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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我的文學觀（選摘）　　文學是訴諸語言的自由情感的審美存在形式。文學情感不是現實情感，而是處于無限時空中的自由情感，這種情感轉化為審美形式，便是文學。因此，文學離不開三項基本要素：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心靈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須切入心靈。文學批評離不開兩大標準：精神內涵與審美形式。杰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內涵的深度、廣度與高度。把精神內涵狹窄化為政治內涵，把精神內涵的尺度狹窄化為政治尺度，以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是二十世紀我國文學歷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訓。文學事業是心靈的事業，不是功利的事業，但它具有廣義的功利內涵。換句話說，文學不追求具體的、短暫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類生存、發展、延續、提升的“功利”，還需強調的是，文學雖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只審視功利，即審視人類功利活動在何處迷失，它構成怎樣的人性困境與生存困境。　　詩的立場天然地就是非實踐的，是反思的，是審視的。它站在現世的功利活動的另一面，它關注著這個世界，但并不參與這個世界；它要反思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種種事業到底讓我們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類的種種奮斗、爭奪、忙碌到頭來離當初的希望到底有多遠？它要審視人間的種種苦難、不幸和悲劇是不是源于我們本性深處的貪婪和邪惡？很顯然，文學不是站在一個現世的立場看世界的。所謂現世的立場就是理性和計算的立場，理性地設立一個功利性的目標，周密安排必要的計劃，并訴諸行動把它實現。文學站在現世立場的另一面，以良知觀照人類的現世功利性活動，提示被現實圍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文學的立場是超越的，所謂超越就是對現世功利性的超越。　　(《罪與文學》第99-100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我一再說，文學是心靈的事業，不是頭腦的事業。這不是說，文學創作不必動腦筋，而是說，文學藝術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不同，它不是像科學那種靠邏輯靠推理去抵達自己的目標，而是靠想象、靠直覺、靠感悟去抵達目標。文學之法，乃是“無法之法”，即“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馬行空而不失為藝術。嚴羽說，詩有別趣，非天理也。這一命題強調文學的特征在于情趣，而不在于理念，是對詩的準確界說。但它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文學完全與思想(包括與對世界人生的理解無關)。其實經典文學作品中總有大思想也總有對世界、歷史、人生的深刻認知，但這些思想與認知又總是像鹽或糖化入水中，無痕而有意味。它不訴諸概念，而是訴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學家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只是他們的思想全是心靈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說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種邏輯化、體系化的思想不同。我國最偉大的文學經典極品《紅樓夢》，也是一部偉大的“心學”。《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史湘云、薛寶釵、妙玉、晴雯、鴛鴦、芳官等，個個都是如詩如畫如同女神的詩意生命，可惜只是“夢中人”。她們的詩詞都出自曹雪芹之筆，那些“閨閣女子”并非真的會寫《葬花吟》的詩人。賈府里的那個大觀園，恐怕也只是曹雪芹的“夢中園”(理想國)。這個國度“一國兩治”(一府兩治)，有充分的寫作自由、結社自由、詩人們有詩的競賽而無人的嫉妬和爭名奪利等世俗機能。大觀園寓意極深，它暗示文學發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學存在的理由：寫作只是生命快樂與心靈訴說的需求，并非“經國之大業”(曹丕語)，更不是謀殺功名、財富、權力的器具。大觀園詩人合眾國里，林黛玉最為杰出，她所以能成為首席詩人，是因為她最孤獨，最純粹，對于心靈的苦痛體驗最深。作家的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經歷、感覺、表述能力。主觀之詩人經歷淺些，但也不能憑空而“詩”。大觀園里的作品，均見證了人性和見證了人的生存環境，甚至也見證了歷史，其詩情有傷感，有歡樂，有怨恨，有諷喻，但沒有一家以批判社會和干預生活為自己的創作出發點，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詩情中。　　魯迅是二十世紀最熱烈地擁抱社會是非的作家，但他作為一個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者只高度評價《紅樓夢》，而對晚清的譴責小說卻評價不高。