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清血案

“劉文彩地主庄园”炮制出來後，李育滋作爲主犯，在“百罪圖”中也有他一幅雕塑《一桩罪惡——“绳索勒死”》，这里，李育滋多了一项新的罪名“大恶霸”。解说词是这样冩的：
“大惡霸李育滋是刘文彩的忠实狗頭軍師，依仗劉家势力，残害農民，血债累累，1947年诬陷農民李國清偷他的東西，逼迫李賣田三、四亩來赔償。不久又污蔑李国清偷他的手枪，要打死李国清，李母不从。又逼迫用绳子勒，李母抵死不从。恶霸李育滋大發雷霆，竟狠毒地用麻繩将李國清勒死在樹上。”
复判書有意回避了原判决書上的“李國清血案”，這就给後人留下了想象空间：大邑县复判書上所说的“追究歴史问题”，是否就是指此案呢？ 既然大邑县始终不说明“李國清血案”與李育滋的关系，我只好把这一历史事件公诸于世，還李育滋清白，也给历史留下一个真相。
李国清的的确确是被绳索勒死的，不过，事情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李国清，又名李春生，大家都习惯叫他春生。他小时父亲因病去世。因为是李家的远房後代，李育滋经常资助他们母子，他母亲才把他养大，并给他娶了媳妇，生有三女。李春生却不知体贴母亲的艱難，也不尽爲人子、爲人夫、爲人父的责任，他不习耕种，不问家事，常不住家里，成天混迹于流氓群中，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赌输了，就回家偷。家里本来就穷，岂有值钱的东西？偷一两次就没有可偷之物了，他就开始偷邻居。
春生的母親想了很多方法教育他，毫無作用，李育滋爲此写信告诉李先春。李先春把春生一家接到康定，本想讓他离開安仁镇，去到生疏的缳境，便于他改掉舊習重新做人。可他全然不知悔悟，趁人不备又潜回安仁镇，仍和流氓們混在一起。
他在外面混久了，胆子也越混越大，经常成群结伙出入于周围各镇县，非盗即搶。偶爾回家，不管母親怎麼打、怎麼罵、怎麼求，他都没有悔改之意。妻子敢说他半句，他就又打又罵。他母親爲此以涙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萬般無奈的情况下，他母親请李家长辈帮忙，找了幾個身强力壮的人趁他回家时抓住他，把他关在打谷子的拌桶里，下面垫块砖，既可透气，又可送饭送水。他在里面大聲求饶，保证改邪归正，直叫到嗓子沙哑。一连关了三天，他母亲不忍，把他放出来。可他一出来，立即不見了踪影，又和流氓混在一起。就這样，闗了又放，放了又關，反反复复，毫無辦法。
1947年的一天清晨，李国清的母亲急急忙忙去找附近的李家長辈，说：“春生昨晚回家了，现在还在睡觉，你们再找两个人把他抓住，这次我非要重重惩罚他不可。”長辈带了人去等在房門口。不一会，李国清伸着懒腰开门出屋，幾個人一拥而上把他捆绑起来，交给他母親。
现在春生跑不成了，他母亲哭着说：“我真命苦啊，一个人千辛万苦把你拉扯大，你就這麼不争氣，這個家将来靠谁啊？”妻子也又哭又罵，说到傷心处，就動手打他。李国清虽然被绑，無法還手，但他根本不把這两個女人放在眼里，跟母親妻子对罵，语言污穢，态度蠻横，讓人忍無可忍，圍觀者都指着他摇頭。
他還说：“老子就是要赌，就是要抢人，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要是把老子逼急了，老子还敢杀人。”老母和妻子气得七窍生烟，情急中，又拿了一条绳子拉着他就朝离家不远的小河沟走去，一路上他仍骂声不绝。来到沟边的一株斜长着的树旁，老母用绳子往他脖子上套，套了几次，才把他的脖子和树套在一起，老母说：“弄死你，弄死你！”他仍凶狠地大喊：“你敢！”
老母和妻子本来只想吓唬吓唬他，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仍如此嚣张，老母和妻子气急败坏、急火攻心，妻子跨过小沟，两个女人用力从两边拉绳子。李国清这才知道问题严重了，大叫：“妈呀，我还没有儿子啊！”可是，一切都晚了，人们看见他的头一下子歪倒，身体慢慢滑到地上。这时两个女人才如梦初醒，飞奔过去扶他起来，可他已气绝身亡。围观此事者十几二十人，是这件事的人证。
李国清的死亡，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天正逢安仁镇赶场，李育滋一早就去公益协进社喝茶，对此事全然不知，更不在案发现场。下午回家，才知道这一悲剧，他黯然神伤，感叹不已，但人死不能复生。李育滋除了资助这家远亲办理后事外，别无他法。
就这样一桩安仁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血案”，却在1952年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硬被周鼎文为首的大邑县人民法院强加给李育滋，作为判他死刑的“罪行”之一。1984年李育滋“平反”，对这一重要事实，大邑县人民法院却只字不提，有意用含糊的办法，任由年轻人去发挥想象力，似乎“李国清血案”就是李育滋的“历史问题”。
但，歷史是不可更改的，到底谁伪造了歷史？谁草菅了人命？谁制造了血案？安仁镇的乡亲最清楚，当年目睹李国清死亡的人有的现在还活着。
1965年，《收租院》一鸣惊人，很快传遍全省、全国、全世界，为了使这个展览更给人真实感，更具有感染力，仅仅一个冷月英声泪俱下的哭诉，还显得很不够。有人终于打听到在雅安还有李国清的妹妹李芦英。从此，厄运就降临到李芦英身上。领导多次找她谈话，说：“你是贫苦农民出身，你哥哥被李育滋勒死，死得多惨啊，你应该站出来为你哥哥报仇申冤，向大家控诉李育滋对你们一家的迫害和勒死你哥哥的罪行。”李芦英知道事情真相，不肯昧着良心胡乱咬人，她推说自己不知情，没有答应领导的要求。
好不容易找到安仁镇发生过的一件真事，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正有关系的人，岂可轻易放过。康生指示：一定要想尽办法让李芦英出来诉苦。各级领导轮番教誨：“是共产党解放了你，你才有今天，你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怎么不肯和党一条心呢？”李芦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她不敢说出真相，只坚持说自己不知情，不肯出来控诉。这下可得罪了康生，“这女人真是顽固不化，不知好歹。她不控诉，岂不是背叛贫下中农，背叛共产党，站到了阶级敌人一边！”
在这样的“革命”推理下，李芦英被押上了“歷史的审判台”，对李芦英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她被揪出来，五花大绑着跪在台上，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愤怒地冲上台去又骂、又打、又踢，激愤的人群中，有人跑上台抓着她的头发用力往后拖，其他人则拳打脚踢，煽耳光，泼冷水，直到她昏迷。如此反反复复地批斗，弄得李芦英生不如死，绝望中，她丢下了四个孩子和瞎眼的老母，跳进冰冷的河里，以自杀的方式来寻求解脱。幸亏被人救起，才活了下来。
《收租院》里李国清泣血泣泪的塑像，一定正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当年大邑当局肆无忌惮地歪曲捏造出的所谓血案。现在，自己“光荣”进入《收租院》，却害得亲妹妹因为不愿去做伪证，遭到惨无人道的斗争。眼看妹妹不得不以求死来抗争，李国清会有多痛苦，多气愤啊！只要你仔细看看，那塑像眼里一定充满愤怒，他那仇恨的眼光到底在瞪着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