纹及其演变之轨迹"此文，這就是饕餮紋。)

14/11/2 饕餮為出土文物上的裝飾圖形面具。最早的饕餮原型在湖南高廟遺迹（前5400–前4800年）中於1991年發現。饕餮圖形亦在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4500年）、山東龍山文化（前3000–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前2500–前2000年）、夏家店下層文化（前2200–前1600年）的陶器、玉器文物上出現。最複雜的新石器時代饕餮圖形來自良渚文化（前3000–前2000年）反山及瑤山遺迹的玉禮器上。山東龍山文化、二里頭青銅文化出土文物上所見的饕餮為晚商（約前1600年-前1050年）的中間發展過程圖形。儘管饕餮圖形在晚商青銅器上皆可見，到了西周中期（前1050年-前771年）便迅速的從文物上消失了。在商代极盛的饕餮纹在西周中期之初亦即穆王时代就已辉煌不再而日趋衰落，到西周晚期历王以后， 则基本上被变形的窃曲纹、夔纹和鳞纹所取代。
(.：周與商不同，自然推論饕餮紋一定會被周所淘汰。)

14/11/4 青铜器饕餮纹研究现状综评

“饕餮纹" 此词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是商人自己?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商人只是在青铜器上创造了这一视觉形象，但并未给它留下什么名称，据现有资料看，最早把它联系于“饕餮”的是《吕氏春秋》。其书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于是后世自北宋以来所有金石学书籍一直称商周青铜器上这种神怪性的纹饰为饕餮纹。

至于《吕氏春秋》为何将它名为“饕餮纹”，我们已经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却可以判定：即这个名称并没有太多根据。《吕氏春秋》的著述者可能是从饕餮纹的视觉特征--狞厉感出发，再联系传说中神怪之名来加以命名的。因为饕餮在文献记载中属于上古神话传说的怪兽或恶人形象，多见于战国秦汉的相关著述。饕餮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用作人的称呼，注云：“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餮”即贪财贪食之意。将文献中的“饕餮”总结归纳，我们可以得出二个主要意指：一、饕餮是上古传说中野蛮的部落名称，如“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等等。二、饕餮非人，乃食人之怪兽，如“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肋下，食人”;“为物贪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等等。

青铜器中的饕餮纹是否就是上述文献中的饕餮，我们暂且不论，单就这种纹饰而言，在商周青铜器上是极为常见的。它集中出现在三个时期：二里冈期、殷墟期和西周初期。

二里冈期青铜器纹饰简练，大多为带状，少有通体满花的器物。此期饕餮纹亦较简洁，多带状长条，上下夹以联珠纹，一般为单层，没有作衬底的地纹，多以凸出的线条来表现，或细或宽的线条组合方平，转折处流畅自然。

殷墟期青铜器器形厚重，装饰华美，形成了层次分明、富丽繁缛而神秘的新风格。此时的饕餮纹已不再是简单的带状布局，而是占据了器皿较大的空间，向通体满花的方向发展，且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绝大多数都饰有地纹(即在饕餮主纹的底部空白处刻上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地纹上饰主纹，主纹上又刻以阴线重叠加花，形成所谓的“三层花”饕餮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大量面部完整而具象的饕餮纹。

西周初期青铜器与晚商基本相同，难以截然分清，饕餮纹亦然。但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出现了简化的趋向，饕餮纹在器物中逐渐淡化，向周代中期的“素面”过渡。如“父癸鼎”只在口下有一圈纹饰带，且纹样简单模糊，三足作翘尾夔形，余则为素面。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风格转向“以素为贵”，原先“以文为贵”的繁缛狞厉的饕餮纹便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光。与此相应，此后的青铜器也在“王权下放”之“礼崩乐坏”的进程中逐渐走向生活化的装饰性，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宴乐攻战图等代替了饕餮纹的地位。于是饕餮纹便成为一种过去的形象记忆，在历史流变中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内涵，令后人为之惊诧而困惑。

对于饕餮纹是否该以“饕餮”为名，现代绝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否认“饕餮纹”定名的科学性。“兽面纹”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渐有取代“饕餮纹”的趋势。

14/9/22 [2004/7] 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發現一處紅山文化時期的岩畫群，這是首次發現這一時期的岩畫群，這些岩畫的一些圖形與以前出土的一些紅山文化玉器造型有極其相似之處，從而兩者起到了相互印證的作用。 這一岩畫群位於翁牛特旗烏丹鎮一個名叫海金山的地方。目前這裡已發現了２０多幅岩畫，這些岩畫的畫面形象十分特別，其中不少岩畫以人的面部為基礎原型進行“猙獰”化的刻畫，如怒髮沖冠、怒目圓瞪、齜牙咧嘴等。其中有一幅岩畫刻畫的是一個巨大的饕餮，其威猛的形象十分逼真。從此岩畫可以看出後來古青銅器上出現的饕餮紋是有歷史沿革的。

14/9/22 [13/7/13] 紅山文化古族~ 牛河梁古人為N基因型，高頻見於今歐亞大陸北方族群。N基因型這是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父系基因部落，這一基因部落的成員均來自一位史前超級祖父，他大約生活在1.9萬年前，即末次盛冰期結束之前。如今他的後裔廣泛分佈在歐亞大陸北方，且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都有較高比例，如西伯利亞東北部的突厥語族雅庫特族可高達75%，西北歐洲烏拉爾語系的芬蘭人可達60%，受北歐烏拉爾語族原住民影響的斯拉伕語系俄羅斯人平均也可達20%，北部俄羅斯人更是高達40%。在國內，古氐羌族後裔的彝族、珞巴族比例較高，分別達30%和35%。N基因部落在漢族的分佈並不平衡，在一次廣東漢族採樣可達15%，但更大樣本採樣僅為1.2%。目前解析的先秦時代中原和華南古代樣本均未見N基因型樣本，而在遼西紅山文化牛河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內蒙古中南部廟子溝文化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疆哈密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發現的古代樣本卻幾乎都是N基因型，暗示N基因部落至少部分地起源於北方長城沿線地區。

14/11/3 古蜀国在三星堆留下的青铜器、玉器，被掩藏在两个祭祀坑中。祭祀坑平整规则，坑底堆放着小型青铜器、玉戈、玉璋，中间是大型青铜器，最上面则是60余根象牙。三星堆遗址，其16个探方土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距今4100年至3600年。可见，三星堆遗址年代，比夏朝还早整700年。可是考古界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地层叠压和遗迹的打破关系以及祭祀坑内出土文物形制及其时代特征分析认为，一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公元前14世纪左右）。二号坑的时代相当于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
(.； 幾乎所有非中原的遠古遺址的年代鑑定都有爭議。)

三星堆的器物上，事实上存在大量符号图形，彝族学者尝试用古彝文来破译三星堆的文字似乎颇有心得。彝族的祭师（毕摩），居然可以根据经书识别认出全部三星堆字符！他们甚至可以识别出从贾湖遗址到半坡遗址的大部分字符！

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三星堆玉器上，已发现了几种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文字。这是继甲骨文之后，非考古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而这些文字的存在远远早于甲骨文。包括玉书、玉册、玉契、玉章，还有竹简、蚌壳、蛤壳、龟壳、鳖壳、树皮、牛甲骨、动物牙齿等载体之上，均发现了大量的古蜀文字。 

14/11/5 [14/7/23] 王长华：马家窑文化——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后，翌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发现了一种新类型的文化，把它命名为马家窑类型的仰韶文化。后来，经过夏鼐先生对安特生考证的不足和部分错误进行修正，正式将“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单独定名为“马家窑文化”。于是，一种新的以临洮马家窑这个地名命名的文化诞生了。
(.：與仰韶文化有所差異。)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历史已有5800年到4050年，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和时期。石岭下类型：距今5800年—5000年；马家窑类型：距今5000年—4650年；半山类型：距今4650年—4350年；马厂类型：距今4350年—4050年。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屈小玲，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古蜀王国的文物中的两枚蛙型金箔和马家窑彩陶蛙型纹饰的比较，认为：具有蛙纹特征的马家窑彩陶文化，更具有文化母题意义；这证实金沙蛙型金箔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家窑彩陶文化中的蛙图腾和女娲神的关系，与古埃及蛙女神极其相似，具有很多共同特点。屈小玲还据此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探询：

第一，金沙文明时期锻造的蛙型金箔属于马厂类型蛙肢纹风格，是否可以据此探索古蜀地区与西北的马家窑文化地区的商业与手工业交往？是否同样可以据此追寻三星堆文明时期与马家窑文化地区的交往？
第二，女娲神话是否早于古埃及蛙女神的神话传说？是华夏的蛙崇拜与女娲结合的神话传说传到了古埃及，还是人类思维有了同样的观念？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搜集更多的资料予以研究证实。

马家窑文化就是由今天我们称为古羌人的一个远古部落群体所创造。在古羌人这个概念中，不仅有现在所指的羌、戎、狄、胡等族群，更有现在已作为汉族大族群中的一大部分早期的汉人祖先。王志安先生的这一论断，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甘肃文史学者张润平认为：事实上，在秦汉及秦汉以前的所谓汉族，其实正是现在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在秦汉以前，真正的主体民族恰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历史学家们忽略了而未能被统计进五十六个民族中去的一个民族--羌族。羌族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活化石。

在千年尺度上，距今4000年以后气温、降水都在持续减少，环境逐步恶化。全新世以来气候出现过多次的冷暖、干湿波动，其中以距今4000年的降温最明显，这次气候事件在我国和世界各地都有表现，是一次全球性的气候降温事件，在我国以温度降低、降水减少、气候带南移、北方地区气候恶化为特点，对古代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距今4000年以后，由于环境恶化、草原带南移，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甘青等地区畜牧业成分明显加大，利用较大草场牧牛放羊已经成为北方地区的普遍现象。
(.：實際上，真正原因是喜馬拉雅山脈升高越過了水氣能通過的門檻。)

14/11/6 [甘肅省博物館] 人们逐渐认识了天然矿物颜料的特性，彩陶应运而生。距今8000年前后，以甘肃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渭河流域先民成功地生产了我国第一批彩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之一。甘肃彩陶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端，终结于青铜时代晚期，历经5000多年漫长岁月。

甘肃彩陶的初始期是大地湾文化，年代距今约8000——7000年。这时的彩陶种类单纯，绝大多数为三足或圆形的钵形器。其纹饰简单，仅在口沿内外绘一周紫红的条带纹，表现出彩陶的原始性。

大约7000年以前，随着农业的发展，彩陶步入了繁荣期。仰韶文化彩陶以墨色为主，十分醒目，不仅器类增多，而且纹饰图案多种多样。早期构图元素多为圆点、直线、三角等，常见纹饰有宽带纹、三角纹、鱼纹等，风格古朴、图案简约。中期构图以弧线为主，线条流畅柔美，图案华丽精巧。常见纹饰有弧形三角纹、迴旋勾连纹、花瓣纹等，表现出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晚期彩陶数量呈下降衰减趋势，但工艺比中期更为成熟。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中部的黄河，湟水流域以及河西走廊一带，距今约5000——4000年，这是甘肃彩陶的鼎盛阶段，通常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持续发展的时期。彩陶器类和数量明显增多，一般占陶器总数的30%以上，个别遗址达90%；纹饰繁缛而精细，风格绚丽而典雅，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家窑彩陶多为橙陶，施以浓墨般的黑彩，有时辅以少量白彩。大面积、通体以及内壁彩绘十分盛行。

半山期彩陶大量使用红黑两色，最为常见而极富特点的花纹母题是黑色锯齿纹带和红色条带相伴相依，勾画出四大漩涡或圆圈纹、葫芦网格纹、多层水波纹等图案，然后在主题图案中再填充辅助图案，形成多层次彩绘的装饰手法。此时的彩陶精品多为大型瓮、壶、罐等，器型浑圆饱满，图案富丽堂皇，纹饰疏密得当，色彩赏心悦目，是甘肃彩陶艺术的代表作。

马厂期彩陶又回归到单色黑彩，红彩逐渐减少乃至弃而不用。器类较前复杂多样，纹饰图案多有创新。代表性纹饰有四大圆圈纹、神人纹、回形纹、折带纹以及网格纹等，形成了刚健庄重的特点。此时，贫富分化渐趋严重，彩陶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进入青铜时代，我国其他地区彩陶大多销声匿迹，而甘肃彩陶却一枝独秀，相继出现了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含有彩陶的文化。

齐家文化遍布甘肃各地，距今约4200——3700年。彩陶数量较少，以红彩折线纹为主。四坝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的中西部，距今约3900——3400年。彩陶以夹砂陶为主，大多为黑彩，纹饰主要有三角纹，条带纹、折线纹、网格纹等，还有犬、蜥蜴等动物纹样，表现出草原戈壁的环境特点。

辛店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部，距今约3400——2800年。其代表性彩陶纹饰为极似羊角的双勾纹、还有条带纹、回形纹、S形纹等，以及犬、鹿、鸟等动物纹样，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繁荣景象。

沙井文化分布于腾格里沙漠的西部、西南部边缘地带，距今约3000——2500年前后，是一支以畜牧业为主的青铜文化。彩陶均为红彩，纹饰有三角纹、折带纹、菱形纹、网格纹和昂首飞行的鸟纹等。

16/1/16 [段渝] 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

权杖(Scepter)是一种棍形物，是巴别神系中最古老的器物式神显之一。跟生命树作为母神象征不同，作为君权神授的器物表征，它是权力叙事中最坚硬的符号，向民众炫示权力的最高来源，亦是男神及其阳具的坚硬意象。为了表述这种高贵的品质，权杖必须以美石、象牙、犀角或黄金制成，并镶以高贵的宝石。四川广汉一号祭祀坑，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芯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含部分碳化物)，以较厚的纯金金箔包卷而成，权杖上端有一段长约46厘米的三组雕饰图案。上两组图案相同：上方对鱼，下方对鸟，鸟颈和鱼首均压有一枝羽箭；最下一组刻有两个笑容可掬的人头，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博冠、耳悬三角形坠子。这是全球最长的一根金杖，也是东亚地区唯一外观完好的权杖，向人昭示持杖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份。

同中原王朝用鼎不用杖相反，古蜀王国正好是用杖不用鼎。在有关古代蜀人史迹的文献材料中，丝毫没有用鼎的片言只字记载。在考古学文化上，商代古蜀文化的器物形制，例如陶器，是以小平底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等为基本组合的，明显地区别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基本组合特征的中原商文化。三星堆遗址中，虽然出有商文化常见的青铜尊、（上面三个田，下面为缶）等物，却绝无鼎出土。并且，即令是商文化的尊、（上面三个田，下面为缶）等青铜器，在三星堆大型青铜器群中，也不占显著地位。这些现象足以表明，无论在古代蜀人的观念还是实际政治生活中，鼎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绝未把它当作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金杖杖身上端的三组人、鱼、鸟图案说明，金杖既被赋予着人世间的王权，又被赋予着宗教的神权，它本身既是王权，又是神权，是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

17/6/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經過5年發掘、論證，在襄汾陶寺遺址發現中國最早的宮城，宮城位於陶寺遺址東北部，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70公尺，南北寬約270公尺，面積近13萬平方公尺，由北牆、東牆、南牆、西牆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僅剩餘地下基礎部分。南牆西段及西南拐角已被破壞。

陶寺遺址是中國大陸山西省襄汾縣一個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時期、面積至少達56萬平方公尺的考古遺址。距今約4500至4000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早在2015年就對外宣布，陶寺遺址是最早的「中國」透過近40年的考古發掘，初步揭示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都城由王宮，外郭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倉儲區，王族墓地（王陵），觀像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構成，興建與使用時代距今4300至4000年。

******* 中亞 *****************

14/9/24 喀什到北京4572公里，喀什到開羅4178公里，喀什到蘭州3248公里，喀什到德黑蘭2200公里，巴格達到德黑蘭696公里。

14/9/24 ◎伊朗，苏萨，最早居民：公元前4200年，在未被亚述人占领之前，苏萨是埃兰帝国的首都。
◎阿富汗，巴尔赫 ，最早居民：在公元前2500年达到鼎盛时期，在公元前1900年甚至超过波斯帝国。
◎叙利亚，阿勤波，最早居民：公元前4300年 。

14/9/25 Balkh (阿富汗 巴尔赫)  sits on an alluvial fan built up by the Balkab river, well suited to irrigation. The region called Bactria in ancient times was renowned for its grapes, oranges, water lilies and later sugar cane, and an excellent breed of camels too; to this day,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luscious melons come from nearby Kunduz.

Most significantly, several natural trade routes intersect at Balkh. From there, caravans could follow the well-watered foot of the mountains westward towards Herat and Iran, or across the Oxus to Samarkand and China . The valley of the Balkab still gives passage to Bamiyan and thence to Kabul; of all the routes across the Hindu Kush, this is the most westerly and the easiest.

14/9/24 [求是理论网] 历史与地理的动力：阿富汗战争解读
在距今七千万年的新生代，地球史上发生了伟大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印度古陆经过亿万年的漂移，终以高屋建瓴之势向欧亚古陆俯冲而去。在两大古陆的叠压缝合部，隆起了兴都库什山系和巨大而高峻的喜马拉雅山系。在这两个伟大山系的接合部，即现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哈·麦金德语），造就了一片范围广大、峰峦叠嶂的山域，地理学上称之为帕米尔山结。这里山口、关隘密布，大小山路纵横交错，沟通着山系间巨大的高原和山间成片的谷地，并成为赖以沟通遥远外部世界的管道。从这里出发，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国腹地，走向东亚；向北可沿兴都库什山麓顺势进入广袤的中亚，直至丰沃的里海与河间地区；向西经伊朗高原可直取小亚细亚，到达地中海；向南出开伯尔山口，便可直下丰饶的印度河与恒河冲积平原。

迄今为止，帕米尔山结区域发现最早的人类文明痕迹，为距今五千到一万年不等、处于新旧石器交替时期的古文明遗址。在兴都库什山谷中距今六千年的定居村落遗址中，石器、陶器、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已经很高，禾麦培育、绵羊和山羊驯养水平也很进步。

在马扎里沙里夫(巴尔赫被毀後附近的新城)和坎大哈的考古发掘表明，在稍晚些的历史时期中，印度巴拉哈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这一地区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来自迁徙和商旅的历史动机，但阿富汗丰富的青金石和铜矿无疑也是重要的物质文化交通纽带。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考古学所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的游牧人，溯阿姆河与锡尔河，穿越兴都库什山，渗入阿富汗和伊朗高原。据推断，这支人氏正是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塞人的直接祖先。

14/9/25 [杨建华 张盟] 中亚天山、费尔干纳与帕米尔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研究 ——与新疆地区的文化交往
天山七河、费尔干纳与帕米尔地区位于中亚的东部，与新疆接壤，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古代文化交往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尔喀什湖以南到伊塞克湖以北是七河流域，其中的伊犁河位于其北部，它从新疆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以南是与我国接壤的天山山脉。

费尔干纳地区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天山七河地区的西南。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喀什最为接近。

帕米尔地区在费尔干纳地区的东南边，塔吉克斯坦的东部，在阿姆河源头的瓦罕河以南，与我国的帕米尔高原相连。

13/6/15 帕米尔高原占据了东西方精神、物质文明交流的制高点。塔什库尔干自古以来一直东控由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大通道。早期的中亚斯基泰（塞种）人向西迁徙，塔里木盆地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人群的出现，都跟这条大通道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亚欧大陆的东部，从东亚往西亚、南亚迁移的西戎、月氏人、匈奴，再往后包括佛教、拜火教、景教的东传；中国内地高僧西行求法，西方旅行家、商旅长途跋涉东来贸易，都曾利用了帕米尔高原这条貌似天堑，实则通衢的古道。

14/9/25 塔吉克人认为帕米尔高原才是“世界屋脊”。这平均海拔高于4000米的山原，几乎就是生存的禁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片高原真的就只能成为无人区了。帕米尔在地质学上的后缀本身就是“山结”（帕米尔山结）。亚洲腹地那几条重量级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都被认为是在此聚拢、纠结。

与西昆仑山脉平行的山体叫作“萨雷阔勒岭”。这条山脉几乎就是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行政分割线。从地理结构上说，萨雷阔勒岭的山脊，就是东——西帕米尔高原的地理分割线。这也就是说，中、塔两国各自得到了东、西帕米尔高原。

14/9/25 伊尔克什坦口岸所对应的河流，是喀什噶尔河的另一条上游河流——克孜勒河。从地形结构上看，克孜勒河所切开的，正是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角。克孜勒河谷也可以被视为天山山脉（阿赖山段）与帕米尔高原的地理分割线。在这样一个山脉相接的夹缝中，诞生了一条沿河而生的道路。

14/9/25 西元前138－前128年和西元前119－前115年，張驀曾先後開闢了從中國甘肅、新疆到阿富汗、伊朗等國的道路。絲綢的輸出，大體上就是循張騫通西域（新疆以西、中亞一帶）的道路，再經伊朗、地中海東部直到歐洲。

當時通往西域的大路有南、北兩條：北面一條出玉門關，經交河（吐魯番）、龜茲（庫東）到疏勒（喀什），再西經蔥嶺（帕米爾）到大宛（費爾幹納）等地；南面一條出陽關（敦煌西南），經鄯善（若羌）、於闐（和田）到莎車，再西經蔥嶺南部，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中部）和安息（伊朗），再往西到條支（伊拉克、阿拉伯）至大秦（羅馬）。 漢朝的絲綢多由南路運往西域，再由波斯運到歐洲。

张骞感到震惊的事件，是他在大夏国内发现了产自蜀地的竹杖、布匹。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这些物产并非经由天山南北，而是由大夏东南方向的“身毒”（印度的古称）转运过来的。结合蜀地的地理位置，张骞很快得出的结论，就是四川盆地与南亚乃至中亚之间，存在一条不为帝国中央知晓的商路。
(注；帕米爾高原(Pamir)，古稱蔥嶺，據《西河舊事》「其山高大，上生蔥」而得名。)

14/9/28  To the south of Uzbekista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ancient Daxia (Bactrian), Academician A.A. Askarov had earlier excavated an ancient settlement. Among the finds in this settlement were 138 tombs. Scraps of silk clothes were found in 25 tombs. They were made approximately between 1, 700 B.C. and 1, 500 B.C.

Where did these silks come from? Were they local products or did they come from elsewhere? After long years studies, Academician A.A. Askarov finally found the solution in the West Gate Tower Museum and Zhouyuan Bronze Museum (Zhouyuan means the Zhou plain at the foot of Mt. Qishan, now Qishan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northwest China.) It test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in the Bronze Age.
Two dark colored vases with high bases from central Asia are stored separately in two museums of Shaanxi Province. They are entirely identical to the find at the site of that settlement in southern Uzbekista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experts the two vases made between 1,200 B.C. and 1,100 B.C. are also identical to that vase found at the ancient site of Uzbekistan. "These vases and pieces of silks prove that early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Zhang Qian, an envoy of the Han Dynasty.

14/9/29 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区（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也称作阿克瑟斯文明（Oxus civilization），是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个定居型文明，年代为（2300B·C·-1700B·C·），分布范围东至帕米尔，西达土耳其，北到乌兹别克斯坦，南及阿富汗。其中心区域是阿姆河流域。

这个文明体起源于中亚本地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上确认的最早的定居点出现在水源丰富的科佩洛达格山脉北麓。考古发掘显示，该区域在许多阶段融入了近东的文化因素，特别是与伊朗古尔干平原上的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在哲通遗址，发现了八千年前的土坯建筑，居民们种植大麦、小麦，饲养牛羊（这些农牧业技术均引自西南亚）。此时，整个科佩洛达格山脉北麓的新石器遗存被命名为“哲通文化”。

红铜时代，人口有了增长。1946年，瓦迪姆·米哈伊洛维奇·马松在难土库曼斯坦领导的发掘显示，中伊朗的移民带着红铜技术侵入该地区，并且融入到哲通文化中。不过在2010年的发掘中却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到红铜时代初期，当地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剧变。稍后，卡拉特佩和那摩扎特佩兴起，同时，一些稍小的聚落，如达苏里、安诺和耶斯特佩也悄然涌现。这些聚落广泛扩散，东至吉奥克修尔遗址。这时期的考古学遗存被命名为“安诺文化”。在这个时期，整个地区的陶器出现两种不同的风格，东部的陶器纹饰朴素、雕饰不多；而在西部，以安诺文化的彩陶为代表，一种美艳的风格大行其道。

在青铜时代初期，科佩洛达格绿洲和阿尔提恩特佩，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城市化的迹象。到了青铜时代中期，阿克瑟斯文明在其基础上破壳而出。1970年代往后，萨瑞阿尼迪在各个遗址上发现了大量被围墙和闸门保护的纪念建筑物。一些青铜工具、宝石首饰和陶器等能够反映文明发展水平的稀有物件也重现世间。

14/9/30 安诺文化（Anau Culture）中亚铜石并用时代彩陶文化。分布于前苏联土库曼加盟共和国南部科佩特山北麓平原。年代为公元前5千年初至前3千年初。安诺文化的陶器为手制的平底钵、碗、罐。彩陶为深褐色的单彩或红、黑色的双彩，绘出三角、菱形、方格、十字、平行线等几何纹及山羊等象生纹。不施彩绘的陶器胎呈灰色或红色，器表常磨光，间或施划纹。屡见红陶人像和动物塑像，人物塑像多为女性，推测系丰收女神。居民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关于该文化的起源，一说源于伊朗高原，一说系在哲通文化基础上吸收伊朗高原的文化因素而形成。在其发展过程中，曾与阿富汗、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发生密切的文化联系。

14/9/30 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 西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最初发现于叙利亚北部哈布尔河河畔的哈拉夫土丘，故名。这一文化约形成于公元前第6千年末，晚于哈苏纳文化，约在前4400~ 前4300年为欧贝德文化所取代。哈拉夫文化以其优美的彩陶为特征。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陶器中，哈拉夫文化的彩陶是最优秀的。其特点是器璧薄，表面涂有奶油色或浅黄色的泥釉，饰以黑色、白色和橘红色的彩色图案。图案大多为几何形，但也有表现鸟、人和其他动物的画面。由于经过高温焙烧，陶器具有近于瓷器的表面特征。器形有平底钵、盘、碗、壶、带流器等。 该文化的村落多建在河边，主要遗址有阿尔帕契亚、耶里姆、高拉、哈拉夫等。装饰品发达，各遗址均出有石制的牛头小雕像，双斧形、鸟形、牙形及小动物的垂饰。这一文化已出现铜器，主要为铜针、饰物之类。

19/10/17 “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是世界范围内首次集中展示红山文化出土精品文物，第一次汇集了辽宁、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历年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展现了红山文化的完整脉络和独特内涵，揭示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本次展览分为序厅和四个单元，四个单元依次为生产与生活、祭祀与崇拜、以玉为葬、红山之路四个单元。展览展出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展品246件，其中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48件，外借展品98件(包含赤峰学院种子标本)。

(.：這是哪裡出土的？這個臉型很明顯不是"蒙古種"的臉。鷹勾鼻，像希臘人。)

******* 新疆 *****************

14/9/21 2005年3月发现昆岗古墓群，位于新疆阿拉尔市塔里木古河道的神秘古墓群落，因阿拉尔古称“昆岗”，这片古墓群由此命名为“昆岗古墓”。初步发现为上下三层六个系列，分别为4600年、4300年、3800年、2600年、1200年和900余年。在该墓地简易展示馆内，展示着一架2.3米以上的高大尸骨墓地出土，尸首头发金黄、颧骨高耸、脸庞狭长、腿骨粗壮，整体呈现欧罗巴人种特征，昆岗“巨人”喜欢吃生肉，他们竖着生长的牙齿嚼起肉来，甚是方便。 昆岗“巨人”生活在距今3800年至4000年前。墓葬群中完整的头骨不少，一些连接着头皮的头发金灿灿的。墓葬区、生活区及其附近地域已陆续发现石器、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料珠、毡帽、毡靴、丝绸、“∞”字形毛线绳。兽骨、鱼骨、木炭比比皆是，同时还发现了埋藏地底的果树种子、枝叶，不明种类的动物皮毛与粪便。当地的炼铜与炼铁遗址面积庞大，碎陶片、铜渣、铁渣遍地都是，由此可见，昆岗居民的文明程度颇高。。与相距700公里左右的小河墓地(学术界定位3800年—4000年)很是类似又略有差异，年代还应该更早。

这里可能是古代羌人的遗址。羌人的特性就是身材高大。上古青海和塔里木盆地都是羌人的游牧地。塔里木区域内有若羌县、阿羌乡等。
(.：羌人不是白種人，而4000年前阿拉爾市(近阿克蘇市)是吐火羅人地盤，不是羌人。Q：樓蘭人的身高為何？新疆且末古城一個木乃伊身高至少有190至200釐米，與北歐人相似。所以都很高。)

14/9/24 [10/4/16]吉林大学对新疆塔里木盆地 小河5号墓地干尸的DNA研究表明，东西方人早在距今约4000年或更早就已经发生血缘融合。新疆小河墓地的木乃伊是混血，他们同时拥有着欧洲和西伯利亚的遗传标记。该片墓地由167座墓组成，共分上下五层，其中保存有大量木乃伊、动物残骸、植物遗存和随葬品。其主人大多死于3500年－4000年前，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保存最好的墓地。

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同时具备亚洲人群和西欧人群的DNA特征，其中的亚洲人群主要来自于我国北方和贝加尔湖地区，西欧人群的成分主要来源于欧洲。新疆的古人类群体属于东西方人群混合体。这表明，早在4000年前尚无文字记载的时候，东西方人就已经开始进行往来、混居，并且有血缘互动了。混合最初发生地可能是在南西伯利亚的某一个地区，向西运动的亚洲人与向东运动的欧洲人相遇，并与他们发生了通婚。

14/9/24 [14/3/3]新疆3600年前干尸残留世界最古老屑状奶酪，此次发现的奶酪，其来源于馆藏的小河墓地出土干尸“小河公主”。出土时，“小河公主”脸上和脖子等处糊着一层东西，当时没做研究，这次研究发现为世人揭示了这层东西的真相。

小河墓地位于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河谷南约60公里的罗布沙漠中，东距楼兰古城遗址175公里。

14/9/24 [14/6/4] 吐鲁番地区洋海古墓内发现的两条裤子，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历史最为悠久的裤子，这两条裤子借助于碳年代测定法，并经过中德考古专家研究证实，确定裤子的年代是距今3300年前。这两条裤子的人可能是牧民，也可能是士兵。除了裤子外，墓葬内还发现一条马鞭、一个木制马嚼子、一把战斧，以及一把弓。

14/9/25 楼兰考古，最终，考古队认定，发现的这片古墓是距今3800年到4000年的青铜文明时期的古罗布淖尔人墓葬。除楼兰女尸外，考古人员在古墓中还发现了盛储着少量麦粒的草篓、骨质的首饰和木制生活器具。3800年前的古罗布淖尔人以种植小麦为主食，狩猎和钓鱼是经济生活的补充，石器和骨制品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劳动工具。

14/9/28 新疆哈密出土过远古绿松石的史实，认为哈密可能是“河西甸子”的产地。綠松石是由水和銅、鋁磷酸鹽礦物形成。

尼沙普爾綠松石：產地位於伊朗阿里米塞爾山上的尼沙普爾地區。西奈綠松石：產地位於西奈半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綠松石產地。

在古波斯的歷史中，綠松石被認為是具有神秘色彩的避邪之物，被做成護身符。曾在多處古波斯墓葬中發現綠松石飾物。

在古中國，位於河南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距今6500－4400年）的遺址中，出土了2件綠松石制的28cm長的魚形飾物。中国甘肃永靖大河庄出土有距今3800年前的绿松石20枚。

在中國藏族文化中，藏民認為綠松石是神之化身，也標誌著權力和地位，從而成為最為時尚的神聖飾品。綠松石被用於裝飾第一個藏王的王冠，也被當作神壇的供品。

14/9/29 [栾秉璈] 新疆哈密戈壁滩黑山岭绿松石，产在一个古老矿山，只是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才被新疆地质工作者发现。2001年8月，笔者对该矿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含矿岩层与湖北一样。矿化带东西分布长达2.5公里，宽5~40米。在整个矿化带上古采坑有10多处。其中有一采坑深达10米左右。山岗上发现古代开采绿松石的圆顶小屋。并在山南坡发现古代采矿人居住的遗址以及灰色陶片及打击石器等，最早采矿当在新石器时代。该矿区临近甘肃，地属河西或河西走廊。《禹贡》载“雍州之璆琳琅玕”当指此地区的绿松石，盖因雍州之璆琳琅玕亦即绿松石或绿松石珠。笔者在1989年《中国宝石和玉石》书中已指出，古时的河西甸子不应指伊朗气里马尼(今克尔曼)所产，而是指中国河西地区（哈密黑山岭）所产。

早在20世纪初，日本人八木壮三郎在《满州归迹志》中说：满州(东北)所见有绿松石及其余美石，从老铁山郭家屯之贝冢出者尤多，当自山东及中国内地输入者云。凡此皆出中国古代者，惟来源尚未详。章鸿钊在《石雅》中指出：“欲详出土物之来源，当比较波斯甸子与襄阳甸子或其余各地所产，以化学分析之所得为断，不当仅以记载所详之先后为衡，今犹未能及此。”故此，章氏认为“然窃疑古之绿松石当出西土，盖如璆琳琅玕诸宝石自昔旨由西而东渐者也。”

14/10/2 1979年，由德國、波基斯坦和法國等國學者組成的一之考古調查隊沿中巴公路一線進行了考古調查。在這古道上經考古調查發現的岩畫語言刻可以大體分為四期：最早的一期為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這個時期的岩畫內容都是非佛教的。而在公元前1000年的岩畫中，出現有西伊蘭人和賽人的岩科。

<魏書。西域傳>、<北使。西域傳>及<通典>卷192載，余闐國之民皆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其實應為類似漢人的西藏人混合的結果。最初來到于闐的民族，當是一支從于闐以南的南山山脈北麓、隨處逐水草至達塔里木盆地南邊綠洲的羌系民族，定居於此，再混合以後從興都庫什山區東遷來的Arya種的Galca人所形成的種族。

14/10/2 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古喀什噶尔绿洲就已进入了以较大型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这已为考古学的发现所证实。 

1956年，一个农民在喀什市北塔希毛拉修公路时，发现了一件尖底灰陶小罐，与抑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外形虽略有不同，但小口、厚唇；细颈、尖底等特征都极近似。60年代初，在喀什市东北28公里处的汗诺依古城遗址中，又出土两件红陶制成的纺轮，一件较大，状如小饼；另一较小而高，形似小桃，两件的中心部位都有安装纺锤的小孔。经鉴定，也同样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喀什新石器时代文物的大批发现，是1972年7月间。当时，在喀什市西南50多公里的乌帕尔乡一带，考古工作者连续发掘了阿克塔拉、温古洛克、库鲁克塔拉、德袄洛克四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四处遗址地域毗连，分布于帕米尔高原东北麓群山环抱的山前地带。所发现的石器工具形体较大，基本上都是磨制。其中绝大多数，是喀什的原始人所使用的石刀和石镰，制作十分精致。石刀为无孔半月形，石镰都是弧背四刃，这与河南殷墟所发掘出来的石镰形状极相似。其他还出土了许多石斧、石杵、磨盘、石纺轮、石球等物。 

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陶器，坯质都是夹沙陶土，看起来都是手工捏制的，烧坯时火候也不太高。陶器中可以看出罐、钵、盆、瓮、杯等器形。大多陶器在口部的边沿上，都有一圈小洞孔或小突钉，可以看作是原始的艺术装饰。 在上述的四处遗址中，还发现了几件红铜制品，说明遗址文化年代的下限进入了金石并用的阶段。

14/10/2 [13/8/13]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隊在帕米爾高原上的新疆塔什庫爾干縣，已確認找到距今約2500年前的拜火教遺址。

14/10/6 新疆天山南麓绿洲很早就有土坯筑墙构成的原始城堡，比如焉不拉克、哈拉和卓、新塔拉等遗址。这些原始城堡是新疆绿洲城郭国家的初级阶段。绿洲城郭国家真正兴起的原因是早期铁器时代的山地游牧社会的发展和分化。一部分山地游牧社会渐渐从山前地带向绿洲渗透并定居下来，吸收了上一阶段畜牧－农耕文化的成果。由于这些游牧人群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能获得更多远方的资源，并接受了东西方城市文明的成果。

14/10/6 新疆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概述
古代近东的土耳其北部，小亚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是铁器的起源地，因为这里出土铁匕首的“阿拉卡遗址文化共分四层，出土铁匕首的是在第Ⅲ层，整个文化是属于早期青铜文化Ⅱ期，与小亚西部的特洛耶（Troy）Ⅱ期同时代。这个阿拉卡Ⅲ层文化既没有美索不达米亚，也没受到爱琴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的土著文化。虽然该遗址王墓中发现的头颅是短型的，跟当地的长头颅不同，可能是外来的，但也不是在公元前2300年以后才进入此地的赫梯人创造的。可见，铁器并不是赫梯人最早发明的，而是原始的小亚土著人民创造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后来，这里不仅成为亚述帝国在喀纳斯（Kane）的殖民地的供应金属的地区，赫梯帝国也从这里崛起。

铁器在新疆的普遍发现，是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但新疆普遍发现铁器的年代，并不等于冶铁术在新疆出现的年代。新疆地区发现的矿冶遗址主要集中在今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和拜城县，即古龟兹国地域范围之内。冶铁术是在炼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一个地方在冶铁术诞生之前，必然有成熟的炼铜技术。故铜器的普遍使用在该地区应早于铁器的使用。

14/10/26 已故俄国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夫（V.P.Alekseev）院士认为，从远古直到中世纪早期，在新疆一直是欧罗巴人种占优势，其后，蒙古利亚人种东北从蒙古，东南从甘肃进入新疆；即使蒙古利亚人种来到新疆后，在欧蒙混合的特征中，仍是欧罗巴型占优势。韩康信先生则认为，至少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种从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区的推进比东部蒙古人种由东向西的活动更为活跃，其数量和规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亚人种成分规模更大的向西发展，可能较晚，大概不会早于秦汉时代。

关于新疆古代居民的变迁情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五六千年前生活在那里的是说Burushaski语的族群（现今尚有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居于Hunza，其语言与周边任何语言都没有亲缘关系）；约四千多年前，印欧语各族逐渐迁入，首先进入者可能说吐火罗语，其时尚无说原始突厥语的族群渗人。但随着印欧语族群向东发展，他们与阿尔泰语言各族发生了接触。至于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人，他们肤色较白，鼻梁较高，眼眶较深，发色和肤色较浅，具有一些白种人的特征，但从遗传特征分析，仍属蒙古人种，只是其中融合了一部分白种人的血缘。维吾尔族的祖先可能是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及巴尔喀什湖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突厥语游牧部族，在其迁徙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新疆南部、北部的印欧语族群，吸收了蒙古、汉、藏等民族的成分，逐步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注： Burushaski is a language isolate spoken in northern Gilgit–Baltistan, Pakistan. As of 2000, Burushaski was spoken by some 87,000 Burusho people in the Hunza–Nagar District, as well as northern Gilgit District and the Yasin and Ishkoman valleys of northern Ghizer District. Their native region is located in northern Gilgit–Baltistan and borders Afghanistans Pamir corridor to the north. Burushaski is also spoken by about 300 people in Srinagar in Jammu and Kashmir.)

