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f a Proustian
原文網址：http://blog.udn.com/le14nov/183124263
列印日期：2025/11/15
Excerpt：余杰的《不列顛群星閃耀時》
2025/09/04 05:31:32
Excerpt：余杰的《不列顛群星閃耀時》
斯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的名著《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首次出版於1927年，書中選取了歷史長河中14個「星光時刻」，為平凡人的激情奉上讚歌，向偉大人物抗爭命運時的堅強信念致敬，並給黯然隕落的失敗者以應有的尊嚴，因為在人類歷史的夜幕上，他們才是恆久閃耀的群星，正如作者所說：「我想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這樣稱呼那些時刻，是因為它們宛若星辰一般永遠散射著光輝，普照著暫時的黑夜。」
……
在我選擇的人物中，最能代表英國人的作家、學者和科學家有：莎士比亞（Wiliam Shakespeare）、牛頓（Isaac Newton）、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瓦特（James Watt）、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等人。我走訪了他們的墓地、故居、紀念碑和紀念館，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文辭、思想與觀念已然融入世世代代英國人的血液與心靈之中，甚至成為英國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列顛群星閃耀時》自序：英國人，「英國秩序」與「英國治世」〉
閱讀及分享余杰的《不列顛群星閃耀時》。
誠如在余杰在文章中所述，他最初從英美文學轉而喜歡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之後再回到英美文學；又如同他引述美國文學史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的評論，莎士比亞是他肯認的世界文學經典的中心。
以下挑選〈莎士比亞：即便我身處果殼之中，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這個章節摘要分享。
又，文章中提及「弗洛伊德對莎士比亞充滿嫉恨……」，個人暫且保留這個說法。
書名：不列顛群星閃耀時
作者：余杰
出版社：主流出版
出版日期：2023/0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65367
內容簡介
作者走訪不列顛群島，在不同的地點得到不同的啟發，並從歷史上的顯赫人物之生平獲得靈感，借古諷今。當中有國王及女王、有思想家伯克及政治家邱吉爾，有銀行家沃伯格，有大文豪莎士比亞及狄更斯，有科學家牛頓，有護理界先驅南丁格爾，每一位都是形塑不列顛文化的關鍵人物。讀者彷彿進入歷史長廊，感受群島上人民的艱辛及喜悅。——梁文韜
【Excerpt】
〈莎士比亞：即便我身處果殼之中，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
1594年，倫敦瘟疫減退，劇院開始解禁，莎士比亞入股宮廷大臣劇團，既當編劇也參與演出，進入其戲劇創作的黃金時期，一步步走向輝煌的高峰。三年後，倫敦落成第一個供專業劇團演出的劇場，莎士比亞創作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仲夏夜之夢》、《約翰王》、《威尼斯商人》、《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劇本均在此演出，深受觀眾歡迎。教區牧師兼作家米爾斯（Francis Meres）將他從一群英國作家選出來，認為他在喜劇和悲劇兩方面均是「最佳的」。莎士比亞去世後僅一兩百年，其作品就成為英國文學排名第一的典範，彌爾頓稱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具有「深刻感人的神諭」的「無價之書」。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更指出，莎士比亞處於西方正典的中心，他設立了文學的標準和限度。莎士比亞成了英國的國寶，邱吉爾曾經說過：「我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
[英國歷史上最神秘的文豪]
莎士比亞是四百多年前的人物，但其生平資料卻比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少得可憐。歷史學家羅伊·史壯（Roy Strong）認為，莎士比亞是佔據了歷史重要篇章卻不留下任何訊息的神秘人物之一，「莎士比亞生活的平淡無奇與他戲劇的超凡魅力形成了驚人的對比」。
……
[這隻鳥在為誰歌唱？為何歌唱？]
我少年時代即熟讀莎士比亞作品，讀的是朱生豪譯本，文辭華美，猶如希臘羅馬神殿之堂皇巍峨，後來又讀到梁實秋的譯本，梁譯或許更準確，卻太過拘泥及充滿學究氣。
