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四十五年前回母校教書以後，來往最頻繁的同事，大約每個月會一塊兒上館子吃喝一次。

那時候上館子吃吃喝喝，雖然不算是很奢侈，但一般的人除了幾個大節日外，要吃大魚大肉也不是常有的事。

我們除了吃館子外，從沒有家人同伴的來往，兩人都是獨來獨去，也沒有其他共同的活動。

當時在大學教書，每個月的陽春收入一千五、六百元，住的環境品質不是很好，無法在家裡接待朋友，夫妻也沒有像現在常同進同出參加社交活動，抽煙喝酒是很多男人唯一的嗜好。

他遠比我懂得吃，又講究菜色的調配，我不必在上哪個館子叫什麼菜上傷腦筋；點菜找館子都由他包辦，因他熟悉台北館前街、重慶南路、衡陽街及西門町峨眉街一帶，從福州、江浙到北京大小館子的招牌菜。

他不像我喜歡吃海鮮，卻很懂得吃各種用牛羊肉和內臟作的料理，我也利用機會從他那兒學吃美味可口，北方小吃與大菜。

據說他是旗人，幾代都住在北京，因此在他使用那腔圓字正的京片子點菜時，很少不驚動北方館子的掌櫃，因而也認識不少小同鄉。又因他喜愛家鄉口味，常去道地的那幾家，那些館子的掌櫃也跟他混得很熟，有時還會免費送一盤特別的私房菜，表示他們的心意；他也很大方，乃是我看過的公教人員中，出手最大方的人，每次去都會賞給服務人員一點小費。

我們第一次認識也是在吃喝的場合，那是我應聘回母校，在校長的歡迎晚宴上，在座都是學界德高望重的前輩，或者黨政界舉足輕重的大老，不然就是輿論界的重量級人士，我這個後生晚輩只能敬陪末座，他恰巧與我毗鄰而坐。後來才知道，我在政大上學時，他是大我十歲左右的研究所學長，我們可沒有互相認識的機會。

我還記得我們兩個人在晚宴上，除偶爾互覷傻笑，舉起酒杯輕惙一小口酒外，彷彿鄉下來的小閨女，不敢多說一句話，也沒有太多的互動，只靜觀宴席上長輩們的高談闊論。

我們雖然愛吃，也愛喝，但其實只要很平常的四菜一湯，再各來一瓶黃酒或紹興酒下肚，兩個人就會心滿意足，帶著微醺的酒氣，精神高昂，有點飄飄然地回家。

在吃喝之間或酒後茶餘，我們很少談風花雪月、黨政大事、不在場第三者的是非、或問及對方的公私事，通常都閒聊天南地北，中外古今名人軼事野史，或說些無關緊要的喝酒品茶文化，互相莞爾對笑，而忘掉回家的時間。

假如我沒記錯的話，1972年9月20日左右，我們連袂赴日韓訪問。他是第一次出國，我則已踏遍南韓全國，又去美國研究兩年，參觀過大阪的世界博覽會，對日韓均有相當的瞭解，尤其因在漢城深造三年，更是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所以我們在漢城與東京都吃香喝辣，教他見識了除北京菜外，還有很多值得他品嚐的美食，特別是海鮮類。

他雖然是我的酒肉朋友，但我深知他忠黨愛國絕不後人，如在那次日韓行，來到東京第三天，聽到中日斷絕邦交，他義無回顧，立即取消東京剩餘的行程，拜託駐日中央社記者〈曲克寬？〉奔走，臨時訂到一張回台北的華航機票，先行離日返國，以示抗議。

他曾說，他能在台能成家立業，完全是黨國的栽培。也就是說，他因抗日與內戰，而在大江南北顛沛流離失所，隻身來台，一無所有，如沒有國民黨與中華民國，他哪有什麼家，對黨國的忠誠，自然宛如虔信仰宗教的教徒對神那般的崇敬。

有次我們在餐館喝酒，偶然遇到我中學的同學，他堅持請那位同學參加我們的餐會，第一次有了外人參與進來，三個人喝得興高采烈，也遠比只有我們兩個人時多喝了一點。

幾天後，在學校不期而遇，談到我與那位朋友深厚的友誼，他感慨萬千地說，你們真幸福，仍然還有那麼多的中小學同學，像他自從大學肄業離開學校後，就失去了全部的親人和同學好友，什麼親情世交，至親好友，早就從世上蒸發消失，後來雖然也認識了很多朋友、同學和同事，幾十年來相處的還不錯，但就沒有青梅竹馬的純真，又因同質性太高，同輩間純樸的友誼少，志同道合的同志或同事的社會情誼多，連喝酒也很少可找到放空一切，痛快暢飲的酒伴，言下之意，很羨慕不必放浪天下，擁有自小在相同環境下，正常成長的朋友，享受童年以來深厚質樸的友誼與鄉土之情。

他精研公共行政，對近代政治史有深厚的基礎，又因國共內戰而輾轉來台，目睹近幾十年的黨政發展，非常瞭解自己周圍環境的政治趨勢，也知道自己發展方向，待人接物忠誠可靠，為人溫柔敦厚，很受師友的器重，學生的擁戴，最後在政界擔任過政務官，在學界也做到大學校長。

