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故鄉
2012/09/22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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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延續了幾千年的鄉土生機在現代中國日趨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豬牛羊雞少了，新樹苗少了，學校里的歡笑聲少了。鄉村的倫理秩序也在發生異化，傳統的信任關係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儉持家的觀念被短視的消費文化所刺激，人與人的關係正在變得緊張而缺乏溫情。
2012年03月29日 中國新聞周刊 編輯：許輝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樹老牆頹。
此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憂慮遠在農村的故鄉。
中科院地理所3月26日發佈 《中國鄉村發展研究報告——農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說，農村“空心化”非常嚴重。
延續了幾千年的鄉土生機在現代中國日趨黯然。青年男女少了，散步的豬牛羊雞少了，新樹苗少了，學校里的歡笑聲少了——很多鄉村，已經沒有多少新生的鮮活的事物，大可以用“荒涼衰敗”來形容。
與此同時，鄉村的倫理秩序也在發生異化。傳統的信任關係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儉持家的觀念被短視的消費文化所刺激，人與人的關係正在變得緊張而缺乏溫情。
故鄉的淪陷，加劇了中國人自我身份認同的焦慮，也加劇了中國基層社會的的秩序混亂。
滾滾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繼續以犧牲鄉村的土地、德性、風俗、傳說等以及家族觀念為代價。
此時，有一些中國人，開始用行動，重建故鄉的倫理、信任，以及生活方式。可以說，各種新的“鄉村實驗”在不聲不響間進行。
80多年前，詩人聞一多的一首詩，可謂這些“故鄉”重建者的心聲。
故 鄉
聞一多
先生，先生，你到底要上哪裡去？
你這樣的匆忙，你可有甚麼事？
我要看還有沒有我的家鄉在；
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望天湖邊去。
我要訪問如今那裡還有沒有白波翻在湖中心，
綠波翻在秧田裡，
有沒有麻雀在水竹枝頭耍武藝？
先生，先生，世界是這樣的新奇，
你不在這裡遨遊，偏要哪裡去？
我要探訪我的家鄉，我有我的心事；
我要看孵卵的秧雞可在秧林里，
泥上可還有鴿子的腳兒印“個”字，
神山上的白雲一分鐘里變幾次，
可還有燕兒飛到人家堂上來報喜。
先生，先生，我勸你不要回家去；
世間只有遠游的生活是自由的。
遊子的心是風霜剝蝕的殘碑，
碑上已經漶漫了家鄉的字跡，
哦，我要回家去，我要趕緊回家去，
我要聽門外的水車終日作鼉鳴，
再將家鄉的音樂收入心房裡。
先生，先生，你為甚麼要回家去？
世上有的是榮華，有的是智慧。
你不知道故鄉有一個可愛的湖，
常年總有半邊青天浸在湖水里，
湖岸上有兔兒在黃昏里覓糧食，
還有見了兔兒不要追的狗子，
我要看如今還有沒有這種事。
先生、先生，我越加不能懂你了，
你到底，到底為甚麼要回家去？
我要看家鄉的菱角還長幾根刺，
我要看那裡一根藕里還有幾根絲，
我要看家鄉還認識不認識我，
我要看墳山上添了幾塊新碑石，
我家後園裡可還有開花的竹子。
在未知的故鄉，耕讀傳家
“甚麼是家鄉？它代表著一種安全感，你知道樓下的餐廳不會給你吃地溝油；它是一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地方。”懷著對故鄉的一種信念，郭中一放下一切回到故鄉開辦農莊、書院，不是隱居，甚至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踐行”
