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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亮程：逃跑的馬　　我跟馬沒有長久貼身的接觸，甚至沒有騎馬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這樣簡單的經歷。頂多是牽一頭驢穿過浩浩蕩蕩的馬群，或者坐在牛背上，看騎馬人從身邊飛馳而過，揚起一片塵土。　　我沒有太要緊的事，不需要快馬加鞭去辦理。牛和驢的性情剛好適合我--慢悠悠的。那時要緊的事遠未來到我的一生里，我也不著急。要去的地方永遠不動地呆在那里，不會因為我晚到幾天或幾年而消失；要做的事情早幾天晚幾天去做都一回事，甚至不做也沒什么。我還處在人生的閑散時期，許多事情還沒迫在眉睫。也許有些活我晚到幾步被別人干掉了，正好省得我動手；有些東西我遲來一會兒便不屬于我了，我也不在乎。許多年之后你再看，騎快馬飛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趕路的人，一樣老態龍鐘回到村莊里，他們衰老的速度是一樣的。時間才不管誰跑得多快多慢呢。　　但馬的身影一直浮游在我身旁，馬蹄聲常年在村里村外的土路上踏響，我不能回避它們。甚至天真地想：馬跑得那么快，一定先我到達了一些地方。騎馬人一定把我今后的去處早早游蕩了一遍。因為不騎馬，我一生的路上必定印滿先行的馬蹄印兒，撒滿金黃的馬糞蛋兒。　　直到后來，我徒步追上并超過許多匹馬之后，才打消了這種想法--曾經從我身邊飛馳而過揚起一片塵土的那些馬，最終都沒有比我走得更遠。在我還繼續前行的時候，它們已變成一架架骨頭堆在路邊。只是騎手跑掉了。在馬的骨架旁，除了干枯的像骨頭一樣的胡楊樹干，我沒找到騎手的半根骨頭。騎手總會想辦法埋掉自己，無論深埋黃土還是遠埋在草莽和人群中。　　在遠離村莊的路上，我時常會遇到一堆一堆的馬骨。馬到底碰到了怎樣沉重的事情，使它如此強健的軀體承受不了，如此快捷有力的四蹄逃脫不了。這些高大健壯的生命在我們身邊倒下，留下堆堆白骨。我們這些矮小的生命還活著，我們能走多遠。　　我相信累死一匹馬的，不是騎手，不是常年的奔波和勞累，對馬的一生來說，這些東西微不足道。　　馬肯定有它自己的事情。　　馬來到世上肯定不僅僅是給人拉拉車當當坐騎。　　村里的韓三告訴我，一次他趕著馬車去沙門子，給一個親戚送麥種子。半路上馬陷進泥潭，死活拉不出來，他只好回去找人借牲口幫忙。可是，等他帶著人馬趕來時，馬已經把車拉出來走了，走得沒影了。他追到沙門子，那里的人說，晌午看見一輛馬車拉著幾麻袋東西，穿過村子向西去了。　　韓三又朝西追了幾十公里，到另一個村子，村里人說半下午時看見一輛馬車繞過村子向北邊去了。　　韓三說他再沒有追下去，他因此斷定馬是沒有目標的，只顧自己往前走，好像它的事比人更重要。竟然可以把用于播種的一車麥種拉著漫無邊際地走下去。　　韓三是有生活目標的人，要到哪就到哪。說干啥就干啥。他不會沒完沒了地跟著一輛馬車追下去。　　韓三說完就去忙他的事了。以后很多年間，我都替韓三想著這輛跑掉的馬車。它到底跑到哪去了?我打問過從每一條遠路上走來的人，他們或者搖頭，或者說，要真有一輛沒人要的馬車他們會趕著回來的，這等便宜事他們不會白白放過。　　我想，這匹馬已經離開道路，朝它自己的方向走了。我還一直想在路上找到它。　　但它不會擺脫車和套具。套具是用馬皮做的，皮比骨肉更耐久結實。一匹馬不會熬到套具朽去。　　而車上的麥種早過了播種期。在一場一場的雨中發芽、霉爛。車輪和轅木也會超過期限，一天天地腐爛。只有馬不會停下來。　　這是唯一跑掉的一匹馬。我們沒有追上它，說明它把骨頭扔在了我們尚未到達的某個遠地。馬既然要逃跑，肯定有什么東西在追它。那是我們看不到的、馬命中的死敵。馬逃不過它。　　我想起了另一匹馬，拴在一戶人家草棚里的一匹馬。我看到它時，它已奄奄一息，老得不成樣子。顯然它不是拴在草棚里老掉的，而是老了以后被人拴在草棚里的。人總是對自己不放心，明知這匹馬老了，再走不到哪里，卻還把它拴起來，讓它在最后的關頭束手就擒，放棄跟命運較勁。　　更殘酷的是，在這匹馬的垂暮之年，它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堆在頭頂的大垛干草，卻一口也吃不上。人生最大的悲劇是餓死在糧倉。一匹馬餓死在草垛下面卻是人為的。　　我撕了一把草送到馬的嘴邊，馬只看了一眼，又把頭扭過去。我知道它已經嚼不動這一口草。馬的力氣穿透多少年，終于變得微弱黯然。曾經馱幾百公斤東西，跑幾十里路不出汗不喘口粗氣的一匹馬，現在卻連一口草都嚼不動。　　"一麻袋麥子誰都有背不動的時候。誰都有老掉牙啃不動骨頭的時候。"我想起父親告誡我的話。　　好像也是在說一匹馬。　　馬老得走不動時，或許才會明白世上的許多事情，才會知道世上許多路該如何去走。馬無法把一生的經驗傳授給另一匹馬。那些年輕的、活蹦亂跳的兒馬，從來不懂得恭恭敬敬向一匹老馬請教。它們有的是精力和時間去走錯路，老馬不也是這樣走到老的嗎?一匹馬老了之后也許跟人一樣。它一輩子沒干成什么大事，只犯了許多錯誤，于是它把自己的錯誤看得珍貴無比，總希望別的馬能從它身上吸取點教訓。　　馬和人常常為了同一件事情活一輩子。在長年累月、人馬共操勞的活計中，馬和人同時衰老了。我時常看到一個老人牽一匹馬穿過村莊回到家里。人大概老得已經上不去馬，馬也老得再馱不動人。人馬一前一后，走在下午的一些時光里。　　在這漫長的一生中，人和馬付出了一樣沉重的勞動。人使喚馬拉車、趕路，馬也使喚人給自己飲水、喂草加料，清理圈里的馬糞。有時還帶著馬找畜醫去看病，像照管自己的父親一樣熱心。堆在人一生中的事情，一樣堆在馬的一生中。人只知道馬幫自己干了一輩子活，卻不知道人也幫馬操勞了一輩子。只是活到最后，人可以把一匹老馬的肉吃掉，皮子賣掉，馬卻不能對人這樣。　　一個冬天的夜晚，我和村里的幾個人，在遠離村莊的野地，圍坐在一群馬身旁，煮一匹老馬的骨頭。我們喝著酒，不斷地添著柴禾。我們想：馬越老，骨頭里就越能熬出東西。更多的馬靜靜站立在四周，用眼睛看著我們。火光映紅了一大片夜空。馬站在暗處，眼睛閃著藍光。馬一定看清了我們，看清了人。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馬，不明白馬在想些什么。　　馬從不對人說一句話。　　我們對馬的唯一理解方式是：不斷地把馬肉吃到肚子里，把馬奶喝到肚子里，把馬皮穿在腳上。