我在漢城工作期間，他曾應邀第二次來南韓訪問，對南韓在人為的停戰線之南，飽受戰爭的威脅，但仍生氣蓬勃，印象深刻，也在我相託之下，快諾回台組織韓國學會。

1970年代台灣仍是戒嚴時期，要組織一個全國性的學會，也就是全國性的團體，難度之高不是現在人可以想像的。一般的人不敢貿然嘗試，也不知道如何著手。大學教授沒有人願意去碰釘子，工商界對這無利可圖的學會則沒有絲毫的興趣。

開設有韓國科系的政大和文大兩所大學的教授，雖有心成立學會，推動中韓學術交流，但還沒有全國性知名度、能力與聲望，且群龍無首，如非有一位不計成敗和利害關係，發動在黨政學界的影響力和人脈，那麼學會不可能成立。

學會成立後，他馬上離開，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都不再參與會務，因為他的研究生活與韓國無關，也沒有興趣去想相關的問題。

有些人不知道學會得來不易，卻只知道搶破頭要選會長，掌握會務，讓人感到啼笑皆非。相較之下，可以看出他只問種樹，不在乎誰來納涼的精神與坦蕩的胸襟，確令我欽佩萬分。

我每次從國外回來，我們常無法免俗，都會找個地方歡聚閒聊，並開懷痛飲一番。1980年我從韓國歸來，在電話中約好吃飯前先找個地方聊天，我告訴他，中山北路嘉新大樓頂樓的藍天不錯，就在那兒見面。

哪知道當我們先後抵達嘉新大樓後，才發覺藍天已經關門大吉，我知道的還有一家圓山保齡球館也不錯，兩人搭了計程車趕去，不幸又是吃閉門羹，他說乾脆去西門町，那裡餐廳咖啡館林立，隨便找一家容易些。

我們來到峨眉街萬國戲院與國際戲院間，隨便看了一家二樓的咖啡館就上樓，豈知八成滿的咖啡廳客人，清一色是十幾二十歲的毛頭小子，看到在六月天還西裝革履的我們進來時，全部的客人好像發現外星人般的驚慌，不約而同，全部打笑聲也突然停止，卻死盯著我們上下看，讓我們不知所措，痴呆的回望他們，然後只有掉頭下樓；那些年輕人也鬆了一口氣，又開始吱吱喳喳，有說有笑。

下了樓，他才恍然大悟，像我們這樣的LKK，不該像小白兔亂闖進他們少年郎的叢林，非同類他們不歡迎，還有強烈的排斥感，所以我們幾乎無處可去，最後他才想到正中書店樓上有個去處，才解決了我們的困境，可見他在台北除了工作，就是上館子，沒有跟普通朋友見面的場所和機會。

1995年年初我從南非回來，我們第一次相約在羅斯福路和平東路口的餐館吃飯，那是在他主持他兒子婚禮之後，兩個人在七、八年之後，又一次的聚會，痛快的喝乾一瓶洋酒，最後他醉了，並由他的一位熟朋友扶送回去。

那他時好像是某中央部會的政務次長，終日忙碌，心身已明顯的衰退，不如從前健朗，如以他過去的酒量，應該不會醉成那個樣子，幾乎已走路蹣跚，需要旁人扶持，才能下樓梯。

在餐局中，他的談興非常高昂，改變他過去不談家事的作風，半玩笑地告訴我他兒子留美的種種事情：已經棄理工科轉行到哲學，這種逆向操作或許會有另種發展；更有趣的，他向來對英文有忌避症，但現在卻自嘲說，兒子娶了美國女孩，除要他媳婦加強學中文外，自己恐也得跟老婆加油學英語會話，不然將來連與孫子女都不能溝通啦。

過去多年來，因台灣海峽之隔，他常隱藏著對父母兄弟姐妹的愛心與懷念，也不願對人提起與他們失去聯絡之苦，只能暗藏在心坎裡，獨自忍受，以酒消愁，現在目睹長大成人的兒子，對家人的愛心自然流露無遺，也對我倾訴他對未來的憧憬。

我自認識他以來，沒有聽過他提到在大陸家鄉如何如何，但卻對台灣有很深的感情，有人認為客居台灣，和移民到海外客居也沒有什麼不同，但可能會有更寬闊的發展空間。他卻不以為然，而勸他們說，人在福中不知福，去寄人籬下，將會是出門朝朝難的；怎麼走也不會找到像在台灣生活的那麼舒服，台灣是中國有史以來，安定最久，也是最繁榮的地區，有哪個朝代可以相提並論的呢？

沒多久，我又離開台灣去了南非，當然音訊杳然，我們從來不互相寫信的，這也是我們的默契，在恍惚無言中，約定好只有在台灣的日子，我們盡所能的歡聚痛飲，才能確實感覺到互相的存在。

我從新聞報導中，偶而看到他改變跑道，去某大學擔任校長，但2007年我自南非回到家鄉，歡天喜地的期待另一次的聚會，卻聽說他已往生了。

我每次回到台北，最期待的，最愉悅的酒肉朋友之會，已經打烊謝幕，成為絕響；在這蕭瑟的倫敦秋末，不能自己的越叫我想起與故人過去的互動，是不是我的歡樂人生也差不多快要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