18歲，我進入充滿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大學年代，覺得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英國文學（以及美國文學）不慍不火，轉而喜歡充滿宏大敘事、風格崇高壯闊的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尤其喜歡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雨果和司湯達。再後來，當我成為基督徒，對基督教色彩強烈的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更如醉如癡。但與此同時，我心中始終有一個疑惑：為什麼文學成就如此之高的俄國和法國，偏偏未能建立起一套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的穩定的憲制呢？為什麼偏偏是文學風格低調內斂、更貼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瑣事的英美，卻走上了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和憲制的坦途？
又過了很多年，我不再是初信時的狂熱和偏狹，也不再將文學當做宣教工具，更是從聖經中看到既複雜又庸常、既卑微又幽暗的人性。我不再崇拜聖人，更沒了成為聖徒的虛妄的雄心壯志。我的文學趣味自然而然從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回到英美文學，我再一次重讀莎士比亞，「聽見樹林的呢喃、發現溪流中的知識」，讀出了跟少年時代不一樣的味道。如同辛棄疾《醜奴兒》中之感嘆：「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也如同蔣捷《虞美人》中之感嘆：「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要有相當的人生閱歷，才讀得懂和喜歡讀莎劇。莎劇超越時代、語種、文化和國族。即便吹毛求疵的繆塞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也承認：「莎士比亞凌駕於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現代作家，他是自然的詩人，為他的讀者舉起了一面生活和世態的忠實鏡子。」美國文學史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指出，莎士比亞是一種世界性經典雛形的中心，而不是僅僅屬於西方或東方，更別提歐洲中心論了。在文學力量方面，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唯一可以跟《聖經》匹比的。莎士比亞無可取代，即使古今少數堪與他作對或者與他為伴的戲劇家也無法取代。他追問道：如今有什麼作品能媲美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正如喬伊斯所坦承的，即使但丁也缺乏莎士比亞的豐富多彩。這意味著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是寓意無盡的，也意味著莎士比亞的38部戲劇再加上14行詩組成了一部《俗曲》，遠比但丁的《神曲》更恢弘，也更清晰地擺脫了但丁的神學寓言。
莎士比亞之後的每一個作家都從其作品中汲取靈感，比如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語作家歐威爾。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和《李爾王》揭示了權力的殘忍與滅絕人性，這也是歐威爾在《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中深刻洞察的主題。在莎士比亞筆下，就連《李爾王》中那三個無名的刺客都是有人性的：三個僕人見證了葛洛斯特雙眼被挖出的那一幕，這是戲劇舞台上最殘忍的一幕，三名僕人展現了普通人的恐懼感。僕人甲試圖阻止他們挖出葛洛斯特的眼睛，但是被對方從背後刺死了。其他兩個僕人在這一幕的結尾處出現，僕人丙說出第三幕最後三句台詞：「我去拿些麻布和蛋白來，敷在他流血的臉上。願上帝保佑他！」在歐威爾時代的極權世界，這種形式的反抗或同情是不可想像的。在史達林統治的蘇聯和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連家人都必須跟被歸入「人民公敵」的親人決裂，加入到揭發和批判親人的行列中，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曾發瘋了般地高呼打倒他們父親的口號。而當代中國最優秀的劇作家之一的老舍，命運比被挖掉眼睛的葛洛斯特更悲慘——他遭受紅衛兵毒打之後，沒有人幫他包裹傷口，他的妻子和孩子將他拒之於門外，他只能用自殺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而不是做出最後的反抗。
