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风骨棱棱，意态轩昂，颇有俯视群流不可一世之概，他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而他的奇异之处又远远不止于疯、癫、狂三味。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訄书》、《小学答问》等煌煌名著，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现代作家、教育家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评论章氏的学问，甚高而中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然而章太炎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心惊的事情。章太炎“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族人将他开除出宗祠，他曾七次遭通缉，三次被幽囚，其勇毅精神却至死不挠。他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想咒就咒，图求的是那份回肠荡气、酣畅淋漓的痛快劲。
我们细读章太炎的《民国光复》和《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二文，即可知他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从少年时即已养成。他曾听外祖父朱有虔谈及明末清初大学者王船山所持的华夷之论——“国之变革不足患，而胡人入主中原则可耻”，“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与之俱亡”——心中大受触动。稍后，他读到稗史《东华录》，其中载有雍正、乾隆两朝戴名世、曾静、查嗣庭、吕留良等人惨遭灭族的文字狱，更痛切地感到“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为此他愤然发表石破天惊的言论：“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李自成非异族也。”在当时的语境下，他敢讲这样的“疯话”，不仅需要一股子狂劲，还得有十足的勇气才行。青年时期，章太炎不去应试，不汲汲于功名，决心做个“汉族完人”，此举在当年极为不易极为罕见。后来，他振笔撰作《讨满州檄》，历数满清专制帝王十四宗罪（诸如焚书、屠城、制造文字冤狱等），即根源于他内心积郁多年的民族情感，既包含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也有对那些被虐杀的先辈的哀矜。
说来难以置信，章太炎天不怕，地不怕，单怕一人，这人既非凶神，也非恶煞，而是两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清末时，洋务运动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倡办《楚学报》，延聘梁鼎芬为总办，章太炎为主笔，可是前者为保皇党人，后者为革命党人，两只好斗的“蛐蛐”同钵，自然有一场武戏可看。有一次，梁鼎芬问章太炎：“听说康祖诒（有为）想做皇帝，有无此事？”章太炎冷笑一声，回答道：“我只听说他想当教主，没听说他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他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闻言大骇。章太炎还交出一篇更惊世骇俗的“作文”——洋洋洒洒六万字的《排满论》，其赤裸裸的“民族革命”思想触目惊心。梁鼎芬审读此文，犹如大粪浇头，简直怒不可遏，他狂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令人用轿棍将章太炎饱揍一顿，轰出报馆。若不是怕连累恩主张之洞，梁鼎芬必定穷追猛打，将这件事酿成大狱。此后，在一些辩论场合，口舌敌不过章太炎的人便总是掐准时机，在自己即将落败时立刻使出屡试不爽的撒手锏，喝一声“叫梁鼎芬来”，十有八九，章太炎会大惊失色，高挂免战牌。
1895年，章太炎加入由康有为、梁启超牵头组织的强学会，交纳了十六块银洋的会费。他还对保国会（1898年由康、梁发起）隐含的宗旨——“保中国不保大清”——表达过激赏之情。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蜕化为彻头彻尾的保皇党，章太炎即与之分道扬镳。1903年5月，他在《苏报》上发表了义正词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径称“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尤为惊世骇俗的是，他戟指着光绪皇帝（此时已被幽禁在北海瀛台而自身难保）霉得发乌的鼻梁（肯定不是酒糟鼻），忿然骂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他还骂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不过先帝一遗妾耳”，只知吸食黎民之膏血，戕残国家之元气，别无能耐。西汉灌夫骂座，豪气虽高，怎及清末“章癫”语惊天下？结果，他因文贾祸，当避风头而不避，说什么“革命流血起，流血自我起”，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节概。好个邹容，本已匿迹于上海虹口一所天主教堂，可保安然无恙，但他义薄云天，接到章太炎在狱中相召的书信，即刻走出匿身的租界，径直去上海警察局自首，陪师友同作苦囚。章太炎作诗《狱中赠邹容》，气调壮烈：“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原想，蹲几年西牢又如何？只要留得大好头颅不被斫去，就不愁等不来再度布阵开战的日子。可惜，一年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天才青年，即瘐死于狱中。章太炎于苦役之余，朝夕研诵《瑜珈师地论》，深悟大乘法谛，虽悲苦万端，精神却能屹然不倒。