14/10/26 汉代的祁连山指新疆天山东麓，大月氏王廷就在 “天山”脚下的巴里坤草原。 在新疆发现的各种考古学文化中，以洋海墓地为代表苏贝希就是大月氏。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至少存在两种时代前后衔接的文化：早期为大月氏，晚匈奴或受匈奴文化强烈影响的小月氏。

在冒頓單於時代，匈奴數度擊敗月氏，月氏部落開始西遷，離開河西走廊。前162年，老上單於再度擊敗月氏，佔領河西走廊。月氏部落大舉西遷，擊敗大夏，建立王庭，稱大月氏。而留在原居地的部眾，稱小月氏。小月氏與當地羌族融合，附屬於匈奴右賢王之下。河西走廊成為休屠王與渾邪王的領土。東漢時，河西走廊一帶的居民，被稱為盧水胡。主要由小月氏組成。此外，湟中也有一支小月氏部落，稱湟中月氏胡；在張掖的小部落，稱義從胡。

14/11/28 20世纪初，沿达玛沟水系从南到北先后发现了佛教遗址群，出土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大多被外国探险家盗掘，而流散海外。达玛沟区域出土的诸多文物中有相当数量的和田文、佉卢文、汉文文书。研究表明除汉文外的都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古代语言，
根据语言学的材料和研究结果，和田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语言的塞种人，以及来自东国的中原人以及一些其他部族人群。这一时期的钱币——汉法两体钱，正面铸有汉文，背面铸有佉卢文书写的印度俗语，便是证明。

17/8/22 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是目前在西天山发现和发掘的规模最大、级别相对较高、拥有聚落围墙和大型石构建筑群落以及南北哨所等军事防御体系的青铜时代典型聚落遗存。

呼斯塔遗址是距今3600年之前的一处史前聚落遗存，由瞭望与防御性建筑遗迹、遗址建筑主体、山顶居址和墓地等部分组成，整体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自2016年正式发掘以来，遗址区陆续出土了人骨、陶器、青铜兵器、石质磨盘磨棒等遗物百余件。

****** 西 藏 ******************

4/10/3 象雄(Zhang Zhung)，意為“大鵬鳥之地”，古象雄王国是古代横跨中亚地区及青藏高原之大国，历史上曾称它为羌同、羊同；古象雄是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辉煌而灿烂的远古文明 。象雄的都城在文献记载中为穹隆银城，在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它地域遼闊，土地最廣時曾幾乎包括了今天的大部分藏區和青海、四川的一部分及西部的喀什米爾和拉達克。按藏史記載，象雄分上中下三區，象雄本上即今天的阿裏地區所轄全境。

象雄古國建立於公元前1500年到西元元年之間的鐵器時代，於645年亡於吐蕃王朝。

象雄是苯教的發源地，有著獨特的象雄文。根據產生於象雄地區「苯教」的傳說，世界原初是一個巨大的卵，其蛋殼變成白色的神山，蛋白化成大海，蛋黃則變成十八個中型的卵，再從其中誕生各種動物。照西藏佛教故事裡面的傳說，該族來自於阿爾泰山、西藏岡仁波齊峰和天山相鄰地區最原始的六個氏族。

有些研究苯教的外国学者认为，流行于俄罗斯西伯利亚、我国东北的满族、赫哲族等地区的“萨满教”就来源于苯教。如从今日在西藏境内出土的骨器、石器、较精致的陶器；阿里、藏南、藏东、甘青等地发现的以狩猎为主要内容的崖画、石刻，已发现三十多个点；两千多座古墓以及其他金石用具中所表现出的原始社会时期拙朴、神奇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生灵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图符崇拜意识等看来，联系到阴山、贺兰山乃至更东北方向的大鲜卑山地区的崖画、岩画、石刻等等的发现，兼及古羌种，也即黄种人在中亚、南亚次大陆地区活动的文字记载。
(.：怎麼反過來了。)

蘇毗是西藏高原較為古老的羌系民族之一，曾長期受象雄統治。約在西元前4世紀，蘇毗作為西藏高原早期諸部中的一支，始出現於歷史舞臺。 蘇毗最初活動于今天的青海玉樹及川西北一帶，後逐漸向幾曲河(拉薩河)流域發展。至西元6世紀，蘇毗成為雅魯藏布江北岸以今彭波地區為統治中心，北接於闐、東北與多彌(現青海通天河一帶的部落)為鄰、西至天竺、東與吐蕃接壤的部落聯盟。

14/10/3 Pollen and tree ring analysis indicates the Chang Tang plateau was a much more livable environment until becoming drier and colder starting around 1500 BC. One theory is that the civilization established itself on the plateau when conditions were less harsh, then managed to persist against gradually worsening climatic conditions until finally expiring around 1000 AD (the area is now used only by nomads). This timeframe also corresponds to the rise of the Tibetan kingdoms in the southern valleys which may als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plateau culture.

The Changtang is a high altitude plateau in western and northern Tibet extending into southeastern Ladakh, with vast highlands and giant lakes. From Eastern Ladakh Changtang stretches approximately 1600 km east into Tibet, as far as the state of Qinghai.
(.：所以公元前2000年開始的乾燥氣候開始肆虐，這不只改變了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的地理環境，還改變了青藏高原的羌塘地區。這就回答了古羌人為何如此強大，也否決之前個人的古代戰略高地的想法，青藏高原太寒冷不適人居，實際上，青藏高原羌塘地區當時水草肥美，是可居的地方。5000年前當時的氣候狀況是與現在不同的，所以地上景觀完全不同。由於錯誤的認知，矇蔽了雙眼及腦袋。想到希特勒派人到西藏尋根，當時聽到時覺得好笑，現在回想起來，真讓人百感交集。)

14/10/4 阿伊努人(Ainu) 日本原住民，或譯愛努人，19世紀中期英國人類學家認為他們是歐羅巴人種的後代，是從北方的西伯利亞經過庫頁島而到達日本的。惟最近的去氧核糖核酸測試沒有顯示出任何與現代高加索歐洲人的遺傳相似（他們有與藏族、安達曼羣島原住民相似基因）。

14/10/4 1966年科学工作者在聂拉木县亚里发现的石器更精致，它们的距今7000 — 10000年前原始社会后期的人类使用的，同时发现的其他动物和植物化石表明，当时这里的环境温暖，杜鹃、柳树成林，适于人类生存。然而目前这里已经上升到4300米，周围一片高寒景象。从发现的化石证明，在3160年前，羊卓雍湖一带还生长着大量的松树、栎树和棹树，而不象现在这样高寒、荒凉。

所有科学事实证明，喜马拉雅山从一片汪洋横空出世以后，一直在不断地上升，然而成为今天的世界屋脊却是在最近一至二万年地壳运动的结果。科学家认为这里的上升速度是一亿年以来为0.04厘米／年，五十万年以来为0.2厘米／年，十万年以来为１—1.5厘米／年，7000年以来达到４—７厘米／年。
(.：所以，從7000年前到現在，西藏高原升高了 5cm * 7000 = 350m。)

14/10/6 甲骨文关于“羌”和“羌方”的记载中，从活动情况看，商代羌之疆域广大，大致据有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是商王朝“四邦方”之一。著名族群有“北羌”、“马羌”等。其经济生活仍以畜牧业为主。后羌人加入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联军。

商周时已遍布今陕西、 甘肃、青海、新疆南部和四川西部一带，部分入中原定居。氐羌族广布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因此，汉晋史籍又常称之“西羌”。西羌族群甚多，史载“凡百五十种”。今新疆则有西夜、蒲犁、依赖、无雷、葱芘、白马、黄牛、阿色等。

14/10/7 苯教是西藏古老的原始宗教，是藏族遠古時期的主體文化。直到8世紀中葉，吐蕃王朝大力“扶佛抑苯”，苯教的統治地位才逐漸喪失。苯教相信萬物有靈，所崇拜的物件包括天、地、日、月、星宿、雷電、冰雹、山川、草木、禽獸等自然物。苯教可以說是泛靈信仰在西藏的地方形式。

苯教經典中有這樣一則創世神話，有位名叫南喀東丹卻松的國王，擁有“五種本原物質”，法師赤傑曲巴把它們收集起來，分別形成了風、火、水和山，法師又從五種本原物質中製造出兩個卵，由卵中最終形成了世界。苯教的活動主要通過巫師來進行，巫師在社會上很有威望和地位。左右國政的巫師按慣例均由大貴族的子弟世襲擔任。

有人說：大理是早期信奉本土的古苯教，后来改为佛教，西夏也早期是古苯教，后改为信仰佛教的，蒙古信仰佛教从西夏哪里开始的，其实通常说的萨满教是古苯教的一个支派。

14/10/8 苏美尔语既非印欧亦非闪米特。bengtson（2008）论文非常倾向于汉藏语与苏美尔语具有较强的亲缘关系。另外，苏美尔语的第一人称与汉藏语完全一样，也是Na（表示我或我的，有时会用Nae表示我的），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 為何蘇美爾人要自稱黑頭人(黑頭髮的人)？難道其他族都不是黑髮？)

14/10/8 [青衣侠 14/5/22 ]中东的考古动不动就一万年。原因就在青藏高原的冰原作用。青藏高原在印度板块的挤压下，喜马拉雅山逐步形成。在青藏高原没那么高，喜马拉雅山还阻挡不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入欧亚大陆腹地的时候，大气洋流在青藏高原积累了厚重的冰原。这影响到地球表面的质量分布，也影响到水气分布。

青藏高原的冰原通过信风把湿润的气流输送到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就不是沙漠，而是宜农宜牧之地。同时，青藏高原的冰原让北极不是现在的地方，而在西伯利亚。如此一来，中东地区的纬度应该相当于今天北京的纬度。所以，但智人走出非洲的时候，他们走向的不是沙漠，而是森林。因此，中东极为存古。
(.： 所以，不只影響到山北、山南，還影響到中東，還有北極。不是過度開發？)

14/10/15 与汉语语言关系最近的藏语，其语法却非常复杂，类似阿尔泰语的一些语法。

14/10/18  距西藏昌都县以南约12公里处，卡若村沿澜沧江西岸而落。卡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距今有4000—5000年的历史，是考古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分别为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文化遗址、藏北细石器文化遗址）。共发现房屋遗址31座，道路3条，石墙3段，圆石台2座，石围圈2座，灰坑20处，水沟1条，遗址面积约3.8万平方米，其中有1200左右平方米为核心区域。遗址出土文物多达3万余件，包括石器、玉器、骨器和陶器等，其中，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陶罐，已成为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外，还有部分粟米、动物骨骼等。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卡若遗址文化就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的古文化以及云南境内的元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4/10/18 [14/7/5] 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布魯克菲爾德（John Brookfield）稱，一項針對藏族的最新研究發現，藏人的遺傳基因來自古老的民族「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

在西伯利亞的丹尼索瓦發現5萬年前的類人類化石，後來就把這批人稱為丹尼索瓦人。研究人員想要了解為何藏人能夠在4,000公尺低氧的環境生活，該氧氣濃度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他們發現了EPAS1基因，它讓人體能更佳處理氧氣，這段基因不但藏人有，喜馬拉雅山區的謝爾巴人與蒙古人等許多高山民族也有。

So, it seemed that, in this case of local adaptation is the result of acquiring a gene from a pre-existing human group – the Denisovans. Among them, it had presumably been carrying out the role of low-oxygen adaptation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gene then spread in the one modern human group whose environment necessitated it.

A few Han Chinese—perhaps 1% to 2%—still carry the Denisovan version of the EPAS1 gene today because the interbreeding took place when the ancestors of Tibetans and Chinese were still part of one group some 40,000 years ago. But the gene was later lost in most Chinese, or the Han Chinese may have acquired it more recently from interbreeding with Tibetans.

14/10/19 [11/2/28] On the Origin of Tibetans and Their Genetic Basis in Adapting High-Altitude Environments

Our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Tibetans share the common ancestors with East Asian populations, but not Central/South Asian populations who settled on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side of Himalayas. Our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a previous study which suggested gene-flow inhibition caused by the Himalayas . We also showed that the closest relatives of the Tibetans are the Yi people, who live in the Hengduan Mountains and were originally formed through fusion with natives along their migration routes into the mountains . The Tibetan and Yi languages belong to the Tibeto-Bruman language group and their ancestr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 ancient tribe, the Di-Qiang(氐羌) . Both Tibetans and Yi are found in the same clade in the phylogenic tree, having emerged from ancient EA populations.

The migration route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s a single group have been outlined based on Y chromosome haplotype distributions. After the ancestors of Sino-Tibetans reached the upper and middle Yellow River basin, they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Proto-Tibeto-Burman and Proto-Chinese . These two subgroups were similar to the two ancestral components of EA populations at K = 2 . The ancestral component which was dominant in Tibetan and Yi arose from the Proto-Tibeto-Burman subgroup, which marched on to south-west China and later, through one of its branches, became the ancestor of modern Tibetans. Proto-Tibeto-Burmans also spread over the Hengduan Mountains where the Yi have lived for hundreds of generations . Taking the optimal living condition and the easiest migration route into account, we favor the single-route hypothesis;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ir migration into the Tibetan Plateau through the Hengduan Mountain valleys occurred after Tibetan ancestors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Proto-Tibeto-Burman groups and diverged to form the modern Tibetan population.

14/10/28 [14/6/13]活躍於整個北極範圍、可在零下50℃冰原上生活的北極狐，竟也曾出沒於大陸青藏高原。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王曉鳴的研究團隊歷經15年的野外科考，最終透過化石證明：北極狐500萬年前起源於青藏高原。過去，一般學者認為現生的北極圈哺乳動物起源於廣袤的全北區(即北回歸線以北的北半球大部分地區)。直至2011年，青藏高原科研團隊在美國《科學》期刊發表了來自西藏370萬年前世界上最原始的披毛犀研究成果，並提出了更新世冰期部分大哺乳動物可能起源於青藏高原地區的『走出西藏』假說。王曉鳴等研究人員記述了來自札達盆地上新世500萬至300萬年前沉積中、以邱鑄鼎先生名字命名的一犬科新種：邱氏狐 。這種邱氏狐的下裂齒與現生北極狐同樣有發育的切割功能，和其他雜食性更高的現生狐狸種類不同。另外，邱氏狐的體型較北極狐大，通過降低表面積與體積的比率來減少熱量的流失，更適應於寒冷氣候。邱氏狐的發現表明，青藏高原的化石群不僅包含披毛犀、岩羊、氂牛、藏羚羊以及雪豹的親緣種，還有距喜馬拉雅2000多公里以外的北極圈動物的代表——北極狐的早期類型。這一發現證明：青藏高原的隆起不但對於全球氣候有著重大影響，高原上的古動物群也和現生動物的全球地理分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4/11/11 兰州大学主持的青藏高原考古发掘青海湖南岸的151遗址。发现存在两个古人类活动时段，分别为距今1.5万年前后和距今8500年前后。

考古学研究显示，在距今2万年前后的末次盛冰期青藏高原腹地已有人类活动，而有可靠年代支持的证据来自青藏高原东北部（主要是青海湖盆地），距今1.5万年前后狩猎采集人群季节性生活在青海湖盆地；距今8000年之后人类活动强度增大，在青海湖盆地开始出现中心营地，并且其活动范围到达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文物普查结果则显示，新石器时代人群大规模定居到青藏高原是在仰韶晚期之后，可能会更晚。现代人群的遗传学研究也显示在距今2万年之前青藏高原可能已有人类活动，而人类大规模向青藏高原扩散则出现在距今6000年之后。

14/11/18 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给人的印象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和荒凉，但是考古发掘却发现，在一千多年前，这里也曾遍布柏木，是一个温暖湿润的地方。都兰县在蒙古语里是“温暖”的意思。从1982年起至今，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里累计发掘墓葬近百座，但除了数量众多的丝织品，考古学家最为惊叹的还是吐谷浑人用于修建墓葬的大量柏木。但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粗的直径达50厘米，最细的也有碗口大小。一般的小型墓葬要用去二三十根柏木，稍大一点的则要上百根。这些柏木应该都是就地取材，如今的柴达木盆地，仍有不少叫柏树林、柏树山的地方，都兰县作为吐谷浑王国的都城，这里在当时应当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14/12/1 [兰州大学研究团队] 古人类大规模向青藏高原扩散发生于距今3600年之后，以大麦为主的麦作农业为当时的人类提供了长期的食物来源。研究团队还首次提出了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三步走”模式：距今5200年前，旧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低强度季节性游猎；距今5200年前至3600年前，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2500米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永久定居；距今3600年以后，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向高海拔地区大规模扩张。过去一般认为，温暖适宜的气候条件是促使史前人类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的最主要因素，但史前人类恰恰是在全球气候变冷的背景下才向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大规模扩张的，农业技术革新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14/12/14 云南纳西族东巴文化与西藏苯教文化是同一或同源文化，苯教曾在一定历史时期对东巴教产生过深远影响。 公元６８０年至７９４年，吐蕃在今丽江塔城设神川都督府，这一期间吐蕃直接统治纳西族。东巴文化大约形成于公元７世纪下半叶或８世纪初，当时南诏塔城一带成为苯教从吐蕃退却、站稳脚跟的理想之地。苯教文化在这里得到保护和发扬。从东巴教和苯教的世界观、崇拜对象、宗教观念、宗教活动形式等看，它们的宗教形态十分相似，当是同源异流的原始宗教形式。

纳西族东巴教巫师一般叫东巴，在其象形文字中写作人的坐形，头戴佛冠，这个字被读作“本”或“苯波”，其实这就是藏语“苯波（巫师或祭司）”。东巴教祖师与苯教祖师其实源于一人，这可能与西藏佛苯之争中苯教的失势有关。当时大批苯教徒向东逃亡至纳西族地区，这些苯教徒无疑在苯教影响东巴教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无论是创世说、人类起源说，还是信奉的鬼神，二者都具有相似性。巴桑罗布说，如苯教和东巴教都认为天地人间都是由气变来的，人类祖先是由蛋变来的。藏族有“猕猴变人”说，纳西族也有类似说法。正与邪、神与鬼、光明与黑暗的二元世界结构观念，是苯教与东巴教教义体系的基石。苯教举行的宗教仪式都是从二重性这一角度出发的。在东巴教中也始终贯穿了一种善与恶、神与魔、斗争与协调的精神。苯教和东巴教除了祖师相同、特征和形式相同、主要法器相同外，有些鬼神崇拜和鬼神名号也相同。苯教和东巴教都信仰和崇敬龙神。苯教的主要经典之一《黑白花十万龙经》把世界分为天、地、水三部分，分别由年神、地神和龙神主宰。东巴教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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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4　[海空天空 14/4/17] 汉族DNA研究

古亚洲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矮黑人（D-YAP），他们和非洲黑人（尼格罗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另一种是棕种人（C-M130）。纯种的矮黑人是印度的安达曼人，东南亚的维达人等，而纯种的棕种人如今已不存在，但他们是蒙古人，女真人，澳大利亚土著等民族的直系祖先。矮黑人，棕种人先后从亚洲南部北上东亚后，肤色变浅。矮黑人中最进化的一支是日本的阿伊努人（虾夷人），它们是纹绳人的后裔，也是大和民族的重要底子。另外，西藏人中也拥有大量的矮黑人父系成分。

第二次出非洲的人群被称为中东部落（F-M89），其中的一支演化为欧亚部落（K-M9），其余进化成地中海-高加索人种，属于暗白人种。欧亚部落的原始人种属于未分离的黄白人种，又演化成好几支。其中一支形成东亚部落（NO-M214），被称为黄种人（又称华夏-芬兰人种），另有一支形成中亚部落（P*），属于早期的白种人。东亚部落的黄种人又分离为两支，一支是芬兰人，部分北亚人的直系祖先（N-M231），另一支则形成中国人，东南亚人的直系祖先（O-M175）。在M175的基础上，东亚地区的黄种人演化为华夏，东夷，百越，苗瑶，百濮，南岛等一系列民族。而中亚部落也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北亚祖先（Q-P36），一支是主流欧洲人和印度雅利安人的祖先（R-M207）。其中进入欧洲的白种人是后来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波罗的人，克尔特人的主要祖先（当然这些民族还有少部分其他来源）。

东亚大陆情况是:最先来到东亚洲大陆的是YAP和M130，其后第三批走出非洲大陆的M9旗下的M175几路大军先后进入东亚大陆，M175下M119夷越集团最先到中国南部和东部，紧接着是M175旗下的M122下的东进苗蛮集团，这两大集团驱逐了YAP和M130，使得中国大陆基本不存在YAP和M130，大部分被驱赶到北部(蒙古，朝鲜，日本)，南部和西藏，但在大陆一些少数民族土家族、彝族、瑶族基因仍然保留了YAP的基因。最后到达中原的就是M122大旗下M117华夏集团，此后的历史就与中国上古传说完全吻合，华夏集团炎黄部落打败了夷越集团的蚩尤部落以及苗蛮集团，奠定汉族的基础。这就是DNA分析的华夏上古迁移状况。

汉族父系完全没有D-YAP和C-M130是真正的东亚黄种人。汉族人无论是南方汉人还是北方汉人，Y染色体中都没有D-YAP，C-M130这两种基因。汉族自古以来的强烈的宗族文化也是导致汉族血统纯正的重要因素。汉人是最重视宗亲文化的民族，远远早于其它民族，就建立起了自己世系脉络。

北方民族蒙古人、突厥人、满族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有D-YAP和M130。蒙古人DNA 与汉人差别很大，是北方部分汉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杂交民族，学术上是属于矮黑人种（D-YAP）与棕色人种（C-M130）。在人类主干的18个Y染色体类型中，日本人Y染色体结构是：O-M175 54.2%（黄种人基因）D-YAP 34.7%（小矮黑人）C-M130 8.5%（小矮棕人），日本人黄种基因确是在东亚国家中是最低的。

(.：這也說明了台灣的歷史及原住民的來源，最早是矮黑人來到了台灣，之後，夷人來了，再來，就是苗人，到苗人時，矮黑人就殺光了，之後來的是白種人、漢人。所以，基本上，台灣的歷史發展，是與中原一致的。)

14/9/22 [地學演繹 09/11/28 莫如波] 第二批到達東北亞的是C3，大約在2~2.5萬年前，他們並到達俄羅斯遠東，在1.4萬年前就過白令海峽成為北美首批居民。第三批到達北亞西部的是印歐R、Q，大約在1.5萬年前出現於中亞-西北新疆一帶，Q3在1.2萬年前到達了美洲，成為印第安土著。第四批到達北亞中部的是N，大約在1.2萬年前到達黃河上游河套地區及內蒙一帶，並進入蒙古高原及西伯利亞。第五批到達北亞的是O系，大約在1萬年前O2b、O1、O3先後到達東北，O3到達河套地區大約是在8千年前。後四批居民是北亞民族的絕對源頭。

在各大族群擴張前，東北亞主要是C3及O3，局部有O2b，他們是南通古斯族群肅順(=>女真=>滿族)及東胡(=>鮮卑=>契丹)等的早期核心。北亞中部主要是N3及N2，西部主要是R1與N3，他門市突厥祖先的核心。北亞南部主要是O3、N*與N1，可能是北方戎狄的單背體，並可能是漢族低頻N*、N1的源頭之一。北亞北部主要是Q3與N3。

C3c大約誕生於4千年前，進入到青銅時代，以C3*+C3c的為主體的人群在貝加爾湖及蒙古一帶崛起，並創造了石板墓文化，後來形成匈奴，其向東擴張使部分鮮卑役屬於匈奴， 向西擴張讓N3、N2融合到匈奴之中， 向南擴張併吞了北亞南部的戎狄，並形成南匈奴，部分南匈奴後來漢化。C3*+C3c是匈奴的主體與核心，是鮮卑語突厥的混融部分，也是後來蒙古族的主要源頭。

原始突厥勢力可能來自中亞的R1，但早期的崛起則在貝加爾湖西面的丁零，主體是N3與N2，其擴張過程同樣融合了原匈奴、鮮卑的C3c、C3*等。

漢族的形成，意味著7000年前河西走廊出史族群中一位帶突變O3e-M134的男人所生的帶O3e-M117的後代占相當比例。

14/9/22 [13/7/13] 紅山文化古族~ 牛河梁古人為N基因型，高頻見於今歐亞大陸北方族群，俄羅斯留里克王朝皇族為此類型。當前兩位N部落成員，

简狄，传说中商始祖契（火神阏伯）之母，一作简易、简逷，因是有娀氏（在今山西永济西）女，又称娀简。相传她偶出行浴，吞鳦卵而生契。“鳦”，是“燕”的古写，即玄鸟。商族为东夷分支，所以玄鸟生商，当由夷族鸟图腾推衍而来。
(.：原來燕國國名就來自鳥。商始祖契=>契丹。)

参考《河南二里头遗址夏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学研究，夏代二里头古DNA结果有些出乎意料，其母系血统表现为很强的北方特征，与东部蒙古族最为接近，其次为北方汉族。安阳二里头夏代组(7)与青海孙家寨汉代(6,西羌)相对聚类，似支持夏人与“禹兴于西羌”的史料记载。

14/9/25 [09/2/4] 《新历史》:白种人缔造中华上古文明？

夏族、夏朝，中国的第一个文明是由白种人创造的。更准确地说，“大夏”是古代人们对中国夏代夏人旧居故地的一种统称。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是:“中华民族”是华族与夏族通婚融合而成。但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华族，华、夏两个字是一个意思，因发音差异逐渐分化成两个字，也就是说，中国的夏朝，其实就是吐火罗人——印欧人的一支创立的，而“夏”是汉语中的叫法。

当时，夏人从西而来，当地人因居于夏人之东，被称为东夷。史书上记载了夏代的许多政变和族群斗争，其实讲的都是夏人和东夷的斗争。夏、夷两族群的斗争旷日持久，夏人历太康、仲康、相、少康、杼五世才压服了东夷，然而东夷集团的新生代商族十分厉害，夏的末代王桀保不住祖先基业，败于商族的领袖成汤。夏的统治崩溃后，亡国的白种人——夏人被迫逃离“中国”（当时指黄河流域），向西返回羌戎故地，这些人就是后世史书经常提到的大夏、月氏二族。

东夷人与夏人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商朝的建立而结束。后来崛起于陕西一带的周人其实是狄人的一支，他们长期臣服于商人，忍辱负重，蓄积国力，后来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西戎八族征讨商人，决战牧野，最终击败了商王子受辛，即封神演义中的商纣王。 这轮夏夷之争，前后千余年，最后还是夏人胜了。因为周人这个民族本来起源于白种印欧人的大夏诸部落。虽然周人未必是建立夏朝那支印欧人的嫡系后代，但他们的祖先可追溯到印欧种的大夏部落之一。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人基本属于黄种人，而且秦陵出土兵俑的五官体型与今天的黄种人基本相同，那为什么夏人和周人却是白种人呢？其实是因为远古的印欧人习惯于将征服制度化，并驯化当地人。统治者与被治者阶级分明，而且军队未必与统治者是一族。
(.：這沒解釋漢人哪裡來的 及 漢人與夏周人的關係。)

十九世纪末，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大量婆罗米字母书写的吐火罗语文献，吐火罗语是一种已消亡的原始印欧语，操此种语言之民族自然是原始印欧人。 印欧语系按地理分东西两语支，差异鲜明。吐火罗语处于东支分布区，却属西方Satem语支。这情形可以解释为吐火罗人很早之前在欧洲某地脱离了西方语族，独自进入新疆，与西方语族所有交通被后来进入中亚、印度的东支雅利安人遮断。

反过来亦可解释为印欧语西支起源地本在新疆，后来“凡征伐者自东往”，其他西支民族如赫梯人、拉丁人、凯尔特人、希腊人等均陆续西徙，惟吐火罗人留居故地，直至匈奴时代。美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纳兰扬（A.K.Narain）一九九0年提出，不但西支，甚至整个印欧语族都是在中国西部形成，因为月氏人远古就居于黄河以西及西域。

历史上并没有华族。华、夏二字字义皆训“采画”，声纽、韵部全同，实一音异写作两字。《尧典》传、《汉书·安帝纪》注皆云:“夏，华夏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夏，中国。”这是吐火罗人的一支（即夏后氏统率的诸夏部落军事联盟）迢迢徙来中原后，离境几百年，得大发展，对先王先祖拓殖疆域的追认。吐火罗—有夏民族进入中原，头一件大事便是与盘踞当地的先驻民族作战。极富侵略性的印欧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的大迁徙发生得很早，是改变甚而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

公元前5000年近东新石器文化的瓦解普遍与之相关。甘布塔丝（MarijaGumbutas）将堆冢竖穴墓的印欧游牧文化称作“库尔干人”，并谓其对欧亚定居农耕文化有三次冲击浪潮:第一次在前4300~4200年，第二次在前3400~3200年年，第三次在前3000~2800年。史前一直徘徊于草原荒漠的“边缘孤立种群”库尔干人驱乘马车和牛车、挥舞战斧、柳叶剑、狼牙棒、戟戈等青铜武器席卷欧亚腹地，杀宰嬴弱的土著男子，掠妇幼为奴，烧毁不设防的市镇，在险隘处筑早石头要塞以守其坐寇之成。从此富饶宁谧的母系新石器时代俱往矣，孔武喋血的父权制青铜时代取而代之。

汤武以降，商人视氐、羌为仇雠，发数千之旅伐羌的武功甲骨文中不胜枚举。又将羌族战俘杀用为牲，一次多达数百人。《易·既济》爻辞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武丁，是商代“修政行德”之先王。无论羌抑或鬼方，指的都是印欧吐火罗诸夏部落。《史记·六国年表》明载:“禹兴于西羌”，《后汉书·戴良传》:“大禹出西羌”。西羌即西戎，羌是自称，戎是被称。《左传·襄公十四年》羌戎氏子驹支云:“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而《国语·周语下》载共工从孙四岳佐伯禹治水，皇天嘉之，赐禹姓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共工”与“鲧”是同音异写，缓读共工，急读若鲧（《古史辩》第七册），鲧是禹之父，那么姜吕与姒夏就是侄与叔的亲族关系。羌即戎，而戎即狄（参静安先生《鬼方昆夷玁狁考》，戎、狄本一族之二称。戎者兵也，狄者，远也、大也）。《左传》凡狄女称“隗”氏，是狄人隗姓。隗当作鬼。溯其始本，羌、戎、狄、鬼方原系一个大部族的分异，可无疑义。这大部族就是未分化时的原始印欧游牧民集团，即甘布塔丝所谓“库尔干人”，吐火罗诸夏出于其中。

羌戎故地，一般以为只括陕、甘、青境，其实尚包有新疆。《汉书·西域传》有“婼羌国”，在新疆东部，与且末诸胡国接壤。《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鄯善即楼兰国，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泊西岸，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其遗址。

一直处于游牧状态的印欧蛮族，汉籍谓之“ 羌”谓之“戎”，在西域建立城邦国家的，如乌孙、小宛，谓之“胡”，而进入中原建立城邦国家的，则谓之“华夏”。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已谓，申、吕、齐、许与姜戎同为四岳裔胄，申吕诸国是先进中国之戎，姜戎则停滞于戎的原始状态。“由其入居中国之先后，遂有华戎之判别”，“夫戎与华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与否，乃析分为二”。

夷商集团与吐火罗诸夏的斗争不因夏桀败亡而结束。丰岐间崛起的周人是从姬姓白狄中分化出来的，长期臣服于“大邦殷”。

(.：此說不能說是百分之百對，但指出了一個重點、一個方向，新疆是了解中國夏商遠古歷史的重要關鍵，是中國考古的重心，甚至是世界史的重心。)