然而，1962年，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導演布魯克在排演半個世紀中排得最好的一場《李爾王》時，在一片爭議中，刪去僕人丙的這幾句台詞，也刪去本幕結尾處的仁慈和希望。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偉人的遺囑通常都會遭到背叛；當年，莎士比亞留下遺囑焚毀他所有的手稿，但其朋友和出版人沒有這樣做——這不是背叛，真正的背叛是像布魯克那樣堂而皇之地篡改經典，使之「與時俱進」。對此，作家瑪格利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哀歎：「歷史證明，人類正在走向歐威爾描述的那種人性的喪失，而逐步遠離莎士比亞戲劇中人性的復甦。」
被刪去的那幾句台詞也是歐威爾的心聲。《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溫斯頓與後來背叛他的情人裘麗亞第一次幽會時，聽到一段驚人而美妙的鳥鳴。溫斯頓對此浮想聯翩：「這隻鳥在為誰歌唱？為何歌唱？」溫斯頓所要捍衛的是，不僅是自由飛翔的鳥兒，還有在《一九八四》的世界中，書店裡不再出售、圖書館裡也不再借閱的莎士比亞的著作——「就連這也是屬於過去那個時代的。溫斯頓醒來時說著『莎士比亞』這個詞」——在這裡，莎士比亞成為溫斯頓和歐威爾共同珍視而又害怕失去的精神遺產。
多年以後，中國獨裁者習近平在訪問英國時，死皮賴臉地爭取到乘坐英國王室黃金馬車的殊榮。他在英國女王面前再次背書單，名列其書單之首的是莎士比亞。但實際上，他在延安鄉下當知青時不可能讀到當時已成禁書的莎士比亞著作中譯本。英國女王出於禮貌，送給習近平一本莎士比亞的詩集，其實是嘲諷這個「非常粗魯」的野蠻人讀不懂莎士比亞。女王在宴請這個倪匡所說的「會使用刀叉的食人族」時，特別選用了一瓶1989年份的紅酒，以此暗示英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雖然女王在國宴上沒說半句和人權有關的言論，這瓶紅酒卻成為媒體最矚目的焦點，讓自認不可一世的習近平灰頭土臉。
……
[他們仇恨莎士比亞，就是仇恨我們對人性的熱愛]
有了經典，必然有企圖顛覆經典的人—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解構大師」是偽大師的成名捷徑。莎士比亞無意與他人為敵，卻無法迴避後世的敵人。
莎士比亞的第一個敵人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認為，莎士比亞不是一個來自小鎮的平庸之輩，而是一個謎一樣的有權力的貴族，經過其看似科學的「精神分析」，真正的莎士比亞是牛津伯爵。弗洛伊德以此實現了對莎士比亞的顛覆。弗洛伊德為何對莎士比亞充滿嫉恨？
若是對弗洛伊德本人來一次精神分析，就真相大白：莎士比亞是比弗洛伊德早數百年的心理學大師，通過發現心理活動發明了精神分析，戳穿了弗洛伊德「我發現了精神分析，因為此前並無文獻記載」之謊言。有了莎士比亞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如同孩童的把戲。莎士比亞極大地損傷了弗洛伊德的原創性，令他的面具被揭開並受到羞辱。所以，當「莎士比亞是一個冒名頂替者」的說法帶來報復的機會時，弗洛伊德的嫉妒心得到了發洩。從理性的角度看，這種仇恨無損於莎士比亞的偉大。
莎士比亞的第二個敵人是托爾斯泰。哈羅德·布魯姆評論說：「莎士比亞對於世界文學，正如哈姆雷特對於文學人物的想像領域；一種四下蔓延又不可限制的精神。一種脫離教條和簡單化道德的自由就成了精神自由揮灑的必要因素，雖然這種自由使約翰遜博士感到不安，並讓托爾斯泰義憤不已。」托爾斯泰專門寫了一本小冊子，譴責莎士比亞的作品主題充斥著最低劣和最鄙俗的生活觀念，更譴責莎士比亞「不僅抛棄了一切宗教，也抛棄了改善現存秩序的人道努力」。
……
莎士比亞的第三批敵人，是充斥當代西方名校的新左派文科教授們。1985年，蘇塞克（Sussex）大學的多利莫爾（Jonathan Dollimore）和辛菲爾德（Alan Sinfield）編著了一本名為《政治意義上的莎士比亞》（Political Shakespeare）的論文集，他們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只是右派的政治宣傳品，並沒有太高的文學價值，莎士比亞對人性的洞察並不比其他人更「根本」、「深刻」或「超越時代」，因此應該被剝奪英國文學奠基石的地位。該書在大學課堂上頗受歡迎，很快地就再刷三次。有一位評論家寫道：「一位保守的評論家可能會驚恐地得出結論，莎士比亞已經死於一種學術愛滋病，他的免疫系統已被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符號學、後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批評悲慘地破壞掉了。」莎士比亞敵人的名單很長。
新左派試圖取消西方文化經典課程，首當其衝的就是莎士比亞。在美國，一些人將莎士比亞看作被用於建立歐洲中心主義的勢力，以及反對各種少數群體合法的文化追求（反猶主義者、男權中心主義者等），其中包括現在已很難被稱為少數群體的學院派女性主義者們。新左派對莎士比亞的仇恨，是對正常、真實、永不完美的人性的仇恨。他們仇恨無損於莎士比亞作品的魅力——他們那詰屈聱牙、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沒有生命力，無法接近文學的本質。