久而久之，隱隱就會有一匹馬在身體中跑動。有一種異樣的激情縱動著人，變得像馬一樣不安、騷動。而最終，卻只能用馬肉給我們的體力和激情，干點人的事情，撒點人的野和牢騷。　　我們用心理解不了的東西，就這樣用胃消化掉了。　　但我們確實不懂馬啊。　　記得那一年在野地，我把干草垛起來，我站在風中，更遠的風里一大群馬，石頭一樣靜立著，一動不動。它們不看我，馬頭朝南，齊望著我看不到的一個遠處。根本沒在意我這個割草人的存在。　　我停住手中的活，那樣長久羨慕地看著它們，身體中突然產生一股前所未有的激情。我想嘶，想奔，想把雙手落到地上，撒著歡子跑到馬群中去，昂起頭，看看馬眼中的明天和遠方。我感到我的喉管里埋著一千匹馬的嘶鳴，四肢涌動著一萬只馬蹄的奔騰聲。而我，只是低下頭，輕輕嘆息了一聲。　　我沒養過一匹馬，也不像村里有些人，自己不養馬喜歡偷別人的馬騎。晚上乘黑把別人的馬拉出來騎上一夜，到遠處辦完自己的事，天亮前把馬原拴回圈里。第二天主人騎馬去奔一件急事，馬卻死活跑不起來。馬不把昨晚的事告訴主人。馬知道自己一生能跑多遠的路，不論給誰跑，馬把一生的路跑完便不跑了。人把馬鞭抽得再響也沒用了。　　馬從來就不屬于誰。　　別以為一匹馬在你胯下奔跑了多少年，這馬就是你的。在馬眼里，你不過是被它馱運的一件東西。或許馬早把你當成了自己的一個器官，高高地安置在馬背上，替它看看路，拉拉韁繩，有時下來給它喂草、梳毛、修理蹄子。交配時幫它扶扶馬錘子。馬不像人，手扶著眼睛看著干那事情。母馬也不如女人那般溫順。馬全靠感覺、憑天性，搗錯地方也是常有的事。人在一旁看得著急，忍不住幫馬一把。馬的東西比人胳膊還長還粗。人把袖管挽起來，托起馬錘子，放到該放的地方，馬正好一用勁，事成(www.lz13.cn)了。人在一旁傻傻地替馬笑兩聲。　　其實馬壓根不需要人。人的最大毛病是，愛以自己的習好度量其他事物。人扶慣了自己的，便認定馬的也需要用手扶。　　人只會掃馬的興，多管閑事。　　也許，沒有騎快馬奔一段路，真是件遺憾的事。許多年后，有些東西終于從背后漸漸地追上我。那都是些要命的東西，我年輕時不把它們當回事，也不為自己著急。有一天一回頭，發現它們已近在咫尺。這時我才明白了以往年月中那些不停奔跑的馬，以及騎馬奔跑的人。馬并不是被人鞭催著在跑，不是。馬在自己奔逃。馬一生下來便開始了奔逃。人只是在借助馬的速度擺脫人命中的厄運。　　而人和馬奔逃的方向是否真的一致呢?也許人的逃生之路正是馬的奔死之途，也許馬生還時人已經死歸。　　反正，我沒騎馬奔跑過，我保持著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們一窩蜂朝某個地方飛奔，我遠遠地落在后面，像是被遺棄。另一些年月人們回過頭，朝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舊慢慢悠悠，遠遠地走在他們前頭。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騎馬。　　 劉亮程作品_劉亮程散文 劉亮程經典語錄 劉亮程：誰喊住我分頁：123

劉再復：錢鍾書先生紀事　　錢鍾書先生曾對我說：“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　　錢鍾書先生去世已經十年。這十年里，我常常緬懷著，也常與朋友講述他對我的關懷，可是一直沒有著筆寫下紀念他的文字，僅在1999年4月間寫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錢鍾書先生的囑托》。寫作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說明了我沉默與難以沉默的理由，這也是我今天寫作時需要說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節抄錄于下：　　盡管我和錢鍾書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還是盡可能避免說話。我知道錢先生的脾氣。在《圍城》中他就說過：“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發。”錢先生的逝世，也難免落入讓人生發的悲劇。不過，人生本就是一幕無可逃遁的悲劇，死后再充當一回悲劇角色也沒關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錢鍾書先生生前讓我告訴學術文化界年輕朋友的一句話。　　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多次，還在信中鄭重地寫過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輕朋友的委托，請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見一次面，但他謝絕了，不過，他讓我有機會應告訴年輕朋友，萬萬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緊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實之名。1987年，我到廣東養病，他又來信囑托我：　　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根的。（1987年4月2日）作為中國卓越學者的錢先生說自己“名不副實”，自然是謙虛，而說“萬萬不要迷信”包括對他的迷信則是真誠的告誡。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種陷阱，一種走向蒙昧的起始。錢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權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讓別人迷信他，因為他期待著新的峰巒。在不要迷信的告誡之后是不是虛名的更重要的告誡，我今天不能不鄭重地轉達給故國的年輕朋友。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所批評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贊揚他的文章。