14/9/26 有人說：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均为游牧于现在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操原始的汉语但无文字，他们本身就是雅利安人种的一个分支，在4700年前，他们先后迁徙到中国的中原及黄河-长江流域地区，两族爆发战争，黄帝族获胜，两族合并为华夏族，华夏族又同以蚩尤为首的土著黄种人(他们更早来到该地区，经隧人，伏曦-女娲，神农时代，由狩猎部落转化为农耕部落，在蚩尤时代，他们已经进入了青铜器阶段，人口远多于华夏族，操通古斯-百越语系)，因为华夏族本身就是雅利安人的分支，到周朝时，华夏族与土著黄种人开始了民族大融合，产生了一个大民族--早期的汉族。

14/9/27 有人說：研究漢字至少20年的Richard Sears的網頁中，「夏」這個字在殷商時代就像隻蟲，而到了周、先秦之際，看起來就像有「面」、有「手」、有「衣」的人，甚至說文解字的篆體成了一個「右衽」的人。甲骨文的「夏」，怎麼樣也很難跟後面的金文、篆書連結在一起。在Richard Sears的網頁中，找不到「桀」和「禹」對應的甲骨文。
(注：Uncle Hanzi (汉字叔叔），Chinese Etymology)

中國東周春秋戰國時有華夏、與「披髮左衽」夷狄之別，又有商湯革命推翻夏桀之說。前面是齊國管仲「尊王攘夷」，而後面則是孟軻最愛津津樂道的。
(.：如果知道周滅商之後，商的反抗勢力主要是山東一帶，周派周公、姜子牙去整治，就能瞭解管仲所提「尊王攘夷」的背景。)
(注：孟子(公元前372年-289年)，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

14/9/27 夏在甲骨文的描述是“蝉”，就是表示夏天，有永生、循环、延续、复活的意思。
可以说蝉鸣是夏天的一种表征，从夏至的“蝉始鸣”到立秋的“寒蝉鸣”，阵阵蝉鸣几乎伴着我们过完了一年中热浪氤的夏。它无疑是夏日“随响曲”中的主唱。

 蝉产卵于树，卵化蛹，蛹入土数年，蜕壳化为蝉，延绵不息，夏天叫的欢，秋天死光，下个夏天居然又出来了，古人以为蝉是不死的，只需要蜕几下壳，就返老还童，商代青铜器常见蝉纹，死人了往嘴里放玉蝉，希望死人蜕几层皮又能活过来，说明了蝉的神圣意味。

14/9/27  大禹联合了所有部族治理水患，其中跟随其左右的，是一个来自东方民族的首领--契，这位“契”也是商族的祖先。《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契的母亲简狄在郊外，因吞玄鸟之卵怀孕而生下商契。这就成为后人所谓玄鸟是商祖先这一传说的根据。《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玄鸟就是燕子被神话后的一种黑色神鸟，而后神话为凤凰。

而“商”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是描述了，在一个祭台上摆放了凤凰神像，来祭拜的情景，商字上部就是凤头神像，下部是一个祭台，中间的口子，可能是一个火盆，或者某种器皿，也可能指的是一个人张口在那吟唱。 这样，商族，就是指的是自称玄鸟后代，并加以崇拜的一群人。

周族祖先--弃是天生的农业专家，极其擅长种植，被聘为尧帝的农官，舜帝称他为后稷，农神的意思，长期担任农业主管。后--母系氏族生育了全族儿女的女性，称为后，意思是权威领袖，也可以指代男性。稷--小麦，远古主要食物，后来统称农作物，农业。 合起来就是农业领袖。田地前面站个人吟唱的描述，造出了“周”字。这个以农业立国的民族自称为--周族。

14/9/27 埃及的文字象一幅幅画，更偏重于”像”，而甲骨文的文字相对于埃及文字更加抽象，更偏重于”意” ．这可能跟记载方式有关，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如果用”画”会大大增加工作量．古埃及法老王时期远远比中国夏王朝要早．

拱玉書, 顏海英, 葛英编著《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

14/9/27 [gyx2k]  周人王室是吐火罗贵族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周部落原先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为姬弃，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周的发展，使商纣感到威胁，于是将姬昌囚禁于羑里（今河南安阳）七年。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称周武王，姬发以吕尚为师，积极作灭商的准备。公元前1046年左右，武王在盟津召集八百诸侯会师盟誓伐纣，然后出师潼关，挥师东向，次年在牧野大败商朝的军队，杀死商纣王，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周朝。　

虽然传统观念上，周人是华夏族的正宗，但是近来一些考古和历史研究，却对周人的族源有所疑问。　　

一、周人的雕像、服饰之谜　　在现今挖掘的一些周墓中，特别是早期的西周墓，经常发现一些具有白种人特征的头像和壁画。这与商墓中典型黄种人特征的青铜人面像明显不同。　1976年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　　1975年挖掘的北京昌平白浮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亦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　　1980年秋，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高鼻深目，头戴坚硬高帽，与居住在中亚地区“塞种”人像完全一致，无论是服饰还是外貌都与现在的中国人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十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山西出土周代男女人形陶范，穿矩领袍服，齐膝花衣戴平顶帽，腰间系一丝绦，打个连环扣，带头还缀两个小绒球，河南也发现这种装束大同小异的人形。这些服饰的特点已经非常接近现在中亚一些民族的服装，而与华夏族传统的服饰差别甚大。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出土的民族服装，非常有限，特别在北方地区更是如此，最接近后来汉服的古代服饰样式，基本都是在南方的楚墓中出土的。周人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长什么样子，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二、驷马战车的出现　　古代战争中，马是制胜的关键，在马镫出现之前，战车是骑兵的主要形式，也是战争的主导武器。战车最早起源于西亚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使用了马车。和游牧人不同，商人虽然也用马，却主要不是用来骑，而是拉车。殷墟出土的马车均装饰以青铜和宝石，车体绘以动物图示，其中一件马羁饰非常精致，全部以海蚌及高品质的玉器装饰，但是明显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于礼仪用途的。 商朝军队中的马可能是从外来引入的，甲骨文中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商朝后期武丁的妻子妇好，是一个重要的女将，曾领兵攻打鬼方，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多次。1976年，发现了她的墓，保存完整，没有被盗过，随葬兵器甚多，包括象征兵权的大铜钺，可是却没有与马有关的军事用具出土，没有马刀、马车、马鞍出现，如果确实没有，只能说明当时马在商朝军队中作用不突出。近年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在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甚至殷墟前期的遗址中都未发现马骨，可以肯定中原地区在前殷墟时代没有家马存在的证据。 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发现有驯化的马，其来源可能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有关。殷墟后期才有家马与马拉战车的突然大量出现，且战车结构完善工艺复杂。目前还找不到它本土起源的线索。　所以商朝的马拉战车应该从中亚传来的，其途径就是沿着古丝绸之路，其终点便是中国西北的周部落。　和商人不同，周人习惯在军事和经济生活中使用马。　　诗经《大雅·绵》中回顾周的早期历史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也就是说早期的周人可能是游牧民族，是骑着马一路迁徙到西岐定居的。相传周穆王有八匹心爱的马，号称“天子八骏”，分别是“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奇怪的是，这些马名几乎都无法用汉语进行解释，现代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音译的名字，其中“盗骊”便是古图尔克语 torug的音译，意思为栗色马。　　因为周人拥有马拉战车的军事优势，所以才能战胜人口比他们庞大得多的商人，而周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优势，极可能是因为他们与中亚的一些游牧民族有密切的文化联系。

三、周人的文字、语言之谜　　从刚才周穆王的爱马称呼上，我们就发现了，周人的语言中可能含有图尔克词汇，不独有此，周武王所用的兵器“轻吕”，据学者考证，即匈奴的“径路”和现代图尔克语的 kingrak，据信代表着可考的“最古老图尔克词汇”。　　周人的语言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从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来看，中国的象形文字应该是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后来的龙山文化，而同期西北地区的一些仰韶文化类型中，如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却极少有象形符号出现，反而是有一些字母化趋势的符号出现。但是商人的甲骨文和金文，却是和周人的文字，属于同一个体系。周人应该是在与商人接触的过程中，借用了他人的文字。周人竭力学习商文明，特别是他们征服了商人以后，更是全盘接受了商人的一些文化。这个论点有什么依据呢？ 依据在于商人和周人的语言无法相通。现今已经发掘的大量殷商甲骨文中，我们虽然能识别大部分的字，却无法解读其中大部分的意思，这就好比，我们中国人看日本字一样，一些字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来，但是整句话就无法理解了。因此产生很多歧义，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各持己见，互不服气。究其原因，在于商人的语法习惯和我们现在所知的不一致，也和从周代流传下来的古文言文不一致，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其规律。《尚书》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本书，为什么特别难懂，比文言文还难懂？因为有学者考证，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应该是周人从商人那里翻译过来的，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商语成分，因而格外难懂。　　事实上周人的语言和商人的语言一样，都和我们现在的汉语差别很大，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是非常特别的，其语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比英语还简单。而与汉语语言关系最近的藏语，其语法却非常复杂，类似阿尔泰语的一些语法。英语和汉语也有类似情况，在日耳曼语族里，英语的语法是最简单的，而与之亲缘关系最近的德语，却异常复杂。究其原因，是因为英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讲拉丁语的诺曼人征服了讲日耳曼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沟通的需要，结果两种非常复杂的语言最后统一成了最简单的现代英语。我想汉语也是这样的结果，复杂的周人语言遇到了复杂的商人语言，结果便变成了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汉语。那么周人的原始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也许和图尔克语还真有一点关系，别忘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匈奴在中亚大草原就已经拥有了巨大影响力。但是我并不认为周人的语言是纯粹的图尔克语，它很可能是一种混合语言。
(.：图尔克，Turk？突厥。)

四、周人的墓葬风俗、陶器、青铜器之谜　　周人发源于西北，我国的仰韶文化正是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现代学者分析认为，仰韶文化有浓重的中亚古图尔克文化特征，古图尔克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有可能在中亚一带，事实也证明沿着丝绸之路，有一个新石器文化带，从西亚一直延伸到我国西北，其文化特征有诸多共同性。　　仰韶文化的“案板”遗址中，出土的陶形人像表现出一些非本地起源的体质和文化特征——长而大的鼻子、络腮胡和高帽，仰韶文化其他遗址中也发现过类似陶人。黄河中、上游地区几处遗址都发现有陶人或有人形浮雕装饰的陶器，其中3件与案板陶人最相似。案板以南10公里的（陕西）扶凤降西村遗址发现一仰韶陶盆，上有一浮雕人面，长弯勾鼻、薄嘴唇、窄脸，时代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陕西安康刘家河遗址发现一陶人头面具，高10厘米。风格写实：鼻子长而大，深眼窝，窄脸，这两件人面都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齐家文化”（公元前3100-前1900）的皇娘娘台遗址（甘肃省武威）出现的一女或两女屈肢俯向仰身直肢葬习俗，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欧亚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suttee或sati风俗。　　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中，出土的陶器、兵器、青铜器等类型，明显与新疆、中亚一代的新石器文化完全一致。而中亚游牧文化中一些特征，比如杀人殉葬，火葬等，也在这些我国西北新石器文化中有所表现。　　在一些认为是古羌人的墓葬中，大量的遗骨研究显示他们是狭面高额深目、身型高大的白色人种，提取的DNA样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少量具有蒙古利亚特征的尸骨经核实其身份是作为奴隶而出现的，并且经常被当作殉葬者，他们很可能是在入侵过程中被掳掠去的。从出土文物来看，用陶轮制作的尖底水纹陶器，正是中亚吐火罗人特有的原始工艺之一，带有明显的克尔木齐文化痕迹。　　周人作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继承者，其墓葬文化中也有这些特征。

我们在谈到第二点的时候，曾论述马拉战车可能就是通过周人传给商人的，其源头在西亚。同样，作为草原游牧文化三要素的另外两个：青铜兵器、动物纹青铜器也可能是通过周人传给商人的。　　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加以研究，指出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它武器都是在西方有独立成长历史的兵器。研究人员在殷墟侯家庄帝王陵墓一号大墓椁顶，发现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和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经考证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很难想象，这些具有欧洲和西亚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图案，是如何进入到商人的墓葬的。更为奇特的是，殷墟中出土了大量殉葬坑，坑内埋葬了大量尸骨，据猜测为“奴隶殉葬”之用，但李济在《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里，介绍了杨希枚先生对殷墟人头骨的测量结果：　　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略特人相似。举例30具。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34具。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国人相似。很少，仅举例2具。　　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举例50具。（也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　　第五组头骨为无法定类型，举例38具。李济接下来分析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他认为其中的二、三组的人骨都是商朝的敌人，不能代表商族，应是被俘的战俘。至于那类高加索人种的头骨是从哪来的，李济先生没有明确说明，但我认为可能就是周人俘虏留下的，说明商周之间很早就开始了一些往来，有时甚至会兵戎以见。商人墓葬中的一些中亚谜团，便可以通过周人这条线索得以合理的解释。　

五、周人的传说、习俗、文化以及饮食的胡俗之谜　　传说在3000多年前，阿尔泰山的南坡曾经生活着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身材高大，骁勇善战，每个人的额头都只有一只眼。 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漫游中亚，并据他的旅行见闻写下了长诗《独目人》。 中国的上古奇书《山海经·海内北经》，也曾提到“一目国”和“一目民”。　　随着文献检索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讲图尔克语的民族，乃至整个阿尔泰语系民族中，都有英雄勇斗独目巨人的神话母题。可以说阿尔泰山地区是世界上“独目人”神话母题蕴藏量最大、流传最久的地区，其中古代图尔克诸部均有巴萨特斩除神灵“独目巨人”的传说。除了古代图尔克语文献外，至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哈卡斯人，以及肖尔人和图瓦人等都有“独目人”传说。在中亚草原上，至今仍零星散落着一些独目人的石像，令人不解的是，其形制竟与我国四川三星堆中的独目青铜人像颇为相似。这似乎在暗示这两个地区之间有某种联系。周人也有独目人的传说，著名学者杨宪益在《译余偶拾》考证说：“姬字古文无偏旁，正作独目形，故当即古代塞种所谓的独目民族。”　　另外，现代中国人经常在节日祝福或庆贺时说要发扬“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包含有这样的意蕴：昂扬健康的奔马精神。这里的“龙”其实指的是马，我们熟知的“马”原来有另外一个称呼：“龙”。　　古书上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马”。所以“龙马”最初可能指高大威猛的马。这里很清楚，龙即大马。《诗经·大雅》中《皇矣》有“是是”的记载，这里指的是周人的“马”活动。有学者指出，这种身高近两米的大马应该来自西域，祭祀八尺以上中亚马的宗教活动当即胡人的龙神崇拜，周人的“马”活动是胡俗。这里又一次指出了龙即为马，时间在周。

还有，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奇特的文化相似性，只能是通过中亚草原文化传播的结果。我们知道，秦灭周时崇水德，是因为周人崇火，尚红，好火葬，这些习俗恰好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而祆教最早源于伊朗，而后又传播到整个欧亚草原上。从饮食上看，中国北方人多食面食，而南方人多食稻米，但是历史上，北方人开始食用面食的时间要比稻米晚得多，商人的主食就是稻米。北方人开始改变习惯，大量食用面食，是从周秦开始的。 从新石器文化的考古也可以发现，基本上从西至东，石磨的发现越趋罕见，而最早开始种植和食用小麦的就是周人。面食的主要原料是小麦，发源地在西亚，是从中亚传入我国的，其途径也是经西北向东。历史记载，周人的祖先名叫后稷，被后世奉为“农神”，据说就是他教会人们种植小麦的，从这也可以说明，周人的确与中亚存在某种密切的文化联系。

六、周人政治制度和宗教的独特性　　周朝的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分封。分封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这种政治制度的原型，便是起源于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领户分封制。

除了政治制度外，在宗教上周人也有其独特性。周人不同于商人的政教合一，相比商人崇敬鬼神，周人更尊崇祖先和“天”。周人的宗教无系统的经典、教义与教团，甚至都不成体系，天神、地只崇拜源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源于图腾崇拜与英雄崇拜，二者均与血缘关系相联系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产生，“天”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少有排它性，为其它宗教的传入与新宗教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与适应性。周人宗教具有强烈世俗性的特点，更关心的是现实世界问题，对于死后的彼岸世界并无明显的追求。所以很多外国学者认为周人没有宗教，只是原始崇拜而已，不但不能比拟西方发达的宗教思想，甚至连前朝的商人也不如。但是周人这种幼稚的宗教，却与中亚草原上一些游牧民族的宗教情况类似，比如图尔克、蒙古，这些民族都没有自己完整的宗教思想，只有一个简陋的“长生天”崇拜，所以也最容易被其他宗教俘虏，图尔克最后皈依了伊斯兰教，而蒙古则皈依了藏传佛教。只不过图尔克、蒙古还有一个能通鬼神的萨满崇拜，周人却连萨满都不相信，甚至对商人热衷的鬼神信仰，都贬之为“巫”。中国人道教也不是周人的东西，而是发源于楚人的，倒是和商人有些联系。周人这种世俗化的宗教思想，应该还是来源于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因为我们知道萨满崇拜并不是图尔克、蒙古这些民族原有的，而是起源于东边的通古斯部落的，后来才传播到整个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正因为周人对于鬼神和来世的态度比较消极，所以周人的坟墓大多没有封土，挖个坑埋了，再填平就是，地表上不留下任何标记，不象秦人和楚人的坟墓那么隆重，有明显的封土堆。这种区别就好比，秦始皇的墓地你到骊山远远一看就知道了，但成吉思汗的墓地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注：為何挑出秦人？秦人不是周人？)

七、周人的血统猜测　　周人与中亚的一些民族，特别是和图尔克人有某种文化联系。周人其实应该是一支混血民族，其主体是南下的图尔克化吐火罗人与西北地区的羌人的融合体。吐火罗人是最初在我国新疆地区生活的游牧民族，是原始印欧人的最东的一支，现已灭绝，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南下的周部落便是吐火罗人中的一支，由于受到匈奴（当时叫鬼方，与后来的猃狁，实为一族，均为匈奴同种）的压迫，于是顺着丝绸之路，迁徙到甘肃和陕北一代，后又迁徙到陕西周原定居。当他们南下到陕西周原以后，发现四面都陷入到众多的羌人包围当中，不过凭借自己先进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他们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同时也通过不断地武力征服，大量融合了羌人的血统，陕西扶风发现的西周陶像中，男性具有高加索特征，而女性却是典型蒙古特征，便是证明。汉藏两族词汇的大量同源性，估计也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周人在与东边商人先民的接触过程中，逐步将青铜兵器的制作和马拉战车的技术传给了他们。随着周人不断地深入黄河流域，他们渐渐感受到商民族的强大，也开始接受商人的语言文字及文化，不过后来却用武力征服了商人，建立强大的周王朝。
(.：本來想刪減，但太精采了，大多都收了。所有問題，這人都答了。只是不知對到多少百分比。)

(有人反對：夏商时期（距今约3900-3500年），位于西北地区甘肃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都没有发现任何高加索人种的遗迹，也没有任何吐火罗/月氏人的遗存，从根本上否定了夏朝统治者的高加索人种因素 考古学也得到证明，高加索人种在中国西部东进的历程非常艰辛，在秦汉之前这种白种人东进的过程一直被黄种人所抑制 从半山文化到马场文化再到齐家文化，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的古人遗骸，其人种特征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高加索人种的月氏人根本没有出现过 就因为有些商周出土的随葬品带有类似高加索特征，就断定商周是高加索人，这是典型的概念混淆。
(.：可能在此之前已經進來了。也可能不是從河西走廊進來，而是從蒙古進來。白種人的主要區域是北疆及蒙古西部。)

14/9/25 著名先秦史家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周人出自白狄。他说周的先祖应自不窋始，而不窋早就“自窜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迁豳，豳地实亦属于戎狄居住的范围，故公刘以后的周族人仍保持着很浓厚的戎狄之俗，直到公亶父迁岐，才“贬戎狄之俗，而营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在自公刘至公亶父长达八代人的这段时间内，甚至周人的语言也仍保持着戎狄语言的特征。成书于战国末年的《世本》记这八代周族祖先的名字为庆节、皇仆、差弗、伪榆、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公组绀诸，学者便认为此类人名杂有戎狄语言的成分。不窋的名字亦同此性质。过去说周族祖先后稷居于渭水流域，为夏朝廷的农官，徐先生认为此纯属后人的一个误解，后稷与其母姜嫄原本皆是姜姓氏族的祖先，他们所居住的有邰家室亦当是姜姓氏族的栖息地，只是后来周人迁居到了渭水流域并与这支姜姓氏族通上了婚姻，才接受了他们所从事的高等农业，并从而把其母族的这段祖先传说纳入了自己的历史系统（见徐中舒《先秦史论稿》）。

14/9/26 徐中舒（1898年－1991年），安徽省懷寧縣(今安慶市)人，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徐中舒1925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王國維、梁啟超指導下學習古文字學和先秦史，亲自主持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1927年 著《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先秦史讲义》；1979年 著《西周史论述》 (上、下)， 

徐先生发表了若干论著，其中《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对商及先商农业之悠久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论证了甲骨文的“为”字是“从又(手)牵象”，表示役象助劳之意。并从《禹贡》豫州之得名，进一步证实古代河南产象之说，指出“豫”字乃 “象” “邑”二字之合文，“予”字乃“邑”字之讹。联系到古时姓名字多从女，表示以“女生为姓”，从而得知舜后为妫姓，乃服象之族；春秋时郑有□之地，也不外因服象而得名。传说舜弟象封于有庳，庳、鼻古音相近通假，鼻为象之特征，有庳盖附会服象之事而出现。
(.：氏族社會以女為大。所以，如果你的姓是女字邊，恭喜你，你的家族歷史一定非常悠久。)

阐明春秋以前牛耕说之不可靠，指出牛耕始于战国时的三晋，而普遍推广则始于西汉赵过。古时黄河流域以穴居为主，这一地区地面建筑的出现，乃是受淮河流域地面建筑的影响所致。

殷周本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而有所革新，故而殷周在文字、生活习俗等方面大体相同，而在姓氏、历法等方面则有异，这体现了民族习惯之间的差异。殷代是奴隶社会，而周代则属封建社会。
(.：所以周人要武裝殖民。)

徐先生根据对三国时期夫余族和辽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汉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迁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旧制”，“殷商的奴隶制度和契丹的奴隶制颇为相似”。具体说来，契丹人的部族制类似殷“侯”服，乃防守边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钵”相当于殷之“甸”服，献纳皮革及农产品；辽之“南面官”相当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辽之“斡鲁朵”相当于殷之“卫”服，是担任保卫工作的近卫军。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贡》的“五服”和《周礼》的“九服”，则是后世根据殷制改编而成的。这种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境内的傣族、贵州洞崽苗族中还可以看到。
(.：這段話很有意思。看來除先生已經看到了很多事，點到就好。)

14/9/27 [14/7/20 ] 秦人与周人的千年情仇
大禹治理了洪水，舜表奖励治水英雄。大禹很谦虚，说这事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大费帮了我大忙。于是，舜就一起奖励了大费，给他了一个姓： “嬴”。大费的封地在如今山东日照一带。

弓箭是东夷人发明的主战兵器，这种远距离杀伤的装备，让这支海边的劲旅所向披靡。商朝建立之后，汤一方面利用秦人的勇猛扫荡夏的残余力量，一方面把这支虎狼之师派往远离中原的西部——现在的岐山县到旬邑县之间的边疆开拓疆土。而族群的政治中心，就在“京”，也就是如今岐山县的京当镇。在这里，秦人和周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

当时的周人聚集在今天的杨凌一带，首领就是公刘。好战的秦人据守岐山，对于比邻而居的周人来说，是很大的威胁。按照秦人的性格，不可能不去骚扰这个邻居。公刘带着积累的粮食和族人，离开富庶的渭河谷道，翻山越岭，远涉豳地，在今天的彬县一带落脚。
从周人的公刘迁豳到古公亶父迁岐的这300多年里，正是秦人在周原生活的时间。周原一带分布于七星河流域的“壹家堡类型文化”正是早期秦文化。

家国之恨让周人在豳地卧薪尝胆。几代之后，古公亶父在遭受西戎骚扰的情况下，挥师西进，回到故园。回到岐山的古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开始扫除商在周原的实力甚至文化影响力。而在周原的商是谁？就是商夷联军中的秦人。也许，曾经在中原大地上如疾风般战斗的秦人，并没有在岐山学会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力，周的回归让他们不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考古人员发现，“壹家堡类型文化”含有商、秦以及姜戎文化的特征，秦人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与商联合时，就用商文化，后来又被周文化渗透，又掺杂姜戎文化，直到春秋时期才形成自己的文化。

秦人虽然使用了周文化，但是与生俱来的倨傲并不会磨灭，以至于周人不得不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秦人离开周原，找到了一片可以厉兵秣马的大漠。在周人回归之后，秦人由于得不到商朝的支持，只好寄人篱下，充当了周的边防军。秦人居西陲后，并不安于此，他们繁衍、壮大，或许只为一个目的——东进，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

周王室在幽王时期衰落，遭到犬戎的攻伐。此时的秦部族首领秦襄公攻戎救周，并护送新即位的周平王迁都到今洛阳。因护君有功，襄公被封为诸侯。此时，秦人在再次崛起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襄公死后不久，文公便率兵东猎，建都在汧渭之会。文公死后宪公继位，又把国都向东迁到了今陈仓区阳平镇附近。秦人东进的梦想，在德公时，有了质的飞跃，他将都城迁到了雍，秦据雍而强。此后拉开了秦人争霸中原的帷幕。雍即今天的凤翔，属周原一带。秦人从商初被分封到周原一带，到与周人的恩怨纠葛背离故土，再到回归周原建都于此，经历近千年的颠沛，重回周原那一刻，秦人想必感慨万分。
(.：所以，秦王室不是周人，是東夷人。這又解決了一堆小問號。)

14/9/12 [林梅村。03/8/6] 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

70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吐火罗人起源的研究，并在考古、语言和人类学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古发现已经确认，早在公元前2000年初，印欧人在新疆的分布已达天山东部的奇台，乃至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孔雀河流域。研究者相信，这些年代最早的、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就是吐火罗人祖先的文化。分析公元前2000年至前1500年间在新疆分布的几种青铜时代文化，终于发现解读吐火罗人起源的关键是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这个文化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其中一支向东迁徙到阿尔泰山南麓，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形成克尔木齐文化；从后者分化的一支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而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则是吐火罗文化与羌文化结合的产物。
(Q：公元前3000年及之前新疆住的是什麼人？吐火罗人是麼時候入疆的？)
(注：阿勒泰克尔木齐文化。切木尔切克石人及石棺墓群位于新疆阿勒泰市西南16公里切木尔切克乡(原称克尔木齐)境内的山间盆地中，以海依那尔、科克舍木老克木齐、喀腊塔斯、喀腊希力克别特、阿克托别等为主的十一个地点，分布着数量较多的石雕人像及古墓葬。)

公元前 2000年或早期时候，克尔木齐文化在阿尔泰山、天山地区初步形成，北起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南至巴里坤草原。而月氏人主要活动于阿尔泰山南麓至巴里坤草原。现在看来，月氏人是一直留守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人的后裔，随着中亚草原部落的游牧化，最终发展成吐火罗系统的游牧民族；另一部分克尔木齐人南下塔里木盆地，与当地羌人以及后来迁入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随着中亚绿洲文明的兴起，最终发展成吐火罗系统的农业民族。
(注：巴里坤草原位于新疆东北部的哈密地区，是新疆的第二大草原，海拔1650米。巴里坤是盆地，极目远望，四周与蓝天相接的是连绵不断的山巅。这些山都属于东天山。特别是南山尤为高大雄伟，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山腰是四季常青的林带。山顶积雪融化以后，有的顺着山沟流了下来。)

从中亚历史发展进程看，天山南北的吐火罗化与月氏人称霸中亚有直接关系。匈奴兴起以前，月氏人一直是西域霸主，就连匈奴太子冒顿都得送到月氏王庭当质子。匈奴单于的称号“头曼”和突厥可汗的称号“土门”皆源于吐火罗语tumane，意为“万户长”。看来，月氏统治下的匈奴和突厥部落首领必须得到月氏王的认可或册封，吐火罗语大概就在这个时期成了西域官方用语或通行用语。

汉藏语系的羌人已在河西走廊悄然兴起，东有齐家文化，西有四坝文化，这两个文化的创造者属于蒙古人种。四坝文化的势力尤为强大，一直向西扩张到哈密盆地，今称“天山北路文化”。正由于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的崛起，才阻挡了印欧人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将像印度河古文明或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毁于印欧人大规模入侵。
(.：最後的真相，可能會大出林梅村的意外。)

公元前1800年，以奥库涅夫文化为代表的阿尔泰语系部落迅速崛起，结束了阿凡纳谢沃文化为代表的印欧人部落在南西伯利亚的统治。同时，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为代表的印欧人部落在西西伯利亚发展到鼎盛时期，并积极从事对外扩张活动。阿凡纳谢沃人既不能在南西伯利亚继续生存，亦无法在西西伯利亚找到避难所，只能在相对薄弱的吐火罗人领地寻求谋生之地。这就是克尔木齐墓地为什么出现阿凡纳谢沃陶器的重要原因。吐火罗人领地的自然资源有限，养活不了那么多部落；同时，西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人不断发动战争，掠夺阿尔泰山、天山地区。这些事件迫使克尔木齐人，可能还包括一部分加盟该部落的阿凡纳谢沃人，一道南下楼兰。

天山北路文化是1988年在哈密市附近首次发现的，天山北路文化多数墓葬可断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少数墓葬早至公元前1800—前1600年。随葬陶器多为彩陶，铜器以小型工具和装饰品为主，也有锛、镜、镞和形体较大的弧背刀、短剑等。其他遗物还有金耳环、银簪、骨牌、石杵、石珠、海贝、羊骨和1件残破的实木车轮。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陶器可以分成甲、乙两组，其中甲组与四坝文化中期陶器接近，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800—前 1600年，而乙组可能与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地草原青铜时代的文化相关。天山北路文化的外来因素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中亚草原奥库涅夫文化，如弧背铜刀、空首凿、铜锥等；另一个是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如青铜短剑、日晒土坯、实木车轮和权杖头等。天山北路文化还受到吐火罗人宗教艺术的影响。天山北路墓地近年发现一对描绘西域胡巫的双耳彩陶罐，1件有男巫师图像，另1件有女巫师图像，创作时代应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总之，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文化是四坝文化向西发展的一个地方类型，融合了奥库涅夫文化、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克尔木齐文化等多种外来文化因素，是印欧人与羌人交流与融合的最早见证。

吐火罗人南下天山之后，不可避免地与羌人直接交锋，不久便发生融合。两者相互融合的一个实例在天山南麓和硕县新塔拉遗址和曲惠遗址相继发现，今称“新塔拉文化”。这个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新塔拉文化遗物亦分两类，一类以筒形杯、带把石杯、玉斧等为代表，与克尔木齐文化一脉相承；另一类以双耳罐、彩陶残片、空首铜斧、粟粒等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天山北路文化。所以新塔拉文化实际是吐火罗文化与羌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时间上看，新塔拉文化比克尔木齐文化和天山北路文化晚二三百年，碳14年代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

20世纪80年代末，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意外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位于尼雅遗址以北42公里处，南距民丰县城150公里。地表遍布陶片，石油勘探队用推土机挖出许多文物，包括权杖头、玉石珠、青铜刀和陶器残片等。这里有两处遗址，相距两三公里，文化内涵相同，今称“尼雅北方青铜文化”。地表采集到大批遗物，包括各类陶器、马鞍形石磨盘、弧背青铜小刀、骨珠、料珠等，但是不见铁器。尼雅北方遗址的陶器也分两类：第一类以筒形陶杯、平底罐为代表，源于克尔木齐文化为代表的吐火罗文化；第二类以双耳罐、腹耳罐、弧背青铜刀为代表，源于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的羌文化。发掘者注意到第二类陶器的纹饰和小河—古墓沟文化尖底草篓的纹饰非常相似，其实，与尼雅北方文化最相似的是新塔拉文化。这两个遗址都出筒形杯、平底罐、双耳罐等相同器物，陶器纹饰亦有相似之处，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

辛塔什塔—彼德羅夫卡文化(前2200年至前1900年)分佈地域主要在俄羅斯南烏拉爾山東部，哈薩克斯坦北部車爾雅賓斯克以南，托博勒河與伊辛河之間草原地帶，銅礦冶煉進一步發展，經濟形態是牧業與農業相結合的混合型經濟。中期为该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出现多处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居址，布局严谨，有完善的供水和排水设施，采用多重防御墙。殉牲习俗盛行，往往随葬家马和马车。晚期，殉牲数量减少，殉马习俗不复流行。铜矿开采和青铜工具制造有了长足发展，不仅满足本地需要，而且长途贩运到欧亚草原许多地方。公元前1600年，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被新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取代。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对中亚文明的重大贡献是：首次将马车引进中亚草原。值得注意的是，圆形城垣和塔里木盆地早期城市的建筑风格完全一致，如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孔雀河流域的营盘古城等，向东最远一直分布到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河流域。

公元前1500年，欧亚大陆面临一场更大规模的印欧人迁徙浪潮，史称“雅利安人大迁徙”。和以前入侵小亚、讲赫梯语的印欧人不同，他们讲雅利安语，故称“雅利安人”。公元前1450年，他们驾马御车从中亚草原南下，首先控制了本来属于胡里安人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随后兼并叙利亚和伊朗山地，建立了近东历史上第一个雅利安国家——米坦尼王国。晚些时候，雅利安人分批南下伊朗高原，先后建立米底、波斯两个王朝。另一支雅利安人远征印度河流域，开创了印度文明史上的雅利安时代。

一般认为，公元前1600-1400年广布中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就是雅利安文化。阿尔泰山和天山地区近年不断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遗物，证明了雅利安人的到来。
(.：所以，不是都是東到西，歐亞人，亞利安人都往東來過。)

14/10/6 1)新疆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是分布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由于它和阿凡纳谢沃文化有明确的共存关系，时代应在公元前2200年—前1900年。该文化源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后来称霸西域的月氏人应是一直留守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人的后裔；随着中亚草原游牧化，最终发展成吐火罗系统的游牧部落。2)奥库涅夫文化兴起以及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的扩张，迫使一部分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形成小河—古墓沟文化。天山中部康家石门子双马神岩画地处于克尔木齐人南下楼兰的必经之地，其艺术风格与天山北路文化彩陶器的男女巫师图像如出一辙，创作年代应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3)雅利安人大规模迁徙浪潮，迫使另一批克尔木齐人南下塔里木盆地。他们和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的羌人以及进入塔里木盆地的雅利安人相互融合，最终形成吐火罗系统农业部落，早期代表性文化有新塔拉文化和尼雅北方青铜文化。4)匈奴兴起以前，月氏人一直是西域霸主，吐火罗语在这个时期得以推广，成为天山南北的官方语言或通行用语。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月氏人。

14/9/29 有人說：新疆出土吐火罗语文献表明，吐火罗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与小亚细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英国语言学家亨宁 (W．B．Henning)1978年提出，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或译为库提）人，阿卡德人称其为“古提姆”(Gutium)，亚述人谓之“古提”(Guti)。公元前2180年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在汉谟拉比铭文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四邻的民族，其中有两个，一个称为Gutium，另一个称为Tukris。亨宁认为，这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向东迁移，在我国西北地区定居下来，其中Guti人在河西，发展成月氏部落，而Tukri人则占据了今新疆南部的库车（也是Guti之音）和焉耆，他们后来被称为吐火罗人。其中，Guti就是月氏的古音（地名库车更近），Tukris就是吐火罗古音。而龟兹人是古提（龟兹古音库车）人，伊祁就是焉耆的古音，“安息”、“乌孙”也是如此；“禺知”、“禺氏”，实际上就是“月氏”。而楼兰人实际上是主要是大夏的后裔，而所谓的月氏人实际上为古提人所建的贵霜帝国对楼兰的影响很大。所谓的古印欧人——吐火罗人，其实根本上就是华夏人！