哈羅德·布魯姆是莎士比亞最偉大的辯護者之一。他認為，所有西方經典所能帶給人的，是對自身孤獨的恰當使用，而孤獨的最終形式是與自己的有限生命的照面。西方經典的核心是莎士比亞，「我們所認識的最偉大作家」。莎士比亞是英美秩序和英美文明的大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塊最美的拼圖，只要人性不變，莎士比亞就將永存。
斯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的名著《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首次出版於1927年，書中選取了歷史長河中14個「星光時刻」，為平凡人的激情奉上讚歌，向偉大人物抗爭命運時的堅強信念致敬，並給黯然隕落的失敗者以應有的尊嚴，因為在人類歷史的夜幕上，他們才是恆久閃耀的群星，正如作者所說：「我想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這樣稱呼那些時刻，是因為它們宛若星辰一般永遠散射著光輝，普照著暫時的黑夜。」
……
在我選擇的人物中，最能代表英國人的作家、學者和科學家有：莎士比亞（Wiliam Shakespeare）、牛頓（Isaac Newton）、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瓦特（James Watt）、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等人。我走訪了他們的墓地、故居、紀念碑和紀念館，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文辭、思想與觀念已然融入世世代代英國人的血液與心靈之中，甚至成為英國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列顛群星閃耀時》自序：英國人，「英國秩序」與「英國治世」〉
閱讀及分享余杰的《不列顛群星閃耀時》。
誠如在余杰在文章中所述，他最初從英美文學轉而喜歡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之後再回到英美文學；又如同他引述美國文學史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的評論，莎士比亞是他肯認的世界文學經典的中心。
以下挑選〈莎士比亞：即便我身處果殼之中，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這個章節摘要分享。
又，文章中提及「弗洛伊德對莎士比亞充滿嫉恨……」，個人暫且保留這個說法。
書名：不列顛群星閃耀時
作者：余杰
出版社：主流出版
出版日期：2023/0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65367
內容簡介
作者走訪不列顛群島，在不同的地點得到不同的啟發，並從歷史上的顯赫人物之生平獲得靈感，借古諷今。當中有國王及女王、有思想家伯克及政治家邱吉爾，有銀行家沃伯格，有大文豪莎士比亞及狄更斯，有科學家牛頓，有護理界先驅南丁格爾，每一位都是形塑不列顛文化的關鍵人物。讀者彷彿進入歷史長廊，感受群島上人民的艱辛及喜悅。——梁文韜
【Excerpt】
〈莎士比亞：即便我身處果殼之中，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
1594年，倫敦瘟疫減退，劇院開始解禁，莎士比亞入股宮廷大臣劇團，既當編劇也參與演出，進入其戲劇創作的黃金時期，一步步走向輝煌的高峰。三年後，倫敦落成第一個供專業劇團演出的劇場，莎士比亞創作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仲夏夜之夢》、《約翰王》、《威尼斯商人》、《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等劇本均在此演出，深受觀眾歡迎。教區牧師兼作家米爾斯（Francis Meres）將他從一群英國作家選出來，認為他在喜劇和悲劇兩方面均是「最佳的」。莎士比亞去世後僅一兩百年，其作品就成為英國文學排名第一的典範，彌爾頓稱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具有「深刻感人的神諭」的「無價之書」。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更指出，莎士比亞處於西方正典的中心，他設立了文學的標準和限度。莎士比亞成了英國的國寶，邱吉爾曾經說過：「我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
[英國歷史上最神秘的文豪]
莎士比亞是四百多年前的人物，但其生平資料卻比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少得可憐。歷史學家羅伊·史壯（Roy Strong）認為，莎士比亞是佔據了歷史重要篇章卻不留下任何訊息的神秘人物之一，「莎士比亞生活的平淡無奇與他戲劇的超凡魅力形成了驚人的對比」。
……
[這隻鳥在為誰歌唱？為何歌唱？]
我少年時代即熟讀莎士比亞作品，讀的是朱生豪譯本，文辭華美，猶如希臘羅馬神殿之堂皇巍峨，後來又讀到梁實秋的譯本，梁譯或許更準確，卻太過拘泥及充滿學究氣。
