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新加坡國立大學趙大維教授的貼文。他節錄了ESSEC商學院地緣政治與商業研究院（ESSEC Institute for Geopolitics & Business）的活動報導。

該活動邀請多位學者，包括Daniel Jouanneau (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前禮賓司長) 在內，暢談「禮賓，有什麼用處？」的有趣主題；席間講者們談到許多有關的精彩案例──美食外交、談判的空間設置與地點選擇，對談判進行與結果的不同影響。

以下容我引用趙博士部分貼文內容：

禮賓是一項相對謙卑的後勤工作……即使是最卑微的後勤細節也可能具有極高的象徵意義和政治重要性，並對討論的實質內容產生影響。因此，禮賓是談判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引文終)

而其中會議場地傢俱的安排，對外交談判竟也有莫大的意義，非常有趣：

(談判進行時) 桌子的政治符號：談判桌本身可以成為談判的對象。(例如) ……1973年越南戰爭和談：各方在桌子形狀上產生爭議。北越要求方桌，主張四方地位平等；南越要求長方桌，以區分民主與非民主陣營。最終的解決方案是採用一個大型圓桌 (只容納官方越南代表) 和兩個毗鄰的小方桌（分別給美國和越共）。
普丁的長桌：俄羅斯總統普丁選擇使用一張極長的白色桌子，在自己和談判對手之間創造距離，這可能讓他感到內心上的安心，或是藉此展現權威。(引文終)

我則聯想到：除了桌子的形狀外，座位的安排也茲事體大。《高麗史卷二十九，世家卷‧第二十九‧忠烈王二》裡有以下的記載。

原來作為超級大國元朝旁邊的小國，高麗一邊對元恭順有加，一邊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爭取自己的生存權與自主權。

例如1281年，忠烈王因爲自己娶了蒙古公主，所以主動要求在王號前加「駙馬」二字：「臣旣尙公主，乞改宣命，益『駙馬二字』。帝許之」

這當然是一種極為恭順的表現，足以贏得元帝的歡心。但是似乎高麗國王的爭取「駙馬」稱號，還有其他的動機。同卷《高麗史》記載：

翌日，王與忻都、(洪)茶丘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大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不敢抗禮。國人大悅。」(同上)

忻都和洪茶丘是蒙古大將──1274年「文永」之役，這二人受命以戰船九百艘，載「蒙、漢、高麗軍」一萬多人初征日本。所以，他們等於是元朝派在朝鮮半島的「辦事大臣」，一向與高麗國王「抗禮」──也就是彼此間以同僚相待，等於不承認高麗王在自己本國的王權與統治權。

結果高麗忠烈王利用自己的「駙馬」頭銜，爭得了在元朝使者面前的尊嚴：議事時，忻、洪二位不再敢與高麗國王以同僚平等的地位，東西相坐；而是高麗國王面向南 (按：王者面向南方，此為較為尊貴)，蒙古使臣面向東，等於默認了二者之間上下主從的關係，為整個高麗爭得了體面。

難怪「國人大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