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腹地一處神秘景觀誰能破譯“紅崖天書”

    在貴州關嶺縣龍爪村曬甲山的一岩壁上，分佈著20多個怪異而神奇的古文字，其內容無人能解，人稱“天書”，因刻有“天書”的岩壁呈紅色，又被稱為“紅崖天書”。

    是誰在這荒山野嶺開鑿石壁？是誰在壁上寫下了如此文字？這些文字記錄了什麼故事？人們對此展開了無盡的猜想。

    ———“紅崖天書”———

    天書似篆非篆，若隸非隸，非鐫非刻，橫不成列，豎不成行，大者如鬥，小者如升。

    貴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是塊古老而神奇的土地，關嶺因境內的關索嶺得名。關索嶺地勢險峻，是古代兵家必爭地，“紅崖天書”隸屬關嶺縣，距黃果樹瀑布僅數裏之遙。

    在距黃果樹瀑布約7公里的紅崖山的半山上，有一塊巨大的淺紅色絕壁，壁長100米，高達30多米，在山巒的一片綠色中，格外耀眼奪目，好似鑲嵌在碧綠地毯中的紅寶石。石壁上有20余個深紅色的形似古文的符號，似篆非篆，若隸非隸，非鐫非刻，橫不成列，豎不成行，大者如鬥，小者如升，均透出一種古樸蒼勁的韻味。

    關嶺縣外宣中心主任張定文說，有關“紅崖天書”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在西元1500年前後，那時“紅崖天書”被人們稱為“紅岩碑”，曬甲山被當地人稱為紅岩山。

    據《貴州圖經新志》記載：“紅岩山，在永寧州西北八十里。山間居民，間聞洞中有銅鼓聲，或岩上紅光如火，則是年必有瘴癘。世傳以為諸葛武侯駐兵息鼓之所。”

    據介紹，“紅崖天書”的發現者並非地理學家、考古學家或探險者，而是一位古代詩人。明代的黔籍文人邵元善，遊山玩水之餘寫了一首《紅崖詩》，由此，“天書”被世人所知，史學家、考古學家蜂擁而至。

    清光緒末年，日本學者德丸作藏、鳥居龍藏不遠萬里到黔考察，並將“紅崖天書”摹本帶回國內，在日本學術界引起轟動，“紅崖天書”揚名海內外。

    ———“天書”猜想———

    張定文說，“紅崖天書”是深藏貴州腹地的一處神秘景觀，數百年來，學者孜孜不倦地探索這紅色岩壁上的紅色符號。雖然不乏海內外專家破譯之說，可真正具有說服力，並能夠得到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可的破譯卻沒有出現。

    猜測一：殷高宗伐鬼方的記功碑？

    有人把“紅崖天書”解作殷高宗刻石，認為是殷高宗伐鬼方時，經此地而記功刻石的文字。他們認為殷商時期的鬼方在今西南，以貴州為主體。也有人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為，殷器多存於今，近殷墟契文尤可考見，且鬼方為先零羌地，與黔地懸絕，何為記功於此？尤迂遠而不可通矣!

    猜測二：諸葛亮教夷人所作的圖譜遺跡？

    另有專家因為當地有諸葛亮、孔明塘、孟獲屯、關索嶺等與諸葛亮南征有關的傳說和遺跡，把它說成“諸葛武侯碑”。有人進而根據《華陽國志》記載諸葛亮為夷人所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馬牛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牽牛赍金寶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猜測。認為“紅崖天書”是諸葛亮教夷人所作圖譜的遺跡。

    猜測三：大禹治水成功之後的立功碑？

    還有人從地理環境去考證，認為夏禹治水時引黑水入三危，治水成功之後刻石以紀念。這個三危就是紅岩山，紅岩文字便是大禹紀功的遺跡，簡稱禹碑，並把它與湖南衡山雲密峰的另一禹碑———山勾嶁碑相提並論。

    猜測四：彝族古史片斷？

    還有人從民族學著眼，認為“紅崖天書”是少數民族文字。較其結構字勢，頗類彝文，因為紅崖自漢以來，久為盧鹿族居住地，有的竟出自彝族，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認為“紅崖天書”是原始彝文。也有人認為不是什麼文字，而是石頭的自然花紋。

    猜測五：皇帝所頒的一道“討伐詔檄”？

    據上海江南造船集團的高級工程師林國恩介紹，他運用系統工程學的思路和方法，根據古文字構造規律，結合史料和文物，破譯出“天書”的內容為明初建文皇帝所頒的一道討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詔檄”，譯文約有4000字，其中歷數燕王朱棣篡位的罪狀，號召天下文武臣民協力同心，討伐燕寇，以拯救宗社。由於當時“朝廷偵帝甚密”，作者不得不隱秘表達其意。“天書”佈局巧妙，暗藏圖畫，既可讀作御駕親徵、圍捕燕寇的天羅地網圖，也是祈望太平盛世的丹鳳朝陽圖。