18歲，我進入充滿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大學年代，覺得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英國文學（以及美國文學）不慍不火，轉而喜歡充滿宏大敘事、風格崇高壯闊的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尤其喜歡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雨果和司湯達。再後來，當我成為基督徒，對基督教色彩強烈的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更如醉如癡。但與此同時，我心中始終有一個疑惑：為什麼文學成就如此之高的俄國和法國，偏偏未能建立起一套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的穩定的憲制呢？為什麼偏偏是文學風格低調內斂、更貼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瑣事的英美，卻走上了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和憲制的坦途？
又過了很多年，我不再是初信時的狂熱和偏狹，也不再將文學當做宣教工具，更是從聖經中看到既複雜又庸常、既卑微又幽暗的人性。我不再崇拜聖人，更沒了成為聖徒的虛妄的雄心壯志。我的文學趣味自然而然從俄國文學和法國文學回到英美文學，我再一次重讀莎士比亞，「聽見樹林的呢喃、發現溪流中的知識」，讀出了跟少年時代不一樣的味道。如同辛棄疾《醜奴兒》中之感嘆：「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也如同蔣捷《虞美人》中之感嘆：「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要有相當的人生閱歷，才讀得懂和喜歡讀莎劇。莎劇超越時代、語種、文化和國族。即便吹毛求疵的繆塞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也承認：「莎士比亞凌駕於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現代作家，他是自然的詩人，為他的讀者舉起了一面生活和世態的忠實鏡子。」美國文學史家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指出，莎士比亞是一種世界性經典雛形的中心，而不是僅僅屬於西方或東方，更別提歐洲中心論了。在文學力量方面，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唯一可以跟《聖經》匹比的。莎士比亞無可取代，即使古今少數堪與他作對或者與他為伴的戲劇家也無法取代。他追問道：如今有什麼作品能媲美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正如喬伊斯所坦承的，即使但丁也缺乏莎士比亞的豐富多彩。這意味著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是寓意無盡的，也意味著莎士比亞的38部戲劇再加上14行詩組成了一部《俗曲》，遠比但丁的《神曲》更恢弘，也更清晰地擺脫了但丁的神學寓言。
莎士比亞之後的每一個作家都從其作品中汲取靈感，比如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語作家歐威爾。莎士比亞的《麥克白》和《李爾王》揭示了權力的殘忍與滅絕人性，這也是歐威爾在《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中深刻洞察的主題。在莎士比亞筆下，就連《李爾王》中那三個無名的刺客都是有人性的：三個僕人見證了葛洛斯特雙眼被挖出的那一幕，這是戲劇舞台上最殘忍的一幕，三名僕人展現了普通人的恐懼感。僕人甲試圖阻止他們挖出葛洛斯特的眼睛，但是被對方從背後刺死了。其他兩個僕人在這一幕的結尾處出現，僕人丙說出第三幕最後三句台詞：「我去拿些麻布和蛋白來，敷在他流血的臉上。願上帝保佑他！」在歐威爾時代的極權世界，這種形式的反抗或同情是不可想像的。在史達林統治的蘇聯和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連家人都必須跟被歸入「人民公敵」的親人決裂，加入到揭發和批判親人的行列中，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曾發瘋了般地高呼打倒他們父親的口號。而當代中國最優秀的劇作家之一的老舍，命運比被挖掉眼睛的葛洛斯特更悲慘——他遭受紅衛兵毒打之後，沒有人幫他包裹傷口，他的妻子和孩子將他拒之於門外，他只能用自殺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而不是做出最後的反抗。
然而，1962年，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導演布魯克在排演半個世紀中排得最好的一場《李爾王》時，在一片爭議中，刪去僕人丙的這幾句台詞，也刪去本幕結尾處的仁慈和希望。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偉人的遺囑通常都會遭到背叛；當年，莎士比亞留下遺囑焚毀他所有的手稿，但其朋友和出版人沒有這樣做——這不是背叛，真正的背叛是像布魯克那樣堂而皇之地篡改經典，使之「與時俱進」。對此，作家瑪格利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哀歎：「歷史證明，人類正在走向歐威爾描述的那種人性的喪失，而逐步遠離莎士比亞戲劇中人性的復甦。」