另有一事不可不提，慈禧七十大寿时，举国阿谀，章太炎撰写的寿联却充满刻骨的讽刺意味，其词为：“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章癫的这副寿联将慈禧的主要“业绩”一一罗列，可谓入骨三分骂亦精，令那位祸国殃民的女独裁者好生没趣，却令天下人拍手称快。
徐锡麟之弟徐仲荪如此评论章太炎：“其处世也，有威武不屈之概；其持身也，有独立不惧之神。”诚然，章太炎对于首脑级人物从来就缺乏起码的敬意，而且抱有深刻的敌意。他讥讽政客，嘲骂强梁，略无隐讳，往往一座皆惊，闻者为之变色。其寸衷所执，三军不能夺，万夫莫能撼。他在清末骂光绪，骂慈禧，骂自己的恩师俞樾，并作《谢本师》一文，宣告与之断绝师生关系，闹得狂名满天下。令章太炎始料不及的是，待到他老境颓唐，民国十四年（1925年），其门下弟子周作人也抛出一篇《谢本师》，公开宣布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由此看来，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也是不可以随便滥用，甚至胡乱发挥的，否则就会变成中国版的“吾爱真理，吾必灭吾师”，一路恶性循环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老羞成怒，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与孙中山交恶，说来话长，最早的起因是：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会，依循惯例，将革命者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预感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一哥”，这样蛮横粗暴地对待他，不甚妥当，于是由外务省赠给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认为对方以礼相待，却之不恭，且革命活动正待吸纳经费，他便悉数笑纳。这件事孙中山自作主张，未曾知会同盟会同仁，难免被人怀疑其中另有猫腻。章太炎当时正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中山私底下收受黑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将孙中山的肖像撕下来，批上一行字——“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寄给远赴南洋的孙中山，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继任。孙中山的态度很奇怪，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始终保持缄默。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是章太炎的至交好友，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亲笔起草了《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历数孙中山十九条罪状，将排孙情绪煽至沸点。章太炎在集会上说：
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自日本当局馈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换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艰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与，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毁损的阴影，殊感莫大遗恨！为挽救本会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由于黄兴不肯接受众人的推戴，并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劝解工作，“倒孙风潮”最终得以平息，但章太炎从此对孙中山左看右看都看不顺眼。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章太炎对孙中山的观感更差，他指责孙中山妄谈主义，徒擅空言，“任用非人，奸佞在位”，实行一党专制，身边完全被一群阿谀奉承、追名逐利之徒所包围。
南北议和时，章太炎在心中反复权衡，能上他的大秤的，只有一个人，这人不是孙中山，不是黎元洪，不是黄兴，而是袁世凯。乱世造英雄，如果说袁世凯是奸雄的话，那么他最大的本事则是奸雄造乱世。章太炎一时眼花，硬是觉得举国之中只有袁某人具备凝聚民心、集合国力的通天本事。他的推断很简单：若不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民国从何谈起？他认为袁世凯是 “一时之雄骏”，以名实归之，既顺应天意，又合乎人心。章太炎改弦易辙，实为狂性又发，他主张建都北京，与孙中山的意见完全相悖，凡是孙中山支持的他就反对，他现在只认这个理，九牛拉不回。四川革命党人在南京为本省烈士召开追悼会，孙中山出席致词，章太炎偏要选择这样的日子搅局，他寄赠的不是挽联，而是一副骂联：“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章太炎此举既出格又犯众，立刻招致革命党人的群起而攻之。
