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25
2010/08/13 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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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光普上下求索
奔波操勞
1935年起，父親作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隨著西康建省的形勢四處奔忙，浮浮沉沉。在西康期間，他使用李萬華這個名字。
“七.七事變”之後，日軍步步南下，國民黨中央政府有了遷都重慶的打算。蔣介石為收買劉文輝等川康實力派，終於同意西康建省。但即便在拉攏劉文輝的同時，蔣介石對二十四軍仍不斷排擠和壓制。劉文輝也對蔣介石頗多疑忌，劉、蔣之間的矛盾沖突從來就沒有間斷過。這時的劉文輝汲取了”二劉之戰”失敗的教訓，派父親聯系四川軍閥鄧錫侯、田頌堯、潘文華等。父親以誠懇、謙遜的態度，向他們解釋劉文輝希望和他們聯手共建川康的意願。經過父親不懈的努力，終於跟四川軍事、政治實力派人物達成了諒解，川、康、滇三省同意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進行合作，從而充實了劉文輝的實力，為西康省的順利發展爭得了有利條件。
西康地處西藏、四川、青海的結合部，南接雲南。它的重要性在於：既可內保四川，又可外援西藏，從而抵御侵略。英國覬覦西藏由來已久，一直希望從西藏打通進入內地的通道。
十九世紀后期，隨著英國和印度貨品大量傾銷西藏，英屬印度的盧比也大量涌入西藏，這既削弱西藏與內地的聯系，又使廣大牧民遭受嚴重損失，如：原十元藏幣一般可換銀元十元，盧比進入后，只能換銅錢十八枚。40年代, 為了與藏區佛教負責人士主持十四世達賴靈童坐床儀式,國民黨政府派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一行前往西藏, 也因西藏經濟被英國人控制, 入藏用款不能帶法幣, 必須通過印度英印銀行辦理外匯才行。一些有識之士早有“盧比亡邊”之說，呼吁抵制。為此，父親與國民黨中央政府聯系，1939年由中央政府代西康省銀行印制藏幣券共二百萬元，有五元、一元、五角三種面額。藏幣券發行后，在康藏間流通，以抵制印度盧比的沖擊，為對抗英國的經濟侵略和發展康藏間的經濟交流起了不小作用。
西康省地處邊陲，人煙稀少，雖然資源豐富，但崇山橫隔，大水分流，交通極為不便，諸多有利資源不能得到開發利用，所以經濟十分落後。西康地區的財政從來是入不敷出，由四川省補助。西康建省後，急待解決的問題就是財政的巨大困難。父親為此十分憂慮，他首先和四川有關上層人士討論暫時增加補助款之事，未果；又與國民黨中央政府商談，希望將經常性撥發的省款增加一倍。父親據理力爭，終於為西康爭得可觀的財政撥款。所有款項除政費開支外，均作建設之用。然剛剛獲准建立的西康省，百端待舉，這些資金用於西康建設仍是捉襟見肘，財政方面僅能勉強支撐而已。
面對艱難的地方財政，父親首先想到的就是接管邊茶貿易。藏族人民以肉、奶、青稞糌粑為主食，茶葉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奶、肉之腥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藏民中向有“寧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茶”之說。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就將印度茶葉逐漸侵銷西藏，其數量日趨增加。1883年內地與西藏的茶葉貿易總值為十五至二十萬英鎊，到1913年就已經降到七萬英鎊左右。
