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在不經意中流露出匆忙的書。但此書所記錄的“心靈花園”心理援助團隊，不僅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最早奔赴災區的專業人員，而且是迄今為止極少數仍然堅守的團隊之一。援助的大潮退去，他們的存在和思考，卻讓此書更加珍貴。

　　《三川行思》，書名和它的作者一樣低調，文字卻是燙的，因為它們出自有溫度的靈魂。

　　靈魂有沒有溫度，在災難面前會有截然不同的表現。2008年5月19日，當復旦大學的申荷永教授帶著心理分析志愿者團隊到達北川中學時，吃了閉門羹，太多的心理干預團隊讓師生們產生了強烈的反感。他們親眼看到這樣一幕：一位心理咨詢師和一個孩子談話，孩子趴在地鋪上，咨詢師高高地站著。心理咨詢師問孩子家里是否有人遇難，孩子說，媽媽沒有了。咨詢師要孩子給媽媽寫一封信，孩子照辦了，他一邊寫，咨詢師一邊催促，最后咨詢師從孩子的作業本上撕下這封信，一去不回。

　　看到這情景，心理分析志愿者團隊的高嵐教授哭了，她跪下去，含著淚水，接近這個悲傷的孩子，給他的傷口擦藥，慢慢地和他說話，直到他可以和其他同學在一起……跪下去的高嵐，是一個“人”，是一個充滿人性的專業工作者；站在那里的咨詢師，有一個“專業”的軀殼，卻沒有了“人”的心。

　　這幾年，中國心理治療的專業化發展很快。與此同樣快的是，社會變革中災難頻仍，災難似乎在逼著心理治療專業工作者成長。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看重技術的學習，卻很少把專業化放到更為廣闊的背景中思考。心理治療的挑戰在于，它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因此它要求治療師必須具有人性的關懷和文化的視野，而不僅僅擁有“專業”和“技術”。心理治療不是一個單純用“腦”的工作，更是一個要有“心”和用“心”的工作。

　　幸好有《三川行思》，讓人們知道有“心”的專業人員是怎樣工作的——因為有“心”，他們將自己的工作站稱為“心靈花園”而非心理救助站；因為有“心”，他們可以跪下來、趴下來，在草地上、在帳篷中和受災者一起工作；因為有“心”，他們會選擇羌族音樂，“化陌生為熟悉”，與受災的人們同感共鳴；因為有“心”，他們在沙盤游戲中細心“傾聽”孩子的每一個表達，營造“自由與保護的空間”，用創造來轉化創傷；因為有“心”，他們能敏銳地從被當作“英雄”的孩子僵硬冰涼的腿上，看到若無其事的表情下無盡的悲傷；因為有“心”，他們不追求半小時“破涕為笑”的效果，而選擇長期的守護……相對于專業論文來說，《三川行思》少了一些學術的冷峻，多了不少情感的熱度。它使我落淚，使我內疚，也使我產生強烈的共鳴，使我對中國的心理治療事業更有信心。放下專家的架子，收起“施予者”的姿態，做一個樸實自然的“人”，去謙卑地傾聽和陪伴吧。“能看見的星星不在了，剩下的，是內心的閃亮。” （文/陸曉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