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下文再細說），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藝術出版社，出于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錢先生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我：“你也當什么《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摻和？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明白了。盡管我為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會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面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著對我說：“這回他著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最后這句話鄭老師對我說過多次，還特別在信中寫過一次。1986年我擔任研究所所長后，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追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曾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游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1957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年摘帽后來信并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錢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報》就約請我寫悼念文章。他們知道我與錢先生的關系非同一般。但我沒有答應。錢先生去世十年了，我還是沒有寫。沒有提筆的原因，除了深知錢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要寫出真實的錢鍾書實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錢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個人都不是那么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復雜，具有多方面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并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對我說：“我們的頭發，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為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斗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為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幸免。出國之后，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沒有魔鬼。　　不過，出國之外，我悟出“頭發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臟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只有了解錢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錐編》為什么選擇這種文體，為什么像構筑堡壘似的建構他的學術堂奧。既然社會這等險惡，就必須生活在堡壘之中。魯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險惡，所以其文也如“壕塹”，自稱其行為乃是“壕塹戰”，不做許褚那種“赤膊上陣”的蠢事。我讀《管錐編》，就知道這是在進入堡壘、進入壕塹、深入深淵，要慢慢讀，慢慢品，慢慢悟。書中絕不僅僅是如山如海的知識之庫，而且還有如日如月的心靈光芒。而對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說，但書中“口戕口”的匯集與曲說，則讓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惡從來如此。而對“萬物皆備于我”的闡釋，一讀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現確實集獅子之兇猛、狐貍之狡猾、毒蛇之陰毒、家狗之卑賤等萬物的特性。倘若再讀下“幾”、“鬼國”等辭的疏解，更會進入中國哲學關于“度”、關于臨界點的深邃思索。有人說，《管錐編》是知識的堆積，將來計算機可替代，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計算機可集中概念，但絕不可能有像錢先生在匯集中外概念知識的同時，通過組合和擊中要害的評點而讓思想光芒直逼社會現實與世道人心。有人貶抑說《管錐編》是散錢失串，這也不是真知明鑒。不錯，從微觀上看，會覺得《管錐編》的每一章節，都沒有一個時文必具的那種思想主題，那種進入問題討論問題的邏輯鏈條（串），但是，《管錐編》卻有一個貫穿整部巨著的大鏈條，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大動脈。　　