西康剛建省，父親就立即成立了西康最大的茶葉公司“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自己任董事長。父親以政府出面，要求所有茶商統一歸到“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律不允許私自賣茶入藏。為了加強邊茶對印度茶葉的競爭能力，恪守邊茶銷邊、護邊的使命，公司對邊茶的植、採、收、制、運、銷等各環節進行了有計劃的改進，加快了運輸速度，並開辟了新的入藏渠道等，深受藏胞歡迎。公司還購出藏區的各種土特產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黃金、虫草和麝香。“康藏茶葉有限公司”的運作，滿足了康藏人民的生活需要，加強了內地和康藏地區的聯系，還為西康省的建設籌集了資金；而且茶葉成為聯系內地和康藏的使者，與整個國家和社會都有關系。西康省已由建省前的邊防線，進而負起國防線的責任，邊茶也更進而成為國防商品。父親的辛苦沒有白費，康藏茶葉公司一直是西康省的支柱產業，公司的運作，也遏制了英屬印度在經濟上通過西藏向內地延伸的企圖。
俄國人彼得（poteGullart）在《彝人首領》一書的“噶達的任務”部分中，有一段與父親接觸的記載:“在熟悉打箭爐及其人事的過程中，我曾多次去拜見當地的官員，但省長不在，秘書長開始不肯接見我，又過了很長時間才接見我。在重慶的時候，盡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請求，但總部還是沒有為我開具給西康政要的介紹信，只是給了我一張旅行証件，上面寫著我的名字、頭銜和我到西康的目的，在懷疑與猜疑盛行的氛圍中，這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受到的冷遇也就理所當然了。
惟一肯聽我述說的人只有當地省政府的一個委員——李先生，他是財政廳長，同時也兼合作事業管理處的處長和信用合作社的社長，李先生是個相當有勢力的人物，他想要知道我所有的計劃，所以我就告訴他自己想在該省各地視察一下，看看在這些地方適合建什麼類型的工業合作社。他聽了之后似乎很滿意，並保証他一定會協助我的工作。
於是我的住所門口挂了一塊長長的招牌，上面寫著：“中國工業合作社駐西康辦事處”。做好最初的准備工作後，我向重慶遞交了報告，耐心地等待著來自官方的祝賀——以一道命令、一封公函、橡皮圖章或是文件的形式。後來我又發了一封電報，但還是沒有任何答復。
正當無所事事之際，李委員召見了我，他想讓我去噶達——也叫做泰寧的一個高原貿易站點，政府在那裡擁有一個牧場，並想在那裡開辦一個現代化的奶酪廠。在他的鼓吹之下，我高高興興地接受了這個官方的任命，而且希望在那裡工作期間能與彝人聯系上，或者至少收集一些有關他們的信息。”
奔波操勞
1935年起，父親作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隨著西康建省的形勢四處奔忙，浮浮沉沉。在西康期間，他使用李萬華這個名字。
“七.七事變”之後，日軍步步南下，國民黨中央政府有了遷都重慶的打算。蔣介石為收買劉文輝等川康實力派，終於同意西康建省。但即便在拉攏劉文輝的同時，蔣介石對二十四軍仍不斷排擠和壓制。劉文輝也對蔣介石頗多疑忌，劉、蔣之間的矛盾沖突從來就沒有間斷過。這時的劉文輝汲取了”二劉之戰”失敗的教訓，派父親聯系四川軍閥鄧錫侯、田頌堯、潘文華等。父親以誠懇、謙遜的態度，向他們解釋劉文輝希望和他們聯手共建川康的意願。經過父親不懈的努力，終於跟四川軍事、政治實力派人物達成了諒解，川、康、滇三省同意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進行合作，從而充實了劉文輝的實力，為西康省的順利發展爭得了有利條件。
西康地處西藏、四川、青海的結合部，南接雲南。它的重要性在於：既可內保四川，又可外援西藏，從而抵御侵略。英國覬覦西藏由來已久，一直希望從西藏打通進入內地的通道。
十九世紀后期，隨著英國和印度貨品大量傾銷西藏，英屬印度的盧比也大量涌入西藏，這既削弱西藏與內地的聯系，又使廣大牧民遭受嚴重損失，如：原十元藏幣一般可換銀元十元，盧比進入后，只能換銅錢十八枚。40年代, 為了與藏區佛教負責人士主持十四世達賴靈童坐床儀式,國民黨政府派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一行前往西藏, 也因西藏經濟被英國人控制, 入藏用款不能帶法幣, 必須通過印度英印銀行辦理外匯才行。一些有識之士早有“盧比亡邊”之說，呼吁抵制。為此，父親與國民黨中央政府聯系，1939年由中央政府代西康省銀行印制藏幣券共二百萬元，有五元、一元、五角三種面額。藏幣券發行后，在康藏間流通，以抵制印度盧比的沖擊，為對抗英國的經濟侵略和發展康藏間的經濟交流起了不小作用。
