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37年出生於新竹市外的湳仔（今湳雅）鄉下。最鮮明的童年記憶是二次大戰和二二八事件，正好橫跨日本殖民統治的末年和國民黨政權的遷台。

1940年代的「二戰」記憶

我的戰爭記憶，恐怕在台灣也算得上不尋常，主要是因為湳仔離新竹空軍基地只有兩三公里，而我們家十米外就是通往空軍基地的專用鐵路。1945年，我上小學一年級時，盟軍已經開始轟炸台灣了，空軍基地當然被炸得特別厲害。沒上幾天課，學校就關門了。村子雖然沒被炸到，但挖防空洞、跑空襲、看空戰，都是視聽味觸俱全的記憶。

那時一切以前線為優先，島內物資匱乏，採用配給，嚴查黑市。找吃的是另一個難忘的經驗。有個場景至今仍然鮮明無比。有一天，附近的新竹糖場被炸，庫存的糖漿都流到旁邊的水田裡。消息一傳出，我也提了兩個「鉛桶」趕過去。只見四周田野的地平線上都有人影朝糖場移動，糖場一片火光，因為鐵皮廠房高熱，鐵皮還一片片飛起落下，發出震耳的巨響，空氣里則夾著火藥和焦糖的氣味，簡直像黑澤明 電影里的某些場景。對這四面八方而來的人潮，日本軍警不敢也無法阻擋，人們已經太久沒有嘗到糖味了。

另一件事則和一個日本少年神風特攻隊的孩子有關。那時日本軍力不濟，已經開始用部分木製的飛機，對盟軍船艦進行自殺式攻擊。這個孩子不過十幾歲，過兩天就要一去不回地出征了。這天他跑到村裡來，想買一隻小鴨帶上飛機，陪他赴死。他說出理由的時候，已經沒有平常口唱軍歌、頸系白巾、揮舞軍刀的飛揚神采了。可是村裡人討厭日本人，不肯賣給他，還是我母親看他可憐，替他說情，才幫他找到一隻。我至今記得他手捧小鴨含淚離去時的身影。

我母親當時的心情，除了同情，恐怕也很複雜。我父親是工程師，那時被調去建造海防工程，因為替工人說話，被日本軍官找麻煩，還是他的日本老師出面幫忙才沒出事。因為殖民統治和現代化同時進行，台灣人和日本人的關係其實極為複雜，目前檯面上的兩極說法都簡化得太厲害了。

我在外國參加過反戰與反核武運動，回到台灣後也加入促進和平基金會，有許多觸動我的原因。兒時的「二戰」經驗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我目睹的二二八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讀小學三年級。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遷台，桃竹苗還是一個縣（原來日據時期的新竹州），但縣政府改搬到桃園。我父親是建設局的水利工程師，配的宿舍就在縣政府旁邊，有機會親眼看到二二八事件當時在縣政府附近發生的部分。

當時民眾包圍了警察局，警方守在警察局裡，馬路的另一邊是一個衛生單位，少數帶有槍械（記得不超過五支）的民眾在那裡布置了「陣地」。中間馬路上則聚集了很多民眾，看熱鬧的人固然很多，成群討論、辯論的也不少。有些人乾脆在馬路上席地而坐，似乎蠻有秩序地開起會來。我就是在那裡聽到有人說，他們怎麼在日本投降後「修理」平日欺壓人民的日本警察和官吏。深夜民眾散去後，「雙方」才會互開幾槍。

不記得是哪天晚上，民眾占據了警察局後面的縣長宿舍，搬出東西在庭院燒。我還記得有鈔票，因為飛散的鈔票都有人撿回丟到火堆上，沒看到有人私吞。宿舍區內，我們都知道有哪些本省人家收留保護外省人，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似乎也是蠻自然的事。我認識的兩家外省人並不覺得需受保護，只是減少外出而已。

後來在基隆登陸的國民黨政府援軍南下掃蕩，晚上常聽到比較密集的槍聲，氣氛才恐怖起來。小孩子不懂事，還溜到「辦天池」釣魚，也因此看到載著被捆綁的「犯人」的軍用卡車，在公路上馳向龍潭。

看過曾建民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2005年，聯經）的人都知道，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起，到10月17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總司令部」率領七十軍兩個師抵台前，有兩個月時間，台灣屬於高度自治的狀態，多元的公民團體和社運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共同維護社會秩序，規劃戰後重建，表現出現代社會公民自我組織的能力。

10月25日，陳儀履台主持「光復慶祝大會」，台灣人脫離殖民統治、重歸祖國的歡欣和熱情也達到高潮。可惜這個高潮不僅空前，而且絕後，不到兩年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及其後的「清鄉」、白色恐怖和破世界紀錄的獨裁「戒嚴」統治）。

台灣民主化後，經歷過像2004年台灣領導人選舉，及2006年紅衫軍在凱道（凱達格蘭大道的簡稱）上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後，社會秩序並沒有因此崩盤。如果當年接管台灣的是一個比較有民主觀念、比較尊重人權，並且有能力因勢利導民間力量的政權呢？今天的台灣會不會很不一樣？這是我回憶二二八事件時常會想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