錢先生的防范與警惕，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工作上。他當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只管一點外事。說是“一點”，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還是趙復三和李慎之這兩位副院長。但有些外國學者，特別是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者，特別要求見他的，或者院部領導人認為他必須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見。我擔任所長后，文學方面的來客真不少。有幾次院部擬定錢先生必須出面，他應允后竟對外事局說：你們不要派人來，再復來就可以了，他不會英文，我可以當翻譯。說到做到，他真的不讓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員陪同，由我兩個單獨會見。錢先生不讓別人參加，就是有所提防。對于我，他則絕對放心，我多次有幸聽到他在外賓面前暢所欲言。他批評丁玲是“毛澤東主義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頭之后還是依然故我。說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揚魏明倫嘲諷姚雪垠的文言雜文（發表于《人民日報》）寫得好，說當代作家能寫出這樣的文言文不容易。暢開心胸的錢先生真可愛，拆除堡壘的錢先生，其言笑真讓人聞之難忘。　　因為錢先生的這種個性，因此常被誤解為尖刻的冷人。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輕的學子，有一次竟告訴我一條“信息”，說他的博士導師（在古代文學研究界甚有名聲）這樣評論：劉再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都是熱的，而錢鍾書則徹頭徹尾、徹里徹外都是冷的。我聽了此話，頓時冒出冷汗，并說一聲“你們對錢先生誤解了”。有此誤解的，不僅是文學所。　　然而，我要說，錢先生是個外冷內熱的人。鄭朝宗老師說“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絕非妄言。對錢先生的評說各種各樣，但我相信自己所親身體驗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錢先生、楊絳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說話的是在1973年社會科學院從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那時我住在社會科學院的單身漢宿舍樓（八號樓），錢先生夫婦則住在與這座樓平行并排（只隔十幾米遠）的文學所圖書館樓。因為是鄰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闖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們不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來和他們說話，那種和藹可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溫暖。“四人幫”垮台之后，社會空氣和人的心情變好了，我們這些住在學部大院里的人，傍晚總是沿街散步，于是我常常碰到錢先生和楊先生，一見面，總是停下來和我說陣話。那時我日以繼夜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寫得很有點名氣。見面時我們更有話可說。1979年我調入文學所，又寫學術論著，又寫散文詩。1984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決定出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就想請錢先生寫書名。因此就寫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藝社出版的《太陽·土地·人》散文詩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溝錢先生的寓所。沒想到，過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題簽。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復同志：　　來書敬悉。尊集重翻一過，如“他鄉遇故知”，醰醰有味。惡書題簽，深恐佛頭著穢，然不敢違命，寫就如別紙呈裁。匆布即頌日祺　　錢鍾書上二十日　　收到信與題簽后我光是高興，把他的“墨寶”寄出后，又進入《性格組合論》的寫作，竟忘了告訴錢先生一聲。而錢先生卻掛念著，又來一信問：“前遵命為大集題署送上，想應畢覽。”我才匆匆回了電話，連說抱歉。而他卻笑著說：“收到就好。”香港把書推出之后，我立即給他和楊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響應，寫了一信給我：　　再復同志：　　賜散文詩集款式精致，不負足下文筆之美感堯堯，當與內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謝。拙著談藝錄新本上市將呈雅教而結墨緣，即頌日祺　　錢鍾書楊絳同候　　對于我的一本小詩集，錢先生竟如此愛護，如此扶持，一點也不敷衍。那時我除了感激之外，心里想到：中國文化講一個“誠”字，錢先生對一個年輕學子這么真誠，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僅在他的書里，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細節最能真實地呈現一個人的真品格，為我題簽書名一事，就足以讓人感到錢先生是何等溫厚。　　