西康省地處邊陲，人煙稀少，雖然資源豐富，但崇山橫隔，大水分流，交通極為不便，諸多有利資源不能得到開發利用，所以經濟十分落後。西康地區的財政從來是入不敷出，由四川省補助。西康建省後，急待解決的問題就是財政的巨大困難。父親為此十分憂慮，他首先和四川有關上層人士討論暫時增加補助款之事，未果；又與國民黨中央政府商談，希望將經常性撥發的省款增加一倍。父親據理力爭，終於為西康爭得可觀的財政撥款。所有款項除政費開支外，均作建設之用。然剛剛獲准建立的西康省，百端待舉，這些資金用於西康建設仍是捉襟見肘，財政方面僅能勉強支撐而已。
面對艱難的地方財政，父親首先想到的就是接管邊茶貿易。藏族人民以肉、奶、青稞糌粑為主食，茶葉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奶、肉之腥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藏民中向有“寧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茶”之說。二十世紀初期，英國就將印度茶葉逐漸侵銷西藏，其數量日趨增加。1883年內地與西藏的茶葉貿易總值為十五至二十萬英鎊，到1913年就已經降到七萬英鎊左右。
西康剛建省，父親就立即成立了西康最大的茶葉公司“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自己任董事長。父親以政府出面，要求所有茶商統一歸到“康藏茶葉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律不允許私自賣茶入藏。為了加強邊茶對印度茶葉的競爭能力，恪守邊茶銷邊、護邊的使命，公司對邊茶的植、採、收、制、運、銷等各環節進行了有計劃的改進，加快了運輸速度，並開辟了新的入藏渠道等，深受藏胞歡迎。公司還購出藏區的各種土特產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黃金、虫草和麝香。“康藏茶葉有限公司”的運作，滿足了康藏人民的生活需要，加強了內地和康藏地區的聯系，還為西康省的建設籌集了資金；而且茶葉成為聯系內地和康藏的使者，與整個國家和社會都有關系。西康省已由建省前的邊防線，進而負起國防線的責任，邊茶也更進而成為國防商品。父親的辛苦沒有白費，康藏茶葉公司一直是西康省的支柱產業，公司的運作，也遏制了英屬印度在經濟上通過西藏向內地延伸的企圖。
俄國人彼得（poteGullart）在《彝人首領》一書的“噶達的任務”部分中，有一段與父親接觸的記載:“在熟悉打箭爐及其人事的過程中，我曾多次去拜見當地的官員，但省長不在，秘書長開始不肯接見我，又過了很長時間才接見我。在重慶的時候，盡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請求，但總部還是沒有為我開具給西康政要的介紹信，只是給了我一張旅行証件，上面寫著我的名字、頭銜和我到西康的目的，在懷疑與猜疑盛行的氛圍中，這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受到的冷遇也就理所當然了。
惟一肯聽我述說的人只有當地省政府的一個委員——李先生，他是財政廳長，同時也兼合作事業管理處的處長和信用合作社的社長，李先生是個相當有勢力的人物，他想要知道我所有的計劃，所以我就告訴他自己想在該省各地視察一下，看看在這些地方適合建什麼類型的工業合作社。他聽了之后似乎很滿意，並保証他一定會協助我的工作。
於是我的住所門口挂了一塊長長的招牌，上面寫著：“中國工業合作社駐西康辦事處”。做好最初的准備工作後，我向重慶遞交了報告，耐心地等待著來自官方的祝賀——以一道命令、一封公函、橡皮圖章或是文件的形式。後來我又發了一封電報，但還是沒有任何答復。
正當無所事事之際，李委員召見了我，他想讓我去噶達——也叫做泰寧的一個高原貿易站點，政府在那裡擁有一個牧場，並想在那裡開辦一個現代化的奶酪廠。在他的鼓吹之下，我高高興興地接受了這個官方的任命，而且希望在那裡工作期間能與彝人聯系上，或者至少收集一些有關他們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