章太炎放下学问不做，却乐颠颠地要北上去做袁世凯的顾问，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黄宗仰发了一封公开信给章太炎，处处为章大师设想，其中有句“黄海虽浊，尚较专制旧魔窟略可吸收空气”，劝他留在上海，安心治学。另一篇见诸
袁世凯不怕孙文，不怕黄兴，倒是真有点惧怕章太炎，只要章神经戟指着谁的鼻子一骂，谁就会声望大跌，身价大减，身体大病。笔头和嘴巴都相当了得的孔教会总会长康有为也难逃此劫，袁世凯可不想沾上类似的晦气。若是别种类型的烂笔头烂嘴巴疯子，十个百个千个，早被他下令格杀勿论了。举世都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这人可万万杀不得。袁世凯读过史书，知道身为君王，扑杀国士，会遭致千秋恶名，他有所顾忌。当年，曹操将当众裸着身子援桴击鼓，骂他个狗血淋头的祢衡作为“珍贵礼物”，奉送给荆州牧刘表，打的就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刘表也不是缺心眼的傻蛋，立刻将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麾下的大将黄祖，他明知黄祖是一介莽夫，不怕戕害了国士，遭千秋唾骂，刘表此举同样是嫁祸于人。
奸雄袁世凯左想右想，决定压曹操半肩，高刘表一头，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他派陈宦买通依附于他的共和党党部负责人，以“主持党务，共商国民、共和二党联合事”为由，把章太炎（时任共和党的副理事长）诓骗到北京来，加以监视，免得他手挥如椽巨笔，在南方的报纸上大放厥词，专向北京政府发难。章太炎还是那种作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对妻子汤国梨说：“当年无奈，出走日本，今天光复了，再避居国外，岂不为外人讪笑，我当入京面数袁世凯祸国之心！”他到了北京，心血如潮，挥毫作诗数首，其中一首七绝豪气干云：“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省，不容卧榻有人鼾。”袁世凯将章太炎骗到北京，先加以优礼，能软化最为上策，不能软化再软禁不迟。他同意章太炎创设考文苑（国学研究院）。然而章氏提出的四十名研究人员、七十五万元开办经费却受阻于农商部长张謇。章太炎愿意缩小规模，改办弘文馆，招聘专门人才编纂词典，却依然毫无着落。说到底，袁世凯只想用高薪（月薪500大洋）将这位大师羁縻起来，免得他多生事端。然而，章神经之为章神经，又岂是贪财好利之辈？又岂能常日闲得无聊？他喜欢读报，交游，唱反调，骂高官，发表奇谈怪论，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他处处听来和看到“老猿”桩桩件件龌龊事，心气如何平顺得了，嘴巴哪能关得住风？他泼不熄攻心的怒火，决定去找那位独夫民贼当面理论一番。大冷的天气，他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绰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捺着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谈过了，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轮不到他。一怒之下，厉声骂道：“向瑞琨，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尚且见得，难道我见不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往里闯，警卫出手阻拦，双方立刻起了冲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声巨响，“大总统”碎骨粉身。章太炎闯了祸，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当晚，只得委屈在宪兵教练处过夜。满腔怒气耿耿难消，他又指名道姓不依不饶地骂袁世凯为“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和“独夫民贼”，势必“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他精神极旺，反反复复咒个不休，看守他的卫兵不堪其虐，赶紧找来棉花，塞住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便有高层的故旧前往总统府为他缓颊：“袁总统有精兵十万，何必畏惧一介书生，不恢复章某的自由呢？”袁世凯的秘书张某回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舆论的压力太大，袁世凯不好给章太炎摊派罪名，就定了个“疯子病发违禁”的滑稽名目，以缓和外界批评，求得大家谅解。但不少旁观者仍拭目以待，看袁世凯会不会杀掉“民国之祢衡”。老狐奸这回偏不杀，要大家慢慢欣赏他的大仁大德。
袁世凯琢磨来琢磨去，虽然眼下形格势禁，不宜妄动杀机，可也不能纵虎归山，还是预留一手为妥。他下令将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龙泉寺，后迁至钱粮胡同的新居，这所房子传闻是一所凶宅，翌年（1915年），章太炎的长女寻短见，即在此自缢身亡。