本刊記者/朱雨晨(發自安徽肥西)
郭中一永遠是一頭亂發，向後飄散，突出亮堂堂的大腦門。無論是甚麼話題，他都是微笑著，用濃重的台灣口音徐徐道來，個中卻不時夾雜著老頑童一樣的尖刻。
我們從他的故鄉談起，談合肥市肥西縣南分路口鄉，現在叫銘傳鄉。身為台灣的大學教授，他卻放下一切回到大陸的故鄉開辦農莊、書院。不是隱居，甚至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踐行”。郭中一說，這種理念在哪裡都可以實現。所謂故鄉，只是一個載體。
歸人
郭中一：父親一生保留著肥西口音，發不出“xi”這個音。“水燒好了，你先洗還是我先洗？”就成了“你先死還是我先死？”從小我填籍貫，都要寫安徽合肥。所以我一直知道，我是合肥肥西人。但合肥是甚麼樣子的，我不知道。”
2004年，故鄉第一次呈現在郭中一的面前。
彼時，合肥的市區還很小，城市化和工業開發區的腳步尚未邁開大步往前狂奔，讓人目眩神迷。彼時，郭中一還是台灣東海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美國畢業的物理學博士。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台灣合肥同鄉會新任會長。身為會長，卻從未見過故鄉，總是有些尷尬。於是郭中一趕緊找機會回來看看。
故鄉和郭中一離去時沒有甚麼兩樣。農田嵌在荒山中。雜樹、野草、荊棘，不要說能行車的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故鄉的姑姑說，幼時她曾在山上遇到野狼，心裡狂跳，只敢慢慢後退幾十米，然後發足狂奔。幾十年後，郭中一沿著同樣的小徑上山勘查，狼是沒有了，卻能看到野豬的蹄印。荒景中，“山大王”“人肉包子”這種章回小說里的詞竟會跳入郭中一的腦中。回到鄉政府時，已是一片漆黑，沒有一點燈光。郭中一說，那大概是他出生以來看到過的最黑的夜景。
鄉長說，真是抱歉，這裡還是很落後。教授卻回答道，第一，這是我的家鄉，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第二，你覺得這是一種缺憾，但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長處。台灣已經找不到可以看星星的地方，就看你怎麼規劃了。
彼時，台灣已在流傳“螢火蟲媽媽”的故事。一個媽媽給孩子解釋成語“囊螢映雪”，孩子卻不知道甚麼是螢火蟲。媽媽突然想起，台灣似乎已經沒有螢火蟲了，便去問昆蟲學家，這是怎麼回事兒？學者說，你要有乾淨的草，要有乾淨的水，要有沒有光污染的天空。於是，這個社區的媽媽們聯合在一起，執行以下規定：本區不准再用除草劑；廢水不能亂排，基礎設施為此而改造；所有路燈全部改裝為暗色，緊貼地面不高過膝蓋；機動車進入小區必須關燈螢火蟲就真的到這個小區來了。原來，螢火蟲是個環境指標，台灣很多地方都開始做螢火蟲繁育。
第一次回鄉之行，只是生態農莊的伏筆。2004年，郭中一的人生舞台還在台灣，只是想不到，場景竟會日漸逼仄。這一年，民進黨競選時，竟號召“把外省人都趕到海裡去”。“去中國化”已成為台灣的高分貝話語，甚至連名片上的“合肥同鄉會會長”，也成了一個問題。郭中一等外省籍知識分子們常感慨，幹嗎要受這種屈辱呢？
同儕聚在一起，就不禁聊起將來。“中央大學”的李河清教授曾說：“很多老師都在做一個夢。因為對現有居住環境不滿，就想去山裡找一塊地，做自己的社區。我們能不能為自己設計一個無污染的社區？然後，在這個社區里創造一個好的文化氛圍？”這一倡議很快成為小圈子的共識。
這群所謂的“外省籍”知識分子中，只有郭中一和自己的省籍有真正的聯繫。於是，十幾位博士、教授合資，由郭中一夫婦牽頭，確定在肥西建設生態農莊，完成晚年的田園夢想。
荒山
莊蕙英：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生態農業是要扎根的，不會讓你一夜致富，要從基礎開始，慢慢來。但產生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有科學分析說，地球上多一座生態農莊，世界上也就多一個百歲老人。真正做下來，才知道難度有多大。