(注：赫梯人(台灣翻成西台人)既不是雅利安人，也不是闪米特人，约公元前2000年代，一支属于印欧人的涅西特人迁入小亚细亚东部的高原山区，在哈利斯河（今名克泽尔河）上游一带与当地的哈梯人逐渐同化，形成了赫梯人，他们说的赫梯语的主要成份是涅西特语。哈梯人是在哈利斯河（今名克泽尔河）上游一带的原始居民，他们既非闪米特人，也与古代其他民族没什么关系。)

(注：早在公元前6000年在北高加索大草原上生存着一群讲着印欧语的古印欧人的游牧民族，在此生存了3000多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间，他们在驯服马与发明轮子之后，开始了向南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今天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半岛（也称做小亚细亚半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称为哈梯人（Hattian），约公元前2000年随着大批属于印欧人的涅西特人迁人此地，与当地的哈梯人逐渐同化，形成了赫梯人，他们说的赫梯语的主要成份是涅西特语。约公元前1750年在此建立赫梯王国。)

匈奴于公元前174年前后(汉文帝初年)，派右贤王领兵西征，杀月氏王，以其头骨制成饮器。月氏战败后，种族分散，其大部被迫逃至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打败了原居于当地的塞种人，迫使“塞王远遁”，留下的塞种部众成为月氏人的臣仆。月氏人大部西迁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故地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落占领。

月氏虽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立国，但其地距匈奴西部仍很近。大月氏在河西时曾与乌孙为邻。公元前174～公元前161年间，匈奴老上单于，协助乌孙西击月氏。杀死月氏王。月氏无法在这里立足，只得循塞人足迹再度西迁，越天山和帕米尔西部，至妫水(即阿姆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界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巴克特里亚人)，最终定居下来。

留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有一部分逃入祁连山，与当地的羌族杂处，后来被称为“小月氏”。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击败匈奴，获取河西地，开通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小月氏归附汉朝，移居于张掖一带，号为“义从胡”。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很久，直至东汉末灵帝中平元年(184年)还见于史册。 

14/10/1 [兵策儒剑] 中东分子人类（2）：R1b系统发生树与赫梯、亚述、吐火罗人
公元前4200-前2500年，R1b1a2-M269从黑海北岸向巴尔干迁徙，诞生R1b1a2a-L23，L23于公元前2000-1200向东进入小亚细亚安拉托利亚，诞生R1b1a2a2-Z2103，形成讲印欧语的涅西特人。而这个时候苏美尔文明已经被闪米特系Y-J和来自南亚在伊朗形成的埃兰系Y_LT给灭亡了。亡国的苏美尔人主要扩散于伊朗和小亚细亚半岛，流亡于小亚细亚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哈梯人的主要成分，哈梯人不是闪米特人，他们与新生的涅西特人Z2103力量结合同化，在安拉托利亚一度形成强大的赫梯帝国，与新王国时期的古埃及争夺中东霸权。赫梯人的文学神话是根据古代苏美尔人的创世和洪水传说改编而成的作品，赫梯的宗教也照搬美索不达米亚的多神崇拜。

吐火罗人是最初在塔里木盆地讲吐火罗语的游牧民族。根据对库车和焉耆出土的吐火罗语残卷研究，以吐火罗语交谈的吐火罗人属印欧语人，但很早从原始印欧语人群分离。吐火罗人这个叫法是希腊人的他族命名，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把帕米尔以西的人称作吐火罗。巴克特里亚在被希腊入侵前就以地名“大夏（Amu Darya伊朗语音译，上古音dalgra）”的名称出现在汉字文献中。但是巴克特里亚王国更可能是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希腊王公们所建立的。希腊曾经统治埃及300多年，希腊的名称似乎正是马其顿人占领统治埃及后继承古埃及“夏”的近似音。毫不奇怪，希腊人把“大夏”的名称带到阿富汗。

吐火罗语和斯基泰语同属于印欧语系的不同语支系。一般认为吐火罗人来自于伊朗向中亚和塔里木盆地的迁徙。个人相信吐火罗人的主要Y类型属于R1b（可能也含有Q1b)，很可能属于R1b1a1-M73支系，而并非斯基泰人的R1a1a-M17。吐火罗人向东扩张应该没有超出新疆，而斯基泰人扩张一直到内蒙赤峰、北京到青海一线，汉族中的R基本属于斯基泰人的R1a1系，而R1b非常稀少零星，这也证明吐火罗人没有大规模进入同化于汉族当中。公元8世纪塔里木的吐火罗人最后被维吾尔内的突厥人在公元8世纪同化。吐火罗人与其他人种形成古粟特、古塔里木诸族，最终融于吉尔吉斯、乌兹别克、阿富汗等。维吾尔人中的R1b相信就来自于吐火罗人。

14/9/29 [苏拉德，14/2/6] 法国汉学家德基尼（Joseph de Guignes），他在1758年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的演讲。他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入手，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的具体年代为公元前1122年，“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 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Л.С.Васильев）1974年在《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将这一事件描述为： 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先后有两批来自西方或西北方的部落进入中国黄河流域，前者带来了青铜冶炼技术、饕餮纹饰、以狗为牲等文化因素，从而产生了早殷文化，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后者又带来了象形文字、天文历法以及养马、战车等等，因而产生了殷代晚期文化。从此，中国文化的内部进化的规律，才明显地超过外部接触与文化借用的作用。

《想象科学》有个“世界三大浴池（育池）说”，其中“地中海-黑海浴池”是最重要的一处。陆地就是黑海之南地中海之东的小亚细亚，即中东。这一地带是世界古人类和古文明的中心，世界主要宗教的发源地，人类的信仰从这里开始。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交流，中东地区就是世界文化总的发源地和文化交流最大最活跃的中心，全部古老文明皆由这个中心扩散而来，以移民——文化使者——的形式。

中国古人对鸟并不特别尊重，“你这个鸟人”是句骂人的话，在鬼神系列中没有鸟的地位，却有玄鸟造（商）人的故事，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很可能就来自埃及。埃及神话中鸟和猫是神的标识，最重要的神祇如智慧之神托特（Thoth）、太阳神拉（Re）和女神伊西斯（Isis）都是鸟的形象。穆斯林入侵后，鸟的地位与古神的地位才同时降了下来。中国就是这种情况，甚至更严重——鸟崇拜随着商的灭亡而消亡，但不失为文化或文明西来说的一个依据。

中华文化的早熟性——与世界文化中心甚至与希腊文化同步——也是令人惊异的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文化使者（那时他们不断地行进于两地之间，像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那样）的作用，希腊文化本身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希腊文化中心在雅典，而最先发展的却不是雅典，而是位于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这些城邦的文化使者如阿那克萨哥拉、普罗泰戈拉、希罗多德（Herodotus）、高尔吉亚（Gorgias）等会聚到雅典，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本地哲学家汇合起来，雅典才成为希腊以致世界文化中心的。

我们可以设想，从几万年前开始（高潮发生在距今5000多年前后），上述文化中心有两拨向东的移民。其一（雅利安人）走向南亚，进入印度，成为印度文明的奠基者。较弱人数较多的一拨经中亚——“丝绸之路”不仅是古商道，更是古文化交流通道，众多古遗址说明其辉煌的过去——进入现在的新疆、甘肃、陕西、蒙古、西伯利亚（部分从这里穿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黑龙江和朝鲜（并从这里进入日本）一带，他们在陕甘的后代——炎黄子孙——向东向南扩散（具有说服力的史实是周朝东迁），逐渐成为华夏大地的统治者。

南方各民族如苗族、彝族、巴族等是本土人，所谓夷夏就是本土人（夷）与外来人（夏）的统称，反过来将夷扩及西方人是近代才发生的事（这时夷的内涵已从本土人变为野蛮人）。大致上夷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直至东南亚，夏居黄河流域及以北，因而有东夷西夏之说，实际上应当说是东南夷，西北夏。
(.： 推敲了一個月，原來俄國人、日本人早就提出了。所以日本人對西域考古特別熱衷，因為日本人知道，中國人的源頭的解謎關鍵是西域。)

14/9/30 [衣薄寒 10/12/20]

舜是重朣．舜應該是游牧到東夷地區的吐火羅或斯基泰人部落民首領。
(.：有趣的是 項羽也是重朣。這個對重瞳解釋比較合理，如果重瞳是眼球有兩個瞳仁的怪人，那歷史上怎會有這麼多名人是重瞳。何況以古代的民風，可能見到生出怪人，必定就處理掉了，那能還能生存成偉人。)

(有人說：而蚩尤是紅頭髮。“蚩”与“赤”同，“赤”本是黄色的意思，蒙古语黄色读作“失迟”汉字“赤”的读音就是从蒙古语单音节化而来，“尤”是怪物的意思。直到汉代蚩尤才被尊为“赤帝”，（可见汉代“蚩”通“赤”）汉代之所以突然开始祭蚩尤，《封禅书》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传说汉高祖起兵时得到了蚩尤的帮助。汉高祖出身卑微，没有高贵的血统，不借一个远古祖先抬高自己怕镇不住民心。)

秦始皇的鼻根高聳，鼻頭帶勾，鷹眼翹鬚，不是中原人的通常長相，目有雙重眼朣，這就是說內朣是深色，外朣是淡色，通常是藍眼珠或綠眼珠．秦嬴政具有秦皇室局部的吐火羅月氏／義渠焉耆，或斯基泰西徐亞的白種基因．

趙人主要生活在現在山西北部與河北中部，其中山西北部是華北漢人中的白種人基因最多的區域．

在戰國時代，中原諸夏各國尤其楚國的鐵器生產已十分普遍，但秦軍仍大量使用青銅劍與青銅兵器奪取戰功．秦國能夠生產鐵器，但可能鐵礦礦源不足，但仍擊敗中原諸夏，一統中原．銅的熔點是攝氏１千度，青銅是攝氏８百度，要進入鐵器時代，先過煉銅這一關．熔化鐵砂的溫度要到攝氏１千５百度．因為國家的基礎是強制力，金屬製品是強制力的基礎，是製造農具／馬車／監獄與武器的基礎．

秦在統一諸夏之前，先滅義渠，擋住白種人強大的遊牧民族東進道路，這才統一中原．方法是秦宣太后用情愛手段麻痺義渠王，然後在甘泉宮誘殺了情人．秦國西北的義渠（焉耆）國是黃白混血人種－－死後火葬，採吐火羅葬俗，應是吐火羅半游牧半農耕政權，因為羌人與華夏人採取的是土葬，這是千年傳統．
(.：這就有問題了，華夏人應是吐火羅人，怎麼混在一起了。漢人是土葬。)

在考古中，發現了秦國的箭弩技術較強，且採用流水線大量生產方式製造弓弩兵器，而不是手工單件生產，交戰時，秦軍萬箭齊發，遠戰制敵．可以說是一種以弓弩技術為主的華夏半農耕半游牧文明，對以短兵器為主的華夏農耕文明的勝利．
(.：秦人是夷人，夷就是拿弓箭的人。)

秦字統一天下，而不是傳統中原晉國或周王室的韓趙魏文字．楚燕韓趙文字都有簡化傾向，秦齊魏文字筆劃較多，較未簡化．
(.：秦人是夷人。中原是周人。周人是華夏人。)

在戰國與西晉時代，白種人常常被捕為奴隸，男為兵隸工奴，女為歌姬舞伎，稱為崑崙奴，崑崙是吐火羅發音．到唐朝才把矮黑人南島人，包含到崑崙奴之內．

通古斯－印地安與東夷人都崇拜鳥圖騰；華夏族，吐火羅族，日爾曼族哥德人，凱爾特族威爾斯人，崇拜龍圖騰．
(.：公元前3000年到1000年前，長達2000年，應該發生了很多事。看這100年就知有多大改變，何況是2000年，雖然當時的進展速度很慢，但也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想一想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就有所領悟。)

14/9/30 [10/3/21] 昆仑奴是何时进入中国的呢？按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编》说过：墨子是印度人。其皮肤当然为黑，且墨子以苦行苦干立身，循此线索，我们是否可以大胆设想墨子为来中国的昆仑奴的鼻祖呢？如果这一观点可以成立的话，昆仑奴至少在春秋战国以来就有其踪迹了。此后两汉魏晋南北朝似鲜有昆仑奴大量的记载，但零星仍依然夺目，如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的北魏昆仑奴童俑，一头卷发，赤裸上身，掩面蹲坐，好像深思又似嗑睡，当为中国出土较早的昆仑奴童俑，标示着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昆仑奴已有各式层次。在这时期，我国深肤色人也常被戏称为昆仑，如《晋书》记孝武李太后为宫女时，在织坊中，形长面色黑，宫人皆叫她为昆仑。昆仑奴对中国人生活影响之大于此可见。《太平广记》记北魏贾王将家有一昆仑奴擅长接黄河河源水酿酒，遂名“昆仑觴”。它表明昆仑奴极具创造财富的能力。
(.：考古已經考出中國大地遠古，南方遍佈矮黑人，到2010年還說來自印度。就好比有人考古看到象牙，就說來自印度，他們不知道遠古中原有成群大象，這一點都不稀奇，還有犀牛呢！可見中國人對遠古中國知識之匱乏。)

14/10/1 [易華] 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

李济认为所有伟大文明都是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商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文化是本土起源哪些是外来的。他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结尾处谨慎地指出：“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米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的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
(.：這麼多年後，再看李濟的話，一句話："經的起檢驗"。)

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  。

世界冶金史大事记
公元前9000：已知最早的锻打
公元前3200，（美索不达美亚）最早的铸件“红铜青蛙”
公元前3000-2500，（近东）发明失蜡法，铸造小件物品
公元前3000，发明石范铸造武器和工具
公元前1500，（近东）锻打铁制品
公元前600，（中国）铸铁制品
公元前233，（中国）铸造铁犁铧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 ，尽管有人坚持巴尔干 （Balkans）和伊比利亚 （Iberian）半岛是冶金术的独立发源地。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

安诺文化（Anau Culture）是中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纳马兹加（Nomazga IV-VI culture）文化、竖穴墓文化（Pit Tomb Culture）、洞室墓文化（Cata combs Culture ）、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 。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凿、针、锥、耳环、指环、斧、剑、头盔、镞、镜、马衔等 。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和膨涨，而种植业和母权相对萎缩。金芭坦丝将其中畜牧业和父权占明显优势的文化称为库尔干文化，认为是原始欧印人孕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 。

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 。古墓沟文化遗址 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 ，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 。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 。

新疆地区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亦异常密切 。四坝文化 、齐家文化 、朱开沟文化 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 、大甸子 、二里头 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
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是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的铸造中心，原料主要来自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河北、辽宁 ，或来自山西中条山 ，云南 和四川 。

羊是草原游牧民的衣食之源，包括生物学上两个不同的物种山羊(Capra hircus)和绵羊（Ovis aries）。山羊和绵羊都是喜欢群居和容易驯化的动物，经常被混合放养。绵羊吃草跑得快，俗称跑青；山羊吃得仔细，几乎无所不吃，还喜欢拔草根，啃树皮，对草原的破坏较严重。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在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四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 。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磁山的动物群中没有羊，裴李岗也没有发现羊骨，只有陶制的羊头，但造型简单，羊角粗大，形状似野盘羊的角，不大可能是家羊，西安半坡的绵羊（Ovis sp）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 。兴隆洼文化和大地湾大化遗址中也未发现羊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羊头表现的既不是绵羊，也不是山羊，而可能是苏门羚。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 。位于蒙古草原的富河沟门和赵宝沟遗址也未见家羊的骨骼。

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有龙岗寺遗址中羊骨数量可观，其中半坡类型文化层羊骨数量居同期几种家畜之首 。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正式的动物考古学报告发表，不知其中多少是山羊，多少是绵羊，抑或全都是野生的羊亚科动物。此外部分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少量可疑的羊骨出土,但大多数遗址中并没有羊骨。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 。这说明在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如确是山羊或绵羊）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

水牛可能起源于东亚或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西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 、秦魏家遗址 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 。

和西亚一样，东亚没有发现四千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证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 。 河南安阳武宜村北地遗址出土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东亚养马业已初具规模 。甲骨文中有“马方”、“多马羌”的记载，指的很可能是以善于养马著称的方国或部落集团。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马骨可为佐证 。这意味着西北养马业要早于或盛于中原。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尽管不断引进优良马种，“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古称水土不宜，今为生态不适应。马耐寒怕热，特别适应干燥凉爽的欧亚大草原。马一入中原便容易生病，师皇、歧伯、伯乐、宁戚应运而生。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吐火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亦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亨宁认为吐火罗人至少可以追溯到击败纳拉姆辛（Naram-Sin）统治巴比伦约百年的古提人（Guti），他们于公元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 。
(.：印欧人 or 原始歐洲人？吐火羅人是金髮白人應該不是西亞早期人。古提人，闪米特人的一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扎伽罗斯山区的游牧民族。應該是羌人的祖先。)

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 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 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印欧人进入中国绝不晚于他们进入印度 。在汉语 和阿尔泰语 中不仅存在许多印欧语（吐火罗语）借词，而且存在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汉语和印欧语可能存在某种发生学联系。因此有人提出了欧亚超语系假说（Eurasiatic Macro-family Nostratic Hypothesis）,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历史记述与传说均表明上古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要否认青铜之路的存在已十分困难。

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会妨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其实东亚和西亚通过中亚紧密相连。古代的草原犹如现代的海洋，千山万水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迁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现代中国与西亚（阿富汗）接壤，可以说是零距离。欧亚大陆通过青铜与丝绸之路形成一体，并不存在明显的自然或文化的分界线。

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史不绝书，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沿丝绸之路从东向西传播的科技发明李约瑟一口气列举了26项 a龙骨水车，b石碾，c水力冶金鼓风机，d旋转风扇或扬谷机，e活塞风箱，f提花机，g缫丝机，h独轮车，……w火药，x指南针，y造纸与印刷术，z瓷器。

青铜之路大体上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其中重要的技术也不止26项，试列举如下：A日晒砖，B日晷，C车轮，D滑轮，E玻璃，F琉璃，G犁，H规矩，I天平，J水准仪，K桔槔，L滴漏，M蜂蜜，N小麦，O大麦，P印章，Q剪刀，S咂酒，T苹果，U无花果，V葡萄，W山羊、绵羊、羊毛加工技术，X黄牛及牛奶加工技术，Y马及乘骑技术，Z青铜冶铸技术。而同一时期由东向西传播的技术屈指可数：A玉器，B漆器，C蚕桑，D水稻，对西方古代文化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丝绸之路表明中国对人类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青铜之路证明中国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发明创造。从无到有，青铜之路创造了欧亚大陆文化的同一性，形成了古代世界体系。布罗代尔长时段（Long Duree）和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已深入人心。弗兰克等发现不仅有现代世界体系，而且有古代世界体系，世界体系的历史远不止500年，而是5000年 ，也就是说青铜时代即已形成世界体系。

14/10/1 [兵策儒剑 13/8/7] 中国新石器文化之“外来文化”影响与时代分段

7000 -5500年前：苏美尔文明影响期。中东地区最先进入文明时代，苏美尔文明兴起，文明向东传播有可能影响了仰韶文化的兴起。这时期陶器器具的使用得到大发展。

4200 -3000年前：转换期。青铜文明从西南和西北两条线差不多同时传入中国，中国土著新石器文化被青铜文明取代，中国区华夏文明形成。

14/10/1 [兵策儒剑 14/2/5] 华夏文明五千年时间之确凿真相
古埃及的国徽标记：双蛇十字架+鹰翼太阳轮，这就是汉字“夏”字的古体象形文字，这个标记在玛雅王朝的象形文字中也存在。

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仍以“夏”为国徽标记。到中王国后的第二中间期（前1786～前1567）喜克索斯人侵入埃及，这就是夏朝百年“太康失国”时期，后来卡摩斯和其兄弟雅赫摩斯驱逐希克索斯人建立古埃及新王国18王朝，这就是“少康复国”。卡摩斯的王衔名在古埃及文字中其音形意与古汉字“少康”二字几乎完全相同（卡摩斯就是少康之确证）。18王朝末期，埃赫那顿法老进行“一神教改革”，这就是“孔甲乱夏”，其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主管古埃及农业的家族在公元前1340年左右出走古埃及，向东迁徙到中国，他们就是周人。周人家族在中国西北经过200多年的经营，最终推翻殷商，建立西周和东周（春秋战国），延续800年华夏血统，并通过与中原早期华族和土著深度融合，而深深地把华夏文明传播根植于中国大地。然而从古埃及传到姬周家族的历史是连贯的，这个历史被司马迁写进史记里，包括姬周家族出走夏朝原因、迁徙时间、迁徙路线、迁徙方式等在一些古籍中也都有记载。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上半段2000年是在古埃及，下半段3000年是在中国。
(.：怎麼殷商不見了？)
(.：如果是真的，真的打翻了一堆中國先秦史的學者與歷史上的大儒。 機率很高。)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推算，华夏文明已经延续有5000年的时间。然而中国考古再怎么推也只能把中国本土文明推到4000年的时间。问题的真相就是：中国华夏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源自于古埃及文明。玛雅历的起始时间是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这个时间也正是古埃及文明开始时间，也就是华夏文明开始时间。古埃及的国徽标记：双蛇十字架+鹰翼太阳轮，这就是汉字“夏”字的古体象形文字，这个标记在玛雅王朝的象形文字中也存在。

在夏之前，还有虞朝，跨度从公元前5000或更早，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虞朝的真相是在苏美尔早期乌尔王朝。伏羲女娲故事均源自于苏美尔文明，黄帝即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朝，并进入尼罗河流域，开创古埃及夏王朝文明。人类分子基因学研究表明，当今分布全球的众多Y-Q分支都分享有中东基因标记。中国Q主要是Q-M120，相信来自于古埃及，在河南和西南等地有少部分Q-M346，应与更早期苏美尔-殷商文明传播有关。

14/10/4 有人說：看了"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

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术士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顾颉刚（1893－1980），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
(.：看到有關遠古史的古書引用都要對其可信度打個問號。以現在的科技、考古能力都對遠古有一堆難解的疑團，古人對幾千年前的事怎可能有可信的認識。)

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
(.：這個狀況，最近已發現，不只是米諾斯文明，其他文明及中國邊疆遠古考古遺址的起算年代都與外文資料不合，所以，開始閱讀外文資料加以比對。)

14/10/4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于1996年在DNA中找到了汉藏同源的证据。他发现汉人和藏人在M122以及在其分支M134上都有相同的突变。宿兵通过对Y染色体主成分分析，发现藏族的突变频率与汉人最接近，这意味着在藏缅语系的诸多民族中，藏族和汉族最接近。他们分化的年代约在5000年前。

14/10/9 [09/6/3] 黄种人的谱系和对汉族的认识 
黄种人在四万年前，与印欧从亚欧人种中分离出来，形成了黄种人。黄种人在约两万多年前分离为北支N和南支O，北支后来迁移到北冰洋沿岸，形成芬兰和涅涅茨等民族，也有一部分与棕种人混合，构成了北亚民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N的迁移人数稀少，没有形成强势，因此在母系以及语言上受了棕种人较大的影响。

南支，分为上游支O3、中游支O2和沿海支O1。早期沿海支向东南亚沿海扩散，与棕种人发生了混合，形成了波利尼西亚等种族，后来的第二批沿海支再一次与这些混血混合，形成了马来人种族，合称马来—波利尼西亚人，这是与棕种人的混合族群。而没有与棕种人混血的就是一些台湾原住民了。这些属于早期的南岛语系。

随后中游O2向海洋扩散，基本覆盖了O1，这也与马来—波利尼西亚民族都从中南半岛上消失，而被赶到海岛和半岛上的情况符合。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偏北地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O2在驱逐和屠杀O1男性时占有了大量O1的女性，形成一个以O2父系血统为主，但语言上与O1接近的百越族群，除了同化于汉族以外，其余的最终形成了侗泰语系。他们迫使南岛语系逃到海岛后，沿着海岸向北方和内陆发展，往北到达了江淮一带，往西进入了云贵高原。同时在其推动下也有一小部分O1最终到达了山东半岛。

而受O1影响很小的O2主体则形成了南亚语系。其主体扶南人以及后来的孟人和高棉人一度成为了整个东南亚大陆的主人。

在一万年左右，上游支O3开始行动了，他们就是华羌语系。他们离开了高原向平原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先期出发的O3的前锋与北上的O1混血，形成了以O3血统为主，但有与百越文化类似的华北的东夷族群。

在五六千年前，O3内部爆发了一次大战，这是黄帝时代的开始，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华夏成为黄种人中最开始形成真正民族意识的群体，而其它黄种人族群在很久以后也没有真正形成民族共同体。在华夏的整合过程中，一批批失败的族群被驱赶到四面八方，以南方和西方为主。南方O3的不断南下与O2混合，最终形成了苗瑶族群，而西方O3则构成了先羌族群。与此同时，东夷被华夏完全同化。而先羌和苗瑶被华夏驱赶着不断前进，华夏也在随后跟进。最终长江中下游和闽粤的百越完全被华夏同化或完全取代。

先羌一度在西方很强大，但有华夏的阻挡，无法向东发展。一批开始向西面的青藏高原深处进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在第一次走出非洲残留的矮黑人种发生了混血，最后形成了藏族，藏族的父系矮黑血统高达一半，这个比例随着他们与中原的距离远近成正比，东部的嘉绒藏族等黄种人比例最高，而越是西部矮黑人血统越高，只是因为黄种人的强势，藏族仍然说的是黄种人的语言。

其余先羌在华夏的扩展中，不断的南下，构成了藏缅语族的的彝、缅、景颇等民族，并且对侗泰人构成了压力，侗泰也开始向南迁移。 最终这个民族迁移浪潮完全改变了东南亚的形势。原来主导东南亚的南亚语族，特别是孟族人，几乎完全被藏缅语的缅人和侗泰语的泰佬人征服和吸收。只有高棉人得以保持独立。 　　　　
(.： 這篇文章，有不同的說法。)

14/10/12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M122的突变。

M122突变大约发生在三万年前，那时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除了有少数棕色人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更多的地方显得空茫一片。这时候，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棕色人不断向南退缩。当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地消融时，一支带有M122突变的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了中国。目前发现关于南亚语先民进入中国后的分化路线有3条，共有2个入口，一个是在云南，一个是珠江流域。

其中一支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他们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到达了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盆地。这批汉藏语系的祖先也被后人称之为先羌，他们也就是汉族与藏族人的共同祖先。这一支南亚先民在出发时的头颅还很圆，又因为地中海贫血基因的关系，出现了大鼻子、厚嘴唇等特征。但他们顺着江，走着河谷，从云南来到甘肃，人体形态也发生变化。而到了高原之后，不再受疟疾影响，加上缺氧，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人不容易存活。于是存活下来的人，脸都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

在漫长的行进中，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发生变化。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是口耳相传所带来的变化。听的人觉得你在讲另一个字，复述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音了。更重要的是，经过这1万多年的迁徙，在他们的体内M122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突变，M134.这样一直到5000到6000年前，人体内部的DNA又开始“不安分”了，那时，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族开始分野。

其中一个亚群在M134的基础上又发生了M117的突变。他们带着这个突变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华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汉人。M117是汉人身上很古老的一个遗传突变。

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羌、彝、景颇、土家等。

南亚先民沿云贵高原西侧北上形成汉藏语系的同时，从中分离出一支南亚先民朝东南方向迁徙，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距今1万多年前，南方的北部湾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这一支黄种人带着M119突变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具有M119突变的族群在民族学上又称为百越民族系统，他们历史上的覆盖范围是从越南北部的交趾分布到江浙一带。在千百年的分化中，诞生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

14/10/12 [阮宗光 13/6/25 ] 中华远古史大纲
传说汉人的祖先是伏羲女娲；周朝的史书中是没有伏羲女娲炎帝的，偶然提到黄帝。中国北方有很多女娲庙，女娲墓也有好几个；伏羲的少些，但加起来也很多。南方较少这类遗址，但南北都有各种有关他们的传说，如：1、创世故事，即女娲用黄土造人；2、洪水故事，即兄妹成婚再造人类；3、报应遵神故事, 即兄妹因某善事得洪水预警，但又因忽略某神令而受难。汉代的壁画中两人都是蛇身，交尾站立，通常一人持圆规一人持三角尺，即规矩，也有持日月或金鸟玉兔（或蟾蜍）代表天地阴阳。规划圆距画方即天圆地方之意。
同圣经中亚当夏娃故事比较可看到以下同点:

 1、崇蛇：夏娃能同蛇讲话，听了蛇的话才懂得性交；这就是以蛇为主角的生殖崇拜，与伏羲女娲蛇身交尾意义相同。
 2、同体：夏娃用亚当肋骨做成，和伏羲女娲原是兄妹同意义。
 3、原罪：兄妹成婚有罪（圣经禁欲思想其实同远古文化不合；远古生殖崇拜把性交作为人口兴旺农业丰收的重要仪式一部分，所以原罪另有意义）。
 4、洪水：洪水后再造人类的诺亚，功用和读音都同女娲十分相近；希腊洪水故事中抛石头块造人同女娲用藤条挥泥水造人很像。
 5、遵神：天火焚城故事中罗德妻回头看火化成盐柱就是不遵神命遭罚的另一种；中国另有伊尹母得神命逃离洪水回头看变空桑的故事，也是另一变型。
 6、另外上规下矩的图形在欧洲常有出现，包括共济会freemason的会徽。
这些都显示伏羲女娲故事内容是东西共同的，发源在先民到达中国以前；蛇身站立，应该是眼镜蛇，所以地点很可能是印度，该族人后来向东西两方迁移，成为汉人和犹太人。犹太人后来到了没有眼镜蛇的地方，才发明了蛇给神诅咒一生爬地的说法，也就证明了他们朦胧回忆中，蛇以前能不爬地。 汉人西来的另一批证据是红山玉猪龙甘肃西坪出土陶瓶上人面鱼都是尾交首上，同西亚uroboros自吞尾蛇有同样意义，即有无（首尾）相生循环不息，伏羲轩辕都说是尾交首上。

丝路终端的山口叫玉门，可见西域的玉对中原的需求十分重要，出自昆仑山的和阗，由商朝开始已经大批输入。

华人犹太人同出于一族，原来在印度居住，后代分向东西方迁移，建立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只有片断传说保留在古老文献中。
(.：最近腦中也浮現出這個念頭，起由是蘇美爾人來自東方，以及是黃種人。而南亞有棕色人種，代表膚色開始淡。不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闪米特人，闪米特人几乎都是白种人。)

不久以前“科学“发表了一篇基因调查，其分析结果显示今日的东亚人同印度人都是印度先民的后代。这研究是新加坡一研究机构主持的。

《史记》所述五帝、夏、商、西周的历史都极为简略，直至公元前841年才有详细记录。后人参考其它史书推算，夏、商、周三代积年加起来不足两千年，加上司马迁以后至今的两千余年，总共也不过四千多年，根本达不到五千年。然而近百年来大量的考古数据证明，中国的文明史早在公元前一万年至前九千年时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其余的五千余年那里去了呢？是谁删除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历史呢？当然是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威的两位圣人。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与司马迁为了宣扬“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对远古文明进行了无情的删削，把五千余年一百多代的多民族政权时代，改造成仅数百年“五帝一族”的黄帝天下，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严重的讹误。

14/10/12 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西方凭着对黄金的渴望，经常来阿尔泰山附近购买黄金，这种活动大概持续了上千年。 黄金交换说明在匈奴强大之前，欧洲到现在新疆之间是有很多人生活的，不像现在如此荒凉。

14/10/16 [14/6/19] 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近2000件骨刻文，所用骨头以牛骨、猪骨和人骨为主，说明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源流传承关系非常密切。甲骨文的布局继承了骨刻文的成行布局，发展得更为完美。以顺书竖行为主，多是自右行起读，少数是自左行起读。甲骨文也有横向成行布局，多自左向右顺读。这种成行布局，始自于骨刻文，成熟于甲骨文，并发展成为中国文字主要的书写布局形式。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甲骨文主要继承了骨刻文的造字规律和物质媒介以及雕刻技法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象形字对甲骨文的影响更大。不难看出，甲骨文中的很多字直接继承了骨刻文的特点和风格，这就为我们释读骨刻文的一部分字提供了直接旁证和参考依据。甲骨文记录的一些祭祀活动，也可以在骨刻文中找到源头。商代甲骨文是骨刻文发展到晚期出现的成熟文字，可视为骨刻文晚期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类型。

14/10/16 山东龙山文化发掘出两千块骨刻文，被证实是商代甲骨文的主源头。甲骨文属于表象文字，决定汉语成为典型的“单音节孤立语，第一，是因为象形文字不表音，不体现原始藏缅语通过语音变化表现复杂的语法现象，第二，因为东夷的语言可能本身是分析语，他们形成的原始象形文字系统体现自身的分析语特征，因而原始汉语在书写过程和以文本为工具的传播过程中也强化了它的分析语倾向的演变。
(.：腦中正有此想法，這人早寫出來了，中文是孤立語的原因，是漢字是以象形文字為主，無法黏著，為了整體系統性統一就用了單音節發音，又因為單音節所能發聲的字音有限，所以發展出聲調，古時有8個語調，現在簡約成4個，但結果就是同音字特別多，導致了大量詞的發展。)

东夷语言是上古汉语的底层。华夏汉语是周人语言和商人语言的综合体。古羌语是周人语言，羌语是周人古羌语的活化石，属于多音节无声调黏着语，羌语的语法结构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类型的，虽然和汉语有一些同源词，但在音调与语法结构上和现代汉语差别极大。

14/10/14 陕西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的周原遗址考古发现一套豪华的“青铜马车”。其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这套四马驾辕的“青铜车”，目前考古清理工作已发掘至车马坑60厘米处，青铜质地的车辖、车輨、车軎等相继露出，这辆铜马车的木制轮辋外包铜壳，车轮直径约1．4米、周长约4．4米、轮牙宽5．7厘米、厚1．9厘米，个别处见到钉眼、测算重约24公斤。尤其是其兽面纹车軎镶嵌绿松石，甚为精美，在以往商周时期同类形制车发现甚少。这辆车的车轮是铜的轮牙，这是以往所没有见过的，而镶嵌绿松石的西周时期的车马器也是首次发现。
(.：應該是禮車，又看到了綠松石。周的發跡就是 青銅與馬車。)

14/10/19 Ancient DNA Evidence Supports the Contribution of Di-Qiang People to the Han Chinese Gene Pool
To uncover the origin of the Han Chinese, ancient DN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remains of 46 humans (1700 to 1900 years ago) excavated from the Taojiazhai(陶家寨) site in Qinghai province, northwest of China, where the Di-Qiang populations had previously lived. In this study, eight mtDNA haplogroups (A, B, D, F, M*, M10, N9a, and Z) and one Ychromosome
haplogroup (O3) were identified. All analyses show that the Taojiazhai population presents close genetic affinity to Tibeto-Burman populations (descendants of Di-Qiang populations) and Han Chinese, suggesting that the Di-Qiang population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Han Chinese genetic pool.