在钱粮胡同的居所，身遭软禁的章太炎可以读书写作，警方也不阻拦其亲友和弟子前来探望。但有一点很明确，即不准许他出门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章神经哪里受得了这套全天候包饺子似的“照顾”？他要泄愤是不会找不到办法的，先是在八尺见方的宣纸上大书“速死”二字，悬挂于厅堂正中；然后满屋子遍贴“袁世凯”字样，以杖痛击，谓之“鞭尸”。他还有一个消遣同样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黄侃叫来，口授《中国文学史》讲义，由黄侃悉心整理，师徒二人常挑灯夜话，鸡鸣而止。遭软禁而不废学术，此公真好精神。
最让人忍俊不禁的是，章太炎召集寓中所有仆役，颁示六条规矩：
（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
（二）在外面见到我，必须垂手而立；
（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
（四）来客统统称“老爷”；
（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
（六）每逢朔（农历每月初一）望（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日或十七日），必须向我行一跪三叩大礼。
章门弟子钱玄同感到好奇，问老师为何要立此家规？章太炎的回答又是一奇：
“我弄这个名堂，没别的缘故，只因‘大人’与‘老爷’都是前清的称谓，至于‘先生’，是我辈革命党人拚死获得的替代品。如今北京仍是帝制余孽盘踞的地方，岂配有‘先生’的称谓？这里仍是‘大人’‘老爷’的世界，让他们叩头，不是合情合礼吗？”
袁世凯派自己的心腹爱将、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此人以心狠手辣、滥杀无辜著称）对章太炎严密防范，务必保障章疯子的生命安全。章太炎洞察袁氏及其爪牙的用心，在致汤国梨的家书中，有所揭露：
人生至此，亦焉得不求死地，使彼能以白刃相加，所欣慕也。彼意乃欲絷维之，挫折之，而不令一死，以召谤议，此其可恨者耳。
其后，章太炎两度绝食，以死相抗，并寄旧衣一袭给夫人汤国梨，表示诀别，信中气调甚为悲苦，颇有点自悲自悼的意思：
以吾憔悴，知君亦无生人之趣。幽居数日，隐忧少寐。吾生二十三岁而孤，愤疾东胡，绝意考试；故得精研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乱，辛苦亦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言尽于斯，临颖悲愤。
他的另一封信更是奄奄一息的告白，信中再次提到了“死”字，不过有点滑稽：
汤夫人左右，槁饿半月，仅食四餐，而竟不能就毙，盖情丝未断，绝食亦无死法。
汤国梨收信后，担心疯子老公就此一命归西，当即拍电报给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说是“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这回仍请求他们高抬贵手，万万保全章太炎的性命。
章太炎绝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减，这不仅使袁世凯大伤脑筋，也令章太炎的诸位高足弟子（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等人）痛心不已，可是他们千方百计也无法使章太炎改变死志，立刻进食。还是学者马叙伦有计谋，他去探望章太炎，好友相见，章太炎精神一振，论及眼下不堪收拾的人事和国事，谈兴极浓，自午及暮，意犹未尽。马叙伦看看天色，起身告辞，他说：“我得走了，中午出来太急，没有吃饭，现在已经饥肠辘辘。”章太炎说：“这事好办，让我的厨子给你准备饭菜。”马叙伦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他说：“使不得，使不得，你正在绝食期间，我在你面前据案大嚼，有违仁道，怎能下咽？我真要吃下这顿饭，传出去，岂不为天下士人君子所不齿？”章太炎一心要挽留马叙伦，当即答应与他一同进食。
到了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内心的帝王瘾类似于狂犬病，骤然大发作，筹安会“六君子”抓紧时机，竭力宣传，怂恿各界名流上书劝进。于是全国很快就闹腾得臭烘烘如粪厕。这时，有人想邀功，在袁世凯面前自告奋勇，声称他可以说服章神经，使之放弃故垒，前来投诚。须知，章太炎清望极高，影响深远，他若肯撰文拥护帝制，则局面大可刷新。翌日上午，袁世凯万万没想到收效竟如此之快，章太炎就教人把信送了过来。袁世凯品着乌龙茶，心情好不舒畅，可是信还没读完，他脸上的喜色蓦然全消，化为一片寒冰。
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这回可真是被激怒到了“非杀此人，不足以消吾心头之恨”的地步，但外界的舆论盯得太紧，再说，演礼仪、试龙袍在亟，节骨眼上，别败了自家的兴致，姑且饶他不死吧。心平气和了，袁世凯的姿态摆得蛮高，只以澹然的口气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在雪亮的剃刀下任意旋转头颈，不怕割断喉咙，真是好胆色，寻常的读书人哪有这份专捋死神之虎须的神勇？