郭中一的夫人莊蕙英是生態農莊真正的奠基人。2006年夏天，莊女士帶著兩個兒子在合肥開始建設。此時，郭中一正在台灣忙於組織“反軍購大聯盟”的社會運動，直到2009年，終於辭去教職扎根於合肥。
郭氏夫婦在肥西看過很多地方，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放棄。莊園坐落的小團山，在那時只是一個廢棄的採石場，連地方官都不建議在此開建莊園。但是莊蕙英堅持租下，“地無不可用。人人以為是荒地，棄之不用，豈不可惜？”
但原始條件的惡劣，不得不花費大量資源去彌平。因為是荒山，表面的土層非常之薄。莊蕙英記得，最厚的地方僅25公分，不過兩本辭典那麼厚，幾乎不可能種樹。於是，為了填土，不得不在山腳下取土，向上填埋，卡車來來回回1000多趟，才夯出一個農業的基礎來。
荒山裡，常會挖到無主的孤墳。莊蕙英說，前後一共挖出47座。每挖一座，就按照當地人的習俗，放一串鞭炮，移葬到統一的地方。在水、電未通的時候，郭夫人經常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荒山裡，伴著孤墳過夜。
一開始，郭氏夫婦的設想是養一大群雞，在山上養肥再拿到城市去賣。要養雞，就要蓋房子。於是有了第一棟建築，就是現在農莊的活動中心。因為是生態農莊，殺蟲劑和農藥是違反原則的。結果到了夏天，窗口撲滿了嗷嗷待哺狀的蚊蟲，讓人發愁。怎麼辦？有人提議種薄荷試試。果然，在房子周圍種上各種香草之後，清香瀰漫，蚊蟲大減。郭氏夫婦再試著把香草種到蔬菜和果樹邊上，也防止了蟲害。本來只是防蟲用的香草，也到了收獲季節，能否利用呢？喝茶是一種。不過，飲用的消耗量遠沒有這麼大，郭氏夫婦又琢磨著做香包，提煉精油。不過幾年，迷迭香、羅勒、薰衣草等已是生態農莊的經濟支柱。小團山正式定名為“香草農莊”。
“產業鏈根本不是一開始規劃的那樣，其實有點歪打正著。我們只是一個在有機農業的想法下，慢慢推進到現在。” 莊蕙英說，“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生態農莊的將來，會是甚麼樣，順其自然吧。”
小團山的土質為氧化鐵，呈褐紅色。就肥力而言，非常貧瘠。但郭教授夫婦堅持“生態”的理念，不准用化肥和殺蟲劑，哪怕一年沒有收成也在所不惜。因此，肥力的改善，只能通過物種的栽種，和天然肥料慢慢推進——就像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後天調養就格外重要。四年後，這一工作只是初見成效。
郭中一說，生態農莊的特點，就是早期投入大，收獲往往在十年以上，但功效，是重建生態系統。他不喜歡“有機農產品”的標籤。因為當下的有機食品生產，在他看來，大都是以工業化的方式，進行大面積、機械化、流水線作業，收獲的是單一農產品。這種方式，對日漸凋零的農村，幾無裨益，連就業的增加都很有限。而所謂“生態系統”，是在農莊里建立豐富的物種群。所以，產出和播種輪換出現，農莊幾乎沒有“農忙”和“農閒”之分。
時至今日，生態系統已初見成效。原來只有荊棘的小團山上，光是鳥就有25種，種下去的植物，更是百種以上。起初取土挖的大坑，積累雨水成塘，沒有人管過它們，卻不知怎麼就有了魚蝦螃蟹來安家。
在這個生態系統中，重構的不僅僅是生物的多樣性，也包括人和自然的關係。
山莊里曾養過一隻兔子，每天到山裡面瞎玩，晚上才回來吃東西，睡覺。有一次，所有人都在電腦前忙，兔子卻來蹭蹭這個人的腿，磨磨那個人的鞋子，希望有人關心它，陪它玩。但沒人有空搭理它。兔子一怒之下咬斷了辦公室的電線，然後就像做了錯事的小孩一樣，縮在角落里一動不動，眼睛都不抬一下。
有一天兔子突然不見了。大家都懷疑，它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回大自然去了。這樣也好，它有了自己的天地，當然比在人群里孤零零地生活要好。但過了兩周，它回來了，很快又走，這次大家都有了心理準備。果然，它再也沒回山莊。
又過了很久，一天下午，郭中一和次子延極在桑葚樹下散步，突然聽到很遠的地方，有唰唰的聲音，疾速貼著地面傳來。不是人的腳步聲，也不是風聲。是那只兔子，從林子里跑出來，到了離人大約一尺的地方停住。人走上去想再摸摸它，它卻拒絕，退到相同距離之外。人向前走，它就依著人的速度，默默跟上。就這樣，若即若離地走了一個多小時，它才再次消失。