The Hehuang(河湟) area, the upper part of the Yellow River, was the cradle of many Chinese ethnic group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Ancient people migrated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is region and formed the Di-Qiang populations about 10,000–40,000 years ago. During two periods, respectively, 4,000–5,000 and 2,000–2,500 years ago, the Di-Qiang people embarked on large-scale southward migrations into the southwest of China, where they mixed with southern natives, including those speaking Daic, Hmong-Mien, and Austro-Asiatic. They developed into such Tibeto-Burman populations as the Tibetan, Qiang, Yi, Pumi, Tujia, and so on. In addition, a branch of the Di-
Qiang population migrated eastward to the central plain area,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and these integrated gradually with the natives around 5000–6000 years ago.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 B.C. to 220 A.D.), they developed into a large population known as Han Chinese.

The Hehuang area is located in Qinghai Province, close to Qinghai Lake on the eastern edge. It included the Huangshui River Basin and the Basin of the Yellow River upriver area,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cradle of ancient Di-Qiang populations.

14/10/19 羌族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群体，他们最早在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带繁衍生息。后来他们向四方迁徙，与周围的土著民族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族群。其中有一支向东迁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形成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支向西南迁移，后来形成了吐蕃、苏毗、羊同及域外诸羌；还有一支则仍留居发祥地——甘青高原，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这一支发展缓慢，从而形成诸羌。

氐羌两字亦可连用泛指中国古代分布在今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的民族。

14/10/23 根據《禮記》記載：東夷與南蠻「被髮文身」（長髮紋身）。

後漢書．東夷傳．序：「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14/10/23 先秦時期居於中國東部的少數民族統稱為「東夷」。他們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稱呼。夏朝時稱堣夷、萊夷、淮夷、風夷、黃夷、于夷、白夷、赤夷、玄夷、陽夷、方夷，商朝時稱藍夷、尸方、兒方、人方、班方、林方、盂方，周朝時稱淮夷、徐夷及郯、介、根牟、萊、莒、舒、庸、舒鳩、舒廖等，主要分布在今山東、江淮一帶。春秋戰國以後，東夷民族逐漸與中原居住的夏族融合，成為夏族的一部分。

14/10/23 “洛之戎”铭文的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公元前五世纪时戎人的势力仍不容小视。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当时泾洛之间有力量攻秦的似只有义渠，况且此后两百年间秦与戎人关系也以义渠为最多。据研究，虽然公元前272年秦灭了义渠，但其残部直至汉初尚存在。关于义渠的族属，有羌、匈奴、狄等说。《墨子·节葬》云：“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亦见《列子·汤问》）岑仲勉先生认为“仪渠”即“义渠”，他推测为吐火罗（Tochari）之一支（《两周文史论丛》）。而余太山先生在其《古族新考》一书中则认为义渠与允姓之戎同源，可能属于塞种，也有欧罗巴种之嫌疑。

14/10/23 [华夏文明的白种雅利安人来源]
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

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
(.：項羽有重朣。)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岭南的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Nordic)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

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轮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则是胡汉混和的文化。

14/10/23 五胡乱华，是中国西晋时期，塞北多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趁中原的西晋王朝衰弱空虚之际，大规模南下建立胡人国家而造成与中华正统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 五胡乱华后，像羯族、白奴族、丁零族、铁弗族、卢水胡、鲜卑（史书称白虏）、九大石胡的远迁部落等主体都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 氐族包括大月氐、小月氐和巴氐。大月氐主体为白种人，小月氐和巴氐主要为黄种人。而姜、夫余、乌桓（东胡与凶奴混血）、和入侵辽宁的高丽等民族主体为黄种人，个别部落除外。

五胡乱华后，留在北方的汉人命运很悲惨。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到公元349年，冉闵屠胡前，迁居中原的胡人高达五六百万之多。冉闵发布“屠胡令”，冉闵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疯狂屠杀胡人复仇。除了向侵略者报仇外，冉闵最大的功绩还在于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冉闵发起对胡人的屠杀后，迁到中原地区的数百万胡人首当其冲，在冉闵和中原各路义军连战连胜的武力威胁下，有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自想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九大石胡甚至从此远迁回中亚老家。结果在返迁过程中在路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民族的胡人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由此可以看出仅冉闵造成这场胡族大返迁就造成数百余万各式各样的胡人种族大量死亡达十之七八，这就变相的杀了百万胡人，相比之下当时北方并州、邺城、晋南三地各被汉人屠杀几十万胡人数算小KS了。

诸胡乱华北方汉人被杀来只有四五百万左右，其中匈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作恶最深。后赵内乱时之机，汉儿冉闵歼灭数三十多万羯族与匈奴士兵。羯族精锐尽失。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山西南部的羯人也被报复的汉人杀绝。 导致羯族与匈奴基本被杀绝。

可惜的是当时北方留下一支万人的羯族部族，它们向北投降鲜卑，后来鲜卑人帮助它们杀了冉闵，鲜卑同时入主了中原。这支羯人一直在鲜卑的统治下以打仗为业。不过密月关系没过多久，鲜卑内战时羯族举族造鲜卑人的反，被压抑久了的尔朱羯疯狂地杀着鲜卑人，差点把鲜卑整民族给灭了。

在鲜卑人复仇的打击下，这个部族的羯人在侯景带领下跑到南方梁朝统治区，被好心的南方梁朝政府收留，提供他们美食收为雇佣军。后景之乱时，在忘恩负义的侯景带领下，杀死梁武帝，对江南汉人实施血腥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原本人口众多的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尸骨遍地，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仅屠建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直到南梁将领陈霸先带珠江流域的两广军队准备充分后北伐江南，花了很大代价才灭悼这支万人不到的好战顽族，这一种族才真正从地球上消失。陈霸先将从江南跑来两广的难民回迁，并把许多原本在两广和越地山区的人口补充到长江中下游，充实当地人口。
(.：以前讀歷史時，只想到胡人，沒特別意識到這些人就是印歐人。更沒想到 侯景是羯(音節)人，而羯人是印歐人。但印歐人不都是金髮，但確定是高鼻深目多鬚。)

很多学者认为羯族可能是中亚的粟特人(康居人)，因为，1：从后赵皇帝的姓上分析，后赵皇帝姓石，粟特在中亚建立了许多小国，其中有一个叫塔什干，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唐朝称其为石国，许多该国到中国的粟特人给自己取中国姓时都取石字。2：史书上说羯人多数信胡天，这个胡天就是拜火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而拜火教是粟特人主要信奉的宗教。粟特人是雅利安人。和欧洲人一样属于印欧语族。

14/10/23 中华古代白种人--羯族是怎么消失的?

羯人的来源，至今仍不明朗，不过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羯”、“赭石”等与中亚石国（塔什干）有关。据《晋书》的记载，入塞的南匈奴有十九种，其中的羌渠、力羯当与羯人有关，“羌渠”可能即是“康居”的异译，而康居正是月氏西迁的初居地，昭武九姓与康居等一样可能原本就是月氏人内部的部落名。据此，羯人有可能是月氏中的一部，在匈奴征服月氏後，羯人归降，成为匈奴别部。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石姓的王朝，一个是十六国时由石勒建立的後赵，一个则是五代时由石敬瑭建立的後晋。前者为羯族，出自匈奴别部；後者自托沙陀，出自突厥别部。这两个“石”之间的关系似乎一直不为人注意，其实，两者都与昭武九姓中的石国有关。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北宋的毕昇，似乎竟然是一个来自昭武九姓中的毕国胡人。

库提人的兄弟部族“图克里”（Tukri），这正是“吐火罗”、“敦煌”等名称在语音上的对应，而“库提”则可以对应属于吐火罗人的“龟兹”、“月氏”等名称。早在公元前三千～二千纪，原吐火罗语便已经分化为两大互有差异的方言，这两大方言有着各自不同的名称——库提语和图克里语。吐火罗语独立的时间最晚在公元前三千纪初，甚至更早。分成两大彼此差异又彼此联系的群体的吐火罗诸部落，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迁徙，他们经历许多国家，来到中央亚细亚。在这样的推断下，吐火罗人在他们经过的地区——从近东、伊朗西部（在这里他们以“库提人”而为人所知）到中央亚细亚（他们最后定居在那里），也就是中亚的广阔区域内——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古代伊朗和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正可以发现，在伊朗和中国之间远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一条商路，而这条商路的主人，也就是在古代长期联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正是最早的印欧人——吐火罗人。

汉语中有若干词汇系来源于印欧语（主要是吐火罗语），如“蜜”、“犬”、“剑”、“昆仑”/“祁连”以及“乾坤”的“乾”等等。将这些词汇带入汉语的，正是活动于上古东西方商路上的大夏人和禺知人，大夏与中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春秋时代（齐桓公曾远征大夏），稍後西迁；禺知则发展为强大的月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中亚到中原之间的玉石贸易。

虽然同为印欧人，但雅利安人同吐火罗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区别在语言上的明显性也暗示出其在种族、文化上的差异。雅利安人是比较典型的欧罗巴人种，吐火罗人则因东迁较早而混入不少原始的乌拉尔、阿尔泰和汉藏人的血液，白种特征已不甚明显；雅利安人较早进入定居生活，如印度、波斯等，都建立了较大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吐火罗人则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商业，充当着东西交流的媒介。

公元前七世纪後期，在从天山到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众多的吐火罗部落；当时吐火罗人同黄河上游的源出汉藏人的氐羌人混合在一起，被中原的华夏人统称为“西戎”。西戎的吐火罗人中，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其次为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周、秦、赵都源出西戎，周人以羌部落为主，但也杂有少许犬戎成分；秦、赵则带有更多的犬戎因子）。周人和犬戎的关系非常密切，秦人更甚；但进入春秋之後，犬戎便渐渐衰落，诸戎与诸狄进一步入居华夏，後来大部都被中原四周各大国吸收、同化。公元前七世纪中期，齐桓公曾涉流沙、西伐大夏，这个大夏可能便是後来伊塞顿人中的吐火罗部，这次远征有可能引起大夏的西迁；又，公元前七世纪後期，秦穆公曾对西戎大肆扩张，服灭八国，此举造成大批戎人向西北方向迁移，其中也可能有犬戎等部落在内。那么这一次民族大迁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中原和蒙古高原的汉藏人和阿尔泰人对印欧人实施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击，结果是吐火罗人的势力整体上向西北方向退缩，而斯基泰等雅利安人也因这一压力向西移动。此後，吐火罗人的另一支——月氏兴起，成为河西的霸主。

14/10/25 距今3000多年前，塞种人就已活动在中帕米尔（葱岭）、天山及新疆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古希腊人的着作中，“吐火罗”人（Tochari）最早确切出现于西方史籍是在古希腊人的着作中，其中记载：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吐火罗为首的塞人部落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灭掉了当地的希腊化王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史籍中的“大夏”就是吐火罗的译音。“大夏”在汉语文献中出现得很早，先秦时期“大夏”常常与“禺知”（即“月氏”）并提，也是一个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如果亨宁的假说成立，那么此时出现在中国西北部的“禺知”和“大夏”正是从近东迁来的兄弟部族“库提”和“图克里”。

雅利安人南迁後，主要转入定居生活，但留在原地（即南俄至南西伯利亚一带）继续游牧的部落也不在少数，这些部落纵横驰骋于瀚海绿洲之间，与南方的亲缘民族保持着某种时战时和的关系，对于他们的称呼，各地是不一样的，希腊人称其为“斯基”（Scythae），波斯人则称其为“萨迦”（Saka），当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上述指称的涵义也不完全一致，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黑海北岸和哈萨克草原之间分布着一个名为“斯基泰”（“萨迦”）的强大的游牧部落联盟。从语言上来看，这些斯基泰人可以认为是与西伊朗人和东伊朗人相对的北伊朗人，即他们说的是雅利安人的语言。但是，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也注意到，在斯基泰人的东方，还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做“马萨革泰”（Massagetae），马萨革泰人与斯基泰人有近似之处，但区别也很明显，可以认为他们是与斯基泰人不同的另一个民族，後来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入侵中亚时都曾与马萨革泰人作战。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代或者更早，在今天中国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古称河西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带，居住着许多游牧部族，其中见诸古代典籍的就有允姓之戎、大夏、莎车、大月氏、匈奴、楼兰等。这些当时北方的游牧部落很早就活动在河西走廊、湟水流域和北方草原上，他们依靠强弓劲马，在这一带纵横驰奔，经常与河东之地的定居人民发生冲突。至秦穆公时，为了彻底解决来自河西地区游牧部族的侵扰，用能人由余的智谋，在公元前623年，派兵攻打戎王，占领了许多游牧部落的地区。最终导致了这些被打败的部落向北和西方迁徙。在这些部落中，就有允姓之戎、大夏、月氏、莎车等部，至公元前7世纪末，这些人开始出现在塞地，即伊犁河和楚河流域。

匈奴兴起後，击败月氏，月氏西逃，仓卒间将乌孙击破，乌孙在匈奴扶植下恢复後，发动复仇之战，彻底击破月氏，月氏西迁，引发了原居天山北麓西段至哈萨克草原的塞种部落的大迁徙；这个塞种部落，实则正可以大致对应西方史料中的伊塞顿人。伊塞顿人由四个较大的部落组成，以阿息（Asii）部落为首（伯恩斯坦认为“阿息”就是“乌孙”，伊塞顿实乃以乌孙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其他为加兹亚尼（Gasiani）、吐火罗（Tochari）和萨卡劳利（Sacarauli），阿息和加兹亚尼分别与乌孙和月氏同源，都属吐火罗部落，而Tochari则更是毫无疑义的吐火罗人，因此，伊塞顿部落联盟中实际上只有萨卡劳利可能是属于斯基泰即操伊朗语的部落，其他则都是吐火罗部落。不过，塞种部落虽然由吐火罗部落占统治地位，但其组成中可能更大多数是操雅利安即伊朗语的萨迦（斯基泰）人部落（如萨卡劳利部落），而塔里木盆地西部曾经大部是塞种人的势力范围，所以在和田、疏勒一带发现的“塞语”多被认为属伊朗语。

14/10/25 匈奴的兴起是在战国末期即公元前三世纪的事情，此前出现的“匈奴”字样一般认为是误文或後人追述，不能表明其时已有匈奴存在。在匈奴兴起之前，中国北方的整体形势，如《史记》所说，乃是“东胡强而月氏盛”，燕将秦开曾大破东胡，但相对于匈奴来说，东胡仍足够强大；而月氏更甚，从头曼曾将冒顿送往月氏处作人质可以推测，匈奴很可能一度附属于月氏，甚或匈奴原本就是月氏的一个属部，後来才渐渐独立。

华夏与匈奴接触时，匈奴已经到达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因此秦汉时的中原人都以为匈奴是发源于鄂尔多斯，其实不然。从多方面材料综合来看，匈奴的主体最先可能来自蒙古高原西北，那一带是阿尔泰人的发祥地，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诸族的起源地，今人多主张匈奴应属一种前突厥人，正与此相符；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也可以提供一个旁证，说明在秦汉以前，匈奴本位于中国西北；“开题”之名令人联想到亨宁假说中的“库提”，如两者确有关系，则匈奴在南下入黄河流域之前便已与吐火罗人有所接触。

在匈奴的主体南下以前，河套、陕甘宁北部地区本为吐火罗部落所居。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有“马方”、“龙方”、“卢方”等部落名，这些可能都与吐火罗人有关，马方对应于後来的义渠，龙方对应于後来焉耆的龙部落，卢方则与卢水胡有关。

西周时期，最强大的部落是犬戎，又名昆夷、混夷、浑邪，汉语的“犬，狗”正来源于吐火罗语，犬戎部落属于吐火罗人尚可从比较语言学上找到其他证据。犬戎後在秦及猃狁的打击下衰落，馀部一部分东迁为狄国（犬、狼、狄，实为一种），後被赵国所灭；一部分为月氏所吸收，当匈奴征服月氏後，在河西主要设有“浑邪王”和“休屠王”，其中浑邪（昆邪）即当为从前月氏属下的犬戎/昆夷部落。

犬戎之外，又有义渠。林梅村认为“义渠”即是吐火罗语“马”的音译，因此义渠很可能也是吐火罗部落。义渠曾经是秦国的劲敌，秦国软硬兼施，至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初）始最终灭掉义渠，义渠的馀部多北融入匈奴，其地被秦置北地、上郡，今陕西宜川本名义川，正是义渠故地之一。义渠人实行火葬，与氐羌同；义渠国中有一个地名为“郁郅”（後与陈汤一同击杀匈奴郅支单于的甘延寿便是郁郅人），很可能与“禺知”/“月氏”有关，这也暗示着义渠的吐火罗成分。当义渠国亡後，有一些义渠人留在原地（主要是北地），逐渐汉化，後来还参加了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例如曾为汉丞相的公孙贺就是其中之一，而贺之祖父名昆邪（浑邪），似乎也可以暗示其祖上的吐火罗特征；又，奉霍光之命刺杀楼兰王的傅介子也是义渠人，而他曾多次出使吐火罗人的大宛、龟兹和楼兰等国，似乎也暗示他的出身与吐火罗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秦所灭戎国中，除义渠、大荔、乌氏等以外，还有一个朐衍，朐衍馀部可能与犬戎一样，先投奔月氏，活动于月氏东北部，後亦融入匈奴，便是赫赫有名的“居延”，其地名有居延川、居延海等，居延塞则成为後来汉击匈奴的战略要地。

匈奴主体从蒙古高原西部南下後，在西面吸收了浑邪、义渠等吐火罗部落，东面则接受了不少因受燕赵压迫北徙的北狄和东胡部落如代、林胡、楼烦、山戎等，逐渐开始强大，因此与河西霸主月氏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最终，在一代雄主冒顿单于的领导下，匈奴击败了月氏，月氏主体西迁中亚。依照惯例，除大月氏、小月氏外，必然还有一部分原月氏部落加入了匈奴，除前面提到的浑邪之外，後来的匈奴别部卢水胡也是其中之一，卢水胡不是月氏的王族，但仍在匈奴国中居于重要地位——至十六国後期，出于卢水胡的沮渠氏建立了北凉国。月氏的王族可能与龙部落有关，其主体部分迁居中亚巴克特里亚，但在焉耆尚留下一个支族，焉耆王世为龙姓，後于九世纪中期迫于回鹘人的压力，焉耆的龙部落东迁至河西。

可以说，匈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以击败月氏作为契机，而後来匈奴的主要活动中心如河套、河西及西域等也都是从前月氏、乌孙及其他吐火罗部落（楼兰、高昌、焉耆、龟兹、大宛、康居等皆是）的聚居地，因此，匈奴对吐火罗文化的吸收定然不少。

14/10/23 就在北匈奴迁居欧洲之际，南匈奴的驻地向南前移，他们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曹丕代汉立魏后,辖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境内除中原汉族外，还包括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西零等少数民族，其间的鲜卑、乌桓和匈奴较为强大。

到了3世纪，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颖手下当将军，当时西晋正在经历八王之乱。刘渊担任了匈奴族的大单于，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史称汉赵。

匈奴的一支族群称为羯人。汉赵的大将羯人石勒篡汉，建立赵国，史称石赵或后赵。后被氐人苻氏前秦所灭。

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举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后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现宁夏）创立夏国，史称胡夏。后被北魏所灭。

14/12/25 粟特（Sogdians），為中亞古代民族，屬於歐羅巴人種中的伊朗人種，粟特原本生活在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流域，通稱索格底亞那（Sogdiana）。粟特由大小不一的綠州國家組成，常臣屬於外族，屬於商業民族，控制了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散居遠方。

粟特人，中国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分别为康国、米国、何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火寻、戊地等九国。九国均为康居之后，其祖先温王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为匈奴所破，西逾葱岭至两河流域，子孙繁衍，分王九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粟特人沿着漫长的“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对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入华逐渐达到高潮，他们在东行的丝绸之路沿线不但留下了足迹，甚至形成了聚落。

河西一带本来是一些小的吐火罗城邦，月氏人向东扩张征服了他们，于是月氏人的中心也移到了河西。月氏人在河西留下了众多的地名，这些地名中有很多都能用吐火罗语去解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证实月氏人原先是属于吐火罗人的一支。昭武城是月氏在河西的故都，“昭武”其实就是“张掖”的异译，两者都是吐火罗语“王都、京城”之意。“姑臧”是武威/凉州的旧称，也出自吐火罗语，它与同属吐火罗人城邦的“高昌”可能是同源词，高昌的主人姑师/车师的得名也可能与此有关。“敦煌”，在更早的史籍如《山海经》中写作“敦薨”，正是“大夏”/“吐火罗”的异译。“祁连”/“昆仑”，经林梅村考证，原来也是吐火罗语，意为“天”，它的原型与同属Centum语组的拉丁语的“天”Caelum非常相似。

粟特沒有發展成統一的帝國，長期受強鄰控制，先後臣屬於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臘的亞歷山大帝國、塞琉古王朝、康居、月氏、貴霜、嚈噠等。粟特並不強大，在3-8世紀時，卻是中亞最先進的國家之一，是河中地區的領袖。粟特諸國中，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康國最大，此外有布哈拉的安國、蘇對沙那的東曹國、劫布呾那的曹國、瑟底痕的西曹國、弭秼賀的米國、屈霜儞迦的何國、羯霜那的史國、赭時的石國等等。不同時期，諸國或有分合，合稱昭武九姓。粟特諸國中康國最強，常是其他各國的代表。

為了經商和逃避戰爭，粟特人大批移居外地，聚居地遍佈中亞，南到阿拉霍西亞，東到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國北方。前4世紀時，粟特人已開始移居到塔里木盆地，以後在塔里木盆地的南北道沿途的綠州，如於闐、樓蘭、疏勒、龜茲、焉耆等地，以及在河西走廊都建有聚落，在4世紀初開始，在中國西部城市，如敦煌和武威也建立聚落，以至移居長安和洛陽。8世紀中葉開始，中國西部粟特聚落居民漸少，8世紀末吐蕃佔領敦煌，河西走廊的粟特聚落最終消失。

在南北朝和隋唐時，部份粟特移民在中國入仕，以從軍居多，官至都督。粟特人精通多種語言，往往也充任使者，或出任翻譯。

唐朝初年，粟特部落跟隨突厥歸降，他們善於征戰，唐朝讓他們移居東北，利用粟特人對付契丹和奚兩個外族，當中安祿山和史思明二人都在與契丹和奚兩族的戰鬥中坐大，東遷河北的粟特人許多成為安祿山麾下的將士，在安史之亂中成為叛軍的主力。史思明號稱「昭武皇帝」，就是昭武九姓的皇帝之意。安史之亂後，唐朝開始排斥外族，更多粟特人遷居河北，加速當地的胡化，增強割據藩鎮的力量，如魏博節度使史憲誠、何進滔，都是粟特人，直到晚唐，河北粟特人有增無減，並且加入沙陀部族，勢力強大，其中石敬瑭成為後晉皇帝。

月氏西迁，先居于伊犁、楚河流域一带，复为乌孙所破，于是继续南迁，进入锡尔河流域。当以吐火罗人为首的塞人部落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後，月氏在索格底亚纳地区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当地土着本为东伊朗人，被月氏征服後，王族也易为月氏人，而被统治的广大臣民则是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稍後，月氏越过阿姆河，征服了吐火罗人的大夏国，旋又分为五大翕侯长期割据混战，最终，约在公元一世纪中，贵霜翕侯脱颖而出，统一五部，建立了贵霜帝国，汉本其故号，称之为大月氏。贵霜帝国崛起时，西边波斯故地帕提亚人的安息帝国已经衰落，贵霜遂成为中亚霸主，除占有中亚两河流域、伊朗东部和阿富汗大部之外，又侵占了印度北部，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及汉并列的四大帝国之一。

沙陀本名处月，为西突厥之别部，薛宗正认为其可能为突厥化的月氏人部落；其首领本姓朱邪，即出自“处月”。沙陀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後来的沙陀人主要有三个部落，称为“沙陀三部”：沙陀、安庆、索葛，其中安庆、索葛都出自中亚九姓胡地区，“索葛”的名称更是直接与“索格底亚纳”/“粟特”有关；安庆、索葛部主要由六胡州地区的九姓胡人组成，而沙陀本部则由东迁的处月部组成。在五代时期，我们看到有不少九姓胡的姓氏，如安、米、何、史、石等，这正是沙陀人中有大量九姓胡的表现，这一现象似乎也能佐证沙陀与月氏的关系——九姓胡也与月氏有紧密的联系。五代中，除後梁是由原黄巢叛将朱温建立外，其馀四代的建立都与沙陀有关，其中後唐和後汉的统治者更是地道的沙陀人。史载後唐的奠基者晋王李克用手下有十三太保，实则为十三位义子（案养义子之风从唐初一直流行至宋初，其实本为突厥等胡人之风俗），其中最骁勇者为李存孝，本名则为安敬思，原先正是六胡州的九姓胡，其馀如康君立、安重荣、石敬瑭、史建瑭等，都为昭武九姓胡人；而李克用有绰号名“碧眼胡”，则可证明其仍保留着若干印欧人的体质特征。

沙陀与回纥、吐蕃、粟特接壤。后来朱邪沙陀平叛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一族有功被唐朝皇帝赐为李姓。

氐(音同低，Di)人一向与羌人并称，後南下，是後世许多西南民族的祖先之一，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氐人与月氏人之间却存在着不少联系，例如，月氏人称王为“诏”，“昭武”即王都、京城之意，西迁至中亚建立贵霜帝国的大月氏人也仍然在其发行的钱币上将其王称为“诏”（Shao）；可是，出身氐人的苻坚也被关中之人称作“苻诏”，而融入了不少氐人成分的白蛮、乌蛮等族建立之政权正被称作“六诏”，其後建立暹罗之泰人也称其王为 “诏”（Chao）；又如，根据人种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白种人的特征，可是彝族主要是汉藏人的後裔，其中有氐人的因子，但氐人始居地附近的白种人似乎主要还与月氏人有关。如果我们把氐人看作是原始汉藏人与原始印欧人混合而形成的一个部族，确切地说，是古羌人与吐火罗人混合而成的一支，那么，上面那些困惑便迎刃而解了。同理，我们可以猜测，“夏”最初也正是这样一支混合部落，或者也许，“夏”这一名号亦与吐火罗有关。

(注：唐初，分布在洱海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经过相互兼并，最后形成六个大的部落，称为「六诏」。) 

14/10/26 [朱學淵] 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
古代族名“義渠”讀如“訛斥”，與現代族名“赫哲”一樣，都是通古斯族名“兀者”的諧音；而秦與義渠如此密切，想必也是通古斯民族的同類。秦部落的故地在甘肅東部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那裏漢代屬天水郡略陽道；北連安定郡的“烏氏縣”和“月支道”。說來，“月支”就是“月氏”；漢代出走的“大月氏”又是“烏茲別克”（Uzbek）民族的祖先，因此“月支”、“月氏”、“烏氏”等就是“烏茲”（Uz），或即“兀者”。不過，元代才啓用“兀者”之名，秦漢時還數“月氏”有名。秦部落混迹于“義渠”、“烏氏”、“月支”之間，無疑也是月氏民族的血親部落。幾百年後“五胡亂華”，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即是“五胡”。其中，“氐”實即“氏”，氐族就是月氏民族的後裔。那時隴西氐族出了“臨渭氐苻健”和“略陽氐呂光”等風雲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堅，還曾建立“大秦”政權，並一度統一中原。可見月氏後裔是認同秦部落的。
(.：秦人是商朝派駐西方防西戎的東夷人。月氏是吐火羅人。)
(注：林梅村认为“义渠”即是吐火罗语“马”的音译，因此义渠很可能也是吐火罗部落。)

《史記•秦本紀》有關於秦部落祖先的傳說中“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鳥俗氏”，“鳥身人言”的傳說，都是秦部落與通古斯民族同俗，崇奉鳥圖騰的證據。而其中這些可供研究的人名中，又以“惡來[革]”最爲怪異。我們若知錫伯族有“敖拉氏”，匈牙利有Olah氏的話，“惡來”是戎狄人名就無疑了，它應該是蒙古語“山”字“烏洛”的轉音。

秦部落人名與戎狄族名對應的現象，：“胡亥”是“回紇”，“樗裏疾”是“女直”（讀“主兒扯”），“到滿”是“頭曼”，“蒙驁”和“蒙武”是“蒙古”的諧音“蒙兀”等。中原古代人名也有同樣的特徵，如：“句踐”即“女真”（讀“朱裏真”），“夫差”即“兀者”，“墨翟”即“勿吉”（讀“莫吉”），“百里奚”即“篾裏乞”等。因此，這些對應只能說明中原民族與戎狄同源。

首先，“贏姓”是通古斯—女真系民族的姓氏。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認爲，“贏”字是與“燕”字是同音的，東北“燕國”是與“贏姓”有血緣關聯的，這既是文字學的猜測，也是人類學的預言。然而，他並沒有說“燕”究竟讀什麽音。若注意到  “燕”、“顔”、“淹”、“眼”、“岩”（yan）等字的方言音，不少是與“俺”（an）字同音的。然而，把“贏”讀作“安”，卻能解決許多疑難的問題。

秦始皇叫“贏政”，有人說是“姓贏名政”。那末，他的兒子叫“胡亥”，不就該是“姓胡名亥”了嗎？這顯然是錯的，嬴政和胡亥都是戎狄的人名，內中沒有姓氏。“嬴政”與清代雍正帝的名字“胤禛”同音，而把它們讀做an-zhen，就是女真人名“按春”或蒙古人名“按陳”的“一音之轉”了。因此，循了陳夢家先生的猜測，人名贏政的源頭就找到了。也因此，“燕國”就是“安國”；歷史上的“贏”、“陰”、“允”、“顔”諸姓，就都是“安姓”了。

“按春”和“按陳”的字根是“按出”，它與“愛新”一樣，都是女真語裏的“金”字。“按出”尾碼一個-n音，便是“按春”（an-chun），而“贏政”、“胤禛”又不過是“按春”的同音辟字。金代統治部落“按出虎部”的名字，也是從“按出”來的。其實，“安姓”就是“按出”部落，或“金姓”氏族。而“燕國”就是“按出國”，或即“金姓國”。“贏姓”部落名“秦”，“按出虎部”號“金”，愛新覺羅氏建國“清”；我以爲“秦”和“清”都是“金”的諧音，都是自命“金族”的通古斯民族立國的國名。

我想順便指出一個頗易理解的語音規律，不少首音爲y的字，只須將這個y除去，即可大概明其古代音。如，將“有”（you）字讀作o或u，上古傳說中的“有巢氏”是“兀者氏”，“有扈氏”是“回紇氏”，“有莘氏”是“烏孫氏”。而把“燕”讀作“安”，把“月”字讀作“烏”，也可以說是沿用了這個規律。其次，“贏姓”雖是通古斯氏族，秦部落的語言卻很像是蒙古語。

南京在戰國時代是楚國的屬地，稱“金陵邑”。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改“金陵”爲“秣陵”，與“丹陽”、“江乘”同屬“會稽郡”。兩漢沿用秦制，三國東吳孫權改其名爲“建業”，晉恢復舊名“秣陵”，後長期稱“江寧”。直到爲朱明王朝，始謂“南京”。東魏時，在河南沈丘地方也設置過一個“秣陵縣”，轄穎水流域的今項城、沈丘、鄲城等縣。東魏（西元534—550年）是從北魏王朝分裂出來的割據政權，在穎水旁設置的縣名“秣陵”，無疑是個鮮卑字。衆所皆知，鮮卑語是蒙古語的祖先，蒙古語的“江河”有兩字：gol和moren，漢語的“河”字是由gol變來，“秣陵”則必是moren的譯音。蒙古人把黃河叫“喀喇木倫”，把西遼河叫“西拉木倫”，分別是“黑河”和“黃水”的意思，這“木倫”就是“秣陵”。據說，是秦始皇親自決定將“金陵”改名爲“秣陵”的，這至少表明他是會說蒙古話的。

“大良造”是秦國很高的官職。商鞅主持變法，升爲大良造。商鞅被誅五年後，魏人犀首（公孫衍）入秦，亦任大良造。蒙古語dalai是“大海”，通譯“達賴”。蒙古語名詞尾碼-n音即成形容詞，dalain就是“大海的”，音如“達浪”或“大良”。蒙古民族常把“大海”加譽給地位崇高的人物，《秘史》說“成吉思合罕意爲騰汲思合罕、達賴合罕二詞，皆有大海合罕之意”；而“達賴喇嘛”頭銜也是蒙古民族贈予的。1578年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四世傳人索南嘉措去蒙古族地區傳教，在青海湖邊與土默特部俺答汗相會，俺答汗贈送他一個稱號：“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個“達賴喇嘛”就是“大海喇嘛”。秦國官職“大良造”裏的“造”，可能是突厥語中的“啜”字，是“酋長”或“官人”的意思，而“大良造”就是“大海般的官”。“大良”一字再次傳遞了一個資訊：秦部落語言的確像是蒙古語。

《秦始皇本紀》說：“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民曰‘黔首’。”因此，“黔首”是秦部落語言中的“百姓”的意思。突厥語的“人”或“人民”一字“克西”（keshi），可能是“黔首”（擬音kenshu或gyenshu）的源音。

從陶制“兵馬俑”的面型，也可以悟出秦部落種屬的究竟。它們分長、園兩種，我以爲長型臉（如溥儀、康生之相）屬通古斯—女真系血緣，圓形臉（如歌手騰格爾之貌）屬鮮卑—蒙古系血緣。秦是贏姓部落，只是說它的統治家族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緣，而它的民衆則必然是多源的。
(.： 如這講法是對的，則東夷人成了通古斯人。也可能是通古斯人講的是東夷語。兵馬俑的相貌也可能是選取最上相的人的容貌來塑造的，就有如現在的軍隊的儀隊官兵。可能並不能代表全部秦兵或秦人的長相。)

14/10/26 希罗多德在《 历史》中记载斯基泰、月氏、匈奴等贸易民族是借着七重翻译，通过七种语言与希腊商人进 行交易的。秦人就是沿着如此原始的通道，通过周围迁徙游牧的马上民族与遥远地区各民族 进行着交流。这条通道起自黑海伏尔加流域，经中亚北部，直通南西伯利亚，东西横贯欧亚大陆，东至漠北的鄂尔浑流域，穿过匈奴控制的大片地区，向南直通秦国首都咸阳。因沿途多有皮毛往来 交流被称为“皮毛之路”。巴泽雷克古墓葬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丝绸和秦式镜又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中原丝织物，也证明该道又是秦人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绢马贸易的主干道。

从《穆天子传》和《山海经》来看，早在商周时期内地已经与西域有经济文化往来。而陕西关中向西经河西走廊而达中亚西亚这一条路——“绿洲之路”从远古以来就是沟通中亚的纽带。《穆天子传》中描绘的中原与西域的交往通道——玉道表明公元前5世纪前后，以斯基泰人为主的西方商道和由月支控制的东方商道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汇合。

月氏人将昆仑山玉石贩运到中原，又将中原的丝绸通过斯泰人转运到西方，故在中国史籍中称“玉起于禺氏”，而古代西方又以绢的民族称呼月氏。斯特拉波《地理书》 引阿波劳斯德的论叙：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夏(巴卡特立亚)将其疆域扩张到赛里斯和佛利尼，塞里斯是指将丝绸贩运至西方的月氏及中国西部早期居民，而佛利尼则指匈奴。

月氏与秦人 之间本来隔着“西戎八国”，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秦穆公得由余，攻伐西戎，西戎八国先后服于秦，成为秦属国，并受到秦地文化的影响，故秦称其 为“秦戎”，到汉时改戎为胡，称“秦胡”。

14/10/26 古西伯利亚语（或称古亚细亚语）的民族在远东上古史上可能起过重要作用，如我国黄河流域北面应有古亚细亚语各族分布地区，大约至公元前一千年中期（距今约3000年时），古亚细亚语为原始阿尔泰语所取代，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对此早有研究，凌纯声先生在三十年代即已指出：在上古时代，“我们可以说，周民族以东，自中国沿海岸，经朝鲜半岛直达亚洲极东北一带所居的许多民族，非但很有关系，也许是同一民族，这个民族，既非东胡，亦非通古斯，他们是属于古亚洲族”。

14/10/26 [Constructing "Korean" Origins]
The southern origins theory for the Tungus in northern China, Manchuria, and Korea was avidly promoted by Shirokogoroff in the 1920s. He postulated that the only possible regions in which the ancestors of the Tungus/Manchu peoples could have lived were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in central China, the Yangzi area further south, and northern China as well as Korea,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 Mongolian plateau was already occupied by the Turko-Mongols, The Amur River was populated by the Paleo-Asiatic tribes, and western China was occupied by the Chinese". But, around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he hypothesized, the Chinese started moving into this "Proto-Tungus" territory, forcing the Tungus to leave their homeland and move northward and eastward into the Amur region in present-day Manchuria, Transbaikal, and Siberia. There they encountered Tori Ryuzos Neolithic "Paleo-Asiatics," who were divided into many groups subsisting on hunting and fishing in the forest regions and who perhaps had already domesticated reindeer on the banks of the Amur. Because this  Paleo-Asiatic population was dense, the Tungus could not expel these well-organized groups from the Amur and had to bypass this region; they therefore were compelled to move on to Siberia. Shirokogoroff postulated that his Tungus migrations hypothesis accounted for the continuing presence of Paleo-Asiatics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in the coastal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most of Korea, and the lower Amur region.
(注： [09/7/20] This theory is not accepted by all scholars.)