更讓我感激的是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后，他對我的學術探討和行政工作都給了充滿溫馨的支持。文學所有二百六十個編制，連同退休的研究人員和干部，大約三百人左右。那時我還算年輕，毫無行政工作準備。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論文學主體性”、“思維方法變革”等理念又面臨著挑戰。盡管自己的心靈狀態還好，但畢竟困難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吳世昌、孫楷第、唐弢、蔡儀、余冠英等十幾位著名老學者，其中有八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錢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實地幫助我。他數十年一再逃避各種會議，但是我召開的三次最重要的會議，請他參加，他都答應。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紀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誕辰八十五周年的會議。這是我擔任所長后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牽扯到眾所周知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紅樓夢》研究的是非問題。我在所長的就職演說中聲明一定要貫徹“學術自由、學術尊嚴”的方針，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有成就，有貢獻，盡管被認為是“唯心論”和“煩瑣考證”，但也是學術問題，也應當還給俞先生以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錢先生時，他用非常明確的語言說：“你做得對，我一定出席你的會。”這次會議開得很隆重，除了所內人員之外還邀請了文學界的許多著名作家學人參加，與會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錢先生不僅準時到會，而且和俞先生、胡繩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會時可謂“群情興奮”，大家圍著向俞先生道賀，照相，我也被來賓和其他與會者圍著，沒想到錢先生也竟然擠過來，在我耳邊興奮地說：“會開得很好，你做得太對了!”我連忙說：“謝謝錢先生來參加會。”有了錢先生的支持，我心里更踏實了。這畢竟是件觸及敏感學案的大事。開會的前三天，胡繩緊急找我到辦公室，我一進門他就生氣地指著我：“再復同志，你就是自由主義，開俞平伯的會，這么大的事，通知都發出去了，我剛收到通知。連個請示報告都不寫。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嗎？怎么辦？”我知道一寫報告會就開不成，但不敢直說，只跟著說了“怎么辦？”三個字。胡繩說，怎么辦？我替你寫一個報告給中宣部就是了。聽到這句話我高興得連聲說“胡繩同志你真好”，并仗著年輕和老朋友的關系硬是對他說：“這個會，您一定要參加，還要講個話。”他沒有答話，等我告辭走到門邊，他叫住我，說了一句：我會參加會的。　　盡管我“自由主義”，但沒有把胡繩的半批評半支持的態度告訴任何人，也沒有告訴錢先生。錢先生那種由衷高興的態度，完全出自他的內心。這種態度不僅有對我的支持，也有對俞先生真誠的支持。錢先生內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會，錢先生還參加了我主持的“新時期文學十年”討論會和“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兩個會規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個會，與會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觀者很多，僅記者就有九十人。好幾位記者和外地學者問我哪一個是錢鍾書先生，有一位記者錯把張光年當作錢先生，要我和這位“錢先生”照個相，我趕緊去把真錢先生找來，然后三個人一起照了個相。我知道錢先生最煩被記者糾纏及照相之類這些俗事，但為了支持我還是忍受著煎熬。后一個會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召開的，但籌備工作由文學所做，因此我請錢先生致歡迎辭，由我作主題報告。我還請錢先生幫我們審定邀請外國學者的名單，他答應之后，所科研處開列了一份二十個人的名單。沒想到，他在每個人的名字下都寫一兩句很有趣的評語，例如“此人漢語講得不錯，但很會鉆營，有人稱他為尖尖鉆”。對于海外漢學家，錢先生多數看不上，評語都不太好。讀了這份評語，我立即請科研處保管好，不要外傳。當時管外事的副所長馬良春拿著名單和評語，驚訝不已，我開玩笑說：“錢先生真把海外許多漢學家視為紙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過這個會，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到錢先生致歡迎辭。致辭的前兩天，他把講稿寄給我讓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頁夾里。　　更讓我感動的是錢先生不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學術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對文學對思想的酷愛，無論自己的地位發生什么變化，頭頂什么桂冠，我都牢記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學問。因此，雖然擔任所長，但還是把心放在著書立說上，而且盡可能“利用職權”推動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錢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總是為我擔心。