耕讀
歐陽洋：在山上，覺得自己的聽力特別敏銳，聽到的聲音特別豐富，而且甚麼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你問我在山上悶不悶，怎麼會呢？去年秋天，我真的看到了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今年，我的目標是種一畝向日葵。六月的時候你再來，就能看到了。
歐陽洋是郭中一的學生，小團山中英書院目前唯一的記名弟子。事實上，山莊近30名員工，都是書院的學生，也是老師，包括郭教授自己。
山莊踐行的，是古已有之的“混齡教學”。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山莊中實行的也是相教互學。如志願者李卓妮，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音樂系，專業花腔女高音，每天都會帶著山莊的員工和附近的孩子們一起練和聲。她計劃五月要在山莊舉行一場音樂會。
郭教授也能講音樂課，很多內容卻是科班出身的女高音聞所未聞。他從畢德哥拉斯的“萬物皆數”開始，穿插到《刺客列傳》里，高漸離送荊軻時唱出“變徵之聲”，第一次出現七聲音節，再講到建築聲學，為甚麼音樂廳里不能用地毯？因為地毯吸音。
郭中一學貫中西，文理兼修，包括建設生態農莊所需的農業知識，基本都源於自學。教育的目的本來就應該是學會學習，熱愛學習。但應試教育卻背道而馳，為郭深惡痛絕。目睹兩個兒子在學校里遭受荼毒，郭教授下定決心讓他們離開體系，在山莊自學。老大延鐸高中畢業之後開始自學，老二延極則連初一都沒有上完就回家。
離開學校的兩年里，延極已經讀完了先秦諸子百家的主要著作，也學完了微積分和高等數學。他的生物學水平在山莊已無人能及，大約已達到大學本科，最近正在研究細胞分裂時，蛋白質的若干細節。
事實上，逃離學校的短暫幸福感消失後，延極也曾為這個決定而惶恐。但隨著自學內容的深入，他開始越來越覺得留在學校里的同學幼稚，因而更堅定了留在山莊的決心。
無論是誰，都會跟記者聊起：“在這裡有很多東西可學。”譬如山莊工程和物流的負責人曹工，是個17歲就離家的農民工。他第一次拿到山莊的建築設計圖時幾乎完全看不懂，“因為和我們的習慣太不一樣了，同一個平面居然有好幾條水平線。”於是，延極教他怎麼用電腦上網，收發郵件，用skype和台灣的設計師語音聊天。為了理解複雜的圖樣，他開始自學CAD軟件。現在，40出頭的曹工已擁有自己的博客，並且是山莊網站的維護人員。
至此，生態農莊最初的設想，“無害的社區”和“好的文化氛圍”兩大目標基本實現。再造生態系統的努力，也在向周邊擴散。
2007年，生態農莊的基礎建設尚在進行之中，莊蕙英已開始為周邊的孩子免費輔導英文。她發現，教育機會的不公，對農村孩子而言，集中體現在英語上。莊本人是美國畢業的教育學碩士，對此自然不在話下。5年來，她輔導了不下百名農村學生，有的孩子英語成績從個位數提高到接近滿分。有的孩子甚至各科成績都在往上走。莊蕙英對此很奇怪，那孩子回答說，英語是最難的，我都能攻克，還有甚麼學不了呢？
2010年初，郭氏夫婦被評為“安徽省十大經濟人物”。評奬晚會上有個節目，由一群孩子合唱一首英文歌，其中一半來自郭夫人所在的農村，另一半來自合肥市區。農村這邊，郭夫人很快和孩子們一起，一字一句排練純熟，市區那邊卻傳來消息，說孩子們唱不了，要改成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不久，又傳來說，還是唱不了，英文再少一些。
終於到了台上，農村孩子和城裡孩子站在一起，字正腔圓、毫無退縮地唱起英文歌。郭中一站在一邊，潸然淚下。
鄉關
史立勇：我家是在縣城附近的農村裡，後來到山西上大學，卻對那裡沒有甚麼感覺。在外面時間越長，越想回家。心情低落的時候特別想回去。我也知道，回去會有很多束縛。真回去了，可能也待不住又想出來。有時候想，真要是沒有太大追求，一輩子在一個地方也挺好。
可惜，史立勇本人不是一個“沒有太大追求”的人，否則不會在大學畢業之後，輾轉到安徽的小團山農莊工作。