14/10/27 作为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青铜文明－商朝分布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带，令矿业学家困惑的一件事是河南地区缺铜无锡，而这两样东西正是青铜的两大主要原料。河南虽然有铜，殷墟安阳附近的铜矿今天还在开采，但是缺乏足够的铜，矿业学家普偏的看法是河南本身的铜矿远远不足以提供商朝所需的铜。而锡的分布则更让人沮丧，近代的勘探人员在河南找了一百多年连锡的影子都没发现，古籍中少数几处记载勘探后发现都是铅矿。中国的锡大部分分布在云南和广西，跨过南岭地区只有江西有较多的锡分布。而过了长江只有兴安岭、蒙古、新疆西部有几个矿点分布。尽管缺乏古籍上的记载，但是看来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应该存在一条可能长达2000公里的青铜之路，沿着这条青铜之路，铜和锡源源不断地注入了中原王朝。近年来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商朝青铜器的铜的来源问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发现，一个是同位素研究，另一个是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对商朝青铜器和铜锭、粗铜等作了同位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商王朝的铜有两个主要来源，一部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北等地，一部分来自于河北辽宁等地。另外，1994年，金正耀、李晓岑等先生分析了殷墟妇好墓、新干大洋洲商墓、云南昌宁战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发现其中一些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而具有这类低比值的异常铅的矿物产地只分布在云南的永善、巧家昭通、永平、元谋几个地区，至今在我国其它地区未见．从而认为中原商代青铜器中的部分矿物原料是来自云南。

(注：[金正耀]商代青銅業的原料流通與遷都問題。文中是以商代銅器的"高放射性同位鉛"特徵來尋源。 反映了西南地區銅錫礦原料輸入中原的事實。)
(.：如果商用了雲南的礦產，而三星堆的銅器也驗出是有相同特徵，這代表了 三星堆與商朝有某種關係。江西產銅但不為其所用，反而用雲南的銅，有趣的一個現象。)

14/11/4 迄今所见，商代玉、石、铜、陶人像雕塑约80余例，大致有跪坐、蹲居、箕踞、立式和头像五种，可资以考察当时各类人物的服饰形制和貌态。

14/11/5 白草坡距甘肅省灵台县城30里。1967年10月，人们在白草坡先后发掘了8座西周墓，1座车马坑，共出土各种青铜器300多件，涵盖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堪称“青铜王国”。出土人头戟青铜兵器，中间是人头图案，起着刺杀的作用，右面是一个牛首图案，起着隔挡的作用，左面则带着弧形利刃，功能显然是勾割，当时算是一件神兵利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人头图案，人头上的脸型略长，浓眉深目，高耳巨鼻，腮边还有唇形文饰，头发向后梳过去，显然这是个印欧种系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形象。

15/2/3 曾被专家誉为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又一奇迹的黄石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近日又有新的考古重大发现铜绿山四方塘遗址首次发现古墓群，初步推断为春秋墓群。就目前出土文物推断，一条采矿、洗矿、冶炼、墓葬的链条清晰起来，这里或为楚国青铜制造的冶炼基地。1973年，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成功发掘，震惊了世界，直至今日，这里依旧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保存最好、最完整、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处古铜矿遗址，它开创了中国矿冶考古研究的先河，是中国商朝早期至汉朝的采铜和冶铜遗址，其开采时间可追溯到夏朝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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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8 巫傩文化。“傩”即“傩”，从该字的组成上来看，它由三部分组成：单人旁、堇和雀。单人旁表示傩与人有关。堇，《说文》中有“堇，时也”，表示傩与“时”，即季节有关。雀则表示傩与鸟类有关。综合而论，傩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祭祀活动，它祭祀的对象是一种神鸟。

在中国古代，处于东海之滨的东夷族是农耕族群，该族群著名的古帝少昊氏属下的官职就是以各种鸟类命名的。而处于江汉地区的南蛮族群以炎帝为神，据《白虎通义》载：“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这说明古代南方各族群也曾经以鸟为崇拜对象。

傩，音诺。壮侗语族称鸟为nuo，汉字作雒，并认为它是为人间带来嘉禾的神灵。壮侗语族称人为nuo ，只是声调有所变化。

“汉”即“漢”，就是“儺”（即难）去掉“佳”，加上三点水。而古代“难”与“傩”相通，因此，“汉”即“傩”。中国人有汉人之称，“汉”来源于“汉朝”，汉朝之“汉”来源于刘邦曾为“汉中王”，“汉中”之名来源于“汉水”。而“汉水”作为长江最大的支流，其名之来源，恐怕与江汉平原作为中国最为富裕的粮仓有关。古代生活在江汉平原上的有着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的“傩民”，他们长期生活于此，便叫此水为“汉水”。

巫傩文化因为发源于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不因文字的发明而成正统，也不因文字而仅局限于三千年或五千年。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稻耕文明恐怕要推至一万年之前，因为湖南玉蟾洞人在一万四千年前就已能纺织、种稻、制陶。

“南巫”文化遗风主要留存于湖南、湖北、贵州、重庆等偏远山区。发掘于湖南怀化的洪江高庙文化，就可推测有巫傩特色的农耕祭祀文化，距今已有7400多年；怀化新晃县的傩戏“咚咚推”，20多年前就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之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怀化沅陵是秦国时期的黔中郡郡治之地，也是巫傩文化浓郁的地方，仅该县现存傩殿1200多个。怀化众多的古城古镇古村落中，有着做道场、贡土地、跳大神、祭跳香、收黑等民间习俗。

儺舞在夏、商、周代納入禮制，並出現“國儺”、“天子儺”、“大儺”等不同規模級別的儺祭。自周代，“儺禮”成為五禮之一軍禮的一個項目。儺禮主要任務有定期驅儺和為死去的帝王將相送葬。周代儺禮的主角方相氏，由掌管軍政軍賦的大臣夏官大司馬領導。方相氏本人沒有爵位，不在士大夫階級之列，卻是掌管驅鬼逐疫的下層專職軍官。方相氏被稱為“狂夫”，就是因為他們是個子高、力氣大、本領強的軍中能人，由此可見，周代儺禮的禮意是“軍人戰勝鬼疫”。秦文化與楚文化有較密切的聯系，而重巫的神秘色彩是楚文化最大的特色。
(.：秦與楚 都是 東夷文化、商殷文化。)

傩是古代图腾意识和原始宗教意识而产生的一种"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现象，这种现象的具体表现为"假面跳神"。傩起源于远古社会，形成于商代，逐渐流传，到周代、汉代，傩发展为由方相氏主持的一种驱鬼逐疫的仪式活动。

傩起源于远古时期人们企图控制自然、征服自然而进行的巫术活动，而这种巫术活动与图腾崇拜、鬼神崇拜密切相关。图腾是远古时期人们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自然物，以其作为本氏族的标志，进而把图腾赋予超自然的能力而进行崇拜。 汉画中的三足乌以及代表太阳的乌鸦图像，皆反映了远古时期的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和对鸟图腾的崇拜。在远古时期的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太阳是由一只金色的乌鸦背负着，由天的东方飞往天的西方，或者认为太阳就是一只乌鸦，并神化成三足乌。。《后汉书·天文志》注引《灵宪》："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乌而有三趾。"这种对太阳的崇拜是和对鸟图腾的崇拜分不开的。史书中记载许多民族是崇拜鸟图腾的，如殷人的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秦人的祖先大业也是其母女修吞燕卵而生，这都说明了殷人和秦人对图腾的崇拜。
(.：這就是埃及文明。)

14/10/11 末次冰期最盛期(23000年前～ 18000年前)期间，北方的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和古人类受不了寒流侵袭，纷纷南下，气温下降4 5~C，落叶树景观逐渐被草地取
代，先民们被迫寻找草籽来充饥。这才有了采食野生稻的行为。到20000～18000年前左右末次冰期快结束时，气温回暖，林木葱郁，水源方便，采集化为移植，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逐步被现代物种代替。湖南省石门县燕儿洞遗址也是大熊猫—— 剑齿象动物群遗址，77％ 以上为现生物种，其中的猴、熊、犀、貘、象、虎、豹、豪猪为典型的热带、亚热带动物，其他种类也是习性广泛的动物，如鹿，没有寒冷气候习性的种类大熊猫。野生稻更加繁荣昌盛，引起先民们的注意。长期采集食用过程中，发现它们的生长习性，便采取移植秧苗方式，栽培野生稻，以便就近获取果实。

14/11/1 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纯属一个意外。1989年9月20日，位于江西中部吉安地区新干县的千余名村民正在大洋洲镇程家村的沙丘取土，为维护赣江大堤而忙碌。忽然“当”的一声在沙丘的中央砸出了一个洞，扒开一看，一件色泽斑驳的青铜圆腹鼎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快，程家沙丘发现“宝贝”的消息四下传开。此次的发掘影响巨大，竟然出土了1300多件文物，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瓷器139件。青铜器尤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大、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的。通高105厘米，重78.5公斤的大铜甗，为全国之最，有“甗王”之称；巨型大钺被专家誉为“中华钺王”；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青铜豆，专家赞叹举世无双；青铜瓒，国内独一无二；提梁方卣，实属孤品；双尾铜虎，体型之大，堪称“虎之王者”，世所未见……四足铜甗、乳丁纹虎耳方鼎、伏鸟双尾虎和玉器神人兽面形玉饰、侧身羽人佩饰更是被评为“国宝”。
(.：遍佈 饕餮纹。)

事实证明，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彻底改写了江南在商周时期还是“荒蛮腹地”的观点，将江南的文明史提前了1700多年。从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来看，新干大墓所反映的文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中原商文化的传播，而是属于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同时也表明在3000多年以前，赣江流域确曾有一支与中原商周文明并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明。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有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发展的地域政权，而且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国力强盛、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
(.：這證實之前所說的，現今中國人讀的歷史是周人寫的，而周人把東夷人貶低了，而且歷代的讀書人是將其越貶越低，造成了錯誤的觀念。)

在刚发现的几年里，许多学者认为大墓主人居住在大洋洲商代大墓往北20公里的樟树吴城。然而随着近年来对大洋洲往东南方向6公里的牛头城遗址调查和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所有出土文物都证实这里是一个商朝时期的古都邑。它不仅有完整的城市构建，而且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和文字符号，其城墙夯筑的技术比吴城先进，墙体也更加牢固。因此初步推断，大洋洲商墓的主人应生活在牛头城，而不是吴城。

(注： 甗，音同“演”，古代蒸煮用的炊具，上下两层，中间有箅子，类似今天蒸锅。
      豆，古代盛食器，也是礼器的一种。
      卣，音同“有”，古代盛酒的器具，一般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
      钺，音同“越”，古代兵器，比斧大，圆刃可砍劈，但更多用于礼仪。
      瓒，音同“赞”，古代祭祀用的一种像勺子的玉器。)

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群中，有农业和手工业工具计143件，其器类有犁铧、耒、耜、铲、铚、鱼镖形器、修刀、刻刀和手斧形器等。种类齐全，数量较多，说明南方这一青铜王国的社会经济也是以农为本，并兼及渔猎以及纺织和制作陶瓷器等手工业；同时也证明了，当时除使用木、石头、蚌等农具外，还使用部分青铜农具。有些农具和工具如犁、镖形器、修刀和手斧形器等为南方地区所特有。
(.：終於出現大量銅製生產工具。可見因為中原少產銅，所以都用於製造兵器與禮器。)

14/11/1 在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达223件，占此批青铜器数量近一半，有钺、矛、镦、戈、鳟、勾戟、剑、刀、匕首、镞和胄等。它们铸造精致、形制美观、造型奇特、种类齐全，而且还有一批新颖兵器。
(.： 大開眼界。正如之前所言，青銅的塑型能力加上硬度，成為大規模殺人武器發展的濫觴。Q：擁有如此強大的武力，怎麼會敗亡。)

戈 戈因横刃有锋，垂直装柄，故其可用内刃钩割，可用外刃推杵，可用前锋啄击，有较强的搏杀效果。青铜戈依其安柄的形式，可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銎内戈。大洋洲出土青铜戈28件，只有前两类，没有銎内戈。有虎首曲内青铜戈、鱼首曲内青铜戈、双首纹直内青铜戈等。

矛 大洋洲青铜矛（矛头）样式多变，看起来极具个性。有叶槽菱形长骹青铜矛、短胶长叶形青铜矛、四棱锥形青铜矛等。青铜矛是商代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兵器，大洋洲的情况也是如此，数量最多，这充分说明矛的重要地位。尽管大洋洲部分青铜矛与北方地区相同，但大多数具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充分发挥刺杀的威力。

钺 钺最初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斧，晚期演变为石钺、玉钺，商周有了青铜钺。商代流行大型的方内青铜钺，它已不适用实战，主要作为仪仗之器,为军事统帅的象征物，带有王权意义，主征伐和刑斩。商代大型青铜钺通长约在30厘米以上，现存者屈指可数。新干大洋洲一次出土大小青铜钺6件，大型者有2件。

胄 胄是在作战时防护头颈部的帽子，战国以后称兜鍪，宋代名头鍪，宋以后则称盔。最原始的胄是用藤和皮制成的，商代才开始有了青铜胄。商代青铜胄主要集中出土于商朝的都城殷墟（今河南安阳），1935年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大墓一次出土140多顶青铜胄，其他地方较少发现。这些商代的青铜胄大都锈蚀严重，不甚完整。不过大洋洲出土者则表面光滑，完整如新。胄的设计既要考虑防护功用,特别是战斗中兵器的种类和杀伤的方式，也要兼顾外表美观和适宜戴之。其中的兽面纹青铜胄威武英俊，轻便舒适，是存世最漂亮的青铜胄，乃兵器珍品。
(.: 蘇美人已用青铜胄。)

镞 青铜镞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用弓弦弹发可射向远处。青铜镞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出现，属最早出现的青铜兵器之一。其形制较多，主要有双翼、三翼与三棱三类，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大洋洲出土的镞可分为长脊宽翼镞、长脊窄翼镞、长脊短翼镞和无翼镞，出土的时候每堆都整齐地重叠在一起，前锋均朝同一方向。

就在距离大洋洲一百多公里的赣江沿岸，就是瑞昌铜岭的古铜矿遗址。它的发现同样震惊世人，这里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铜矿原产地，它的开采年代大约距今三千多年。根据有关专家实验证实，大洋洲青铜器的原料确实全部来自江西瑞昌的铜岭古铜矿，原料的丰富使得大洋洲的先民制作出各种各样精美的青铜兵器。地处吴城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江西铜岭商周铜矿遗址，开采始于商代中期，既有露天开采遗迹，又有地下开采系统，采矿与冶炼在同一地带进行。它的发现，为揭示江西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

不仅如此，从这一地区诸多商代遗址发现的大量石范、铜渣、木炭及炼炉遗迹可以判断，殷商时期，在赣江—鄱阳湖地区有着先进的青铜冶铸业。新干出土的青铜器，有些大型器物是先分铸部件然后再合铸而成的，显示其高超水平的铸造技术。此外中原有相当一部分青铜制品原料来源于长江中游的江西铜岭、湖北铜绿山等古矿，这一地区成为商代青铜制品原料供给中心之一。
(.：石范代表可以大量製造。Q：錫來自哪裡？)

14/11/1 城頭山古文化遺址距湖南省常德澧縣縣城西北約10公里，是「中國第一古城」，距今約6000年。它所包含的歷史資訊系統而集中，是中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址。遺址區內有世界上所發現的歷史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祭壇和水稻田遺址。 出土文物5000餘件，包括石器、陶器、玉器、角骨器以及碳化的穀粒。據城頭山古文化遺址研究專家介紹，在城頭山遺址，考古工作者除了發現城垣、城門設施、環城壕、護城河外，還在城內發現了從湯家崗、大溪到屈家嶺等不同文化時期的大片臺基式房屋建築基礎、設施齊全的制陶作坊、寬闊的城中大路、密集的氏族墓群、保存完好的中國最大型祭壇和灌溉設施完備的世界最早水稻田（6500年前）。在城垣外坡大溪文化早中期壕溝發現了100多種動物骨骸和農務籽實、竹葦編織物、船槳、船艄和大批卯榫結構的木構件和陶、木、石等遺物。

城頭山古城的發現證明，澧縣在河姆渡和半坡村落遺址之前就已經形成了雄踞一方的大聚落。有力證明長江流域文化發展與黃河流域文明相比毫不遜色，或者更早。

14/11/7 经过1993年、1995年、2004年等三次考古发掘的玉蟾岩遗址，位于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大约距今1.4~2.1万年，这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也标志着玉蟾岩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陶器。玉蟾岩的文化堆积厚达1.2~1.8米，这显然不是短期人类活动造成的，而是长期生活的结果。玉蟾岩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角、牙、蚌制品。石器的组合主要为刮削器、砍砸器、锄形器、石锤，还有少量的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尖头器。其中锄形器、亚腰斧形器、苏门答腊式石器都是原始农业用具。这些工具的出土，更直接证明了玉蟾岩存在原始农业。特别是三次考古发掘都出土了水稻稻粒，它庄严宣告了玉蟾岩存在原始稻作农业的事实。1993年，考古队员在漂洗玉蟾岩遗址近底部的文化层土样中发现二枚稻壳，颜色呈黑色。1995年，在层位稍上的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二枚稻壳，颜色呈灰黄色。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五枚炭化的稻谷。三次出土的或炭化程度不一，或颜色各异，是因为标本所处的环境不同。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特殊稻种，体现了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状，经测定，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年代距今约1.4万年~1.8万年，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 

14/10/13 彝族，原称“夷族”，其名源于汉史记载中的“西南夷”。自称为尼，古代汉语“夷”发音为尼，故汉文记载多称“夷族”。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谓时，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华夷相对），便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故把“夷族”改为“彝族”。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彝语属东亚语系中的藏缅语族。

10/12 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凉山地区）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11/9 昆明作为地名，是来源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昆明’部落（或族群）的名称。由此可见，昆明是因彝族部落名称而来。成都是彝语“扯赌”的音译，“扯”是“大米”，“赌”是“出”意思是出大米的地方，寓意鱼米之乡。贵州彝语称乌撒。此外西南地区的大多数城市和地区都有彝称，像“乌蒙”、“觉吐木各”、“兹兹朴窝”（昭通）、“阿都”等地名都是彝语的音译。

西南地区古蜀国、滇国、夜郎国、南诏国、大理国、南中等政权的建立也有力地证明了彝族自古以来统治着西南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载说明，古蜀国建国比传说中的黄帝建国（黄帝建国在距今5000年左右）还要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公元前四十世纪左右），蚕丛开始建立统治王朝，中有柏灌、鱼凫统治时代，至杜宇（彝称:啊普笃慕）称帝，开明后传十二世，公元前316年为秦惠王所灭，历时近4000年。四川“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充分体现了古蜀国空前的辉煌。

西南地区考古发现的“龙口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昭通鲁甸野石山遗址”以及贵州发现的文化遗址，所反映的主要是彝族文化元素，进一步证实西南地区是彝族和彝族文化的发祥地。“鲁甸野石山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西南地区众多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从物体造型、图案色彩、文化内涵等方面来看，主要是彝族文化元素，且都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反映了彝民族的三大崇拜——太阳崇拜、虎崇拜、鹰崇拜。太阳神鸟、太阳形器体现了彝民族的太阳崇拜和太阳历。三星堆遗址众多的铜虎及金沙遗址的众多石虎体现了彝族最大的崇拜—虎图腾。《山海经·海外北经》载：“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元代就称彝族为罗罗，至今彝族仍称虎为罗罗，彝族自古自命虎族。铜鹰铜鸟反映了鹰崇拜。其次展示了彝民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文物里面有的酒坛、酒具、披毡等彝族生活用品。男人头戴辫索状帽箍，实际是彝民族男人的幄贴，是彝民族独有。三星堆所有铜人耳朵都有穿孔，至少一个，最多的有三个孔。男人穿耳是彝民族及其支系独有。第三是突出体现了彝族毕摩文化。三星堆文物里面出现了很多毕摩法器，还有鬼的铜像、法衣、法带等，是彝民族所独有。第四是体现了古代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三星堆众多铜像，形体有别，服饰不一，姿态各异，里面包含了彝族社会的所有等级。第五是体现了彝族色彩文化。西南地区出土文物的色彩主要是红（天）、黄（地）、黑（人）三种，这不仅是彝民族自古以来情有独钟的三种颜色，还体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的认识。比如四川青川出土的文物——战国蜀郡漆器，其形状色彩和今天四川凉山彝族漆器一模一样。“三星堆文明”是标准的“彝族文明”。关于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与彝民族的深厚渊源，陈德安所著《三星堆》、屈小强所著《三星伴月》、黄剑华所著《金沙考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著《金沙考古发现》也有较为深刻的阐述。

除彝民族及其分支，至今还未发现其他民族在西南地区有过明显的活动痕迹。反之，彝民族也没有在西南地区之外的区域留下过明显的活动痕迹。其他民族零星进入西南是东汉以后的事，大量进入是元代以后。所以，只要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都是彝族的分支。比如白族，据《云南民族大事记》记载，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由一种叫民家族的民族改称白族的，而民家族是彝族的分支。

彝民族语言文字产生的时间很早，而且语言文字系统独立完整。彝民族统一文字的时间应该在古蜀国建立前后，至少在“六祖分支”（距今2700——3000年）之前。如今滇川黔桂分布的所有彝民族，虽然方言各异，但文字却是完全统一的，各方言区的毕摩经书都能互通。如果“六祖分支”之前没有统一文字，四分五裂之后就不可能统一到今天这种程度。而且，只有“六祖分支”之前，作为一个绝对独立而强大的民族，彝民族才有统一文字的社会环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之后，彝族文化由此前的强势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彝民族及其文化历朝历代都受到打压，也就更没有统一文字的机会了。

彝族六大方言区统计出古彝文字共有84800个单字（另言86765单字），云、贵、川收集整理了40000左右的单字，这些数据说明彝族语言文字早已成为独立完善的体系，成千上万彝族《毕摩经书》也是非常有力有证据。

14/11/9 彝族彝师毕摩具有多重身份，从宗教职能来看他是祭司，是彝族原始宗教礼仪的主持者，是沟通“人与神”的中介。在古代彝族“君、臣、师”的政权结构中，毕摩担任着“师”的职责。毕摩通晓彝族文字，是彝族知识分子、经史学者，又是彝族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公社时期，面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各种不解之谜，彝族先是便把它都归之有神灵在主宰，在这种思维意识中就逐渐产生“万物有灵”的神灵观念。并对它顶礼膜拜，无论是为生者求福，死者安葬，祛邪驱鬼，上观天缘，下降地魔，纳祥求福，拜神乞药，都寄托于介于人神之间作为媒介的毕摩身上，通过毕摩与神灵交往，企求一切能平安如愿。凡人力毛能及的事，皆请从天宫下凡的天神代表毕摩来替人做事。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毕摩就成了为彝族社会生活中主持祭祀，禳解崇祸，占验吉凶，主持盟誓以及进行裁判的神灵代表和法力的象征。
(.：這與薩滿教非常類似。)

14/11/9 彝族的族源问题争论不休，尚无统一的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种族源说「东来楚人说」、「西方外来人种说」、「北来氐羌说」、「云南土著说」。其中尤以「北来氐羌说」、「云南土著说」影响最大。

清末西方人带着人类学的眼光来到彝族地区，调查的结果是：从彝族在体质上表现出来的体格高大、高鼻深目、古铜肤色等特点，尤其是当时的小凉山还处于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社会成员在等级划分上与印度种姓制度（雅利安人入侵带入印度）有着相似性。并据此认为彝族是来源于西方或至少带有西方雅利安人的血统。
(.：所以，要關注的是其統治階層。)

14/11/9 澧县彭头山的稻作文化，起于9000年前，而在9000-8000年间，相继崛起的就有八十垱、胡家屋场、邹家山、金鸡湾、习家湾、涂家台、坟山堡等好几十处，其中属于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的就有30多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彭头山文化群。在8000-7000年间，彭头山文化继续发展，出现了稻田、灌溉用的水沟、水坑等更先进的稻作文化。接连彭头山文化的是距今7000-4000年的城头山文化，它距彭头山仅仅几公里，无论在文化上或是在地域上都是紧连着的。城头山文化产生了更大的文化群，而且出现了城市文化。产生了澧阳平原上的城头山古城、鸡叫城、江汉平原上的阴湘城等十多座古城，出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是出类拔萃的。其影响北至河南武胜关、南至湖南湘乡、东至江西萍乡，盛极一时。

在古黔中出土的距今7000-6000年的澧县城头山古城，至少有如下的世界之最：1、是世界上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座繁荣的城市；2、上与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一脉相承，下与距今4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紧紧相连，文化延续长达5000多年之久而无战争破坏的痕迹，是为世界上的和平繁荣与持续发展作出了最早贡献的文明城市；3、在澧县城头山古城的附近还陆续兴起了澧县鸡叫城、湖北江汉平原上的湘阴城等十余座古城，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城市格局，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化群；4、圆形城址是人类以大地为纸，以泥土为墨，在宇宙中书写出来的最早、最大的圆形符号；5、是世界最早设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城址；6、发现了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长1000米、宽10 米、深3-4米的护城壕沟，如此巨大的壕沟，在考古史上从未发现过，这说明了城头山古城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中心聚落。7、城壕长度为1000米，宽度为10 米，都是整数，说明了古黔中的城市设计师已掌握了个、十、百千等数字概念，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字概念。8、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古城中，常见有成片的制陶作坊，显示了这里是世界上农业与手工业已有了明确分工的最早城市；9、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是全世界最早的机械化生产技术；10、在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的玉器制作工艺，已具备了切割、钻孔、雕琢和打磨光等工序。琢玉技法多样，有圆雕、透雕和浮雕。雕刻刀法。其玉雕精品，如玉凤、玉鹰、人面等,制作精巧，风格独特，显示了专门的玉石作坊已经出现。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玉石作坊；11、城头山城市文化群出现的用于滤酒的“漏斗形澄滤器”，应该是当时已出现了酿酒工艺的历史见证；12、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除了已有快轮制陶、玉石作坊等先进手工业以外。还出土了植物类食物稻谷、大米、豆类、瓜类、莲荷、蔬菜、硬壳果等数十种，动物类食物鹿、象、猪、牛、鱼、螺等近二十种，能生产竹席、芦席、木板、木椿、榫卯结构的木构件，能生产作居室防潮用的红烧土及与今日“三合土”类似的地面加固技术等等，证明了这里是全世界最早让居民过上了舒适生活的消费城市；13、城头山古城有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木桥、桥头堡、城墙、城门、水门等港口设施，表明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设施比较齐全的交通港口；14、城头山古城运河中发现了船桨与船舵，个体捕捞是用不着有舵木船的，船舵的出现表明了古黔中人已经掌握了制造远航用有隔水密封舱的大型木板船只技术，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15、城头山古城的西、南、北三座城门都比较狭窄，惟独紧靠洞庭湖的东城门非常宽大，城门中还有一条通往洞庭湖的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显示出了城头山古城的商业贸易已经空前地繁荣，已能够通过洞庭湖与远方的城乡交易了。它应该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座“远航商埠”；16、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的石家河文化各城址(即城头山、石家河、阴湘、走马岭、马定垸等古城址)均挖掘了护城河, 均有良好的城内排水系统，有的甚至还有水门，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17、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发现了比较丰富的宗教活动痕迹。设置在城东的祭坛遗址、祭师墓葬、三座圆形祭祀坑（坑内分别置有代表月、日、星“三光”的长形石、圆形石、小卵石一块。）似为古黔中人已经明确地有了对“三光”的崇拜、有了专职祭师、有了宗教活动中心的实物见证。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以崇拜“三光”为对象的宗教活动中心。18、城头山城市文化群中的石家河遗址群在不到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近四十余个聚落，比现代该地区村落还密集。显示了这里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 有城市、有農業，但沒有銅器、沒有文字、沒有馬，所以被其他文明打敗了。)

(注： 公元前221年，秦始秦统一中国时将天下整合为三十六郡，其中有一个黔中郡；楚及秦代的黔中郡在沅水上游的湘黔边境。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古黔中地望大至相当于沅水流域为中心的今湘黔边界地区；2002年，湘西龙山里耶古城地下两口废弃的枯井中发掘出大批秦简，这批秦简出人意料的“冒”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洞庭郡”，秦代今沅水中下游的湘西北地区不属黔中郡辖地。)

14/11/10 “南蛮”即“荆蛮”，而“荆蛮”则是中原王朝史官们对南方“粳民”的歧视性异译。

其一，古代南方稻作民族自称“粳民”，其含义为“种粳稻的人”，他们的后裔便是今日之“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各民族。南方“粳民”在距今一万多年前首创农耕文明，他们以发明种植粳稻为荣耀，故用“粳”作为民族的族称，自称“粳民”。

其二，上古语音“粳民”与“荆蛮”同音。在“侗台语族”的语言中，“粳民”读作“更姆”或“金姆”，二者的差异应该是一种音转。“侗台语族”中的“粳民”是一个双声词，“粳”是元声、重音，“民”是一带而过的辅音。中原王朝的史官们在翻译“粳民”一词时，因古汉语中几乎没有双声词，便用单音加以翻译，于是便异译为同音的“荆蛮”。

其三，“荆蛮”具有明显歧视甚至敌视含意。在古汉语中，“荆蛮”的大意是“荆棘丛生的蛮地”。这便是异译的内涵所在。古汉语中“粳民”的同音字与谐音字很多，史官们为何偏偏异译成“荆蛮”呢？结论只有一个：歧视或者说敌视。上古中原华夏族以正统自居，对周边民族有歧视的倾向。而历史上楚与周冲突不断，周昭王便在亲征楚地时淹死于汉水沔阳一带。周王朝对楚地的敌视可想而知。今武汉民间仍把“不服气”称为“不服周”，应该是古楚语的遗存。如此说来，中原的史官们让“不服周”的楚地“粳民”成为“荆蛮”，也算合乎情理。

其四，“粳民”之说可解开史书上的疑团。《史记·吴太伯世家》有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实际上是“奔吴 ”，为何说“奔荆蛮”？历代对此记载均存疑惑，但“粳民”之说便可揭开这一疑团。因为历史上吴越也称“粳民”，在中原人眼里自然也是“荆蛮”，故“奔吴”即“奔荆蛮”。让人饶有兴趣的是，古“粳语”中“勾（句）”即“王”，“践”就是“粳”，故越王“句践”实际上是“粳王”（“粳语”多倒装语）。太伯“自号勾吴”，亦即自称“吴王”。

14/11/10 侗台语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语言学界划分出来的一个独立语群，有70多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侗台语群原来都是同根共祖的百越民族，东汉之后才逐步分离的。在中国现有21个百越后裔民族，其中壮族、侗族、水族、布依族、毛难族、仫佬族、仡佬族、黎族、傣族等九个民族的语言可算是侗台语系中的一个语族。在东南亚有泰国的主体民族傣族，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缅甸的掸族，越南的岱─侬、佬族，印度的阿含族、日本的倭族等，也同属这个语族。他们之间有70%的日常生活用语相通，连他们的族称也是很接近的，如水族、布依与迁到北美去的易洛魁人的称呼，只是口音不同而已，水、魁、布依（并读声），说的都是画眉鸟。傣、岱也是同音（傣语称鸡为哎）。缅甸的掸族、印度的阿含族与侗族的更坦、衙安（雁鹅）是一个音。日本倭人与侗族自称雒民音同意也同。日本女皇“卑弥乎”，是个侗语名字，卑是“姑娘”，弥是“未曾”的意思，乎是“出去”的意思。卑弥乎就是“未出嫁的姑娘”。这位女皇十七岁登位，直到九十多岁去世确实未曾出嫁。布依族、傣族称田为“纳”，与侗族称田为“亚”只是音转关系。侗族、傣族均称水牛为“奎”。布依族男青年约会姑娘唱歌叫“朗绍”，姑娘约会男青年唱歌叫“朗貌”，这和侗族的讲法是一样的，只是口音不同而已。通过比较语言学的分析，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是亲属关系，说明使用侗台语的民族很多，是世界上的一个大语系。侗台语系70多个语种，是民族分化的结果。但不论那个语种，其底语、母语都是相通的。

侗台语族的先民原来活动在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后来部份先民东进北上，形成了以蚩尤为首的东夷集团和以炎帝为首的南蛮集团，两大集团均是百越民族的先民。
以黄帝为首的中原牧民集团为争夺生存环境，扩大领地，与东部的蚩尤集团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战败，惨遭杀害，所属九黎三苗南迁江淮、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公元前222年，楚灭越国，各部落首领纷纷率部东逃南奔，东逃福建、江淅、广东，南奔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湖南西南部。进入秦汉时期，秦王朝平定闽越、吴越、东越、濮越、巴越之后，发兵50万南征雒越，秦军从北至南兵分五路围剿雒越，把雒越人压缩在湘、桂、黔三角地带的沅水、融水、都柳江流域的镡成之地。

侗族先民屬駱越支系，是百越的後裔。魏晉南北朝時泛稱“僚”，宋代稱為“仡伶”或“伶”。明清兩代稱為“峒蠻”、“峒苗”、“峒人”、“洞家”或泛稱為“苗”。大约在一万多年前，侗族先民雒越人来到洞庭湖澧阳平原。《史记》中说，春秋战国时期岭南西部和邻国毗连地区也有两大部落，东边的叫瓯越，西边的叫骆越。<《史记·南越列传》>岭南西部正是今日湘桂黔边的侗族地区。侗族先民雒越人生活在澧阳平原，以渔猎采集为生，后有“雒田”。来到南方山区后，都是高山峻岭，沟谷纵横，没了“雒田”，只好返回原始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经过一段刀耕火种的生活，侗族和苗族的先民大力开垦草地荒山，筑造良田，沿河两岸，造竹筒水车，提水造田；山坡溪谷，挖渠架枧，引高山之水造梯田，到侗乡苗寨去随处可见层层梯田。