被刪去的那幾句台詞也是歐威爾的心聲。《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溫斯頓與後來背叛他的情人裘麗亞第一次幽會時，聽到一段驚人而美妙的鳥鳴。溫斯頓對此浮想聯翩：「這隻鳥在為誰歌唱？為何歌唱？」溫斯頓所要捍衛的是，不僅是自由飛翔的鳥兒，還有在《一九八四》的世界中，書店裡不再出售、圖書館裡也不再借閱的莎士比亞的著作——「就連這也是屬於過去那個時代的。溫斯頓醒來時說著『莎士比亞』這個詞」——在這裡，莎士比亞成為溫斯頓和歐威爾共同珍視而又害怕失去的精神遺產。
多年以後，中國獨裁者習近平在訪問英國時，死皮賴臉地爭取到乘坐英國王室黃金馬車的殊榮。他在英國女王面前再次背書單，名列其書單之首的是莎士比亞。但實際上，他在延安鄉下當知青時不可能讀到當時已成禁書的莎士比亞著作中譯本。英國女王出於禮貌，送給習近平一本莎士比亞的詩集，其實是嘲諷這個「非常粗魯」的野蠻人讀不懂莎士比亞。女王在宴請這個倪匡所說的「會使用刀叉的食人族」時，特別選用了一瓶1989年份的紅酒，以此暗示英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雖然女王在國宴上沒說半句和人權有關的言論，這瓶紅酒卻成為媒體最矚目的焦點，讓自認不可一世的習近平灰頭土臉。
……
[他們仇恨莎士比亞，就是仇恨我們對人性的熱愛]
有了經典，必然有企圖顛覆經典的人—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解構大師」是偽大師的成名捷徑。莎士比亞無意與他人為敵，卻無法迴避後世的敵人。
莎士比亞的第一個敵人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認為，莎士比亞不是一個來自小鎮的平庸之輩，而是一個謎一樣的有權力的貴族，經過其看似科學的「精神分析」，真正的莎士比亞是牛津伯爵。弗洛伊德以此實現了對莎士比亞的顛覆。弗洛伊德為何對莎士比亞充滿嫉恨？
若是對弗洛伊德本人來一次精神分析，就真相大白：莎士比亞是比弗洛伊德早數百年的心理學大師，通過發現心理活動發明了精神分析，戳穿了弗洛伊德「我發現了精神分析，因為此前並無文獻記載」之謊言。有了莎士比亞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如同孩童的把戲。莎士比亞極大地損傷了弗洛伊德的原創性，令他的面具被揭開並受到羞辱。所以，當「莎士比亞是一個冒名頂替者」的說法帶來報復的機會時，弗洛伊德的嫉妒心得到了發洩。從理性的角度看，這種仇恨無損於莎士比亞的偉大。
莎士比亞的第二個敵人是托爾斯泰。哈羅德·布魯姆評論說：「莎士比亞對於世界文學，正如哈姆雷特對於文學人物的想像領域；一種四下蔓延又不可限制的精神。一種脫離教條和簡單化道德的自由就成了精神自由揮灑的必要因素，雖然這種自由使約翰遜博士感到不安，並讓托爾斯泰義憤不已。」托爾斯泰專門寫了一本小冊子，譴責莎士比亞的作品主題充斥著最低劣和最鄙俗的生活觀念，更譴責莎士比亞「不僅抛棄了一切宗教，也抛棄了改善現存秩序的人道努力」。
……
莎士比亞的第三批敵人，是充斥當代西方名校的新左派文科教授們。1985年，蘇塞克（Sussex）大學的多利莫爾（Jonathan Dollimore）和辛菲爾德（Alan Sinfield）編著了一本名為《政治意義上的莎士比亞》（Political Shakespeare）的論文集，他們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只是右派的政治宣傳品，並沒有太高的文學價值，莎士比亞對人性的洞察並不比其他人更「根本」、「深刻」或「超越時代」，因此應該被剝奪英國文學奠基石的地位。該書在大學課堂上頗受歡迎，很快地就再刷三次。有一位評論家寫道：「一位保守的評論家可能會驚恐地得出結論，莎士比亞已經死於一種學術愛滋病，他的免疫系統已被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符號學、後結構主義和精神分析批評悲慘地破壞掉了。」莎士比亞敵人的名單很長。
新左派試圖取消西方文化經典課程，首當其衝的就是莎士比亞。在美國，一些人將莎士比亞看作被用於建立歐洲中心主義的勢力，以及反對各種少數群體合法的文化追求（反猶主義者、男權中心主義者等），其中包括現在已很難被稱為少數群體的學院派女性主義者們。新左派對莎士比亞的仇恨，是對正常、真實、永不完美的人性的仇恨。他們仇恨無損於莎士比亞作品的魅力——他們那詰屈聱牙、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沒有生命力，無法接近文學的本質。
哈羅德·布魯姆是莎士比亞最偉大的辯護者之一。他認為，所有西方經典所能帶給人的，是對自身孤獨的恰當使用，而孤獨的最終形式是與自己的有限生命的照面。西方經典的核心是莎士比亞，「我們所認識的最偉大作家」。莎士比亞是英美秩序和英美文明的大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塊最美的拼圖，只要人性不變，莎士比亞就將永存。