1985年拙著《性格組合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轟動效應”，連印六版三十多萬冊。熱潮之中，我的頭腦也很熱。但錢先生很清醒冷靜。見到第六版，他對我說，要適可而止，顯學很容易變成俗學。聽了這句話，我立即寫信給責任編輯郝明鑒兄，請求不要再印。《論文學主體性》發表之后，更是“轟動”，不僅引發了一場大討論，而且引發《紅旗》雜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別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稱自己是用“馬克思主義大炮”來炮轟我。我對《文匯月刊》記者劉緒源作了訪談之后他更生氣，說要到法院告我。那時錢先生真為我著急，很關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戲劇家魏明倫先生在《人民日報》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后竟高興得打電話給我，問我看到沒有，說魏的文言文寫得好，當代很少人能寫出這樣的文體。還有一天，他讓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說有事相告。我一到那里，他就說，剛才喬木（指胡喬木）到這里，認真地說，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是符合辯證法的，肯定站得住腳。文學主體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錢先生顯得很高興。其實在幾天前，就在八寶山殯儀館（追思吳世昌先生的日子），胡喬木已親自對我說了這些話，但錢先生不知道。看到錢先生對我這樣牽掛，我暗自感嘆，困惑勝過高興：這樣一篇學術文章竟讓錢先生這樣操心。不過，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錢先生的溫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間仍有溫暖與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飯，然后就主體性的爭論，他談了兩點至今我沒有忘卻的看法。第一，他說，“代溝”是存在的，一代人與一代人的理念很難完全一樣。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應讓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說，“批評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們的‘主義’，不過是下邊遮羞的樹葉子。”聽到第二點，我想起了《圍城》的話：“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虛、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這第二點是犀利，而第一點是寬容。我將牢記第一點，盡可能去理解老一輩學人的理念，不負錢先生的教誨。　　不了解錢先生的人，以為他只重學術求證，不重思想探索，其實不然。錢先生當然是一等學問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對思想探索的價值和艱辛卻極為清楚也極為尊重。他兩次勸我要研究近代文學史中的理念變動，對近代史中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這一思想脈絡也很敬重。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我亦遠不會知道他的內心深處具有思想探索的熱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作為一個弄潮兒，一個探索者，沒想到給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錢鍾書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輩兩輩的人，規勸者有之，嘲諷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討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給我施加壓力者有之。輕則說說笑笑而已，重則訴諸文字。可是錢先生卻毫無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論的探索，也支持我主體論的探索；既支持我傳統轉化的探索，也支持我變革方法論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論變革”一事而言，我被攻擊非難得最多。但錢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讓你的學生弄得走樣了。”聽到這句話時，我一時反應不過來，竟書生氣地回答說：“我沒有學生”，是后來才明白是什么意思。當時我的提倡方法論變革，包括方法更新、語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學界使用的概念）、視角更新（哲學視角與哲學基點）、文體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稱作文體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傳文教的領導人決定舉行一次全國性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征文評獎活動，其意旨是要改變歷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總是處于被批評的地位，由國家出面表彰其優秀成果。