14/11/11 汉代杨雄《方言》中屡提及“南楚之南”的方言，表示已是和楚方言不同的语言了。“南楚之南”指的就是岭南越人地区。“今天称为台语，或称为‘壮侗语族’。即广州白话、壮话、傣话同一语源，今天广州话数目字如一、二、三、四……仍和云南傣语相同，即为一例。从文法上，古越语亦与汉语不同。“番禺”按越语为“村咸”译成汉语为“咸村”。即多用倒装语法。如汉语称“人客”、“公鸡”、“干菜”，在广州语反过来称:“客人”、“鸡公”、“菜干”等等。广州话和壮话相似，啱(合适)、(即一块)、歪(即不正)、呖(能干)、郁(移动)、谂(即想)、(最后)都通壮语。

秦统一岭南后，大批中原汉族移居岭南“与越杂处”，开始了壮汉民族融合的过程。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西瓯骆越人移居东南亚地区，他们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今天泰国的泰、老挝的老、缅甸的掸、越南的岱、侬等民族及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留在我国疆域上的西瓯骆越人则发展成为今天的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等民族，其中壮族是人口最多的一支。

14/12/9 盘龙城遗址是中国早期城市遗址，时代一说为商代早期，一说为夏代，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因被盘龙湖环抱而得名。原本认为中心区面积约 1.1平方公里，但之后发现了面积2.5平方公里的外城，其遗址面积应更为广大。 遗址文化堆积的时代，上限为石家河文化晚期（有屈家岭文化地层），下限相当于殷墟早期。内城兴建年代约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相当于商代二里岗期时期，外城则尚未确定兴建年代。盘龙古城出土了数百件商代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制作精美，花纹别致，特别是出土的兽面纹盉，盘龙城大铜鼎、铜锁、铜提梁卤都是中国文物中极为罕见的珍品。盘龙城出土的94厘米长的大玉戈是国家一级文物。它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面貌、城市的布局与性质、宫殿的形制及建筑技术，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郭静云教授还对盘龙城给予高度评价，她认为，武汉盘龙城遗址是商汤王朝的都城，河南二里头文化的源头在盘龙城，辉煌至极的楚文化也是从盘龙城文化发展而来。

14/12/9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注：郭静云（Olga Gorodetskaya）出身于犹太家族，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博士。精通汉语、法文、希伯来文和俄文，先后在法国、立陶宛、俄罗斯、以色列，中国北京、广州和台湾等地生活、游学与工作，具有二十余年的研究、教学、田野考古与博物馆工作经验，擅长于通过考古、艺术、文献、古文字互补考证。)

全书主线在于论证中国上古文化是首先起源于江汉淮流域、然后由南向北流传，这与学术界传统支流概念中国上古文化首先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由北向南流传恰恰相反。

郭静云教授强调，我们应区分两个“商“，盘龙城所代表的楚历史中的汤商，和来自东北地区的占领者殷宗。通过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资料的对照，距今3700年左右，在长江中游的先楚文明中，发生了国家结构的演变，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个以盘龙城为中央的大国或称为“商”。距今3500年前后，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百年，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南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这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

失败者的神史往往变成胜利者的光荣历史。在西亚，比苏美尔文明起源晚的巴比伦亚摩利北方人也借用了苏美尔人的历史，将苏美尔的先王写成自己的圣王，以与自己的历史合并；后来赫梯人再次借用巴比伦的历史，于是两族历史便再次合并，以至于其先王的传记越加复杂化，直至现代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才逐渐还原这一历史真相。

盤龍城是代表殷商之前的本土古國，其諸多文化因素在被殷商征服後融入到殷商文化的脈絡裡古雲夢大澤周邊之洞庭澧陽和漢北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是中國早期文明的搖籃，從屈家嶺到盤龍城是一脈相承的先楚文明，其地位類似於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作者認為：文獻所載之“中原”，反映的是周秦漢唐之際人們的地理觀念；若溯及更早時代，從純粹自然地理而言，中國之“中原”，應指以大巴山和大別山為西、東界的寬闊平原地，北緣到黃河南岸，而南邊經漢江中下游江漢平原，直達澧陽和洞庭平原。從考古文化發展來看，中原之源更可溯及長江中游。該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從彭頭山和皂市下層，到湯家崗和大溪，再到屈家嶺和石家河，下迄盤龍城，構成了一脈相承，以自主內生發展為主的完整脈絡。該地區一直致力於發展稻作農業生活方式，在屈家嶺、石家河時期相繼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出現了以雲夢大澤和江、漢、澧諸水為樞紐的連城邦國和交換貿易網路，從而開啟了東亞最早的文明化進程。
(注：雲夢大澤，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淡水湖之一。位於湖北省江漢平原，推斷面積最廣時曾有4萬平方公里。先秦時期，由於漢水和長江所帶來的泥沙填充，原始地貌開始改變，雲夢澤演變為平原─湖沼的地貌景觀。今多已陸地，僅留零星水體如洪湖。)

目前已知中國青銅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長江流域，是當時文明化、國家化程度最高的農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為先蜀、先楚、先吳、先越等國家文明的基礎，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間最為寬闊、豐腴，國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來理解其更早的歷史階段）。從地理與考古情況來看，很多顓頊、堯舜和夏禹的故事較符合長江中游的環境。第二是東北遼河流域，自紅山文化以來即為純熟獨特的文明，到了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因與草原交界，明顯具有以軍權治理社會的特點，在歷史上成為殷商集權最關鍵之基礎。第三是西北齊家青銅文化，族群流動率很高，文明化、國家化的過程直至商周才明顯，但最後成為周與秦政權的發祥地，掌握了大規模的政治權力。

這三地各有金屬礦床，所以各依靠本土礦床發展，礦料的差異性也影響早期青銅技術。在這三區中，長江流域的礦床最豐富，肥沃土地也符合文明發展的理想條件。此地區幅員最寬廣，上、中、下游是不同文明的發源地。從距今五千年以來，長江文明的社會分化、國家化過程很明確。筆者分析考古資料，認為長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當於史前蜀、楚、吳、越的文明起源，且從新石器中晚期到戰國漢代，其間發展一脈相承，並無中斷。

15/1/20 湖南 考古人员沿着沩水一级支流楚江所流经的青山桥镇、流沙河镇区域进行拉网式勘察，根据两岸的地形地貌发现了数个遗址点。罗家冲遗址共发现并清理灰坑39个、烧土堆积1处、沟1条、柱洞31个、水井2口，另有包含大量红烧土堆积的房屋建筑遗迹1处。在出土遗物中，以石器最多，此外还有陶器、玉器、青铜器。除数量众多的石器外，还有大量的石头原料、形制不一的砺石等也被发现。考古人员据此推测，该遗址存在石器加工场的可能。 出土的部分陶器标本中有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素，罗家冲遗址具有较为浓厚的土著文化特征，同时与邻近的江西鄱赣地区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流和互动。例如采集到的马鞍形穿孔石刀，在湘江流域只见于浏阳樟树塘遗址，但在江西同时期遗址中较为普遍。

15/4/29  铜在古代是战略物资，中国古代有三大铜都。一是北方的中条山铜都；二是以湖北大冶、江西瑞昌为中心的荆州铜都；三是以南陵大工山、铜陵凤凰山为中心的扬州铜都。在这三大铜都中，北方的中条山铜都比较贫乏，而主要的产铜区还是在长江以南，其中荆州铜都就在三苗范围内。据考古发掘，荆州铜都从商代开始开采，扬州铜都到西周时期才开采。长沙地区在秦代以前的历史脉络大致如下：炎黄时期，蚩尤九黎；尧舜禹时期和夏代，三苗部落；商代和西周时期，三苗方国；战国时期为楚国，唯独春秋时期是空白。

原本在淮水上游南岸的虎方被商王朝征伐，被迫越过长江后，沿赣水而上，征服了居住在新干牛头城的当地土著人。商周之际，虎方攻破了三苗东部军事重镇——吴城，占领了原属三苗的当今江西的赣鄱平原。西周晚期，三苗方国解体后，虎方完全占领了三苗地域，进入了长沙地区。

15/4/29  炭河里遗址位于宁乡县，被誉为“中国南方青铜文化中心”。不仅是南方地区已知最早的西周城址，也是中国范炭河里遗址围少有的西周城址之一。。在宁乡出土300多件商周青铜器中包括著名的兽面纹铜瓿(音同「不」)、兽面纹铜铙等在内的40余件商周青铜器。

18/9/18 三星堆文化虽然继承了宝墩文化晚期的一些因素，但陶器中的盉和高柄豆以及铜龙虎神兽，铜牌饰等都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玉牙璋、玉琮等则是分别来源于二里头文化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以及更早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因素。青铜器冶铸技术包括一些礼器的器形和纹样，主要来源于二里岗和殷墟前期商文化因素。现在已经清楚蜀地商代青铜器冶铸技术的来源是在商代二里岗时期，商势力在向南的扩张中又继续向西挺进入成都平原，将正处于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带进成都平原，蜀地因此出现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在殷墟中期商势力退出成都平原后，三星堆青铜器生产就逐渐走向衰退。

 (.：國破山河在，人、物已全非。)

21/10/28 由中德美韓四國團隊完成的研究，透過DNA分析揭曉新疆塔里木發現，距今約3500年前的乾屍「小河公主」的身分。

不同於亞洲內陸任何類型的埋葬習俗，小河墓地每個墓都有一根立木，形成了一座像是乾枯的胡楊林般的景象。墓葬是一個個牛皮包裹著的棺材，有的懸掛著牛頭，有的隨葬有牛頭。揭開牛皮後，就是一塊一塊的小蓋板蓋在上面，去掉小蓋板，裡面的屍體就暴露出來了。

研究團隊分析了新疆18具乾屍的基因組DNA，13具來自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小河文化，5具來自新疆北部準噶爾盆地。全基因組分析顯示，塔里木盆地發現的青銅時代乾屍屬於一支遺傳上獨立的本地人群。他們並不是外來者，而是曾廣泛分布的更新世群體的直系後代，而這些群體在上個冰河世紀末期就基本消失了。

這一群體被稱為「古代北歐亞混血人」（ANE），在當今人口的基因組中只存活了一小部分，西伯利亞和美洲的土著人口擁有已知的最高比例，約40%。

********* 西南亞 **************

14/10/8 有人說：黄种人的根即不在东亚，更不在东南亚，而是在中亚。今天的中国人就是从中亚起源的黄种人向东迁徙和从东南亚起源的马来系人种向北迁徙在东亚腹地融合后的结果。这种融合在今天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的容貌差异上仍然可以看到！

埃及法老来自于苏美尔人，苏美尔人来自于东方，是东方黄种人。在考古上许多证据显示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统治阶层应是黄种人。与分子人类学的数据互相支持。

古埃及人一样玩美石，玩玉器，而且还以大中型器物居多，古埃及的玉器工艺工艺绝对不低。

红山文化遗址和凌家滩遗址是苏美尔人的远东殖民地。

14/10/20 [The Human Web  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

從一份短短蘇美產物清單，就可以看出蘇美城市所培育出的各項創新。最大宗的出口是毛料。而黃銅、青銅的兵器與工具、輪轉拉坯的陶器、精巧的陰文圓筒印章，都是蘇美工坊的改良產品。其中最突出的創造是百萬塊泥磚所建造的金字形塔廟。

蘇美統治者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是率領遠征軍去像鄰近山區掠奪所需物資，如平原所缺的金屬和木材。

最早的埃及階梯金字塔(step pyamids)明顯有意借鏡於蘇美建築，不過埃及人後還是迅速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技術與藝術風格。埃及象形文字很可能是刻意模仿蘇美楔 (ㄒㄧㄝˋ)形文字的產物，因為埃及文似乎一夕之間就發展出完整體系，不若緩慢發展的蘇美文字。

印度哈拉帕城可古發現蘇美印章等遺物，證明和蘇美之間有貿易聯繫。

埃及與蘇美的早期接觸中，很可能得到了許多有用的啟示，然而地理和文化差異，很快就將埃及推向一條迥然不同的文明之路。首先，埃及人容易取得建築物和雕像所需之石材。但更重要的是尼羅河使得埃及境內船運價廉、量大、可靠。

14/10/20 [神秘的蘇美人 Sumer and the Sumerians] 塔廟和金字形神塔是蘇美城鎮的特徵。

14/10/20 [A Short History of War] Chapter 2 - The Worlds First Armies ： The Armies of Sumer and Akkad, 3500-2200 BC

The almost constant occurrence of war among the city-states of Sumer for two thousand years spurre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 far beyond that found elsewhere at the time. The first war for which there is any detailed evidence occurred between the states of Lagash and Umma in 2525 B.C. In this war Eannatum of Lagash defeated the king of Umma. The importance of this war to the military historian lies in a commemorative stele that Eannatum erected to celebrate his victory. It is called the Stele of Vultures for its portrayal of birds of prey and lions tearing at the corpses of the defeated dead as they lay on the desert plain. The stele represents the first important pictorial of war in the Sumerian period. The Stele of Vultures portrays the king of Lagash leading an infantry phalanx of armored, helmeted warriors, armed with spears, trampling their enemies. The king, with a socket axe, rides a chariot drawn by four onagers (wild asses.) In a lower panel, Eannatum holds a sickle-sword. The inform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stele are priceless.
(.： 不是馬，是野驢子種。)

The ste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Sumerian troops fought in phalanx(方陣) formation, organized six files deep, with an eight-man front,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formation used in Archaic Greece. Fighting in phalanx requires training and discipline, and the stele thus suggests that the men in this battle were professional soldiers. The typical neolithic army of men brought together to meet a temporary crisis found in Egypt throughout the Old Dynasty period had been clearly superseded in Sumer by the professional standing army. We know from the Tablets of Shuruppak (2600 B.C.) that even at this early date the kings of the city-states provid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600-700 hundred soldiers on a full-time basis. This provision of military equipment for the soldiers was a royal expense. Gone was the practice of each warrior fashioning his own equipment. The stele provides the first evidence in human history of a standing professional army.

The first historical evidence of soldiers wearing helmets is also provided on the stele. From the bodies of soldiers found in the Death Pits of Ur dating from 2500 B.C., we know that these helmets were made of copper and probably had a leather liner or cap undernea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helmet marks the first defensive response to the killing power of an important offensive weapon, the mace(鎚矛), probably the oldest effective weapon of war. It was an extremely effective weapon against a soldier with no protection for the head. But in Sumer, the presence of a well-crafted helmet indicated a major development in military technology that was so effective that it drove the mace from the battlefield.
(.：無法想像，四、五千年前，蘇美人竟然有如此強力的方陣步兵與戰車。)

14/10/20  苏美尔神话：智慧之神Enki和生育女神Ninmah，在苏美尔神话中她们“人首蛇身”，是兄妹同时也是夫妻。这和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女娲完全吻合。

14/10/20 有人說：苏美尔文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倒挂特点：早期文明高于晚期文明。所以很可能是一个文明的遗民，也许某大陆也说不定。

苏美尔（Sumer）文明，很可能是我们地球上人类本次文明中最早的文明。苏美尔的乌鲁克城（Uruk），很可能是人类本次文明中的第一座城市。按理说，越古老的文明越原始，越简单，苏美尔文明恰恰相反。苏美尔文明在7000 到6000年前，突然出现在地球上，几乎立即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她存在时，她是独一无二的，在她消亡1到2千年后，其它人类文明仍然没有达到苏美尔文明的水平。

苏美尔文明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她的文明开发的非常早。当我们提起古代文明时，常常提到两河文明的巴比伦和亚述，这两个国家非常古老，从4000年前就开始兴起了，考古学家一直相信埃及和两河就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了。直到1927年，考古发掘才发现在巴比伦国家靠海的那一边，下面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国家。陆续发掘出来的大量泥板上，至少刻着10万篇以上尚未被完全解读的楔形文字证明，至少在7300年前，苏美尔已经或者接近完成从“文化”向“文明”的进化。6300 多年前，苏美尔已经具备文明的各主要特征，而在6300多年前，世界其它地区的人类，还在那儿敲石头“文化”呢。当古老的巴比伦国家在4011年前粉墨登场时，苏美尔国家已经演出完毕谢幕了，你看她有多早？

苏美尔人至少创造了39项人类第一。包括城市建设，语言文字，水利设施，轮子，时间的60进制、天文学、学校、图书馆、两院制议会、法典、药典、农历、种植，法庭审判、伦理标准、心理战、宇宙演化论、祭祀经典、保护神、酋长、先知、神话、格言、寓言、史诗、情歌、文学论争 … … 所有在泥版上用楔形文字记载下来的一切，都在表明：6300多年以前的确存在过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智慧与文明的苏美尔黄金时代。

在哈拉巴文明消失后不久，3700到3500 年前左右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商王朝开始了，很有可能一部分遭受外来入侵的哈拉巴人/苏美尔人迁移了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的蒙发。商人所使用的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显然之前己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商人还有很多与苏美尔人/哈拉巴人近似的习惯，比如建筑的砖木结构和四四方方的棋盘式街道，使用象形文字，石头刻制的印章，多神教偶像崇拜等等。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人来自西方的某地，如昆仑山等说法。早期华夏人的饰物和田玉出产于昆仑山，后遍布中原大地，或许是苏美尔人/哈拉巴人从印度河流域沿昆仑山脉到达黄河流域的证据。

当然，汉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从汉朝时被称为汉人开始，就是由10个以上的民族/部族构成的。苏美尔人/哈拉巴人可能至少是其中的一支。另外，其他黄种人也可能与苏美尔人/哈拉巴人有关，例如当黄种人渐渐向东，向北迁徙时，他们可能遇到高加索种的东胡人，匈奴人和突厥人，并且与他们混合产生了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

14/10/21 1872年，著名考古學家G.史密斯在譯讀古代米索不達美亞蘇美爾民族的「吉迦美爾史詩」時，發現其中一段話和聖經創世紀描述的挪亞方舟大洪水非常類似。於是有些學者認定「蘇美爾族的洪水」是挪亞方舟大洪水的原型。蘇美爾民族的「吉迦美爾史詩」，為數十二塊泥版，共三千多行。神話故事分六個部份。有關吉迦美爾史詩的洪水故事，就在第十一塊泥版中的一段。蘇美人的記載年代大約在西元前1800年左右。猶太人的始祖「亞伯拉罕」就是來自兩河流域的蘇美城鎮。他和他的妻子的名字，原来是亚伯兰和萨瑞（Abram and Sarai），这是苏美尔文。后来耶和华给他们改成亚伯拉罕和萨拉（Abraham and Sarah），这才是希伯来拼法。这莫非暗示以色列人至少部分起源于苏美尔？要知道在亚伯拉罕活动的时间，苏美尔刚刚亡国。

(.：這牽涉到來中國的是蘇美爾人還是猶太人。由時間上看應是蘇美爾人，而出現的猶太人的文化跡象應該是猶太人學習蘇美爾人的，而猶太人文化為世人所知而導致的錯誤判斷。)

希腊神话，希伯来旧约均源自于巴比伦神话，而巴比伦的神话源自于阿卡德人。阿卡德人抄自于苏美尔神话。自《吉尔伽美什》史诗出土以来，完全证实了《圣约》故事来源都最初的苏美尔。而苏美尔的一个分支古埃及人的神话则是继承苏美尔神话。中国的昆仑系神话，则来源于古埃及人。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神话故事，都是小异而大同。都来源于最初的苏美尔人。各个民族的神话，都是在用不同语言，思维来记载和解释上古时代发生的同一件事情。不仅现代人类同出于一源，人类文明同出于一源，连神话故事都是同一史实的翻转。
(注: 阿卡德人为闪米特人中的一支。阿卡德于约前2191年為古提人（Guti）所灭。)

依据《旧约全书·创世纪》中叙说的，“从伊甸流出来的那一条河滋润着园子，并从那里分为四条支流。”可以得出那四条支流分别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基训河和比逊河。而这四条河流的交汇处恰巧是苏美尔文明的源地。苏美尔人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并在生产中发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从而创造出一批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人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加入了历史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虽然苏美尔文明不断向周围扩大发展成为巴比伦文明，并把北方亚述带入两河流域文明圈，但苏美尔人口却似乎在不断减少。随着南方大批城市被逐渐放弃，苏美尔人完全消亡于巴比伦人之中了。与之人口相对应的是苏美尔文明的寿命短暂，以至于後来神秘消失，在5000年前左右，由於苏美尔人内部不团结，12个城市国家互相争霸称雄，年年征战不休，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整体力量，最终被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征服，一部分被征服的苏美尔人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国，在4000年前左右，又建立了着名的（巴比伦）王国； 另外一部分苏美尔人悄悄的离开了两河流域，下落不明。其後的巴比伦文明虽然继承了一部分苏美尔文明，但不同苏美尔文明，独特的苏美尔文明在两河流域永久消失了。
(注: 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之間各蘇美爾城邦都已經存在，蘇美爾人的文字也已經存在。從公元前2900年開始，蘇美爾城邦進入一個「諸國爭霸」的時代。閃族的阿卡德國統一了美索不達米亞，之後，阿卡德被蠻族庫提人（Gutium）所消滅，蘇美爾得以復興。烏魯克的國王烏圖赫加爾（Utu-hengal）是趕走庫提人。烏爾納姆在烏爾建都，統一了美索不達米亞，建立了烏爾第三王朝（公元前2111年～公元前2003年)，埃蘭人入侵烏爾第三王朝給以最致命的打擊。國王伊比辛（公元前2026年-公元前2004?年在位）兵敗被俘。烏爾第三王朝滅亡，歷史上就再也沒有蘇美爾人建立的政權。蘇美爾民族也逐漸從歷史上消失。)

中华文明的神仙都来自于昆仑。他们认为昆仑山是中华文明中神人居住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偏偏也是苏美尔人来到中国的必经之路。

14/10/21 [兵策儒剑] 共济会与华夏共同的记忆根源
共济会(自由石匠，Free-Mason），的标志 就是一个圆规+一个曲尺， 中间有个G. 无独有偶， 在东方华夏族记忆里，也有圆规和曲尺。在几乎所有的伏羲女娲交尾图中都是一人拿曲尺，一人拿圆规。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正是苏美尔文明时期，苏美尔文明失败或迁移后，部分苏美尔人与一些J系闪族人形成犹太人，他们把这些记忆传承下来。而东方的文明源头殷商人是苏美人->哈拉巴人的后裔，周人又是古埃及（夏人）的后裔，古埃及人也是苏美人后裔，对建造金字塔石器文明的工具曲尺和圆规当记忆深刻。根据古文明分布特点，Y-Q系人群极有可能是苏美尔-古埃及文明的创建者。而德系犹太人也有约5%左右Y-Q1b，而中国人的Y-Q比例平均也有4-5%左右。

14/10/20 非洲原始黑人是黄褐色而不是纯黑色。苏美尔人亦是以伊朗地中海类型为主的稍有混血的白种人，皮肤为淡黄褐色。 但当时的非洲人绝不是黑皮肤的，而是黄褐色皮肤的，D人群也绝对不是黑皮肤，可能也是黄褐色皮肤的。（在距离今天1100年前，漆黑色皮肤的西非班图黑人只分布在占非洲20%面积的西非地区，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占非洲面积60%以上土地上生活的是狩猎的黄褐色皮肤的布须曼人Bushman，今天他们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南非，看上去肤色并不太黑，Bushman人兼具黄白黑人种特征，而且其Y染色体是最古老的A，可能是最古老的人类族群，直到大约在1000年前，黑色皮肤的黑人才扩散岛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 当时的D人群的皮肤很可能就是和Bushman人一样的黄褐色，而且向北的过程可能还变的更浅了。（所以称呼D人群为矮黑人并不准确，称呼老亚洲人更准确。）

14/10/12 埃及王朝时间漫长(长达3000年)，但是上古埃及于4600年前结束（公元前3100-2650年），这一时期中国4000年的夏朝还没有建立（前2070年）。现在占据埃及的阿拉伯人（闪族）和黑人（苏丹）都使用拼音文字，他们都不能阅读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而且人种面貌大不相同，怀疑他们并不是同一个种族延续的？从后期埃及壁画看，明显出现了大量的白人，文化宗教开始变化，以前的“黄种人”壁画逐渐消失，他们是迁徙了？还是被其他种族消灭、或者同化了？

今天埃及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他们并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从古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古埃及先后遭到多次异族入侵，在异族的统治下，古埃及人的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等逐渐变得面目全非。现代埃及的“科普特”人，就是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意思是“埃及人”，在埃及全国，科普特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他们也讲阿拉伯语，科普特语仅仅是“宗教语言”，在宗教场合使用。

现在的埃及人以阿拉伯人血统为主，古埃及人的确切种族不太清楚，从语言上来说，都属非印欧语系的闪含语系；古埃及人的後裔可以在今日埃及的“科普特”人中找到，但这只是在文化（语言、宗教等）的意义上，种族上的古埃及人是早已消亡了。古埃及人的血统尚纯，後来混入希腊、罗马、阿拉伯、突厥等因子，便成了今日的埃及人，但是阿拉伯人对它的影响是最大的（这是宗教的力量），因此埃及人基本同化於阿拉伯人。

14/10/22 叙利亚东北的布拉克遗址（Tell Brak，Tell 當地語是土丘）考古研究发现，该地城市化出现的时间与伊拉克南部城市的时间相同。布拉克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个40米高，1公里长的考古丘。该地区7000年前就已经城市化，在6200年前就有移民，市中心面积约40公顷，其周围300公顷的地方都有迹象显示有人居住。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城市周围郊区不超过3公顷时，布拉克郊区面积却达到55公顷。

兩河流域下遊肥沃的沖積平原為文明的興起提供了天然的糧倉，但是這裡缺乏木材、石料和銅礦等重要資源。兩河流域北部的上遊地區至地中海沿岸為其提供了這些文明必不可少的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兩河流域北部是兩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布拉克遺址正是這一地區的一個重要遺址。　布拉克遺址位於幼發拉底河支流的卡布爾（Khabur）河畔。卡布爾河流域是兩河流域北部史前文化分布非常密集的地區。它曾是哈拉夫文化(Tell Halaf，公元前5000多年～前4300年。)繁榮時期的一個重要中心地區，隨後曾一度被南部傳來的歐貝德文化(Ubaidian Culture，公元前4300年至前3500年间) 所取代。到了城邦初建的烏魯克時期(Uruk period，約西元前4000年至前3100年），這裡由於成了一個貿易中轉站而逐漸發展成一個擁有大神廟的城市。兩河流域南部城邦從現在位於土耳其東部的迪亞巴克爾（Diyaberkr）附近開採銅礦石，經過馬爾丁（Mardin）運抵這裡，再從這裡運往兩河流域南部。

在這裡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廟宇──眼廟（由於在這個廟中出土了許多形似眼睛狀的泥塊標志而得名）。這個廟宇從公元前3500年一直沿用了近千年。

从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就认为正眼看人，神或邪魔的眼会带来厄运，应此有“邪恶眼”出现。眼的力量一般是会伤对方的，不过有些神的凝视反而是有益的。例如古埃及太阳神何露斯（Horus)，因此人类把“眼”画在洞壁，建筑物上， 墓里， 或戴在身上当护身符以抵消“邪恶眼”带来的厄运。

18/4/21 1891年秋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远赴德国柏林专攻埃及学，师从埃尔曼（Adolf Erman）。柏林当时是国际埃及学的中心，不仅有柏林大学埃及学研究所，而且还有众多的埃及学家在柏林埃及博物馆和普鲁斯科学院从事研究。莱普修斯从实质上补充和发展了由法国人商博良创立的象形文字解读系统，而且在古埃及语言、宗教、艺术和建筑等领域都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埃尔曼于1892年接替了莱比修斯的埃及学教席，在接下来的数十年研究中，埃尔曼奠定了科学地分析埃及语和系统地解读古埃及文献的坚实基础。埃尔曼系统地建构了象形文字语法，把象形文字在古埃及发展演化的过程分为古埃及语、中埃及语、新埃及语三个阶段，辨析埃及语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编写了《新埃及语语法》。

布雷斯特德具有语言天赋，他不仅精通德语、法语、阿拉伯语等现代语言，而且熟练掌握了象形文字、科普特语、亚述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古代语言和文字。

1906年至1907年，五卷本的《埃及古文献：从历史初期至波斯征服时期为止的历史记录》（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全部出版，八开本的书合起来近两千页。第一卷收录了第一王朝至第17王朝的历史文献（约公元前3050至前1570年），第二卷收录的文献全部来自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70至前1293年），第三卷专门收录了来自第十九王朝的文献（约公元前1293至前1185年），第四卷包含了第二十王朝至第26王朝的文献（约公元前1185至前525年）。第五卷由各种索引构成。

《埃及古文献》收录了从象形文字诞生到波斯人征服埃及为止，约两千五百年之内形式不同、内容各异的文献。在此期间，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式及其语法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棘手的是，古埃及政治制度、官僚系统和管理机制不仅与今天不同，而且有一套非常繁琐的称谓，并且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他尽可能采取了直译而不是意译的方式，而且也很少使用英语习语。他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原文的本意，借助他在脚注中提供的各种相关信息，确定古埃及写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在布雷斯特德看来，应当公正地评价重新被发现的古埃及历史和文化，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已经完成了冲破蒙昧、创造文明的业绩，为人类文明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3/1 古埃及文明源于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的肥沃的淤泥，而埃及国家最早起源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在尼罗河两岸开始形成许多原始的奴隶制小国，而后逐渐形成以尼罗河三角洲为中心的下埃及（埃及北部）和尼罗河上游峡谷为中心的上埃及（埃及南部）两个王国，最后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下埃及兼并了上埃及，定都今开罗南郊的孟菲斯城，完成了埃及的统一。

从公元前3100年到约前2181年，古埃及度过了持续了6个王朝的经济、文化、艺术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被称为古王国时期。古埃及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境内除尼罗河流域外又无其他适宜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区，因此古埃及文明的兴衰与否与尼罗河的状态密切相关。

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君主冈比西斯二世在稳定了帝国新征服的两河地区后挥师南下，征服了处在动荡之中的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埃及就此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公元前332年，新崛起的希腊马其顿王国在国王亚历山大的率领下从波斯人手中夺下了埃及，他的部将托勒密在埃及自立为埃及法老，建立了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在政府中重用希腊人并鼓励文学、哲学的发展，很快就有大批的希腊人被吸引来到埃及生活。希腊语和希腊文从政府中逐渐传入民间，希腊神庙在埃及出现。

公元前30年，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著名的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离奇死亡。埃及正式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而从外在环境来说，基督教作为一个古犹太宗教，最早是在犹太人之间传播的，而埃及从托勒密王朝的创建者托勒密一世在公元前301年征服巴勒斯坦开始，就有大量犹太人迁入埃及居住。到公元元年前后，埃及已经成为巴勒斯坦之外犹太人人口最多的地区，有近百万犹太人生活在埃及，这也为早期基督教提供了在埃及传播的社会基础。到了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基督教更是在埃及更广泛的传播开来，成为了埃及的主流宗教。

随着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加之其后帝国（包括罗马帝国分裂后继续统治埃及地区的东罗马帝国）采取的一系列打击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活动的政策，在教会和帝国行政机器的双重打击下，古埃及的神明被抛之脑后，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语也被随着基督教会的不断拓展而在民间日益流行的拉丁文和拉丁语所取代。

公元642年，阿拉伯帝国的骑兵进入埃及亚历山大港，早已厌倦了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间反复战争和残暴统治的埃及民众还期盼着阿拉伯人能救他们于水火。但他们所没想到的，阿拉伯人带来的是另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阿拉伯帝国征服埃及的那一刻，在文化吸引和政府强制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埃及的土地上几乎毫无停顿的就开启了伊斯兰化进程。

现代埃及完全是一个在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上建立起的国家，民族认同为阿拉伯人，使用阿拉伯语，超过90%的人口都信仰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教则是基督教的分支科普特教派，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也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基本无异。

***** 印度 *************

14/10/1 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结束于公元前2300年，然后印度河哈拉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300年，结束于公元前1700年，然后三星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公元前1046殷商被周人推翻。
(.：走緬甸、雲南這線的機率不高，觀察古時，埃及、亞力山大東征都是到印度河東邊一點就停了，而哈拉巴文明也是如此，甚至印歐人來印度一開始也是如此，可知往東有一股力量(自然或人為)阻止了前進。。從恆河平原去緬甸還要翻過若開山脈，之後，又要開始往上爬雲貴高原，而橫斷山脈的山高水深的地形更是難以闖越，更可怕的是溼熱叢林環境，這對相對進化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

14/10/4 古印度文明時期，也稱哈拉帕文明時期，是指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古印度，約公元前3300年至前1300年之時期。

印度河流域文明發生晚於兩河流域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但早於商朝。考古專家在印度河流域發現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兩個古代城市遺址，發現了大量石器、青銅器、印章和農作物遺迹，估計城市人口都在4萬以上。

兩個城市的中心都有一個人工堆成的土墩，用作衛城。在這個土墩上建有大穀倉，對其居民來說，這就好比是現在的中央銀行。城市建築以衛城為中心呈網格狀分佈，有市政建築、市場、作坊、儲存區、民居和神廟。每座民居都圍著一個院子建成，有幾個房間、一間廁所和一口水井。建築用基本材料是從燒木頭的窯裡製出的土磚。在摩亨佐．達羅的衛城上建造了一個大浴池，有私人浴池、會所等。

14/10/4 哈拉巴文化（Harappa Civilization）。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青铜文化遗物。还发现了刻有文字符号的印章，迄今尚未完成解读。

哈拉巴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逐渐进入了全盛时期。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豌豆、甜瓜、椰枣、棉花、胡麻等。人们已经驯服了水牛、黄牛、山羊、绵羊、猪、狗、猫、鸡、象、骆驼等。使用青铜制的农具，另外还把水牛作为牲畜。人们还在和洪水进行的斗争中，学会了筑坝和引水灌溉。在手工业方面，有冶金、粮食加工、制陶，还有棉、毛纺织，刺绣、染色等。此外，还有珠宝制造和象牙工艺等。

商业发达，印度河流域本地出产的棉布、香料、木材、珠宝等输出到西亚等地；自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运进工艺品原料。陆路交通主要使用车辆和牛、骆驼等运输；在水路有船只。形成了度量衡制度。人们用介壳尺和青铜杆尺计量长度。用砝码来衡量重量，用小砝码进行珍宝珠玉的买卖，用二进位制；用大砝码衡量非贵重物品，用十进位制。

已经有了记载语言的文字。基本上属于象形文字。哈拉巴文化的文字大多刻在石头或陶土制成的印章上。当时的全部文字符号有417个。后来文字中的图形符号已经消失了，

14/10/4 東部的恆河流域誕生過印度早期的許多重要國家，但其政治中心地位在穆斯林入侵以後被西北部的德里取代。

14/10/5 巴克特里亞·馬爾吉阿納文明體的一部份原始印歐人向東南方向移動，在公元前1200左右越過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約於公元前1200年來到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遇到了當地土著達羅毗荼人的頑強抵抗，這使得雅利安人不得不放慢征服的腳步，經過約6個世紀的漫長戰爭，雅利安人最終把大量土著達羅毗荼人趕走，有的則變成了印度雅利安人的奴隸。

14/10/5 達羅毗荼人，也翻譯作德拉維達人（Dravidian），是南亞次大陸上以達羅毗荼語系的語言為母語的種族，人口超過2億。達羅毗荼人大多分布在印度南部，約佔印度人口的25%，其餘的分布在中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尼泊爾、巴基斯坦和伊朗東南部等地。在印度-雅利安移民到來之前，達羅毗荼人遍佈於印度半島，多信印度教，其中以湿婆派为主。

欧罗巴人种南欧类型的人于公元前4000～前3000年到达印度，与当地人混合形成达罗毗荼人种，一部分滞留在次大陆西北部，保留较多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成为现存的布拉灰人。欧罗巴人种的人来到后，部分土著被赶到山区林地，习惯上又称前达罗毗荼人。一般认为达罗毗荼人与哈拉巴文明有关。雅利安人来到后，达罗毗荼人被赶到次大陆南部。

西元前10世紀至西元前7世紀間，阿利安人的軍事民主制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各部落逐漸演變為小型國家。阿利安人也擴張到整個恆河流域。到西元前6世紀時，印度河與恆河流域出現了16個國家。其中以位於恆河下游的摩揭陀國（Magadha）與位於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羅國（Gandhara）最重要。

阿利安人在侵入印度後，仍維持游牧部落時代的宗教信仰，崇拜自然界諸神。他們的信仰反映在最古老的吠陀經——梨俱吠陀（Rig-Veda）中——因此稱為吠陀教（Vedism）。火祭是吠陀教的主要宗教儀式，不需要廟宇和神像，只要臨時將一塊空地淨化就可舉行。其中最受重視的自然神衹有雷電神(戰爭神)因陀羅(Indra)、火神阿耆尼(Agni)、酒神蘇摩(Soma)。

婆羅門教的雛型生成於印度最早的文明-印度河文明(B.C2500~B.C1700)時期，但真正成為一個信仰，教義完整的教派則是在吠陀時期(B.C1500~B.C900)。隨著阿利安人的到來，先是吠陀文獻的出現，後是種姓制度的逐步成形，奠定了婆羅門的根本。吠陀時期的初期階段，印度宗教主要是多神崇拜，後來則趨向於主神崇拜或是一神信仰，婆羅門教的主神都是由吠陀時期所崇拜的諸神演變而來(如：梵天，毗濕奴，濕婆。)吠陀末期，印度婆羅門教已完成形，無論祭祀、崇拜、教義等都以系統化的確立構成印度傳統文化的重心。對後來的宗教如耆那教、印度教、佛教也有莫大的影響。

14/10/5 [12/5/28] Climate change blamed for Harappan collapse
The new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decline in monsoon rains led to weakened river dynamics, and played a critical role both 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Harappan culture, which relied on river floods to fuel their agricultural surpluses.