他認為譴責小說最根本的弱點是“溢美”和“溢惡”。魯迅評說得極有見地。曹雪芹出身貴族豪門，肯定熱知當時的宮廷內幕和上層政治斗爭狀況，但他沒有把《紅樓夢》寫成社會批判小說和政治通俗小說，而是寫成一部“人書”(聶紺弩語)，一部呈現人性和人的生存環境的書。文學以人性為基調，自然就穿越時代之維而進入時間之維。曹雪芹家道中落，內心充滿孤獨，一定也有許多不平不滿，但他如果因此而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預生活”，在文本中注入“傾向性”，那就沒有偉大的《紅樓夢》。曹雪芹有關懷，有大慈悲心，但這些關懷不是創作出發點，而是作品派生出來的結果。受曹雪芹的啟迪，我又重溫薩特存在主義的著名命題(盡管我不喜歡薩特本人的某些政治行為方式)，即“存在先于本質”的命題。我借用這一命題對文學作出如下解釋：文學首先應當為文學而文學(存在)，為藝術而藝術，然后再考慮文學藝術可能派生的意味。我作此解釋當然具有歷史針對性。上世紀我國的左翼作家和許多憂國憂民的作家們，往往采取相反的命題(“本質先于存在”)，即先有一個大意義的動機，如為革命而寫作，為改造中國和改造世界而寫作，然而，先驗動機卻帶來主題先行和普通的概念化失敗現象。從八十年代開始，近三十年來，我的所言所論，都在呼喚“還我本來”，即文學應返回文學的初衷，返回文學最初的基本立足點和文學最初存在的理由。這一理由，不是政治理由，不是道德理由，不是功利理由，而是心靈理由，情感理由，審美理由，生命需求理由，見證人性和生存環境的理由。　　明年農歷九月七日，我就年滿七十歲了。回想人生，覺得可引為慶幸的是自己總是生活在文學中。生活在文學中，意味著生活在真實的人性中，又意味著生活在夢中。夢中有審美理想，有對美的信仰。從事文學，使我在“現實主體”中又多了一個“藝術主體”。現實(www.lz13.cn)沒有自由，但夢中有自由。所謂幸福，乃是瞬間對自由的體驗。千萬年來，人類布滿浩劫災難而神經不會斷裂，人類中的生命個體充滿艱辛困苦而不想自殺(依然熱愛生活)便是因為人生中擁有瞬間的自由體驗。近幾年我受大乘佛學與禪宗的影響，更喜歡講自性，自性因緣而生，更具流動性。文學必須從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市場性、功利性、社會批判性等)中解脫出來，才有自由。為了守持文學的自性，我正在努力構筑一個屬于自己的精神園地，讓自己沉浸于其中。對于這一行為，我稱之為“重構象牙之塔”。在美國的落基山下，在象牙之塔之中，我已“面壁”多年。我相信，唯有跳出“政治”、“市場”等格局，充當“局外人”、“異鄉人”、“檻外人”，唯有進入面壁的沉浸狀態，才能進入深邃的精神深淵。唯有在那里，我才能與曹雪芹等偉大靈魂相逢。　　 劉再復作品_劉再復散文集 劉再復：慈母頌 劉再復：讀滄海分頁：123

巴金：我的幾個先生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這的確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興。不過要請你原諒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沒法直接寄信給你，那么就讓我在這里回答你幾句，我相信你能夠看見它們。　那天我站在開明書店的貨攤旁邊翻看剛出版的《中流》半月刊創刊號，你走過來問我一兩件事，你的話很短，但是那急促而顫抖的聲音卻達到了我的心的深處。我和你談了幾句話，我買了一本《中流》，你也買了一本。我看見你到柜上去付錢，我又看見你匆匆地走出書店，我的眼前還現著你的誠懇的面貌。我后來才想起我忘記問你的姓名，我又因為這件事情而懊惱了。　　第二天意外地來了你的信，你一開頭就提起《我的幼年》這篇文章，你說了一些令人感動的話。朋友，我將怎樣回答你呢?我的話對你能夠有什么幫助呢?我的一番話并不能夠解除誰的苦悶；我的一封信也不能夠給誰帶來光明。我不能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須得著生命的光。”因為我是一個平凡到極點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真話。我不能夠給你指出一條明確的路，叫你馬上去交出生命。你當然明白我們生活在什么樣的時代，處在什么樣的環境；你當然知道我們說一句什么樣的話，或者做一件什么樣的事，就會有什么樣的結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難卻在如何使這生命像落紅一樣化著春泥，還可以培養花樹，使來春再開出燦爛的花朵。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擺在我們的面前，不過什么時候才能夠達到光明，那就是問題了。這一點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會找到。這些都用不著我來告訴你。但是對于你的來信我覺得我仍然應該寫幾句回答的話。你談起我的幼年，你以為你比從前更了解我，你說我說出了你很久就想說而未說出的話，你告訴我你讀我的《家》讀了一個通夜，你在書里見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說了那許多話。你現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樣的環境里長成的了。你的環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說，《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實的東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它不過是一篇長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寫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筆卻只許我寫出這么一點點。