面對同樣的問題，延極的哥哥延鐸沈默許久，才說：“你問我是合肥人，是台灣人，還是哪裡人？我回答不出來。小時候，祖籍是甚麼，我是知道的。那年來的時候，我想像中的合肥，是一個民風淳樸的地方，後來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出生在美國，兩歲到台灣，15歲再來合肥。卻似乎沒有一個地方，能讓我有立勇那種感覺。”
邊上的李卓妮幫延鐸解圍說：“我應該算是湖北潛江人，但更多的時候其實是在外面，在武漢，在上海。第二故鄉給我的快樂還多一些。故鄉這種情懷和概念，大概我們現在還不會有。”
說這些話時，他們一起坐在合肥到上海最慢的一班夜車上，面前桌上是延鐸正在自學的《文心雕龍》。每週六凌晨3點，立勇和延鐸都要趕上這班車，用最經濟的辦法參加上午9點開始的市集，賣出農莊的產品。除了車廂里瀰漫的煙味和泡面味，延鐸對這種跑單幫生活甘之如飴。此時，郭教授也帶著延極坐在另一班火車上，趕往北京的類似市集。
延鐸和延極都還沒想要離開山莊，“因為還有很多東西可學”。延極曾經問父親，自己會不會一輩子待在大陸？
教授回答說：“將來，你可能會去火星工作，在那裡定居。” ★
“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塊石頭”
中國新聞週刊：回到從未見過的故鄉定居，是不是有隱隱中的召喚？
郭中一：似乎是有的。我是回到了合肥，通過當地親戚的講述，才知道很多我家的故事。我們首先選中的地點，不是小團山，而是二潛山和小潛山之間的馬鞍口。選中的第二天，我們去姑姑家吃飯，說起這個地方，姑姑大吃一驚，連聲說好。原來那是我曾祖父的故居，我的父親就出生在那裡。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放棄了馬鞍口，選中小團山。那個荒山，一開始很多人來看了就笑，說你們笨蛋被拐來了。過了兩三年我們做得像樣了，有人就問，你們會風水吧？這麼好的地點給你們看到了。這個山面對正南，兩邊隆起，中間凹下去，像把太師椅。山前面還有個水塘，風水上就是個財庫。我聽了大笑，說水塘邊有個房子，住過人的樣子。如果這裡風水好，那麼在這裡住過的人早就該發了。後來姑姑告訴我，那房子里住過的人，又是我的曾祖父。好像他老人家算好了一樣，到處堵我。
我父親20歲離家，平時對家鄉的事情講得也不多。有一次，我問他祖母叫甚麼名字？他不知道，因為祖母的閨名從來沒人叫過。我又問，祖父叫甚麼名字？他還是回答不上來。這就很奇怪了。父親說，祖父平時很威嚴，自己從小很怕他，見面就一直低著頭，吃飯也不敢發聲，哪裡敢提名字。後來我和弟弟反復拷問，父親才想起來。這件事讓我很感慨。老人要是走了，很多東西就沒人能講了。所以我開始留心長輩的嘮叨。外祖父過世之前，經常會說起，他們李家當年在廣東梅縣如何有錢，後來怎麼家道中落，他又怎麼一個人白手起家……這時阿姨和舅舅就會在旁邊說，你又羅嗦了，一次又一次的。有一次，我突然跳起來，說，你們能記住多少細節？你們有哪一次專心聽過？未來，我們能記住多少？
中國新聞週刊：你本人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和故鄉有直接聯繫的？想象中的肥西，和真實看到的有很大落差吧？
郭中一：大概從80年代開始，我們就通過各種渠道往家鄉寄錢。一開始不能直接從台灣匯款，就通過我父親在國外的學生轉。後來我在美國讀書時，也肩負這一任務。30年前，3000美金的一筆匯款，能讓一個人變成肥西首富。但一直到現在，農村還是很窮。錢到哪裡去了？沒有計劃亂花掉了。最近我的一個親戚還跟我抱怨，錢不夠用，因為過年的時候爆竹就買了5000多塊。我問他為甚麼買這麼多呢？回答說不買的話面子上過不去，這年不能過的。你看，基本的農村文化就是這樣的，不是把錢用在生產和積累上，而是在攀比、浪費、甚至是賭博上。我就開始懷疑，農村的問題不僅僅是科技和政策上的障礙，還包括文化上的重建。
中國新聞週刊：這是你重回故鄉的最終目的？
郭中一：當年，我們這批知識分子的想法是，第一，退休以後要找個適合的環境居住；第二，實現一點人生價值，多少可以做點事，教教附近的孩子，傳播環保理念；第三，更深的一層，我們覺得大陸少一個精神的核心。台灣的原住民，有他們的聖山大武山。平時不進去，在塵世日久，就要回去洗滌一下心靈。但漢族沒有，漢族人的精神是非常空虛的。應該有人來做這個事，知識分子可以把這作為一種抱負。
中國新聞週刊：能做到嗎？這似乎非常遙遠。