From the new research, a compelling picture of 10,000 years of changing landscapes emerges. Before the plain was massively settled, the wild and forceful Indus and its tributaries flowing from the Himalaya cut valleys into their own deposits and left high "interfluvial" stretches of land between them. In the east, reliable monsoon rains sustained perennial(長年) rivers that crisscrossed the desert leaving behind their sedimentary deposits across a broad region.
(.： 這正如昨日所預測喜馬拉雅山脈的持續升高影響了印度半島的氣候。由於山脈有高有低，影響時間不盡相同。當全面高過水氣可通過的高度，氣候pattern就開始定型。很不幸的，南亞又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南亞將開始促生暖化氣候變化。)

In another major finding, the researchers believe they have settled a long controversy about the fate of a mythical river, the Sarasvati. The Vedas, ancient Indian scriptures composed in Sanskrit over 3000 years ago, describe the region west of the Ganges as "the land of seven rivers." Easily recognizable are the Indus and its current tributaries, but the Sarasvati, portrayed as "surpassing in majesty and might all other waters" and "pure in her course from mountains to the ocean," was lost.

By 3900 years ago, their rivers drying, the Harappans had an escape route to the east toward the Ganges basin, where monsoon rains remained reliable.
(注：撒拉斯瓦地（Sarsavati） 又名伽噶哈克拉（Ghaggar Hakra），遠古，印度有三大河流，現在只剩下兩條。)

**** 台灣 原住民 **************

14/10/5 2000年6月9日的《文彙報》《筆會》欄刊登了一幅台灣木雕人像照片，除了裝束略爲複雜一點，基本姿勢神態與安徽撫胸玉立人一模一樣。“木雕，（１８—１９世紀）台灣，法國盧浮宮原始作品選”。台灣原住民在海島上，長期過著與外界幾無交往的生活，他們的原始宗教信仰改變的可能性很小。可以設想，當地原始族群在意識形態中接受了良渚文化北攜而來的薩滿教成分之後，又在外強的擠迫下東渡遠比今天窄得多台灣海峽，演化、改良出現了紅山、淩家灘式形象與功能的木雕人像。

14/10/5 [10/4/9] 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来源于东夷

中国东北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有抚胸玉立人，台湾鲁凯人的木雕也有抚胸直立人，上海博物馆的张海明研究员认为二者有渊源关系。在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内找到（非地层出土）与卑南文化相同的人兽形玉玦也并非巧合，二者必有内在的联系。

14/10/5 [10/4/9] 台湾世居少数民族来源于东夷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张海国发表肤纹研究的结果，证明以长江或北纬30°至33°为界，我国56个民族类聚为南、北两大群，而台湾少数民族的样本都类聚在北方群内。张崇根根据他多年从考古学、古农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论证台湾世居少数民族主要来源于海岱地区东夷人的观点，认为可与张海国的研究成果互为佐证。
(.：邏輯上也說得通，很明顯，最早台灣的住民是矮黑人，後來的人要能殺光矮黑人，除非有顯著的生存競爭優勢，很明顯，這就是東夷人。)

距今3500年之前，“九族”的先民古东夷人就来到台湾岛上繁衍生息。为什么说“九族”的族源与古越族关系不大呢？因为他们的主要文化特点与古越人大相径庭，与古越人的“饭稻羹鱼”、住“干栏”、“断发纹身”等都不同。台湾世居少数民族都是束发或披发的。
(.： 不過，離開了河邊平原的人就不可能種稻了。生活環境的改變是否造成生活方式的改變？)

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作物是粟（小米）和陆稻（也称“旱稻”），一切传统祭祀仪式都是以粟的种植为中心展开。从他们的观念上说，粟不仅是传统食物，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物。台湾岛上的粟和陆稻出现的年代要比海岱地区晚得多。中国历来被公认是黍粟的起源中心。

台湾史前居民有拔牙习俗，据考古发现，拔牙习俗最先流行于海岱地区，是东夷人的习俗。都使用石板棺做葬具。都有蛇生和鸟生传说。排湾人、鲁凯人都有以百步蛇为祖先的传说。泰雅人传说因神鸟在岩石上振翅长鸣，巨石裂开，跳出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繁衍下来。表面看似石生传说，但神鸟的作用也很大。

根据林妈利的《亚洲24个族群的系统发生树》可以看出，台湾的阿美人、泰雅人、布农人、大陆的鄂伦春族以及日本人、韩国人在同一树枝上。金力教授发表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的论文中，有《部分汉族人群和部分少数民族的聚类图》，鄂伦春族与藏族遗传距离最近。说明布农人等、鄂伦春族、藏族三者应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未分化的汉藏南岛”民族——东夷。
(.：共同來源可能不是東夷，而是古羌人，東夷人也是古藏人(古羌人)的一支。真的是繞了一大圈。從西藏->甘肅->寧夏->內蒙->遼寧->山東->台灣。這也太神奇了。)
(.：周滅了商後，一些不願被周族統治的東夷人駕船去了日本。如果日本都能去，來台灣應該也是沒問題的。Q：那越人不會來台灣嗎？那個時代真有這麼好的航海技術？)

台灣原住民紅血球血型的研究，也顯示各族群間有很大的差異及不同的分布情形。MiIII 血型在阿美族有88%（後來證明是95%），達悟族34%及卑南族21%，為世界上最高頻率的三個族群；但是與他們相鄰的布農族、魯凱族及排灣族卻是0%。這項發現不只顯示台灣原住民有不同來源之外，也顯示各族群間的互相隔離、不通婚，而成為最純種的族群。

14/10/6 泰雅族祭儀，山豬不能作為祭品。據說，祖先在陰間的生活，山豬是他們的獵狗，用山豬當作祭品，表示不給祖先們飼狗，這樣會觸怒祖靈。
(注：這就與通古斯族的敬豬有關了，注意"家、冢"這兩個字。泰雅族應是東夷人。所以要了解古代東夷人，到台灣來就對了。)

14/10/8 三千多年前的卑南文化及台灣各地遺址出土的玉石，都是來自花蓮的臺灣玉。公元前第六千紀大陸東北玉器文化向外擴展後「隨著新玉壙的開發和新交流所帶來的刺激，東亞各地玉器文化也紛紛興起，其中臺灣因位處西太平洋島鏈的中心，在西元前第二千紀以後東亞環太平洋地區玦飾發展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人獸形玉飾是臺灣具有特色的玉器，東海岸新近出土的人獸形玉飾，推測大約距今2800-2300年前是臺灣玉器製作興盛之時期。

14/10/16 高山族是百越族系的一支，父系基因Y-DNA O1高达70%，与江浙沪O1有紧密的渊源关系，高山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高山语与文化习俗的传承均依靠口口相传。高山语属于南岛语系，是古越语言的活化石，可以作为考究对象。高山族的语言与古越语言一样，也是多音节无声调的粘着语，完全不同于汉语一字一音分析语（单音节，多声调，分析语）。
(.：這段話又與之前的北方民族說有點差別。除非古越族就是東夷人。)

14/10/23 在距今300多年前，泰雅族居住在今天北港溪和濁水溪上流，台灣的中部地區。賽德克亞族從濁水溪，越過中央山脈，在今花蓮縣秀林鄉開拓了新天地；賽考列克亞族從北港溪上游的家鄉朝北移動逐漸移至大甲溪上游，然後分三支繼續移動：一支向東越中央山脈，到今和平北溪流域，一支朝東北移入蘭陽溪上游，一支越大雪山向新竹、桃園、台北等縣移動，使賽考列克成了住區分布最廣的一系。澤敖列系統則從北港溪向東西移動；向東遷徙者，在宜蘭縣與賽考列克亞族雜居、向西遷徙者，順北港溪移動，向南移居萬大溪上游，因鄰近為埔里平埔族與布農族，發展受到挫折，只好向北，逐漸向大甲溪中游移動，再朝北突破雪山，進入到大安溪賽夏族的領域，並繼續向苗栗、新竹兩縣的淺山地區擴展。

文面是「泰雅族」傳統獨有的習俗。「泰雅族」的文面具有固定的型式，即男性刺於前額的額文與刺於下巴的頣文，女性刺於額頭的額文與刺於雙頰的頰文。英國人類學者W.D. Hambly 提出見解，文身的源起，Hambly認為全世界至少有五個重要的區域必須討論，分別是：蘇美和巴比倫（Sumer and Babylon）、中國與日本（China and Japan）、亞利安（The Aryans）、秘魯、猶加坦半島、墨西哥等古文明（Civilizations of Peru, Yucatan, and Mexico）。根據《禮記》記載：東夷與南蠻「被髮文身」（長髮紋身）。

14/10/23 布農族在臺灣最早是居留於台灣西部平原土地之上：Take Banuath〔巒社群人〕說他們的居住地是在Lkaan 〔羅卡安〕。Isi Bukun〔郡社群人〕說他們的居住地是在Linpao「林埔」、Linkipao「林已埔」、Taulak「斗六」及Lamtao「南投」等地。上述地方可能是現今彰化縣的鹿港、南投縣的竹山、斗六 及南投等地方。

早期居住地或因遭到洪水、雷火、地震、颱風、傳染疾病等自然天災的侵襲，或為了尋求新的獵場及耕地，或因漢人以及臺灣原住各族的侵入，他們離開平地進入佈滿毒蛇猛獸、深不可測的中央山脈。最初布農族往上選擇濁水溪上游及其支流的卡社溪、郡大溪、丹大溪和巒大溪等二岸居住下來。之後，布農族並未定居下來，約在十八世紀初葉，布農族開始越過中央山脈向東南方及南方移動，稍後又轉向西南及南方移動。

14/11/11 [张崇根]以干栏、崖葬、以歌舞代哭、犬祭、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缺齿、斑纹布、腌鱼、粟酒、猎头、蹲踞共12项文化特质，对古越人与台湾世居少数民族进行比较，可以说明古越族与我们常说的高山族可能没有多少关系，而与平埔族系关系更密切。

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距今4000～3500年）以来的考古文化与古越人有关？这与越族形成的年代有关。

关于古越人形成的年代，一般地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青铜时代到来之际，中国东南和南部广大地域的原始先民便逐步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民族，并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中的几何印纹陶，它被誉为百越民族文化显著特征。台湾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距今4000～3500年）以后的考古文化与古越族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与以稻作和采贝捞鱼为主的2种不同生业类型的遗址关系更为密切。距今4000年以来台湾出土了稻米碳化物或稻的遗迹（如稻壳印痕）的考古遗址有：
　　
台湾北部地区芝山岩遗址的芝山岩文化层（距今3600～3200年），出土了许多碳化稻米，经鉴定为粳稻；同时出土的还有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相同的黑皮陶（外黑里灰）和木陀螺。圆山遗址的圆山文化层，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石锄和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以及稻壳遗留；还有青铜镞（与安阳小屯殷代的两翼长脊实铤形镞相同，而与东南亚青铜镞有异）。圆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3200～2300年。

进入铁器时代的北部十三行遗址的十三行文化层（距今1800～500年），发现了稻米、水井、水沟以及柱洞，可能是“干栏式”房屋遗迹。
中部的牛骂头遗址营埔文化层，稻的种植年代可以早到距今3000年。
南部的凤鼻头文化（距今3500～2500年）凤鼻头遗址，发现了干栏式建筑遗迹。同属这一文化的还有“鹅銮鼻第三史前文化相”，从相关的遗留组合（例如渔具、食物处理工具、鱼骨与贝壳遗留等），可以看出其特殊的表现与依赖。农耕活动的重要性相对地有降低趋势。而狩猎、捕捞为重要的生业活动。
近年来在台南县科技工业园区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代的一系列考古遗址。较早的南关里、南关里东遗址，属于大坌坑文化晚期，距今4700～4200年，出土了稻、粟等碳化物；可能与海岱、黄淮地区的东夷人有关。其后，在右先方遗址的牛稠子文化层（距今3800～3300年），也发现了稻、粟的碳化物。而在五间厝南、道爷、五间厝遗址的茑松文化早期（距今1800～1400年），出土了稻米、薏苡等植物碳化物。

22/9/12 [.] 今天忽然想到"南島語族"起源於台這判斷，似乎不大對，如果起源於台灣，就代表不是從東南亞來的，問題來了，台灣這族群來自哪裡？剩下可能只有對岸大陸，如果來自大陸，難道他們來之前還沒有語言嗎？不可能，那麼起源就來自大陸，那麼台灣就不是源頭。

(.：有可能是來自台灣，但源頭不是台灣。)

為什麼現存的南島語族絕大多數位於島嶼上，亞洲大陸東南方卻幾乎沒有？

(.：這可以回答，就是孑餘，在大陸上族群容易 消滅、融合 (熔爐)，小語族很容易消失了。台灣是島嶼 又多高山融合不易，就形成不少語言島，這與新幾內亞類似。)

(.：東亞的最早歷史就是 人類由南往北走，之後，北方的族群 一波一波的往南方擠，Jerid Diamond 提到過。東亞大陸(連片的土地)的進步比較快，所以這些人來到台灣後，他們的進步是比當時東南亞島群的人領先。或者，台灣產玉，人見人愛的玉。) 

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Dr. Peter Bellwood)表示，南島語族最早起源於台灣，大概是5000年前左右，看起來他們在台灣停留的時間差不多是1000年。一般來說，大約4000年前，他們經過菲律賓，3500年前，他們從印尼中部、蘇拉威西島、婆羅洲進入印尼。這個時候他們向東邊。

國外由英國哈德斯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教授馬丁．理查斯（Martin Richards）與同事們共同發表的最新報告根據至今最全面的區域DNA分析，太平洋島居民體內的DNA很早以前就出現在島嶼東南亞，令人不禁懷疑「臺灣原鄉論」的說法成不成立。

根據陳叔倬、許木柱的研究，台灣南島民族的起源極可能是「多元複向擴散」的結果：中北部各族（鄒、布農、賽夏、泰雅等族）可能由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移入台灣，東部與南部的阿美、卑南、排灣等族，應該是由東南亞往北移入台灣。

(.：這 可能比較靠譜 。阿美、卑南、排灣等族是生活靠海邊，應該是比較後來的。西岸有平原可以養較大的部落，之後，除非是大船隊 或 領先很多的後來隊伍 才可能上岸形成族群據點。這與北美洲外來殖民類似， 西班牙人南方登陸，英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從北方登陸。)

22/9/30 距今約6500年到5500年、被認為是南島語族重要代表地的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近日已展開第三次考古發掘工作。20世紀以來考古學家、語言學家以及民族學家以不同方法共同印證了南島語族的起源地就在亞洲大陸的東端，甚至直指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非常多的證據證明殼丘頭文化遺址就是重要的代表地」

22/10/13 澳洲大學資深研究員洪曉純等人針對在台東成功鎮小馬洞內發現的女性骨骸進行頭顱型態研究，估計這位女性的身高是139公分。首次證實了6000年前黑矮人狩獵族群可能真的存在，也就是流傳數個世紀的「矮人族/黑矮人」傳說，可能是真的。除了蘭嶼的達悟族，台灣其他原住民族都有關於「小黑人」的傳說，稱他們身材矮小，皮膚黝黑，捲髮，且生活在偏遠山區。

在研究該頭骨的DNA時，研究人員發現黑矮人與大約同一時期的非洲樣本很接近。但他們也發現，它的大小和形狀與生活在現在的南非和菲律賓部分地區的黑矮人相似。

(.：他們才真正是台灣的原住民，從菲律賓過來的。)

********人類 **********

14/10/10 冰河時期的一個週期大約10萬年。在這段期間之內，有9萬年的時間是寒冷的時期，剩下的1萬年則是屬於冰河時期之間的溫暖過渡期(目前)。冰河期並不是地球全被冰封，只是零度結冰線比現在更南邊，可能在北回歸線以北(中國南嶺)(台灣嘉義)，離現在的零度線淮河差的遠(比現在上海更北)，所以人類不是每天都被冰雪包圍，當時也有春夏秋冬(冬天可能很長, 夏天短)

當十萬年前現代人類開始發展時(人類當時在非洲)，正是上一次冰河時期高峰期(可能零度線已經超過北迴歸線)，當時非洲是溫暖和乾燥的，當在間冰期人類不斷離開非洲進入歐洲及亞洲 。

最近一次的冰期又稱為末次冰期，距今25000-18000年前。在這段時期台灣海峽是不存在的，因為那時的海水面比現在還低約130公尺。到約6000年前，全球海水面已達今日的高度，並大致維持穩定至今。

14/10/10 人类起源：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600万-700万年前；第二阶段是能人(Homo habilis，直立猿人，Handy Man)阶段，大约生活在160万-250万年前；第三阶段是直立人阶段(Homo erectus)，大约从180万年或160万年前持续到20多万年前；最后一个阶段是智人(Homo sapiens)阶段，从早期智人一直到约10万年前进化到晚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形态与现代人类基本一致。

由于目前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在科学界，人们比较赞同最初的人类可能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但是争议较多的却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对此，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看法———“走出非洲学说”(OutofAfrica)和“多地区进化学说”。
但非洲起源学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15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种。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2002年提出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人类在42万―84万年前曾走出非洲，之后又于8万―15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在19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走出非洲”的经历，称得上是最早的一次。坦普莱顿主张，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相互融合，构成现代的世界人群，

已有的DNA和化石证据表明，人类祖先5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大陆，大约30万年前形成3个分支。他们之中有的离开非洲大陆向西进入欧洲，成为尼安德特人；有的向东形成丹尼索瓦人，主要集中在亚洲；还有一部分留了下来，大约20万年前演变成智人，于是有了今天的人类。大约6万年前，留守的人类也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早已出走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与后来迁徙的人类建立联系，但后来都灭绝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故遗传学家艾伦·威尔逊和分子遗传学家丽贝卡·卡恩收集到范围极广族群的人的基因样本。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在细胞中发现的一种香肠状结构的DNA，也就是所谓的“线粒体DNA”。线粒体DNA是极不寻常的，因为它从母亲的身上遗传给孩子时几乎不会改变。当一个女人的线粒体DNA发生变异时，她的孩子也将继承变化，从而在她的后代中留下一个遗传标记。他们发现，现存人类身上所有的线粒体DNA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一位被称为“线粒体夏娃”的母亲，她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

丹尼索瓦女孩的基因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可以推测她的长相。她可能有黝黑的皮肤、棕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在澳大利亚土著人和菲律宾的马曼瓦人基因组中找到了丹尼索瓦人的DNA痕迹。丹尼索瓦人可能跨越成千上万英里，从西伯利亚苔原北部，一路到达了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他们比尼德安特人的活动范围更大。

现在的亚洲人和欧洲人中，平均有2.5%的DNA来自于尼安德特人。6万年前到2万年前，最初气候比较暖和，气温最低时整个北欧大陆都被冰川覆盖。开始时，尼安德特人是生活在欧洲的唯一原始人类，而在该时期结束时，现代人类则成为欧洲的唯一人种。

14/10/10 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利用人类基因组的分子分析以及DNA遗传信息来分析 人类起源、民族演化、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男子是XY染色体，女子是XX染色体。具体研究的对象是X和Y染色体上各自不受环境选择的一段。由于有不受环境选择的优点，所以由此得出的结论可靠性很高，迅速得到各界的广泛承认。X染色体的一段是线粒体mtDNA。由于X染色体只能由父亲传下来，所以被当作父遗传的标志 。男性和女性携带有两套连续遗传机制。第一套是Y染色体在男性间的遗传，从父到子。第二套连续遗传机制是线粒体DNA，即mtDNA在女性之间进行遗传。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下，mtDNA在男性间进行遗传。

除男性精子细胞外，人身体所有细胞里面都有线粒体，但只有女性的线粒体基因能随其卵子遗传给后代。mtDNA是Mitochondrial DNA（线粒体DNA）的缩写，是承载线粒体遗传密码的物质。男人线粒体只伴随此男人生活一生，然后终结，不能遗传给后代。mtDNA表现为母系遗传。mtDNA结构类型是反映母系脉络的重要指标。

而父系遗传的最典型代表则是存在于男性精子细胞核中的Y染色体（Y-DNA），卵子没有Y染色体。mtDNA和Y-DNA均呈单倍体，无重组，这一特点可以使它们能够完整地保存母系或父系祖先的遗传信息，容易构建谱系树。

14/10/19 [EUGENE M. MCCARTHY] The Hybrid Hypothesis A new theory of human origins

He has amassed an impressive body of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human origins can be best explained by hybridization between pigs and chimpanzees.
(.：作者以人的身體組織、器官、外貌多點與豬的解剖構造類似、而與靈長類有所不同而作出一個可能說的通的假設論說。其中，對人類幾項特徵從演化的角度來說是無以說得通的，這點是特別為其立論增強了可能性。作者也對混種無後的疑問及人類基因上無可追蹤的問題提出了回答。)
(.：按照有些人的外星人曾來地球的思路，也可能是外星人用基因科技混種出來的。)
(.：可能的另一個解釋是，人類由猩猩的生活方式轉化成類似豬的生活方式，身體的結構也由猩猩的親樹結構，轉為親地結構。)

14/10/28 [14/6/9] 考古學家在大陸洞穴內發現的4塊石器時代古人化石，很可能代表著一個全新的人種，這些化石是在兩個洞穴內發現的，是此前未知的石器時代人種，兼具古代人類和現代人類特徵，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種。新發現的人種化石年代在1.45萬至1.15萬年前，是在亞洲發現的距今最早的人類化石。由於他們獵殺馬鹿，這個人種被命名為『馬鹿人』，科學家表示馬鹿人的發現為了解亞洲的早期人類提供了重要線索。

其中3塊化石是1989年在雲南省馬鹿洞發現的，但直到2008年科學家才對其進行研究。早在1979年，科學家就在廣西龍嶺的一個村落附近的洞穴內發現了這個人種的化石，但直到2009年才開始進行研究。在雲南和廣西發現的化石頭骨和牙齒非常相似，兼具古人和現代人解剖學特征，同時還有此前未發現的特征。此前，除了智人化石外，科學家從未在東亞大陸發現距今不到10萬年的早期人類化石。

16/2/13 科学家在埃塞俄比亚阿尔法裂谷Chorora Formation发现了远古猩猩牙齿化石，其历史可追溯至大约800万年前，研究小组认为，早期人类和类人猿的进化分离至少出现在1000万年前。这项发现暗示着牙齿化石可能是撒哈拉沙漠发现的最古老哺乳动物化石，使科学家相信类人猿和早期人类起源于非洲，而不是欧亚大陆。这项研究或将帮助揭晓人类最早进化的时间和地点。1200-700万年前古生物学记录是至关重要的，将说明非洲猿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少发现该时期的化石证据。
(.：是否是往北走離開了森林，引發了人類的形成。)

17/6/8 直到最近，科学家宣布首次破解了木乃伊完整DNA，针对曾经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400年间生活在古埃及的木乃伊的遗传物质进行了首次完整分析，结果显示，现代埃及人与木乃伊并没有太多基因相似性，反而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更为相近。而这些木乃伊的血统与黎凡特人更为相近。这就意味着，曾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迁徙到埃及，并改变了当地人的基因组成。

通常，我们认为的DNA来自于身体每个细胞的细胞核，这些DNA成分综合了父亲和母亲的遗传物质。但此次研究者们针对的DNA取自于细胞的线粒体，或者称作是细胞的“动力室”，这部分基因只遗传了母亲的部分。

研究者重建了3具木乃伊的全基因组数据，这3具木乃伊分别来自前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和罗马时期。并成功读取了90具木乃伊的线粒体DNA。研究人员进一步比较木乃伊的基因组和今天埃及人的基因组后发现，古埃及木乃伊的基因更倾向于黎凡特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包括今天的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的特质，而现代埃及人基因组中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遗传的成分比从木乃伊上多了约8%左右。

另外，研究者还发现，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400年间，埃及的人口特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人群遗传成分表现出了很大的延续性，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迭而出现较大的震荡。这1800年间埃及的人口历史是相对稳定的。

研究人员也承认，他们采用的遗传数据来自埃及的一处单一地点，可能不能代表古埃及的所有族群。人类学家们共收集了151具木乃伊样本，样本均来自于埃及的小镇阿布西迈利克，该镇位于尼罗河西岸一块狭长的河谷地带，离开罗南部大概70公里。

18/1/26 以色列挖出非洲以外地區最古老的現代人遺骸，為先前發表的基因研究提供證據，證明人類遷移出非洲的時間，比之前認為的還要早約5萬年。

以色列的米斯利亞（Misliya）洞穴發現一塊頜骨和幾顆牙齒的臉部遺骸。米斯利亞洞穴是卡梅爾山（Mount Carmel）幾個史前洞穴之一，這些骨骸約有17萬4000年至18萬8000年之久。目前為止，非洲以外地區發現最早的現代人化石，估計年代約為9萬年至12萬年前之間。這是目前為止最清楚的證據，證明我們的祖先最早遷移出非洲的時間，比我們之前相信的還要早許多。

18/4/11 Prof David Reich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urhor of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is one of the leading lights in the field of ancient DNA. His teams work has cast a new perspective on human history, reconstructing the epic migrations and genetic exchanges that shaped the people of different regions worldwide.

The field(studies of ancient DNA from our own species) experienced a revolution with the emergence of so-call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When an organism dies, the DNA in its cells begins to break down - over time it splits into smaller and smaller chunks, as well as accumulating other forms of damage. It also gets contaminated with vast amounts of microbial DNA from the wider environment. The new sequencing machines could be used to isolate the human genetic material from bacterial DNA and then stitch together the tiny fragments into a readable sequence.

Reich used hi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 to power through genome after genome. To date, the lab has retrieved DNA from more than 900 ancient individuals. The results are helping assemble new narratives for the peopling of our world.

In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Genetics in 2012, Reich and his colleagues had spotted that Northern and Central Europeans appeared to have received genetic input from a population related to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Harvard team has also published studies on ancient DNA from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Oceania. Reich is currently finalising a paper on the peopling of South Asia - a longstanding area of interest - which should get published this year.

21/11/12 一份結合語言學、遺傳學與考古學證據的研究追溯現代日語、韓語、土耳其語、蒙古語等語系源頭，發現這些語系與其使用人口，可追溯到約9000年前中國東北的小米農人。這項發現指出，泛歐亞語系（Transeurasian）涵蓋範圍超過8000公里，其數以億計的使用人口有著共同的基因祖先，也可看出冰河時期（Ice Age）過後人類開始擁抱農業，造成一些主要語系開始擴散。早期人類從狩獵和採集轉為農業生活型態時，小米是重要作物。

泛歐亞語系有98種語言，包括韓語、日語、多種突厥語、包括中亞與東北亞蒙古語在內的多種蒙古語系，以及滿州和西伯利亞的多種通古斯語。泛歐亞語系源頭可溯至新石器時代遼河的小米農人，其範圍涵蓋現在的中國遼寧省、吉林省與內蒙古，隨著這些農人在東北亞各地移動，泛歐亞語也向北與西傳播進入西伯利亞，朝東進入朝鮮半島，還過海抵達日本半島，現代人口與文化起源之複雜可見一斑。

******* 考古 ********

14/10/26 Shirokogoroff’s interest in categorizing ethnic groups based on physical differences could also be seen in his teaching. Fei Xiao-Ttong has written that “Shirokogoroff planned a six-year-long training for me; the first two years were for me to learn physical anthropology, the following two years were for linguistics, and the final two years were to be devoted to research on society and culture.” Shirokogoroff placed much emphasis on linguistics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anthropology is a type of ‘historical method.’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that appear to be homogeneous. However, physical anthropology is like a prism that disperses rays of sunlight—a seemingly single-color ray of white light goes through the prism and is split into seven different colors. After one finds the components that make up each ethnic group, one can go ahead and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ose ethnic groups. However, the more crucial problem occurs only at this point—How did all these different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manage to form an ethnic group that appears to be homogeneous?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also a tool us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 itself comes from each group’s unique mentality. According to Shirokogoroff’s theories on ethnic groups, language is also an unstable ethnic characteristic—some ethnic groups may resort to changing their languag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ethnic identit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

 

 武王征商簋    陝西臨潼縣出土 西周武王时期 公元前1046-前1043年
腹內底部有銘文4行32字：珷征商。隹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才闌師。易又吏利金。
(注意其圖像類似良渚 神徽。饕餮纹。簋 ㄍㄨㄟˇ 盛放食物食用之器)

良渚博物館玉琮上的神徽      (此圖的紋路非常清楚)

商時 饕餮纹青铜胄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

南昌 西汉海昏侯墓 出土的提梁卣(酒器 西周时期)

商時 双系六棱短骹青铜矛 嵌绿松石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

 紅山文明 牛河梁 玉枭首饰

三星堆 青銅器

湖北 天门石家河遗址 出土的鬼脸座双头鹰 距今4000多年

敘利亞 布拉克遺址 眼神像

四川 金沙 镂空铜眼

The Eye of Ra, Egypt

The Eye of Ra was a symbol of royal majesty, of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of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people and destroy the enemies of Ra.

The Eye of Ra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coration for the headdresses of the pharaohs, in the form of a serpent on the forehead, which was attached to their tiara and later, the crown itself. The crown of Ammon was embellished with two eyes of Ra.

Horus was the ancient Egyptian sky god who was usually depicted as a falcon, most likely a lanner or peregrine falcon. His right ey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un Ra. The eye symbol represents the marking around the eye of the falcon, including the “teardrop” marking sometimes found below the eye.

三星堆 青铜 纵目面具
強調眼睛，是否凸顯有千里眼的能力，時時盯著底下的臣民奴隸，別作反事(18/9/18：1986年在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有三件铜纵目兽面具，造型相同，呈一大两小的组合形式。大型纵目兽面具额头上的夔龙身尾已经无存。)

小型纵目兽面具 高31.5、宽77.4、通高82.5厘米。這才是完整造型。夔龍紋

阿富汗 巴尔赫 (Balkh)

帕米爾高原 地圖

安诺文化（Anau Culture）。公元前5千年初至前3千年初

NASA航拍地球 伊朗、阿富汗、高加索
(.：注意，從伊朗到喀布爾幾乎是在同一個海拔高度行走。)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地形圖

(.：與上面的衛星圖作對比，才發現阿富汗的地形是如此奇異。)

戰國時期 亞洲

印歐人 (亞利安人) 的擴張

古印度文明，也稱哈拉帕文明  (注意：主要是現在的巴基斯坦，其極北即為瓦罕走廊)

公元前600年前的  印度 16王國 (含 最後統一全國的摩揭陀國)
幾乎如同中國的戰國時期，恆河流域如同黃河流域，已人山人海，侵略者難進。

古埃及壁画  利比亚人、努比亚人、西亚叙利亚人、古埃及人
注意：敘利亞人在此畫中是白人，而古埃及人膚色近乎黃色&少鬍，都是黑頭髮

古埃及 書記官坐像﹝Seated Scribe﹞ 約公元前 2600 年
仔細看他臉型

Head of the god Amun, ca. 1336–1327 B.C. From Egypt

19/3/21 Why do so many Egyptian statues have broken nose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atterns where damage is found in sculpture suggests that its purposeful. The ancient Egyptians, its important to note, ascribed important powers to images of the human form. They believed that the essence of a deity could inhabit an image of that deity, or, in the case of mere mortals, part of that deceased human beings soul could inhabit a statue inscribed for that particular person. These campaigns of vandalism were therefore intended to deactivate an images strength.

Tombs and temples were the repositories for most sculptures and reliefs that had a ritual purpose. "All of them have to do with the economy of offerings to the supernatural," Bleiberg said. In a tomb, they served to "feed" the deceased person in the next world with gifts of food from this one. In temples, representations of gods are shown receiving offerings from representations of kings, or other elites able to commission a statue.

"The damaged part of the body is no longer able to do its job," Bleiberg explained. Without a nose, the statue-spirit ceases to breathe, so that the vandal is effectively "killing" it. To hammer the ears off a statue of a god would make it unable to hear a prayer.

蘇美爾人頭像 臉比較平、眼睛比較凸

(.： 注意他帽子上的 漩渦形紋飾。可見蘇美人就開始用了。)

早王朝苏美尔人雕塑    ( 蘇美爾人的特色就是大眼睛與大鼻子。)

三星堆文明：青铜面具    (注意：大鼻子 & 大眼睛，造型上作了神秘色彩的轉變。)

四川 金沙 青銅立人 鼻子相當尖挺 眼窩凹下

金沙遗址出土戴日冕的铜立人像

Nazca Gold Mask

湖北 天门石家河遗址 出土的连体双人头像玉玦 距今4000多年

湖北 天门石家河遗址 出土的大耳环玉人 距今4000多年

 

石家河 玉神人 頭像 高約7.2公分。湖北省天门市出土（距今约4300－4000年）

蘇美人 已有了驢拉戰車   (注意：大鼻子 & 大眼睛)

石峁玉人面   (注意：其為鷹勾鼻，臉型比較像西方人。還是刻了兩個眼形。)

看 Netflix 迷你影集《惡水》看到真的有人是這種鼻型

 石峁遗址发现的人面石块

红山文化 陶塑人像，距今5300年

半拉山积石冢 红山文化石人像

商代 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出土

甘肃玉门火烧沟 人型彩陶罐 約3700年前

 

商 武丁時期 人頭像 殷墟婦好墓出土 高5.8公分   (眼眶近圓形)

商 武丁時期 人頭像 殷墟婦好墓出土 高2.5公分 (有點像矮黑人)

河南安阳殷墓出土的玉人像(商)  (眼睛斜上，鼻寬大，與三星堆青铜面具類似。)

陕西扶风 西周 宫殿遗址中发掘出两件西周蚌雕人头像

人類皮膚顏色分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