鲁迅在其回忆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由衷地赞叹道：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当年（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西牢获释后，即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讲过一段“疯”话：“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演讲将毕，他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了这番话，你就不难明白了，章太炎口口声声自称为“章神经”，纯属自鸣得意，决非自贬或自嘲。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专制社会，始终罗网严密，又何曾有几人是佯狂的？箕子佯狂为奴，那是为了逃避商纣王的屠刀，保命要紧，不如此不行；楚人接舆佯狂，遇到潦倒落魄的孔子，以半规劝半嘲讽的语气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身逢乱世，他也只能独善其身；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佯狂，个个不拘礼法，酗酒，打铁，吃寒石散，耍青白眼，袒卧在邻家美女的酒垆旁打鼾，追求姑妈家的丫环，诸如此类，均为玩世不恭。惟一的亮点是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他最终弹奏一曲《广陵散》——不知其他六贤是否到场掩面而哭——就被司马氏摘去了大好头颅。唐代的处士刘叉佯狂，只不过“野夫怒向不平处，磨损心中万古刀”，多半还是吞口唾沫忍了。宋代程、朱理学盛兴，能够孕育狂士的特异子宫愈加不可多得。元代的王冕倒骑青牛归隐九里山后，兴起时画画梅花，能保住节操而不曾饿死已属万幸，哪里还狂得起来？明朝大才子徐渭无缘无故将无辜的老婆当柴劈了（这一点与当代诗人顾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真狂，病得可不轻，后来又豁然好了，不再磨刀，大家便原谅了他的凶行。倒是明代思想家李贽仿佛嵇康再世，敢说孔子“无学无术”，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在他眼里简直不值一哂。李贽崇尚“童心”，实为率真。他七十六岁在狱中以剃刀自杀，出于绝望，并非出于疯狂。他在致周思敬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不愿苟活于人世的心情；“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当时的正统人士评判李贽，绝对视他为专持异端的狂徒。到了清末民初，世道凌夷，风云际会，佯狂之士陡然增多，与章太炎同时代的“革命和尚”苏曼殊是癫的，“三副热泪”不离身的诗人易顺鼎是癫的，狂饮苦茶而伤身的黄侃（章太炎的高足）也是癫的，但他们都是为情而癫，惟有章太炎和投海自杀的陈天华为政治而狂。
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子，章太炎总是疾言厉色，恨不得将对方的耳朵拧下来，炒一碟香喷喷的下酒菜。北洋旧官僚孙岳带着厚礼登门拜访，三句话不对谱序，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对方是“北洋派鹰犬”，将茶杯狠狠地掼过去。那位孙大人平日作威作福惯了，这回却如同小鬼遇金刚，哪敢抗颜顶嘴？赶紧抱头鼠窜，只恨爹娘生的腿短。章太炎不怕孙文、黄兴，自然也不会怕远不如孙、黄二人的蒋介石，他在《自定年谱》中言之凿凿地直指蒋介石为杀害陶成章的凶手，他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天性阴鸷，反颜最速”，无情无义，专事践踏民主和自由。蒋介石宣布废除五色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旗，大力推行“以党治国”的方针，章太炎对此更是愤然怒骂：“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他自称为“中华民国遗民”，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决不宽贷，或痛斥之，或怒骂之，这自然会惹火烧身。1927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签发“通缉学阀章炳麟”令，翌年，再次呈请中央“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想借此强硬手段挫掉章太炎的锋芒，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
章太炎首如飞蓬，不衫不履，好留长指甲，最怕沐浴，有“邋遢相公”王安石之遗风，吃菜只及眼前一、二盘；携酒食祭祖，竟莫辨坟茔之所在，惟有望山遥拜而已；最绝的是，出门即找不着归路，还抢白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有一次，他误入邻家少妇的卧室，据榻而眠，鼾声大作，被人唤醒，他还生气地说：“我睡得正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阮籍卧于当垆少妇之侧，饱闻酒香，颇为满足，有意为之，引人艳羡；章太炎则是无意间摆了个乌龙，令人发笑。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访问过章太炎，他的印象记颇能传神写照：
他的相貌，实在不算堂皇，皮色差不多是黢黑的，髭须稀少得可怜，前额突兀地耸起，也几乎要把它视作瘤子，可是只有那副丝一般的细眼，惟独这双在上品的眼镜背后也总冷然的、总是微笑的眼睛，确是与众不同。就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