這一思路當然很好。因為全國各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及大學都要參加競賽，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者也重視此事，他們覺得院內的幾個大所都應當競得最高獎（一等獎），因此，汝信（副院長，也管文學所）打電話給我，說院部研究過了，文學所要重視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寫一篇。沒想到，這之后的第二天，馬良春又告訴我：錢先生來電話說要你親自動手寫一篇。有錢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寫了。大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我寫出了《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革命》一文，并獲得一等獎。全國參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論文，二十二篇得一等獎，文學方面有兩篇。文學所總算把臉面撐了一下。獲獎后最高興的事并不是參加了領導人的頒獎儀式，領了五千塊獎金和獎狀（頒獎者是胡啟立、芮杏文、胡繩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錢先生給我一封賀(www.lz13.cn)信，信上說：　　理論文章榮獲嘉獎，具證有目共賞，特此奉賀。　　錢先生寫賀信，是件不尋常的事，而“有目共賞”四個字，更是難得。有朋友說，這四個字，一字千鈞。固然，這可讓我產生向真理邁進的千鈞力量，但是，我明白，這是溢美之辭，錢先生對同輩、長輩，尤其是對國外名人學者，要求很嚴，近乎于“苛”，而對后輩學子則很寬厚，其鼓勵的話只可當作鼓勵，切不可以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賞你。　　2008年秋天于美國　　 劉再復作品_劉再復散文集 劉再復：讀滄海 劉再復：慈母頌分頁：123

中秋節感想（一）　　中秋團圓節，親人齊歡聚。兒女回探望，雙親心中喜。美味佳肴備，舉杯慶佳節。宴散皆歸去，父母忙辛勞。心中多感慨，提筆留記錄。愿與君分享，共醒大家身。　　都說孩子的生日是母親的受難日，每個孩子過生日好像理所應當他們就是主角，他們就應該幸福的度過、快樂的享受，現在看來不光是孩子過生日勞累的是父母。其實，依據中國傳統，過節就是團聚日，孩子都會回到父母身邊，一家人熱熱鬧鬧。　　一聽說孩子要回來了，父母心中那叫一個樂。他們會早早地做準備，想想這個愛吃啥，那個好哪口，一切都盡著孩子的口味，用父母的話來講，他們工作忙，一年才回來幾次呀，回來一次就盡量讓他們吃得飽，喝得好。他們的心思全讓孩子占據著，做的飯也不管自己的牙能否咬得動，自己的胃能否消化得了，這些他們從不會刻意去想，哪怕是一個閃念也不曾有過。　　從清早起來就開始忙碌準備，手不停，腳不歇，眼還不時地盯著門口，期待著兒女突然就出現在自己眼前喊一聲“爸”,喊一聲“媽”,這會讓他們等待的心更踏實，更滿足。為讓孩子好好回家享受，他們是數了又數，算了又算，總希望把兒女想吃的愛吃的都搬上桌，這樣他們準備時就好像滿漢全席般地把桌子上擺得滿滿的，盛不下的鍋台邊，廚柜上也擠擠，再不行就撂著放。從這大樣小樣中就可知父母花了多長時間，費了多少心思，他們有多期待這樣的團聚，這似乎也在告訴我們自己有多長時間沒回家探望父母了。假設一樣菜代表父母的一次期待，那這滿桌的菜又凝聚了父母的多少思念呀。　　終于飯菜好了，大家圍坐一圏，邊高興地吃著，邊開心地聊著，氣氛非常溫馨。一頓飯父母只顧得看我們了，看我們放下筷子，他們就給我們夾菜，不讓夾還不行，為順從父母我們吃飽了也要硬往肚里咽，因為看我們吃他們就會很滿足；聽我們聊得歡暢，雖然他們有時會聽不懂也插不上話，只能默默地坐在一旁當聽眾，但只要我們高興他們怎樣都無所謂。這就是我們的父母，永遠無怨無悔地為兒女們付出，永遠無私無畏地為兒女們奉獻。　　酒足飯飽之后，孩子們湊在一起玩樂，剩下的一切都是父母在收拾，雖然有時我們也會伸手幫忙，可總被父母“你們好不容易湊到一塊，好好去玩吧，這些活我們倆一會兒就干完了。別把衣服弄臟了，不用你們。”這些看似很充足的理由拒絕了。心中總覺得和自己的父母不用客氣，既然父母都說不用了，我們也就不再堅持，就理所應當地去玩了。　　一天的辛苦，一天的勞累，精心準備了滿滿地一桌，最后還是一桌，因為生活好了，大家肚里都有了油水也吃不了多少，父母的心意也就這樣被“糟蹋”了。我們吃過新鮮的飯菜走了，殘羹剩飯只待父母去收拾，這一吃就是好幾天，有的變味了他們也不舍得扔，這就是我們回家一次制造的“麻煩”.雖然如此父母還是希望我們常回家。我們就是父母永遠的債主。　　一頓飯吃的是心意，吃出的是感慨。　　孝道、感恩、愛父母，這樣的話題我們時時在提，刻刻在談，可我們只是把它掛在了嘴邊，寫成了文字，而實際行動呢？有，我們是在努力做，可還遠遠不夠。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父母給予子女的是百分之百，而子女回報父母的總要打些折扣。”想想的確是這樣，我們對待父母做不到父母對我們那樣細心、無私和容忍。都說愛是輪回的，我們在長大，父母在變老，我們要與父母的角色進行互換，我們不能再一味地索取父母的愛，他們現在應該享受我們的愛，這份愛不用有多大，也不用有多深，這份愛就在生活地點滴處。只要我們多回家一次，多給父母端一杯水，多打一個問候電話，多做一次家務，少讓父母勞累，少讓父母擔心，少讓父母牽掛，這是多少錢和物都換不來的，這樣的孝才實在，這樣的愛才貼心，這樣的感恩回報才讓我們心安。愿我們多一份細心，多一些耐心，讓我們的父母都能在我們愛的籠罩下過幸福的日子--開心地笑，快樂地活。　　中秋節感想（二）　　年年中秋，歲歲中秋，又逢中秋。人生易老，中秋不完，赤子之心念家園，游子之心看圓月。　　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又到了，家家吃餅賞月，喜看中秋圓月。我陷入了沉思……　　“云遮中秋月，雨答上元燈。”　　