我是那么倉促地把它結束了的。現在我應該利用給你寫信的機會接著寫下去。我要來對你談談關于我的先生的話，因為你在來信里隱約地問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這樣的”。　　在給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說明了“是些什么東西把我養育大的”。現在我應該接著來回答“是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這樣的”這個問題了。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識字讀書的教書先生，也不是在學校里授給我新知識的教員。我并沒有受到他們的什么影響，所以我很快地忘記了他們。給了我較大影響的還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沒有他們，我也許不會成為現在這個樣子。　　我的第一個先生就是我的母親。我已經說過使我認識“愛”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時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滿地體現了一個“愛”字。她使我知道人間的溫暖；她使我知道愛與被愛的幸福。她常常用溫和的口氣，對我解釋種種的事情。她教我愛一切的人，不管他們貧或富；她教我幫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憐恤他們，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們高，動輒將他們打罵。母親自己也處過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婦，這苦處是不難想到的《家》里面有一段關于母親的話，還是從大哥給我的信里摘錄下來的：“她又含著眼淚把她嫁到我們家來做媳婦所受的氣一一告訴我。……爹以過班知縣的身份進京引見去了。她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著……這時爹在北京因驗看被駁，陷居京城。消息傳來，爺爺時常發氣，家里的人也不時揶揄。媽心里非常難過。……她每接到爹的信總要流一兩天的眼淚。”。但是母親從不曾在我的眼前淌過淚，或者說過什么悲傷的話。她給我看見的永遠是溫和的、帶著微笑的臉。我在一篇短文里說過：“我們愛夜晚在花園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們愛春天在桃柳枝上鳴叫的小鳥，我們愛那從樹梢灑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們愛那使水面現出明亮珠子的太陽。我們愛一只貓，一只小鳥。我們愛一切的人。”這個愛字就是母親教給我的。　　因為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因為我有這樣的母親，我才能夠得到允許(而且有這種習慣)和仆人、轎夫們一起生活。我的第二個先生就是一個轎夫。　　轎夫住在馬房里，那里從前養過馬，后來就專門住人。有三四間窄小的屋子。沒有窗，是用竹籬笆隔成的，有一段縫隙，可以透進一點陽光，每間房里只能放一張床，還留一小塊地方做過道。轎夫們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來在破席上擺了煙盤，把身子縮成一堆，挨著鬼火似的燈光慢慢地燒煙泡。起初在馬房里抽大煙的轎夫有好幾個，后來漸漸地少了。公館里的轎夫時常更換。新來的年輕人不抽煙，境遇較好的便到煙館里去，只有那個年老瘦弱的老周還留在馬房里。我喜歡這個人，我常常到馬房里去，躺在他的煙燈旁邊，聽他講種種的故事。他有一段雖是悲痛的卻又是豐富的經歷。他知道許多、許多的事情，他也走過不少的地方，接觸過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個朋友跑了，他的兒子當兵死在戰場了。他孤零零地活著，在這個公館里他比誰更知道社會，而且受到這個社會不公平的待遇。他活著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會，他還保持著一個堅定的信仰：忠實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這“忠心”并不是指奴隸般地服從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實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話和我的母親的話完全兩樣。他告訴我的都是些連我母親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愛”字教我。然而他在對我描繪了這個社會的黑暗面，或者敘說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經歷以后，就說教似的勸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對人要真實，不管別人待你怎樣，自己總不要走錯腳步。自己不要騙人，不要虧待人，不要占別人的便宜……”我一面聽他這一類的話，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臉，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見骨的身體，我看見他用力從煙斗里挖出燒過兩次的煙灰去拌新的煙膏，我心里一陣難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這樣的境地還說出這種話來！