張定文說，雖然有不少海內外專家的破譯之說，可真正有說服力，能得到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可的破譯，至今沒有出現。為早日破譯神秘的“紅崖天書”，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懸賞100萬元，向全球徵集破譯解釋。

    原始新聞

    日前，記者從貴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了解到，為早日破譯神秘的“紅崖天書”，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懸賞100萬元，徵集破譯解釋。

    “紅崖天書”位於著名的黃果樹大瀑布附近。數百年來，在一面崖壁上留下一處鐵紅色顏料書寫的碑文，其字大小不一，參差排列，似篆非篆，也非甲骨文，神秘而優美，當地百姓世代相傳為“天書”。

    長期以來，有關專家、學者為破譯“天書”紛至遝來，對“天書”的解釋也層出不窮。一些專家認為“天書”內容為皇帝所頒的一道“討伐詔檄”；有人認為“天書”刻的是諸葛亮南征的有關傳說和遺跡；也有人認為“天書”是夏禹治水功成之後的刻石紀念。

    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外宣中心主任張定文介紹，雖然有不少海內外專家的破譯之說，可真正有說服力，能得到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可的破譯，至今沒有出現。(李忠將)

    紅崖古跡研究的兩次熱潮

    第一次熱潮：清末民初

    紅崖古跡以其特有的魅力獨樹一幟，享譽中外，數百年來中外學者對它的研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熱潮，成為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

    關於紅崖，明中葉弘治《貴州圖經》和《貴州通志》都有記載，然而對“紅崖碑”卻無記載。

    關於“紅崖碑文”記載，最早的要算明嘉靖邵元善的《紅崖詩》了。此後二三百年寂然無聞。至清道光中，宦黔官吏首倡考證，文人群起響應，在歷史上掀起了一股紅崖研究熱。此間清代著名金石家趙之謙、葉易熾將紅崖摹本收入全國碑刻著錄。鄒漢勳、劉心源、沈毓蔭、莫友芝、馮志清、瞿鴻錫、姚華、任可澄以及民間皆有摹本、復刻本、復刻拓本、木本和民國時期照片。清光緒年間陳炬精印劉心源釋本，日本駐華使館重慶領事獲悉，不遠萬里來黔索書，將其帶回藏于東京帝國大學西圖書館及學校古寺中，引起日本學術界極大興趣。觀者摩肩接踵、車馬雲集。法國漢學家雷柏茹和弗嵐海爾兩中尉受考察隊長亞陸納指派，也不辭辛勞實地考察。近代和當代學者丁文江、姚華、郭沫若、田漢、徐特立以及裴文中、王靜如等也潛心研究或投注了極大興趣。清末民初可說是近現代紅崖古跡研究的第一個熱潮。

    第二次熱潮：20世紀90年代前後

    90年代前後，一些專家、教授、學者及好奇人士又對紅崖發生了極大興趣。他們撰文著述、實地考察，出現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吳雪儔的《紅崖碑初探》，王正賢根據古彝文翻譯對紅崖碑文的詮釋，李業成根據《濟火紀功碑》的出土考證其為六祖時代“彝漢結盟修好碑”的說法以及《關於紅崖古跡的重識》文章的發表等等。紅崖古跡研究又掀熱潮，其標誌是以1995年春安順地區“懸賞破譯”的設想為先導。促使這次熱潮的原因主要是：一是省政協考察團實地考察了紅崖古跡及安順文物古跡，對其開發利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省政協主席龍志毅發表了頗具影響的《逼上紅崖觀天書》一文；二是安順地方政府提出“以旅遊商貿為龍頭”發展經濟的思路，文物古跡的開發利用在這個思路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開發紅崖景區首當其衝；三是不少學者在紅崖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形成紅崖研究咄咄逼人的勢頭。省內出版了三個專輯，各地發表了數十篇文章。第四，新聞媒介的介入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中央電視臺、貴州臺、廣東臺、山東臺頻頻報道，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用多種語言向國外廣播，造成了轟動效應。

    近年的紅崖熱經歷了一個從宣傳、普及、擴大影響到再次進入學術研究的過程。據不完全統計，1995年以來，安順地區接待國內外各地來電來函和實地考察300余人次，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1996年紅崖熱進入了專家學者深入研究的領域，其標誌是劉樂一、李業成《“紅崖天書”考釋》一文的發表。雖然只是一家之說，一種有待商榷、深化或被否定的意見，但它已擺脫猜測謎底以破釋碑文為目的的參與行為，進入了學術研究的正常境界。紅崖研究正沿著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繼續升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