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獵女犯〉的戰爭罪與反人類罪行為

如果我們以客觀論斷林兵長行為而非探討他的主觀意志，也就是只分析其行為，其行為顯然已經構成了反人類罪、戰爭罪。

首先，林兵長的行為根據〈獵女犯〉文本包括被指派擔任「殿後」，負責押送被強行徵召的二十幾名女性前往巴奇亞城的慰安所，並協助守衛及限制這些女性的人身自由。到了慰安所後，林兵長又持券在慰安所消費，這些行為已構成以下犯行。

一、林兵長行為構成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林兵長協助運送被抓捕的女性至慰安所，這些女性也明確拒絕成為慰安婦，已經違反羅馬規約第七條危害人類罪第一項「在廣泛或有系統地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中，在明知這一攻擊的情況下，作為攻擊的一部分而實施的下列任何一種行為：第三款奴役、第六款酷刑、第七款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強迫懷孕、強迫絕育或嚴重程度相當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第八款迫害等，以下分別說明。

1.奴役：在〈獵女犯〉文本中，有二十幾位女性被日本軍人「強迫搶人」而來，目的是「為了安撫部隊的士兵，為了餓狼似的士兵們發洩淫慾」，文本中不斷強調是「獵、運送、俘虜」，完全剝奪其人身自由，已構成奴役行為。

2. 強姦、性奴役：這二十幾位女性送到慰安所後經過「訓練」，日本軍人會違反其性自主權對其性侵，已構成「強姦」，這些女性又在慰安所在短時間內被強迫為多名軍人提供性服務，已構成「性奴役」。文本中，林兵長用「地獄」形容慰安所，顯然他明知並且執行運送任務，是上述行為的共犯。

3.迫害：林兵長等人送這些原住民女性去慰安所做為性奴隸，這些行為已構成第八款中基於種族、民族、族裔、性別針對拉卡部落的系統性迫害。

二、林兵長行為構成戰爭罪（War Crimes）

林兵長之行為亦違反羅馬規約第八條戰爭罪第二項戰爭罪的(21) 損害個人尊嚴，特別是侮辱性和有辱人格的待遇、(22) 強姦、性奴役、強迫賣淫等共犯行為，具體犯行法規的適用如前述危害人類罪。

三、林兵長在慰安所消費的行為構成危害人類罪

林兵長入慰安所點名「消費」賴莎琳，構成羅馬規約第七條危害人類罪的「性奴役」和「強迫賣淫」，並且是「直接參與」。

以三段論法分析林兵長的行為，已經違反了相關規定如前所述，並且沒有正當防衛、緊急避難等「阻卻違法」事由而具有「違法性」，接下來要探討的就是林兵長的「有責性」，如果三者皆備，林兵長的相關行為就成立犯罪。

林兵長是1942年的第一期陸軍特別志願兵，他表示他是被迫成為志願兵，這個部分下一小節再談。我們要先處理的是，台籍日本兵接受的所有上級命令，是否都可以視為「絕對不可違反」，一違反是否就有「生命危險」？

如果士兵接收到上級明顯違法的命令，在軍隊高壓的情況下，不遵守命令可能立即就會接受到上級極為嚴厲的處罰，包括毒打或直接槍決這類危害生命的威脅，此時我們不能認為士兵在此情況下仍有完整的自由意志，特別是威脅生命的情況下。

林兵長到慰安所後指名要對賴莎琳進行消費，我們也提過，敢死隊班長針對不去慰安所消費的士兵，其懲罰是「罰站衛兵三天」，這屬於嚴重的懲罰嗎？

這種戰場上的懲罰若對照彭琳淞《日治時期台灣人兵役制度與戰爭動員》論文的附錄 7-2的16以下的例子，戰俘監視員連阿木的遭遇，就顯得天差地別了。

論文中提到戰俘監視員連阿木善待盟軍戰俘，甚至會提供額外食物及以”old friend”稱呼他們，有一回被發現，班長脫下有鐵片的鞋跟，毆打連阿木的頭，甚至戰俘看到後還有人流淚。