這是千百年來我們的先人總結出來的氣象經驗，從中秋到正月十五元宵節約145天左右的時間，中秋這天的天氣至關重要，直接影響著今后145天的天氣變化和規律，中秋若不能見到月亮，元宵節下雨的機率就很大，影響著春節后第一個重大節日的歡慶氣氛。至少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區是這樣的氣象規律，因此，人人都盼望著中秋圓月。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是沒有眼福來看今天的月亮的，當然就不知道今天的人的所作所為。可我們卻知道今天的月亮曾經照過古人，并從今天的月亮上看到了古人給我們中華民族創造的偉大成就。四大發明、唐詩宋詞……　　中華五千年的燦爛都是今天的月亮照過的，我們看著這個曾經照過古人的月亮，看著我們中華民族曾經的輝煌，我們沾沾自喜，引以為民族的驕傲……　　多少年以后；當我們也成為古人的時候，多少年以后；當我們的后人也在那時的月亮上看到我們時，我們也能讓我們的后人為我們去驕傲嗎？我們又為他們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秋節感想（三）　　又是一年中秋時，幾家歡聚幾身單。不知有多少載此刻都是游子的身份，也不知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　　只身在外，總是身不由己；孤單想念，卻又思緒難盡。總是想著多與家人團聚，可身為學子的我們此刻也只能是空對一輪明月。每一年算下來，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屈指可數。做學子的我們尚且如此，工作后，成家后，那不是更力不從心。　　有一個親戚前兩天打來電話，知道我國慶節準備回家，叫我到她那兒玩玩。總是認為見面機會多著呢的我突然想到，上次與她見面卻隔了整整一年。嘆流年似水，更嘆這似水流年中，我們成了匆匆過客，道一聲相逢卻相距甚遠。有些時候，我們走過，只因太匆忙，忘記了應做的事情。而此刻，在這特殊的時刻，我們也該對著這中秋明月，從繁忙的世界中走出。　　去年十一，我沒有回家，而中秋卻在此間劃過；今年十一，我打算回家，而中秋已在今宵逝去。總是那么的不巧合，但也只能是無奈。其實，我不太看重節日本身。節日，這一早已被釘在日歷某處的特殊日子，不隨個人的意愿而發生改變；節日，這一眾人歡慶的日子，只不過是營造一個不凡的氛圍，讓眾人覺得這一天非一般罷了。在這樣的日子里做應有的習俗，確實是在過節，自己過，與眾人一起過。　　每一個節日都有其特殊的含義，如這中秋，求的是與家人團聚。月半中秋，團團圓圓。但這樣一個被釘在某處的日子，卻難以都盡人意。遠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只身在外，只能孤身過節，此刻的心聲，也許是怨這日子怎出現在今宵，也許是怨這生活將家人拆散……其實，我們每一次與家人相聚的日子，其本身就非同一般，這本身就可以算作一個節日，雖然過節的只有一家人。過了端午照樣可以吃粽子，中秋過后同樣可以吃月餅，因為有靈性的我們又何必只關注那一年中難得的，且又難今盡人意的日子。喜歡度日如年，每一天如過年一般度過。　　但，中秋終歸是中秋，看著別人團聚，自己不免有些孤單。思念……孤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這時候有一個或一些人住進了你的心里，而卻又無法擺脫孤單這一狀態。我這是想家了嗎？也許是吧！空對一輪明月，總希望能在此中看見某些人的身影，然而，余輝之下，只有自己的影子伴已左右。　　寫著寫著，中秋已過，但還是要將這份祝福送給遠方的家人，以及與我同為游子的你，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感想（四）　　又是一個中秋節，令人盼望的中秋節。今年的中秋和平時有什么不一樣嗎？今年的中秋在22日。在這一天，人們通常都要回到自己家，和家里人一起吃團圓飯。現在，人們餐桌上擺放的食物真是多種多樣，似乎和中秋節已經搭不上邊了，但我們只要細心點，就會發現一些傳統的中秋美食還是會出現在不少餐桌上，大家還是會舉家在窗前賞月——至少人們還沒有忘記中秋節和它的習俗。這，是不變。　　那么中秋節的來歷呢？有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中秋節的來歷呢？也許大家會零零碎碎地說出一些，也只是大概，似乎只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這一輩知道了，我們還真不一定完全了解，這，是變。還有就是中秋的氣氛，雖然人們都吃月餅、賞月，好不熱鬧，但總覺得這熱鬧中似乎少了點什么，一時間又說不上來，這，也是變。　　中秋節最重要的莫過于吃月餅了，這點大家都知道。那月餅都中秋節感想鈥斺敱溆氬槐有些什么餡呢？豆沙，椰蓉，你一定會笑著說：“過時了！”現在我們吃的大多是冰激凌、抹茶、榛果、巧克力等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味，甚至鮑魚、海參的也不足為奇。走進商場的月餅區，我們會發現這些口味的月餅獨占最顯眼的地方，而那些最為傳統的只能可憐巴巴地躺在一旁，一點也不顯眼，如果不仔細找，甚至還發現不了它呢！俗話說：人靠衣裝馬靠鞍，這月餅的包裝就更為奢侈了！外盒就象鍍了層金一樣閃閃發亮，拆到里面，一個小月餅用一個小鐵盒裝著，底下還有“紅袍”襯著——有必要這樣“大費包裝”嗎？我估計一個包裝都比一盒月餅要貴！這難道和以前簡潔的包裝比起來，不是一個大的變化嗎？現在，大多數買月餅的人都不是自己吃的，而是送給親戚朋友的，如此送來送去，家里的月餅不但吃不完，還有可能堆積如山，這和以前又是一個變吧！　　中秋節，有些變化是好的，積極的，比如放假，人們可以跟家里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但有些變化是否真的好呢，這值得我們深思！ 中秋節感悟 中秋節慰問信 關于中秋節的謎語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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