馬房里還有一個天井，跨過天井便是轎夫們的飯廳，也就是他們的廚房。那里有兩個柴灶。他們做飯的時候，我常常跑去幫忙他們燒火。我坐在灶前一塊石頭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進灶孔里去。我起初不會燒火，看看要把火弄滅了，老周便把我拉開，他用火鉗在灶孔里弄幾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來。他放下火鉗得意地對我說：“你記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確，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樣的話。　　我從這個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點社會情況。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還有所謂社會，而且他還傳給我他那種生活態度。日子一天天像流星似的過去。我漸漸地長大起來。我的腳終于跨出了家庭的門限。我認識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經歷，在這些朋友中間我找到了我的第三個先生。　　我在一篇題作《家庭的環境》的回憶里，曾經提到對于我的智力的最初發展有幫助的兩個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個表哥。我跟表哥學過三年的英文；大哥買了不少的新書報，使我能夠貪婪地讀它們。但是我現在不把他們列在我的先生里面，因為我在這里說的是那些在生活態度上(不是知識上)給了我很大的影響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敘說過我怎樣認識那些青年朋友。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間的一個。他是《半月》的一個編輯，我們舉行會議時總有他在場；我們每天晚上在商場樓上半月報社辦事的時候，他又是最熱心的一個。他還是我在外國語專門學校的同學，班次比我(www.lz13.cn)高。我剛進去不久，他就中途輟了學。他輟學的原因是要到裁縫店去當學徒。他的家境雖不寬裕，可是還有錢供他讀書。但是他認為“不勞動者不得食”，說“勞動是神圣的事”他很喜歡當時一個流行的標語：“人的道德為勞動與互助：惟勞動乃能生活；惟互助乃能進化。”。他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脫離了學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縫店規規矩矩地行了拜師禮，訂了當徒弟的契約。每天他坐在裁縫鋪里勤苦地學著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報社來服務。他是一個近視眼，又是初學手藝，所以每晚他到報社來的時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滿是針眼。他自己倒高興，毫不在乎地帶著笑容向我們敘述他這一天的有趣的經歷。我們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這樣，同時還實行素食。我們并不贊成他的這種苦行，但是他實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卻使我們齊聲贊美。　　他還做過一件使我們十分感動的事，我曾把它寫進了我的小說《家》。事情是這樣的：他是《半月》的四個創辦人之一，他擔負大部分的經費。刊物每期銷一千冊，收回的錢很少。同時我們又另外籌錢刊印別的小冊子，他也得捐一筆錢。這兩筆款子都是應當按期繳納不能拖延的。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許他“亂用”錢。他找不到錢就只好拿衣服去押當，或是當棉袍，或是當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這件事，他出去時總是把拿去當的衣服穿在身上，走進了當鋪以后才脫下來。當了錢就拿去繳月捐。他常常這樣辦，所以他鬧過熱天穿棉袍的笑話，也有過冬天穿夾袍的事情。　　我這個先生的犧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決心，以及他不顧一切毅然實行自己主張的勇氣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見了信仰所開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個人的毅力會做出什么樣的事情。母親教給我“愛”；轎夫老周教給我“忠實”(公道)；朋友吳教給我“自己犧牲”。我雖然到現在還不能夠做到像他那樣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為卻始終受著這個影響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個先生都簡略地告訴你了。你現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到現在這個樣子的罷。我自己相當高興，我畢竟告訴了你一些事情，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寫了。　　1936年9月 巴金作品_巴金散文集 巴金：海上的日出 巴金：機器的詩分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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