換言之，林兵長或其他日軍拒絕去慰安所「消費」性奴隸，其懲罰並非極端與無法忍受，在此我們可以看成，這些人寧可犯下危害人類罪的行為，也不願被軍隊「薄懲」。我們在此可以認為，林兵長消費慰安婦的行為，並不存在「極端威脅生命而無選擇餘地」的狀況。

另一方面，在〈獵女犯〉第174頁提到，林兵長是指定賴莎琳並購票的第四人。而林兵長進入賴莎琳的單間後表示，他在這二十分鐘內並沒有要做什麼，接下來就展開一連串對話，後來在外面催促的情況下，賴莎琳主動擁抱林兵長還說要他「狩獵」她，而有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這短篇小說的結尾：林兵長陷入天人交戰並自問「我這個無能的獵女犯，該怎麼辦？」

如果我們把這個情況放到真實的戰場情況討論，短時間內就有多人等待的慰安婦，如果已經被迫作為性奴隸的慰安婦，遇到有士兵不要求她進行性行為，絕對高興都來不及，怎可能主動求歡？

根據公共電視紀錄片《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的內容，台灣的慰安婦阿媽血淚控訴「每天被迫接客20人的非人道生活」。風傳媒則有「『一天接客50人，比牲畜還悲慘』南韓慰安婦阿嬤含恨而終」的相關報導。在蘇智良、姚霏合著《上海日軍慰安所調查實錄》，及 丘培培, 蘇智良, 陳麗菲合著《日本帝國的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的證言》則談到，慰安婦被迫接客有10~20人或到40人的數字。從這個背景來看，如果一位女性被迫成為慰安婦又大量接客，在身心嚴重受創下必然極度痛苦，怎麼可能又主動拒絕休息？何況〈獵女犯〉描述當時的情況是，有其他軍人在門外大叫「喂！還沒完嗎？快一點麼」。

在必然有下一位軍人上門的情況下，賴莎琳當然不會放棄這段寶貴的喘息時間，假設林兵長與賴莎琳此二人確實存在於真實，那〈獵女犯〉對於賴莎琳的種種描寫，我們從這一點就可以判斷其為虛構。

如果我們把背景抽離於戰爭之中，一名性犯罪者對於被害人的描述，不管文筆多麼動人，讀者當然不應該照單全收，因為這全是片面之詞，現代文明不會允許犯罪行為人單方敘事，作為唯一的事證。

就算真有犯罪被害人替犯罪者說情，或說犯罪者本性不壞、良心未泯、他曾答應要救出我云云，但我們也要考慮被害人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獵女犯〉的情況是這些性奴隸的心理防衛機制，性奴隸在極端恐懼與生命威脅下為了要活下去，就會潛意識地依附加害者。加害者與被害人間沒有真正的「理解」或「同情」，而是非自願的與扭曲的不自由意志，並且去認可加害者的行為。

就像〈獵女犯〉被「昇華」為《熱帶天使》，宣傳還聲稱「林逸平的佇足與陪伴，成了照亮黑暗的唯一星光，為她帶來生的希望，成為她的天使。」，明明是這些軍人將她們帶離平靜的生活並且將她們帶往地獄，竟然還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天使？

沒有他們把這些人帶進去地獄，這些受害者還需要加害者「賞賜的天堂」嗎？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者對加害者的「理解」或認同，不能構成加害者減刑的理由。原因不外乎受害者的心理狀態是基於求生本能，加害者所作所為與被害人心理狀態的改變是不放在同一天平比較的兩件事，法律追究的是行為人的行為。而受害者的心態改變若可以成為減刑理由，將導致犯罪者以更扭曲的方式迫使被害人認同加害者，這種控制行為若被讚許，無疑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下一節，我們將討論台籍日本兵、軍伕、戰俘監視員基於殖民地人民的處境下，其戰爭責任的程度應該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