郭中一：你知道石頭湯的故事嗎？是說一個士兵戰後身無分文走進一個村莊，說我有一塊石頭，能煮出天下最好喝的湯來。喊了很多遍沒有人理他。有人說我們試試看吧，於是拿來鍋子和水。煮了一會兒，士兵嘗了嘗說，已經很好喝，但有點兒油和鹽就會更好。於是又有人拿來了油和鹽。士兵又嘗了一嘗，說有青菜就會更好，再有點兒肉的話……每個人都拿出來一點，最後當然就是天下最好喝的湯。
我只是最初的那一塊石頭，創造一個平台。
中國新聞週刊：這裡人把你當作合肥人，還是台灣人看？
郭中一：曾經有過一些遭遇，甚至是衝突，連當地的親戚都沒有幫我們的意思，居然說“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其實這些都在我預料之中。回到最初的目標，我就不是回鄉，而是再造鄉土。
現代人都有鄉愁。問題不在於這裡是不是我的老家，我是不是非回這裡不可。在哪裡都不是你的故鄉。都市人是被拔離土地的，就算是成長於都市，都市也不是你家鄉。
甚麼是家鄉？它代表著一種安全感，你知道樓下的餐廳不會給你吃地溝油。套用孔子的話，是一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地方。就是說，在這裡老人能夠安居，朋友之間能夠信賴。這些，不僅僅是大陸沒有，台灣的問題也很大，比如學閥學霸太多了，對年輕人只有壓榨、掠奪。這就不是一個家的樣子。
當代知識分子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要麼依附於政府，要麼依附於學校，總之是某一個機構。所以知識分子和鄉土隔離最徹底。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不是這樣。我耕讀，考取功名，做官，勸諫，罷官之後回家繼續耕讀。在朝為官的時候，我的兒子其實也是在耕讀。
中國新聞週刊：你的踐行，也包括對子女的教育。孩子脫離學校，沒有文憑，就算你很堅定，難道家人都支持嗎？
郭中一：他們天天都在學習，而且他們已經有了學習的能力。就算我不在了，他們也會學習下去。沒有學歷，對他們來說，永遠是背水一戰。我最怕的是他們變成那種“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狀態。現在資訊那麼發達，在網上他們就可以看到我的美國導師開的普通物理課，水平超過台灣所有大學物理系。人永遠要學習，我也在不停地學習。一個學位又能代表甚麼？
我心裡有這樣的準備，有一天兒子告訴我，他覺得學夠了，想要離開山莊。這沒問題，也許有朝一日他們又會回來，再學上一段時間。對於書院裡的學生，我也是一樣的期待。
現在的缺憾，是書院裡學生的年齡差異不夠大，否則就能讓大的教小的。只有把小的教會了，大的才算是學會，而不是靠考試來證明你學會了。中國的教育是成材教育，而不是成人教育。孔子說“君子不器”，但現在的成材教育恰恰是“器之”，基本就是把人教育成小人。
中國新聞週刊：既然是再造鄉土，而不是再造故鄉，那麼合肥還有特殊意義嗎？
郭中一：我把合肥定為我的根源，當然很特殊。但故鄉，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地方。台北是一個故鄉，那裡我住過好幾個地方；我的大學是在台南，那裡也很有意義；金門當兵，對我有不可磨滅的回憶；我又在波士頓住過八年……這些都是我的故鄉。人的經歷，有很多來源，像沖積平原一樣，一層一層堆積起來。所以不能忘本，每一個本都不能忘，也忘不了。
從這裡你會想到更多，就是“推己及人”，處處都可以是故鄉。科學社會學里有個“六度分離法”，不超過七次，你可以和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關聯。那麼，傷害了任何一個人，都會對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最多6個)有傷害。一個很遠的人，和你的關係可能非常密切，和你是甚麼樣的關係你甚至都不知道。但就算從純粹的，自私的利益維護來說，你都應該去保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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